我的世界觀 · 第一部 我的世界觀

我未來的計劃 這是1895年16歲的愛因斯坦在阿勞上中學補習班時，用不太完美的法語寫的課堂作業，題為《我未來的計劃》（Mes Projets d』Avenir）。 除了課堂作業外，這是目前找到的愛因斯坦最早寫就的文章，其中表達了少年愛因斯坦的遠大志向。我們看到，愛因斯坦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既定目標發展的。 此外，法語也成為他所掌握的少數幾門外語中最熟練的語言。在聽眾不能聽懂德文（他的母語）時，他一般選擇用法語發表演講或進行對話。 一個幸福的人對現在感到太滿意，就不可能對未來思考太多。另外，年輕人喜歡投身於大膽的計劃。而對一個嚴肅認真的青年來說，對自己所渴望的目標形成儘可能明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運氣好，能通過考試，我將前往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就讀。我會在那裡學4年數學和物理學。我想成為自然科學分支專業的一名老師，我會選擇其中的理論部分。 促使我制訂這個計劃的是這樣一些理由：首先，是因為我個人傾向於抽象思維和數學思維，缺乏想像力和實踐能力。我的願望也啟發我下了同樣的決心。人們總是喜歡做他具有天賦的事情，這是十分自然的。其次，科學事業存在一定的獨立性，那正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愛因斯坦與德國和猶太人的關係十分微妙。在「一戰」結束後的1922年3月8日以及4月6日至4月10日，他曾兩次出訪巴黎。作為最知名的德國猶太人，他遭受了來自極右翼的攻擊。在他出訪巴黎差不多一年後的1923年3月，當時剛剛興起的「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在慕尼黑舉行會議，會上有人多次指責愛因斯坦在巴黎期間，「為博得法國聽眾的喜愛而否認了」自己的「德國血統」。為此，感到事情嚴重的「德意志猶太復國主義協會」委託秘書處負責人貝蒂·弗蘭肯斯坦因（Betty Frankenstein，1882—1960）在愛因斯坦44歲生日當天，專門給愛因斯坦寫信：「我們認為您最好能否認這個有傾向性的報道。如果您能寄一份正式闢謠聲明讓我們去發布的話，我們將很感激。」為此，愛因斯坦在1923年3月23日給出了如下回復。 我剛剛旅行回來，就馬上回復您本月14日的來信。我授權您以下面的方式發表正式闢謠聲明： 不管是在巴黎，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沒有否認過我出生在烏爾姆，是一對德國父母的兒子，而我是通過移居瑞士才成為瑞士公民的。另外我還保證，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我的世界觀 關於本文，位於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圖書館的愛因斯坦檔案館（Albert Einstein Archives）有三封內容相同的文件。其中一份為原始手稿，編號為[29—028]，另兩份為列印稿，編號分別為[29—029]和[29—030]。 本文原文為德文，寫於1929年夏天。當時，愛因斯坦身處柏林郊外卡普特（Caputh）的消夏小屋，在享受寧靜的同時，總結了自己的世界觀。最初的版本曾以《我所見的世界》（Wie ich die Welt siehe）為題發表過多次，最著名的是在《我的世界觀》和《觀念與見解》中；英譯本首次登載於1931年紐約出版的《當代哲學》（Living Philosophies）叢書第13卷，3～7頁（New York: Simon Schuster）。後來又出現了眾多英譯本。其中較有影響的英譯本為《觀念與見解》一書中的譯文：「我眼中的世界。」 1932年，由德國人權聯盟發行的一張錄音唱片中，愛因斯坦朗讀了一篇名為《我的信條》（Mein Glaubensbekenntnis）的文章，其內容與本文相比只有細微差別。基於本文的英譯文發表在《論壇與世紀》（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0年10月出版）第4期，193～194頁，取名《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後來又收錄於戴維·E.羅韋和羅伯特·舒爾曼合編的《愛因斯坦論政治》（226～230頁）。 正是這篇文章讓愛因斯坦悲天憫人的智者形象深入人心，因而也成為愛因斯坦最常被引用的文章之一。 我們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只是匆匆過客。目的何在，無人清楚，雖然人們有時自認為有所感悟。不用做過深的思考，僅從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為其他人而活著的——首先是為了那些人，他們的歡樂與安康與我們自身的幸福息息相關；其次是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紐帶將他們的命運與我們聯繫在一起。我每天都會無數次意識到，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勞動成果之上，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對於我已經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須竭盡全力做出相應的回報。我渴望過簡樸的生活，常常為自己過多地享用他人的勞動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認為社會的階級劃分是合理的，歸根結底是靠強制手段維繫的。我還相信，簡樸而平易的生活，對每個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認為，在哲學意義上，人類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每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制於外在壓力，還受限於內在需求。叔本華說過：「人雖然可以為所欲為，但卻不能得償所願。」 從青年時代起，這句話就讓我深受啟發。每當自己或他人經歷種種磨難時，這句話總能給我帶來慰藉，成為無窮無盡的寬容的源泉。幸運的是，這種認識不僅能緩解那種讓人感到無能為力的責任感，也能防止我們過於嚴苛地對待自己和他人。這導致了一種人生觀，其中，幽默尤其應該占有一席之地。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探究一個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創造物存在的意義或目的，對我來說，似乎總是愚蠢的。然而，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些理想決定了他的奮鬥目標和判斷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從未將安逸和享樂視為終極目標（我把這種倫理準則稱為豬群的理想）。一直以來，對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斷給我勇氣，讓我欣然面對人生。如果沒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專注於探索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研究領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話，生命對我而言就毫無意義。從兒時起，人們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標——財產、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顧。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然而卻又明顯地缺乏與他人和社會的直接接觸，這兩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係，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避免讓自己內心的平衡置於這樣一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讓每個人都得到應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應該成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卻受到了過多的讚美和尊敬，儘管這既不是我的過錯，也不是我的功勞。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許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綿薄之力並經過艱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數觀念的緣故。我很清楚，任何一個組織若想實現既定目標，都必須有一個人來思考、指揮，並承擔起大部分責任。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受到脅迫，他們應該有權選擇他們的領導人。我確信，專制的獨裁制度很快就會衰敗，因為暴力總會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來，天才的暴君往往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亘古不變的規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強烈反對我們如今在義大利和俄國看到的那種制度。而使現今在歐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質疑的，不是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現行的制度讓各國政府首腦缺乏穩定性，以及選舉制度的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認為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方法。他們選舉出一個有合理任期的總統，並授予充分的權力，使其能真正履行職責。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們的政治制度 中，當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濟時，國家能給予個人很大程度的關懷。在我看來，驅動我們人類向前的東西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是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情感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貴，而隨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覺上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隨大流的群體行為中最惡劣的結果，就是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隨著軍樂揚揚得意地行進在列隊中，就足以讓我鄙視他了。他能有大腦肯定是個錯誤，因為對他來說只要有脊髓就夠了。這種文明的污點應該被儘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義、無謂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稱愛國主義的可憎蠢行，都讓我深惡痛絕。戰爭對我來說，是何等的卑鄙無恥；我寧願被撕成碎片，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惡的勾當。不過，我還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為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學校和媒體之手，系統地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理智的話，這種可怕的事情早就應該銷聲匿跡了。 我們可以體驗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難以理解的神秘之物。這種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搖籃。誰要是不了解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誰要是不再感到驚訝，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無光。正是因為這種摻雜了恐懼的神秘體驗，宗教產生了。我們認識到有某種東西是我們無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種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懷 。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一個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懷的人。我無法想像，有這樣一個造物主，他會對自己所造之物進行獎懲，並且具有我們自己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我無法也不願去想像一個人在肉體死後還能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無論是出於恐懼還是可笑的唯我論，繼續懷有此類想法吧。對我而言，能夠察覺生命和意識的永恆奧秘，了解現實世界的神奇結構，並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領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來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極小的部分，便也心滿意足了。 愛因斯坦此處的原文為「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與叔本華的原話「Der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Er kann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稍有不同。——編譯者注 本文寫於1930年，這裡指的是德國。——編譯者注 此處德文版為religiosität。按照《杜登德文詞典》對此詞的解釋，也可譯為「宗教性」「宗教態度」「篤信」「虔敬」「虔誠」等。本書中採用「宗教情懷」這一譯法。——編譯者注 論生命的意義 本文來源不詳。愛因斯坦檔案編號：[36—797]。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人類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或者總體而言，一切生物的生命意義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要有宗教情懷。你可能會問：那麼，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的回答是：凡將其自身的生命及同類的生命視作無意義的人，不僅是不幸的，而且幾乎不適於生存。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 本文來源不詳。愛因斯坦檔案編號：[93—790]。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取決於他在何種程度與何種意義上實現自我的解放。 論財富 本文是1932年12月9日愛因斯坦給維也納《彩色周刊》（Die Bunte Woche）的編輯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Julius Braunthal，1891—1972）的回信。布勞恩塔爾是奧地利出生的猶太歷史學家、雜誌編輯和政治活動家。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21.1]。 我堅信，世界上的財富無法促進人類發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達到此目標的人手中也無濟於事。唯有以偉大而純潔的人物為榜樣，才能引發高尚的思想和行為的產生。金錢只能滋生人們的自私自利，並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濫用。 誰能想像摩西、耶穌或者甘地像卡耐基 那樣腰纏萬貫呢？ 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出生於蘇格蘭的美國「鋼鐵大王」。他經過艱苦奮鬥，成為世界首富。在功成名就之後，他幾乎將全部財富捐給了社會。——編譯者注 共同體與個人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2年寫給德裔美國詩人、作家、出版家喬治·S.菲爾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菲爾埃克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12歲時隨父親移居美國。1933年前，他因詩歌聞名，曾公開稱讚過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也採訪過還未得勢的希特勒。「二戰」期間，他是美國著名的「希特勒支持者」。後因違反《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而被起訴，被判入獄（1942—1947）。出獄後，他發表了監獄生活回憶錄《混在野獸中的人》（Men Into Beasts）。因他有爭議的身份，無論德文版還是英文版的《我的世界觀》，均未提及本文的來歷。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06]。 本文的德文版標題為《共同體與個性》（Gemeinschaft und Persönlichkeit），英文譯為《社會與個性》（Society and Personality）。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曾嚴格地將「共同體」與「社會」區分開來。按照滕尼斯的說法，「共同體」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例如家庭、宗族等；它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或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係等）里實現。與此相反，「社會」產生於眾多個人思想和行為的有計劃協調，是一種有目的的聯合體。「社會」也是一種「人的群體」，人們像在共同體裡一樣，以和平的方式共處，但彼此之間不是相互結合，而基本上是各自獨立的。「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社會的類型晚於共同體的類型。」「在近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裡，社會的類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現。」 當我們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時，很快就能察覺到，我們幾乎所有的行動和願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關。同時也注意到，我們的生活跟群居動物十分相似。我們吃別人生產的食物，穿別人製作的衣服，住別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識和信念也都是通過別人創造的語言，由別人傳授給我們的。如果沒有語言，我們的智力水平將會貧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動物沒什麼兩樣。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勝過動物之處，在於我們生活在人類共同體中。如果一個人從出生起就離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獸性將會達到何種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他是一個個體，而在於他是偉大人類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從出生到死亡，共同體都將主導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個人對共同體的價值主要取決於他的情感、思想和行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共同體中其他人的生存條件。我們說他是好是壞，就是以他在這方面的態度為判斷依據的。乍看之下，我們對一個人的評價似乎完全是以他的社會特徵為依據的。 然而，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顯而易見，我們從社會中接受的所有物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無數時代中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個人取得的。有人發明了火的使用，有人發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發明了蒸汽機。 只有個人才能夠思考，從而為社會創造新的價值，甚至還能為共同體生活建立應遵守的新的道德標準。沒有能夠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社會的更高發展是很難想像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體這片土壤，個人的個性發展是不可想像的一樣。 因此，一個健康的社會與其內在的社會關係相關，也與個人的獨立性相關。有人曾不無道理地說過，一般意義上的希臘—歐洲—美洲文化，尤其是曾結束中世紀歐洲停滯不前狀況、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燦爛綻放的文化，就是基於個人的解放和個人的相對孤寂。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我們目前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共同體進展如何，傑出人物的狀況又如何。較之從前，高度文明的國家的人口太過密集了；今天歐洲容納的人口大約是100年前的3倍。但是，傑出人物所占比例卻不相稱地減少了。只有為數很少的一部分人，通過個人的創造性成就被大眾所熟知。在某種程度上，組織機構已取代了傑出人物從前所處的地位，尤其是在技術領域，科學領域也能明顯地感覺到這種變化。 傑出人才的缺乏，在藝術領域尤為明顯。繪畫和音樂已經明顯退化了，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公眾的吸引力。在政治領域，不僅僅是缺乏領袖人物，公民在精神上的獨立性以及正義感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以這種獨立性為前提條件的民主議會機構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困境。由於人的尊嚴和個體的權利已不再得到足夠重視，獨裁統治迅速湧現並且得到容忍。兩周之內，任何一個國家喪失判斷力的民眾都能被報紙煽動到群情激奮的狀態，男人們準備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卑鄙目的，去當兵殺人和被殺。在我看來，義務兵役制是個人缺乏尊嚴的恥辱症狀，它折磨著我們今天已開化的人類。因此有不少預言家預測，我們的文明不久就將走下坡路。我不屬於這類悲觀論者，而是相信一個更好的未來。下面，我將簡述我有這種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來，目前的衰落症狀基於如下事實：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加劇了個體的生存競爭能力，嚴重損害了個體的自由發展。而且，技術的發展意味著，為滿足社會需求，要藉助的個人勞動將越來越少。因此，有計劃的分工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樣的分工將使個人在物質上得到保障。有了這種保障，再加上留給個人支配的自由時間和精力，就有助於個性的發展。在這種方式下，共同體得以恢復健康，而且我們希望，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將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弊病解釋為一個懷有遠大抱負的人類社會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進程過快所致。 此處內容參見（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編譯者注 國家與個人良知 1949年9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哈弗福德（Haverford），一個全新的，主要由工程師、技術人員、自然科學家和醫生構成的「科學的社會責任協會」（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成立了。它完全按照民主原則建立，致力於構建一個和平的、人道的社會。該協會的成員大多數是貴格會教徒，他們精力充沛地從事慈善、熱心致力於和平事業的行為受到愛因斯坦的高度評價。這是愛因斯坦加入「科學的社會責任協會」後，1950年7月19日寫給該協會的公開信，發表於1950年12月22日出版的《科學》（Science）周刊第112卷第760頁。德文版略去了正文前面的內容。 親愛的科學家同行們： 這是一個亘古至今的問題：如果國家規定一個人的行為，社會期待他採取一種態度，他自己的良知卻認為這些是錯誤的，他應該如何表現？ 答案很明顯：你完全依賴於你所生活的社會，因此必須讓自己受其規則的支配。你不能為那些在不可抗拒的強迫下所做出的行為負責。 人們很容易就會發現，這種觀點同我們的正義感矛盾到了何種程度。外在的強制在某種意義上只能減輕但不能消除個人的責任。在紐倫堡審判 中，這種立場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的制度、法律和習俗中重要的道德價值，都來自無數個人的正義感的表現。除非受到個人責任感的支持與擔當，否則機構在道德上無能為力。 任何為喚醒和支持個體的道德責任感所做的努力，都是對全人類的重要貢獻。 在我們的時代，自然科學界的代表 和工程師肩負一種特別重大的道德責任，因為軍事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發屬於他們的研究領域。因此，我認為建立「科學的社會責任協會」符合實際需要。通過問題討論，該協會易於讓個人對他選擇的道路做出獨立的判斷。此外，當他們因遵循良知行事而面臨困難處境時，相互幫助是極其重要的。 紐倫堡審判（Nürnberger Prozesse）指的是「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0月1日，由戰勝國對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領袖進行的數十次軍事審判。由於審判主要在德國紐倫堡進行，故總稱為紐倫堡審判。在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審判中，堅持了六條國際法原則。其中，原則一和原則四明確表明個人不能因外在的壓力免責。原則一：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承擔個人責任，並因此應受懲罰。原則四：依據政府或其上級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夠進行道德選擇的話，不能免除其國際法上的責任。——編譯者注 此處的德文為「…den Vertretern der Naturwissenschaften」，而不是「Wissenschaftler」（科學家），指除了真正做科學研究的以外，還有其他與自然科學有關的人。——編譯者注 善與惡 本文寫作年代不詳，很可能是發給美國辛辛那提的銀行家西蒙·庫恩（Simon Kuhn，1857—1919）的遺孀，社區領袖、慈善家塞提·斯沃特·庫恩（Setty Swarts Kuhn，1868—1952）的一封電報。從目前保留下來的檔案看，隱約可見1931字樣。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 [88—248]。 最受愛戴的人應該是那些對於改善人類和人類生活最有貢獻的人。這在原則上講應該是對的。但是，如果你進一步問這類人是誰，就會遇到不小的麻煩。對於政治領袖，甚至宗教領袖，他們究竟是為善多還是作惡多，向來難以定論。因此我非常真誠地相信，為社會大眾提供最好服務的人，是為大眾提供可以用來自我升華的工作，從而間接使人臻於完善的人。這首先適用於偉大的藝術家，其次也適用於科學家 。無疑，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並豐富其內在本質的，並非研究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動力，是那種創造性和感受性的腦力勞動。因此，如果以知識成果來評判《塔木德》 本身的價值，那將是荒誕不經的！ 德文版此處用的是Forscher，泛指在某一領域進行研究的人，可譯為「研究者」「學者」。英譯本中此處用的是scientist，對應於「自然科學家」（naturwissenschaftler）。——編譯者注 猶太教法典《塔木德》（Talmud）是猶太教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它由兩部分組成，即《米書拿》（Mischna）和《革馬拉》（Gemara）。現存兩個版本：巴比倫《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希伯來語《塔木德》，也稱巴勒斯坦《塔木德》）。《塔木德》內容龐雜，雖不是百科全書，卻包羅萬象。它涉及宗教、律法、民俗、倫理、醫學和迷信等大的方面，也有具體到起居、飲食、洗浴、穿衣和睡眠等小的方面。它本身並不包含經文，但顯示了這些規則是如何在拉比們的實踐和日常生活中被理解和解釋的，是猶太智慧的源泉。——編譯者注 宗教與科學 儘管愛因斯坦經常閱讀《聖經》，也談論上帝，但他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毫無疑問，他也強調宗教在道德和利他主義層面的作用。「人類有各種理由將高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告者們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 這篇文章最初是用德文寫成，發表於1930年11月11日《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有趣的是，它的英文版比德文版早兩天，於1930年11月9日發表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這裡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同時參考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人類所做的和所想的一切都與滿足情感需求和抑制痛苦有關。如果人們試圖理解精神活動及其發展，就必須牢記這一點。情感和渴望是人類一切努力和創造的動力，儘管後者可能會以非常崇高的形式呈現。那麼，是怎樣的情感和需求引領人們的宗教思想以及廣義上的信仰呢？如果我們思考這個問題，便能很快發現，在宗教思想和經驗的搖籃里，有許多不同的情感。在原始人那裡，主要是因為恐懼，才喚起了宗教的觀念。這些恐懼包括對飢餓的恐懼、對野獸的恐懼、對疾病的恐懼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由於在這一生存階段，人們對因果關係的理解通常很低，所以在人類的心裡造出一些或多或少與自身相似的虛幻物來，並認為他們害怕的那些事情的發生取決於這些虛幻物的意志和行為。因此，人們試圖通過世代相傳的祭祀活動來取悅這些虛幻物，撫慰它們或者讓它們對人類產生好感。在這個意義上，我稱它為「恐懼宗教」（Furcht-Religion）。這類宗教，儘管不是由某個人創造的，但是一個特殊的祭司階層已經形成，因而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祭司階層充當了人與人所怕之物之間溝通的調解者，並以此建立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通常情況下，那些依賴於其他因素得以掌權的首領、統治者或者特權階層，為了鞏固其世俗權力，就把這種權力同祭司階層的職能結合起來。要不就是政治權力的統治者和祭司階層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結盟。 宗教形成的第二個來源是社會情緒。無論父親和母親，還是較大的人類共同體的領袖們都不免一死和犯錯。人們對指引、關愛與幫助的渴望促成了社會的或道德的上帝概念的形成。這位執掌天意的上帝，擔當保護、決斷、獎賞和懲罰的職責。上帝按照人類所處的不同層次，來愛護和撫育部落的生命或人類的生命，甚或生命本身。他是人在遭遇不幸和願望未能達成時的安慰者，是死者靈魂的保護者。這就是社會的或道德的上帝概念。 從猶太民族的神聖典籍中可以很好地看到從恐懼宗教到道德宗教的發展。在《新約》中，這一發展得以延續。所有文明民族的宗教，尤其是東方民族的宗教，主要是道德宗教。從恐懼宗教到道德宗教的轉變是人類生活發展歷程中的一大進步。人們必須杜絕這樣的偏見，即認為原始人的宗教完全是恐懼宗教，文明人的宗教就一定是道德宗教。事實上，所有時期的宗教都是混合型的，只不過在較高級的社會生活中，道德宗教占主導地位。 所有這些類型的宗教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上帝概念擬人化特徵。通常只有那些精神上非常富有的個人 或出身高貴的團體才能超越這一宗教體驗階段，得到實質性的提升。此外，還存在第三階段的宗教體驗，儘管鮮有完全純粹的形式。我想將其稱作宇宙宗教情懷 。要和沒有一點兒這種情懷的人解釋清楚這種感受，是很困難的，特別是這裡沒有任何相對應的人格化的上帝概念。 有些人感覺到人類的願望和目的毫無意義，而自然界和思維世界卻顯露出崇高與奇妙的秩序。個人的存在給他的感受如同監獄一般，他想將宇宙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意義的整體去體驗。這種宇宙宗教情懷在人類早期的發展階段已現端倪，比如在大衛的《詩篇》 以及一些先知那裡。佛教中包含的這種宇宙宗教情懷的成分更強烈，這一點可以從叔本華的美妙文章中感受得到。 各個時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如此傑出，是因為具有這種宗教情懷。這種情懷既不知道什麼是教條，也不知道以人為形象塑造出的上帝，因此也不可能有以宇宙宗教情懷為核心教義基礎的教派。因此，在每一個時代的異教徒中，我們倒可以找到那些充滿這種最高宗教情懷的人。許多時候，他們被同時代的人視為無神論者，有時也被視為聖人。從這個觀點來看，德謨克利特、亞西西的方濟各 和斯賓諾莎這樣的人彼此都很相近。 這種宇宙宗教情懷既提不出明確的上帝概念，也沒有神學，如何實現這種信仰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承呢？在我看來，喚醒能夠接受它的人心中的這種情感並使其保持活力，是藝術和科學最重要的功能。 因此，關於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我們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看法。從歷史上看，人們總是傾向於將宗教和科學視為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原因很簡單。對於任何一個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來說，下面的想法，即存在一個能夠干預世界事件進程的存在物，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必須假設他對因果律假說持有真正嚴肅的態度。他不需要恐懼宗教，也不需要社會或道德宗教。對他而言，一個有賞有罰的上帝是難以想像的，因為人的行為活動取決於外在和內在的必然，因而在上帝眼中，他就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同一個無生命物體不能對它的行為負責一樣。有人因此指責科學，稱其有損於道德，但是，這樣的指責是不公正的。一個人的道德舉止應該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和社會關係及社會需求上，不需要任何宗教基礎。如果一個人僅僅因害怕受到懲罰或是希望死後得到獎賞而約束行為，那的確是太可悲了。 由此就很容易理解，教會為何一直反對科學，並迫害科學的跟隨者。另外，我斷定，宇宙宗教情懷是科學研究最強烈和最高尚的推動力。只有那些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他們的獻身精神——要是沒有這種獻身精神，就不能取得理論科學上的開創性成就——的人，才會從中理解這種情感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才能驅動他們做出那些遠離直接現實生活的工作。為了弄清楚天體力學的機制，克卜勒和牛頓投入了多年孤獨的研究，他們對世界構造的理性——只不過是理性在世界上的一點兒微弱反映——的信念是多麼深信不疑，要了解它的渴望又是多麼熱切！那些主要從實際結果來認識科學研究的人，對於下面這些人的精神狀態不能給予正確的認識：他們身處同時代人的懷疑中，卻為遍布世界各地、身處各個世紀的志同道合者指明道路。只有那些也獻身於相同目標的人，才能深切領會到究竟是什麼在激勵著這些人，給予他們力量，使他們無論遭受多少失敗，都會選擇矢志不渝地忠於自己的目標。給人以這種力量的正是宇宙宗教情懷。當代有人說的不無道理：在我們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只有嚴肅的科學研究者 才是唯一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 此處在德文原稿里，用的是「只有那些特別富有的個人」（nur besonders reiche Individuen），而在兩個主要的英譯本中，此處分別為only individuals of exceptional endowments和only exceptionally gifted individuals。前者用reiche，並沒有專門指物質上的富有，是精神上的富有；英譯本可譯為「那些特別有天賦的個人」。考慮到兩個英譯本的影響，這裡加了「精神上」三個字。——編譯者注 此處德文為komische Religiosität。——編譯者注 大衛的《詩篇》（Psalm），是《聖經·舊約》中《詩篇》的一種方便說法。《詩篇》共150篇，其中註明是大衛所作的有73篇。——編譯者注 方濟各（Franziskus von Assisi，1182—1226），出生於義大利亞西西（Assisi），方濟各會的創辦者。方濟各會（Ordo Fratrum Minorum，拉丁文意為「小兄弟會」）是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因其會士著灰色會服，故又稱灰衣修士。1209年，方濟各得到教皇英諾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該會；1223年，教皇洪諾留三世批准其會規。托缽修會規定會士必須家貧，不置恆產，以托缽乞食為生。他們雲遊四方，活動在社會各個階層。方濟各會提倡過清貧生活，托缽行乞。他們效忠教皇，反對異端。——編譯者注 在德文版中，此處用的是Forscher。——編譯者注 科學研究的宗教情懷 本文寫作時間不詳。它曾發表於《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和《猶太新聞中心》（Jüdische Pressezentrale）。愛因斯坦檔案編號[72—459]，共有6頁手稿。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在思想深邃的科學家之列，您很難找到一個沒有宗教情懷的人。但是，這種宗教情懷與常人 的宗教情懷不同。對於凡夫俗子而言，人們一方面希望得到上帝的關愛，另一方面又害怕受到他的懲罰；這種感覺類似於孩子對其父親的感情升華。對於上帝，人們與他在某種程度上建立起了一種私人關係，無論這其中有多少敬畏的因素。 但是，科學研究者卻痴迷於所有事件中的因果關係。對他而言，未來同過去一樣，都是必然的和確定的。道德不是神聖的，而純粹是人的事情。他的宗教情懷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對自然規律性的和諧入神般著迷，這種和諧揭示出了一種如此深邃的理性；與此相比，人類一切有意義的思考和安排都只不過是其微乎其微的反映。只要他能夠掙脫自私慾望的奴役，這種情感將是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毫無疑問，這種情感與各個時代的宗教天才所懷有的情感是密切相關的。 在德文版和英文版中，此處用的都是「天真的人」（naive Menschen，naïve man）。——編譯者注 科學與宗教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選自愛因斯坦在美國全國神學院聯合會東北區會議舉行前，於1939年5月19日在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發言，收錄於1950年出版的《愛因斯坦晚年文集》。第二部分選自科學、哲學和宗教與民主生活方式的關係會議（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編輯的《科學、哲學與宗教研討會》（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一書，1941年，紐約。 整篇文章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41～49頁）。 一 在20世紀，以及19世紀、18世紀，人們廣泛認為知識和信仰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盛行於一些傑出人士中的觀點認為，信仰應越來越多地被知識取代的時候已經到了；沒有知識作為依託的信仰是迷信，因此必須加以反對。根據這一觀念，教育的唯一功能就是打開通向思考和知識的通道，而學校作為人們進行教育的傑出機構，必須完全為這一目標服務。 一個人可能很難（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找到以這種粗陋的方式表述的理性主義的觀點，因為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會立即發現這個觀點的陳述是多麼片面。但是如果一個人想理清思緒，抓住觀點的實質，這種直截了當的表述方式還是可以接受的。 的確，信念最好能得到經驗和清晰的思維的支持。在這一點上，人們必須毫無保留地同意極端理性主義者[的看法]。然而，這一觀點的弱點在於，那些對於我們的行為有必要而且起決定作用的信念，並不能完全用這種僵化的科學方法來尋找。 科學方法能教給我們的只是，事實是如何相互聯繫，又是如何相互制約的。獲得客觀知識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高抱負，你們當然不會懷疑我想貶低人類在這個領域所進行的英勇努力的成就。然而同樣真切的是，有關是（is）什麼的知識並不直接打開通向應該是（should be）什麼之門。人們可以對是什麼有最清楚完整的認識，可還是不能從中推論出我們人類渴望的目標是什麼。客觀知識為我們實現某些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但是終極目標本身以及對實現它的熱望必須來自另一個源泉。我們的存在和行為只有通過確立這樣的目標及相應的價值才能實現其意義，對此觀點，幾乎不必論證。這類真理的知識本身是偉大的，但它作為指導行動的能力實在太弱，以至於它甚至不能證明對真理知識本身渴望的正當性和價值。因此，我們在此面臨著關於我們的存在的純粹理性觀念的局限。 但是，絕不可以假定理智思維在形成該目的和倫理判斷方面就無所作為。當某人意識到某種手段對實現一個目的有用時，該手段本身就因此成為目的。理智使我們明白手段和目的之間的相互關係，但靠思考並不能讓我們弄清楚終極目的和根本目的。在我看來，廓清這些根本目標和評價，並使它們在個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似乎正是宗教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應該行使的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有人問，既然這些根本目的不能僅僅通過理性來陳述並被證明是正當的，那麼，它們的權威又從何而來？答案只能是，它們在健全的社會中作為強有力的傳統存在，這些傳統作用於個人的行為、抱負和判斷，它們活生生地存在著，其存在的正當性不言自明。它們的成立並不是通過證明，而是通過啟示，通過有影響力的偉大人物的作用而得到。人們不應該試圖證明其正當性，而應該單純而明確地感受其本質。 我們的抱負和判斷的最高準則是由猶太—基督教的宗教傳統給予的。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以我們的微薄之力，遠不足以完全實現這個目標，但它給我們的抱負和評價提供了堅實的根基。如果人們要把該目標從其宗教形式中提取出來，並僅僅從純粹的人的方面看待它，就可以對它進行如下表述：個人自由而又負責地發展，從而可以在服務全人類的過程中自由而快樂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在這裡，沒有給民族神聖化、階級神聖化留有任何餘地，更不要說個人的神聖化了。難道不是如宗教語言所說，我們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孩子？確實，甚至連作為一個抽象整體的人的神聖化，都不合乎該理想的精神。靈魂只被給予個人。個人的最高使命是服務，而不是統治，也不是以其他形式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人。 如果人們考察本質而不是考察形式，那麼人們也可以把這些詞句看成是表達了基本意義上的民主觀點。在我們使用這個詞的意義上，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就如篤信宗教的人一樣，能夠儘可能少地崇拜他的國家。 那麼，教育和學校的功能是什麼呢？它們應該幫助青年人在成長中把這些至關重要的原則看作有如他們呼吸的空氣。教學本身並不能做到如此。 如果有人把這些崇高的原則清楚地放在眼前，並把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較，那麼有一點異常明顯，即文明的人類發現自己現在正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民族主義、不寬容以及運用經濟手段對個人進行的壓迫，它們威脅著要扼殺那些最寶貴的傳統。 但是，對危險的嚴重性的認識正在有識之士當中傳播，許多人在尋找化解這個危險的手段——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領域裡的手段，以及一般而言，在立法或組織領域的手段。毫無疑問，這些努力極有必要。先人們知道一些我們似乎已經遺忘的東西。如果沒有活生生的精神作為依託，所有手段都只不過是遲鈍的工具。但是如果實現這一目標的渴望有力地存在於我們的內心，我們將不會缺乏力量以找到實現該目標並使之成為現實的手段。 二 要我們就何為科學取得共識並不困難。科學就是一種長達數個世紀的努力，通過系統的思想把這個世界中可以感知的現象儘可能完全地聯繫起來。大膽地說，它是通過概念化這一過程對存在進行後驗重建的企圖。但當我問自己宗教是什麼時，就不能如此輕易地回答了。即使當我已找到在這一特定時刻可能讓我滿意的答案後，我仍然堅信，在任何條件下，我都絕不可能、哪怕在很小的範圍內，把所有那些曾經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嚴肅思考的人的意見統一起來。 那麼，首先我將不問宗教是什麼，而寧願問，用什麼可以刻畫一個使我認為他篤信宗教的人的抱負：在我看來，一個受宗教啟發的人已經在最大程度上把自己從自私慾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全神貫注於那些具有超個人的價值而為他所堅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負之中。我認為重要的在於這個超越個人的內容的力量，以及對它超越一切深遠意義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於是否曾試圖把該內容與一個神聖的存在聯繫在一起，否則，就不可能把佛陀和斯賓諾莎算作宗教人物了。與此相應，一個宗教信徒只要不懷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擁有理性基礎的超個人的內容和目標的重要性與崇高性，就可謂虔誠了。它們的存在就跟他自己的存在一樣必然、一樣真實。在這個意義上，宗教是人類長久的努力，它要使人們清楚、完整地認識這些價值和目標，並且經常強化它們，擴大其影響。如果人們根據這些定義來想像宗教和科學，那麼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就顯然不可能發生了。一方面，科學只能斷定是什麼，而不能斷定應該是什麼，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在其領域之外仍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評價：它不能正當地揭示事實和事實之間的聯繫。根據這一詮釋，過去在科學和宗教之間廣為人知的衝突都必須歸因於對上述情形的誤解。 例如，當宗教團體堅持認為《聖經》中的所有論述都絕對正確時，衝突就產生了。一方面，這意味著宗教這一部分對科學領域的干預，教會與伽利略和達爾文的學說之間的鬥爭就屬於此列；另一方面，科學的代表人物經常試圖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就價值和目標做出根本性的判斷，從而使他們自己與宗教對立。這些矛盾都源於重大的錯誤。 那麼，即使在宗教和科學之間清楚地劃分出各自的領域，這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聯繫和強烈的相互依賴關係。雖然宗教可以決定目標，但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它已從科學那裡學到使用何種手段會促進它所建立的目標的實現。但是科學只能由那些滿懷追求真理和知識熱望的人創造出來，而這種感情又源於宗教領域。同樣屬於這個來源的是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現存世界中有效的規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來理解的。我不能想像哪個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表示這一情形：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 儘管我已在上文斷言宗教與科學之間實在不可能存在合理的衝突，但我必須在歷史上宗教的實際內容方面，再次就一個基本觀點對這一斷言加以限定。它與上帝這一概念有關。在人類精神進化的幼年時期，人們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這些神被認為通過其意願的作用能夠決定，至少能夠影響現象世界。人類試圖通過魔法和祈禱來改變這些神的行為，以有利於自己。在現在所有宗教教義中，上帝的概念都是這些神的古老概念的升華。這種把上帝擬人化的特點可見諸人們向上帝祈禱以請求實現自己的願望這一事實中。 當然，誰都不會否認存在一個全能的、公正的、仁慈的人格化上帝，能給人以安慰、幫助和引導；而且，由於這一觀念的簡單性這一優點，使它能被最不開化的頭腦所使用。但是，這一觀念本身又具有一些有史以來就被人們痛苦地認識到的致命缺點。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上帝是全能的，那麼所發生的一切，包括人們所有的行動、思想、感情和抱負也都是上帝的成果；怎麼可能想到讓人在這樣全然的上帝面前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負責呢？在某種程度上，上帝給予獎懲的行為也是對他自己進行的審判。這一點怎麼能與歸因於上帝的仁慈、公正結合起來呢？ 現在，宗教領域和科學領域衝突的主要來源在於人格化的上帝這一概念。科學的目標是確立決定空間和時間坐標中物體和事件相互聯繫的普遍規律。這些規律，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自然規律被要求——而不是被證明——具有絕對的普遍有效性。這主要是一個綱領，對其原則上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只建立在部分成功之上。但是幾乎不可能發現有誰能否認這些部分成功，並把它們歸因於人類的自我欺騙。我們能夠在這些規律的基礎上很精確、很肯定地預言某些領域的現象隨時間變化的行為這一事實深深地根植於現代人的意識之中，即使他對那些規律的內容可能掌握得很少。他只需要考慮如下事實：太陽系中行星的軌跡能夠在少數幾條簡單規律的基礎上被很精確地預測出來。而且，儘管不具備同樣的精確性，也可能預先計算出電動機、輸電系統或無線電設備的運行模式，甚至在處理一個新的裝置時也是這樣。 毫無疑問，當在一個現象綜合體中起作用的因素太多時，絕大多數情況下，科學方法是不起作用的。人們只要想想天氣就知道了，哪怕只是對幾天之後的天氣進行預報也不可能。然而沒有人懷疑我們正面臨一種因果聯繫，其中構成原因的成分大體上已為我們所知。人們不能對這個領域發生的事情進行精確的預測，是因為起作用的因素具有多樣性，而不是因為自然界中缺乏秩序。 我們對在生物領域中的規律性的研究遠不夠深入，但足以使我們至少感覺到那不變的必然性的規則。人們只要想一想遺傳中的有規則的秩序以及毒物（比如酒精）對生物行為的影響，就能清楚了。這裡所缺少的是對廣泛普遍性的聯繫的掌握，而不是對秩序本身的了解。 一個人越是深信所有事件的安排好的規律性（ordered regularity），就越是堅信：除了這種安排好的規律性，再沒有餘地讓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對他來說，無論是人類的統治還是神的統治，都不會作為自然事件的獨立原因存在。毫無疑問，主張存在一個干涉自然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的學說絕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被科學駁倒，因為這一學說總是能在科學知識尚未涉足的領域找到避難所。 但我確信，一部分宗教代表的這種行為不但是毫無價值的，而且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因為一種只能在暗中而不能公開地維護自己的學說，由於對人類進步帶來不可估量的害處，必然會失去它對人類的影響。在為合乎道德的善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宗教導師們必須有氣量放棄人格化上帝的學說，也就是說，放棄過去把這麼巨大的權力交給牧師手中的那個恐懼和希望的源泉。在努力過程中，他們必須利用那些能夠在人性本身培養真、善、美的力量。毫無疑問，這是個比較困難，但其價值也大得不可比擬的任務 。宗教導師們完成上面提及的淨化過程之後，當然會高興地承認科學知識已經使真正的宗教更高貴，並使其意義更深遠。 如果宗教的目標之一是儘可能把人類從自我中心的願望、欲望和恐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那麼科學推理可以在另一個意義上幫助宗教。儘管揭示使事物之間的聯繫及對事物的預測成為可能的規則是科學的目標，但並不是其唯一的目標。它還試圖把已發現的相互獨立的概念要素間的聯繫降低到最低程度。正是在這一使多種多樣的成分合理地統一起來的過程中，它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儘管也正是這一努力使它冒著落入幻想陷阱的巨大危險。但是所有對經歷過這一領域裡的成功進展有深刻體驗的人，都會被在存在中所顯示出來的合理性表示極大的尊重。通過理解的方式，他從個人希望和欲望的束縛中完全解放出來，從而對體現於存在之中的理性的莊嚴抱著謙卑的態度。由於這種態度極為深奧，人類不可能達到。但就「宗教」這個詞的最高意義而言，這個態度在我看來是宗教的。所以我覺得，科學不僅除去了宗教衝動中擬人化的雜質，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生活中的宗教精神化。 人類進步的精神進化越是深入，我就越是堅信通向真正宗教之路不存在於對生命和死亡的恐懼之中，也不存在於盲目信仰之中，而存在於對理性知識的努力追求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如果牧師希望能公平對待他崇高的教育使命，就必須成為一個教師。 這一思想在赫伯特·塞繆爾（Herbert Samuel，1870—1963）的《信仰與行動》（Belief and Action: An Everyday Philosophy，London，1937）一書中有著令人信服的表達。[赫伯特·塞繆爾子爵一世，英國自由派政治家、外交家和哲學家。1920年，他被任命為英國駐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級專員，一直到1925年。塞繆爾是猶太人，據說他在擔任高級專員期間，因公正對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而得到雙方信任。1931—1935年，他任英國自由黨領袖。1931年起，他任英國皇家哲學研究所所長，著有《自由主義》（1902）、《實用倫理學》（1935）、《信仰與行動》（1937）、《物理學隨筆》（1951）等。——編譯者注 宗教與科學勢不兩立嗎？ 本文是愛因斯坦給「紐約市自由牧師俱樂部」（The Liberal Ministers』 Club of New York City）的回信，1948年6月發表於《基督徒記錄周報》（The Christian Register）。《基督徒記錄周報》是由位於波士頓的「美國一神論聯盟」（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出版的周刊，創刊於1821年，到1957年，由於該報越來越少地關注基督教，所以刊名改為《一神論者記錄報》（The Unitarian Register）。 本文收錄於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觀念與見解》（49～52頁）。 宗教與科學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宗教可以被科學取代嗎？幾個世紀以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曾引起相當大的爭議，甚至是激烈的鬥爭。然而在我心中，如果冷靜思考這兩個問題，無疑只能導致否定的答案。然而，讓答案變得複雜化的是，儘管大多數人很容易就「科學」的意義達成共識，但在「宗教」的意義上，卻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可以把科學定義為「以系統思維尋求我們的感覺經驗之間的規律性關係」。科學直接產生知識，間接產生行動的手段。如果提前設定了明確的目標，科學就能導致有條理的行動。至於創建目標和做出價值陳述，則超出了科學的功能範圍。雖然就其對因果聯繫的掌握程度這一點來說，科學可以就各種目標和價值兼容與否做出重要結論，但是關於目標和價值的獨立的基本定義，仍然超出了科學的範圍。 至於宗教，人們普遍認為它涉及的是目標和價值，一般也涉及人類思維與行動的情感基礎，只要這些基礎不是由人類的不可改變的遺傳本性預先決定。宗教關乎人對大自然整體的態度，關乎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理想的建立，也關乎人的相互關係。宗教為了達到這些理想，試圖通過對傳統施以教育的影響，並且發展和傳播某些容易理解的思想和敘事故事（史詩和神話）。這些思想和敘事故事易於按照公認的理想來影響價值和行動。 正是宗教傳統這種神秘的——或更確切地說——象徵性的內容，可能會同科學發生衝突。只要宗教的整套觀念中包含對屬於科學領域的論題所做的教條式的一成不變的陳述，這種衝突就會發生。因此若想保存真正的宗教，至關重要的是，應當避免在與宗教目的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引發衝突。 當剝去神話的外衣，考察現存的各種宗教的本質屬性時，我覺得它們之間並不像「相對的」或者傳統理論的支持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存在根本的區別。這用不著驚奇，因為一個民族的道德態度是受到宗教支持的，它總是以保護和促進集體及其個人的健全和活力為目的，否則，這個集體必將滅亡。事實上，一個以虛偽、誹謗、欺詐和謀殺為榮的民族，不可能存在很長時間。 然而，在面對一個具體案例時，要清楚地確定什麼是可取的，什麼應該避而遠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我們很難確定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優美的繪畫或好的音樂一樣。或許這些東西用直覺去感受比用理性去理解更容易一些。同樣，人類偉大的道德導師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生活藝術中的藝術天才。除了那些直接出自保護生命和免除不必要痛苦的動機而提出的最基本的箴言，還有一些箴言，雖然顯然與基本箴言不相稱，我們對之還是相當重視。例如，是否應該毫無保留地追求真理，即使在獲得真理並讓所有人都有途徑獲得真理的過程中需要在勞動和幸福方面做出重大犧牲，也在所不辭。有許多這樣的問題，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是不容易回答或根本不能回答的。然而，我並不認為所謂的「相對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即使是在處理更加微妙的道德決定時，也是如此。 即使是從這些最基本的宗教教規來衡量今天文明人類的實際生活狀況，人們也必然會對現狀深感痛苦和失望。雖然宗教規定在個人與團體之間應充滿兄弟般的友愛，但實際景象更像是一個戰場，而不是一個管弦樂隊。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任何地方的指導原則都是以犧牲自己的同胞為代價的無情爭奪。這種競爭精神甚至在中小學中也盛行，它摧毀了人類友愛和合作的一切感受，不是把成就看作源於對生產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熱愛，而是出於個人野心和對被排斥的恐懼。 有些悲觀主義者認為，這種狀況必然是人性中固有的；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才是宗教的真正敵人，因為他們暗示宗教教義是烏托邦理想，不適合給人類事務提供指導。然而，對某些所謂的原始文化中的社會模式的研究似乎足以證明這種失敗主義的觀點是毫無根據的。誰要是關心這個在宗教本身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不妨去讀一下魯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模式》 一書中關於普韋布洛印第安人的描述。在最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這個部落顯然完成了艱難的任務，把人民從競爭精神的災難中解救出來，並在其中培育出了一種適度的、合作的生活方式，不僅免受外部壓力，而且沒有減少任何幸福感。 這裡提出的對宗教的解釋，暗示了科學對宗教態度的依賴。在我們這個物質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種關係太容易被忽視了。誠然，科學結果完全與宗教或道德考慮無關，但是那些在科學上做出巨大創造性成就的人，大都浸淫了真正虔誠的宗教信念，即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適宜於理性地追求知識。如果這種信念不是一種很強烈的情感，如果那些追求知識的人沒有受到斯賓諾莎那種「對神的理智的愛」（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啟發，就不可能有這種不懈的獻身精神，而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人們能夠達到其最高的成就。 《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是美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代表作之一，被譯成14種文字，多年來作為美國大學人類學課程的標準讀物。在《文化的模式》中，她描述了美國西南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文化中對克制的強調，以及在大平原的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對放棄的強調。她詳細描述了不同文化在儀式、信仰和個人喜好之間的不同，以顯示每個文化如何具有自己的「個性」。她表達了對文化相對主義的信仰。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要求，只有把該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它。貶低與自己不同的文化習俗或價值觀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試圖按照我們的標準來評估他人。道德與文化價值是密切相關的。她的另一部名著是《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初被認為是西方人了解日本人矛盾性格或雙重文化的必讀之書，現在學界對此書持批評意見更多。——編譯者注 對宗教問題的回答 在德國外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1922年6月24日被德國極右分子暗殺後，作為當時全德最著名的猶太人，愛因斯坦也受到了極右分子的威脅，被列入「暗殺名單」。為了躲避德國國內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的迫害，愛因斯坦接受了來自日本的訪問邀請。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愛因斯坦訪問日本。旅日期間，一名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向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愛因斯坦在1922年12月14日給出的回答最初以日文譯文和德文原文在1923年2月出版的日文雜誌《改造》（Kaizo No.5，1922，194～195頁，197頁）上同時發表。 有人向愛因斯坦教授請教他關於宗教的觀點： 1. 您認為「科學真理」與「宗教真理」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嗎？ 2. 兩者是互相推動的關係嗎？也就是說，科學發現能夠改善宗教信仰、排除迷信，是因為宗教情感可以給科學發現以推動作用嗎？ 3. 教授先生持有何種「上帝」觀？ 4. 教授先生如何看待「救世主」？ 愛因斯坦針對以上問題給出了回答： 1. 給「科學真理」這一概念賦予一個清晰的定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真理」一詞具有不同的含義，這要看它是涉及一個經驗事實、一個數學定理，還是一個自然科學理論。而就「宗教真理」這一概念而言，我根本無法想像出任何清晰的內涵來。 2. 科學研究可以通過鼓勵因果思維和提供全局視野而削弱迷信的影響。我深信，所有細緻的科學研究工作都基於一種類似於宗教情感的、對理性或世界本身可認知性的熱誠信念。 3. 那種根深蒂固的信念、認為可認知的世界是超級理性的表現，就是我對上帝的理解。用通俗的方式來表述，可以稱之為「泛神論」（斯賓諾莎）。 4. 我只能從歷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看待宗教傳統，除此之外，我與之毫無關係。 失去的天堂 按照《我的世界觀》的編輯澤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的說法，愛因斯坦早在國際聯盟於1920年1月在日內瓦建立不久，就用法語寫了這篇諷刺性的短文。從中可以看出，愛因斯坦那時就已對代表各國利益的科學家違背國際主義精神的行動感到深深失望。這篇文章的英文版發表於1930年9月14日《紐約時報》。利夫（Alfred Lief）編輯、1933年出版的《反對戰爭》（The Fight Against the War）一書收有本文，註明是愛因斯坦寫給美籍匈牙利作家埃米爾·倫傑爾（Emil Lengyel，1895—1985）的信。 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將這篇文章置於文集之首，可見對本文的重視。 直到17世紀，整個歐洲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還是由共同的理想緊密團結在一起，他們之間的合作幾乎不曾受到政治事件的影響。拉丁語的普遍使用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共同體。今天我們再來回顧這種情況，如同看到一個失去的天堂。民族主義的激情已經破壞了這個精神共同體，曾一度使將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拉丁語消亡。科學家變成了極端的民族傳統的代表，並失去了對知識共同體的感覺。 現在，我們不得不面臨這一令人沮喪的事實：務實的政客成了國際主義理念的代表。正是他們創立了國際聯盟 。 「一戰」結束後，在巴黎召開的「和會」決定在1920年1月10日成立一個政府間組織——「國際聯盟」。這是第一個將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主要使命的國際組織。其「公約」規定，國際聯盟的主要目標包括通過集體安全和裁軍預防戰爭，通過談判和仲裁解決國際爭端。在其最鼎盛的1934年9月28—1935年2月23日，它有58個成員。由於國際聯盟缺乏自己的武裝力量，它依靠「一戰」獲勝的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和日本是執行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來執行決議，維持經濟制裁，或在必要時提供軍隊。大國往往不願意這樣做。制裁可能會傷害盟友，所以他們不願遵守。20世紀20年代，國際聯盟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就，也經歷過早期的失敗。事實表明，聯盟最終無法防止20世紀30年代軸心國的侵略。由於美國從未正式加入國際聯盟，蘇聯加入時間較晚，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相繼退出國際聯盟，其可信度逐漸減弱。「二戰」的爆發表明，國際聯盟沒有達成自己的首要目標，即阻止戰爭。國際聯盟歷時26年，在「二戰」結束後，被聯合國取代。——編譯者注 倫理文化的必要性 本文是愛因斯坦於1951年1月寫給在紐約舉行的「倫理文化學會」（Ethical Culture Society）成立75周年紀念日的賀信，首次發表於1951年1月6日《紐約時報》。 「倫理文化學會」1876年由從德國移民美國的費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1851—1933）在紐約創立。這個學會致力於倫理學、社會公正和教育，認為宗教是基於倫理的，而不是基於信仰和神學。要讓生活有意義，過得充實，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遵守倫理原則。倫理文化從業者在從事對世界有益的事業上要相互支持。所有人都具有內在價值，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尊嚴，每個人對所有其他人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按照學會當時的主席布萊克（Algernon D. Black，1900—1993）的說法，這個不守成規的學會提倡每個宗教都有義務讓民眾滿意，友善地接受民眾。其最高原則包括對個人的尊重、相信人的善良。 在「倫理文化學會」［成立75周年］紀念日之際，我願意表達我對你們幸運而成功的祝福。當然，現在並不是我們對75年間在道德領域真誠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的時候，因為人們很難斷定如今人類生活的道德風貌總體上比1876年更讓人滿意。 那時流行的觀點認為，從科學上可探知的事實中獲得啟示，與偏見和迷信做鬥爭，就能得到我們希望得到的一切。這一切的確很重要，值得最出色的人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在這一點上，過去的75年里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並通過文學和戲劇舞台得以傳播。 但是，清除障礙本身並不能導致社會和個人生存變得更好。因為除了這種消極的結果外，至關重要的是還有一種積極的要使人類的共同生活合乎倫理—道德結構的追求。在這裡，任何科學都幫不上我們的忙。我甚至認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往往只是出於實際和實用的目的，過分強調純粹智力教育的作用，這已經直接損害了倫理的價值。我思考更多的不是技術進步致使人類將直接面臨的危害，而是這種將會凝固人類之間體諒之情的「務實」的思維習慣，將如同嚴霜一般壓在人類的關係之上。 實現道德和審美層面這一目標，在藝術上要比在科學上更接近一些。當然，了解你的鄰人是重要的，但這種了解只有在同喜與分憂作為支撐時才會有好結果。當宗教去除迷信的成分後，培養道德行為就成為最重要的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宗教構成了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宗教在教育中所受到的關注太少了，就連僅有的那一點兒也相當不系統。 如今政治世界所處的可怕困境，與我們文明中對這部分的忽視有很大關係。要是沒有「倫理文化」，人類將難以獲救。 法西斯主義與科學——給羅馬的羅科部長的一封信 阿爾弗雷多·羅科（Alfredo Rocco，1875—1935），義大利政治家和法學家，出生於那不勒斯。羅科曾在烏爾比諾大學（1899—1902）和馬切拉塔大學（1902—1905）任商法學教授，在帕爾馬任民事訴訟教授，在帕維亞任商業法教授，在羅馬大學任經濟法教授，1932—1935年任羅馬大學校長。羅科最初信奉馬克思主義，最終轉向了民族主義。他認為，義大利的物質和經濟力量之所以薄弱，是因為義大利過分依賴法國、德國和英國這些歐洲列強。他譴責歐洲列強將外國文化強加給義大利，並批評它們過於支持個人主義。他後來加入了法西斯國家黨，並通過立法程序賦予法西斯主義以合法基礎。1921年，他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24—1932年任眾議院議長，1925—1932年任司法部部長。羅科還出版了《法西斯主義學說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La dottrina del Fascismo e il suo posto nella storia del pensiero politico）以及《從自由國家到法西斯國家》（Dallo Stato liberale allo Stato fascista）等書。 這封信是愛因斯坦從自己位於柏林附近卡普特的消夏小屋寄出的，具體時間不明，但應該是在羅科任司法部部長期間。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非常尊敬的同行先生： 義大利科學界兩位最重要的、最受尊敬的科學家，為他們良心上的困境而求助於我，請求我給您寫信，希望有可能阻止那種威脅著義大利學者的殘忍折磨，這與向法西斯體制宣誓以示忠誠的事情有關。我要請求您的是，希望您能給墨索里尼先生以忠告，讓義大利知識界的優秀人物免受這種恥辱。 不管我們在政治信念上存在多大差異，我知道，我與您在一個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我們二人都注意到並珍愛我們的最高成就，即歐洲思想發展方面的繁榮昌盛。所有這一切的得來都是基於思想自由和教學自由，基於對真理的追求必須優先於其他一切追求這一原則。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的文明才得以在希臘產生，我們才能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慶祝其重獲新生。這一最寶貴的財產，是那些最純粹、最高尚的殉道者用鮮血換來的，這也是義大利如今仍受人愛慕和尊崇的緣故。 我一點兒也不想與您爭論，國家以何種理由來干預人民的自由是被認為正當的。但是對科學真理的追求——擺脫日常實際利益的事業——理應被每一個行政當局視為神聖的；而且讓那些真誠追求真理的人平靜地生活，應該是所有人的最高利益。這當然也符合義大利的利益以及它在世界上的聲譽。 論自由 本文選自美國哲學家、作家和出版家安申（Ruth Nanda Anshen，1900—2003）編輯的《自由及其意義》（Freedom, Its Meaning）一書。愛因斯坦用德文撰稿，古特曼（James Gutmann）將其譯成英文。這裡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40～42頁）。《愛因斯坦晚年文集》也收錄了本文。 我知道，就基本價值判斷進行爭論是一件毫無希望的工作。舉例來說，如果某人同意將人類從地球上滅絕作為目標，人們就不能在理性的基礎上對此觀點加以反駁。但是如果就某些目標和價值達成共識，人們可以就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進行理性的爭論。那麼，讓我們指出兩個目標，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大概都會同意。 1. 那些用來維持人類生命和健康的物質，應該用最少的勞動力來生產。 2. 對物質需要的滿足的確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但僅此還不夠。為了獲得滿足，人們還必須根據個人的特點和才能，發展他們的智力和藝術才能。 上述兩個目標中的第一個，要求促進一切與自然規律和社會過程規律有關的知識，也就是說，促進一切科學上的努力。科學上的努力是一種自然的整體，它們各部分之間以一種確實還沒有人能預見的方式互相支持。但是，科學的進步卻預先假定了所有結果和論斷間享有自由流通的可能性，即在所有知識研究的領域內，享有言論自由和教學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一個人不會因為就知識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達意見和論斷，而招致危險或嚴重的後果。這種交流的自由對於發展和推廣科學知識不可或缺，有重大的實際意義。它必須得到法律的保證。但僅僅有法律並不能保護言論自由。要是每個人都能不受懲罰地表達觀點，還需要全民有一種寬容的精神。這種理想的外在的自由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但如果科學思想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和創造性的思維要儘可能快地發展，這種理想的外在自由就應該成為堅持不懈地追求的目標。 如果要確保第二個目標，即所有個人的精神發展都得到保障，就必須有第二種外部的自由。人類不應該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而不得不工作到既無時間也無體力從事個人活動的程度。沒有第二種外部的自由，言論自由對於一個人就毫無用處。如果能合理解決勞動分工的問題，技術的進步將為這種自由的實現提供可能。 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意義上的精神的創造性活動還要求另一種自由，它可以被概括為內在的自由。正是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存在於獨立的思想中，後者不受權力和社會偏見的限制，也不受一般的未經審視的常規和習慣的羈絆。這種內在的自由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賜，是個人值得為之努力的目標。社會也能為推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做很多工作，至少可以不干涉其發展。例如，學校可以通過權威的影響或是把過多的精神負擔強加給年輕人，來干涉內在的自由的發展；學校也可以通過鼓勵獨立思考來表達對這種自由的贊成。只有不斷有意識地追求外在的自由和內在的自由，精神生活的發展和完善才有可能實現，人類的外在生命和內在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在「羅德與泰勒獎」頒獎禮上的致辭 羅德與泰勒（Lord & Taylor）是一家美國奢侈品連鎖百貨公司，總部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其業務主要集中在美國東部。該公司由英格蘭移民塞繆爾·羅德（Samuel Lord，1803—1889）與他妻子的堂弟喬治·華盛頓·泰勒（George Washington Taylor）在1826年創立於曼哈頓凱瑟琳街（Catherine Street）。「羅德與泰勒獎」（Lord & Taylor Prize）是該公司設立的獎項。 愛因斯坦發表這一演講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十分猖獗。由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908—1957）參議員領導的美國國會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瘋狂地搜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麥卡錫聲稱有大量共產黨員、蘇聯間諜和同情者藏在美國聯邦政府和其他地方。由胡佛（J. Edgar Hoover，1895—1972）領導的FBI監督公民的活動，尋找「顛覆性」的行為。被調查者中既有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也有一般的老百姓。他們被要求出席委員會會議，回答有關其政治派別的問題。 愛因斯坦反對麥卡錫主義，勇敢地站出來為受害者講話。即使在接受這個與政治無關的獎項時，他也順便嘲諷了麥卡錫主義。文中所謂的「冷僻的領域」，指的是愛因斯坦從事的理論物理學。 這篇講稿是1953年5月4日用磁帶錄音後在電台廣播的。 我很樂意接受這一獎項，於我而言，它代表了友好的態度。因為看到一個無藥可救的逾矩者因其頑固而受到熱情讚揚，確實令我非常開心。不過，我們這裡所說的「逾矩」發生在一個冷僻的領域，「參議院委員會」尚未感到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以防這一領域出現危險，威脅到那些迷信權威或膽小怕事的公民的內在安全。 至於那些熱情讚美我的話，我會小心翼翼地不置可否。現在誰還相信存在真正的謙虛這種東西呢？鑒於這種做法，也許有人會把我看作一個老朽的偽君子，這是我需要承擔的風險。你們一定可以理解，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來抵抗這一風險。 最後未竟之言，唯有我的感激之情。 人權 本文是愛因斯坦1953年12月5日寫給芝加哥律師「十戒會」（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的信。因對人權的貢獻，愛因斯坦被該會授予1954年「年度榮譽獎」（Annual Award of Merit）。1954年2月20日，這封信在「十戒會」的集會上被宣讀。本文首次發表於《十戒會刊》（Decalogue Journal, Chicago, March, 1954）。 今天你們聚集在這裡，是為了關注人權問題。你們決定在此場合為我頒發一個獎項。當我知道這件事時，我為你們的決定感到幾分沮喪。因為如果一個團體發現它內部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人選來授予這樣的榮譽時，它該是處於一個多麼令人遺憾的狀態。 在漫長的一生中，我用了很長時間將全部能力投入對物理現實結構的研究中，以求獲得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深入的理解。我從未做過任何系統性的工作來改善人們的命運，去和不公與壓迫做鬥爭，或是改進人類關係的傳統形式。我唯一做的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遇到讓我覺得非常糟糕、非常不幸的公共問題時，都會就其發表看法，因為沉默會使我有罪惡感，覺得自己犯了共謀罪。 人權的存在和有效性不是命中注定的。關於人類對待彼此行為的理念以及令人滿意的社會構架是由歷史上進步的個人構想出來並傳授給大眾的。那些理念和信念來自歷史經驗，來自對美與和諧的渴望，它們已經在理論上被人們接受——但同樣的人受其動物性本能的驅使，又始終在踐踏這些理念和信念。因此，歷史的很大一部分都充滿為那些人權做鬥爭的情節。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鬥爭，永遠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但是，厭倦那種鬥爭將意味著社會的毀滅。 今天在談到人權時，我們所指的主要是如下需求：保護個人免遭他人或政府的任何侵犯；有工作的權利並能從工作中獲得足夠的報酬；能夠自由地討論和教學；個人能充分參與組織政府的權利。現今，這些人權在理論上都得到了認可，但都只是在形式上、法律行動上有大量的運用，它們受侵犯的程度甚至比二三十年之前更嚴重。然而，還有另外一項人權很少被提及，但是註定非常重要，即個人有權利或義務不參與他認為是錯誤或有害的活動。在這方面，排第一位的就是拒絕服兵役。我知道一些例子，其中就有正直並具有非凡的道德感的個人因為這樣的原因和國家機關發生了衝突。對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審判按慣例就基於對這一原則的承認：刑事罪行不能因為是政府命令而免於懲罰，個人良知應該超越國家法律的權威之上。 我們這個時代進行的鬥爭主要是為了政治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以及研究與教學自由。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導致了很多令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不能理解的行為，並讓我們的國家遭到嘲笑。那些渴望權力的政客試圖用這樣的方式贏取政治優勢，我們還要忍受他們多久？這些人似乎已喪失了幽默感，以至於法國諺語「嘲笑至死」 也失效了。 德文手稿此處為「Lächerlichkeit tötet」（Lächerlichkeit可譯為「可笑、滑稽、荒謬」），沒有前綴「法國的」，但英譯本此處為french saying, 「ridicule kills」。雖然英譯本是從德文原文手稿翻譯的，卻先於德文發表。此處據英譯本譯出。——編譯者注 論學術自由——關於「貢貝耳事件」 本文寫於1931年4月。埃米爾·尤利烏斯·貢貝耳（Emil Julius Gumbel，1891—1966）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系教授，一個坦率的和平主義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積極反對反動的復仇運動，曾寫過幾本書和小冊子揭露德國秘密進行重新武裝的活動，以及暗殺許多和平民主人士的罪行，因此大大激怒了極右分子。 1925年，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通過決議，對他進行譴責，並且長期不給他晉升教職。1931年，魏瑪共和國當局介入此事，給他一次小的升遷，但引起了大學教職員和學生中的法西斯分子的強烈反對。他們舉行示威遊行，聲稱政府侵犯了學術自治，並且要將貢貝耳驅除出校。這一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1931年4月，德國保衛人權同盟在柏林召開群眾抗議大會，聲援貢貝耳。愛因斯坦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事先準備了這篇講稿，但當時他沒有得到發表這個講話的機會。 大學裡的教職席位有很多，但睿智、高尚的老師卻很少；寬敞的報告廳有很多，但真心渴求真理和正義的年輕人卻很少；大自然批量生產的產品無以計數，但精品卻少之又少。 我們明知這一點，為何還抱怨呢？難道不是一直都這樣而且將會繼續這樣下去嗎？的確，人應該接受大自然賜予的東西。但是還有一種時代精神，標誌著一代人的心理狀態，它在人與人之間傳遞著，給當時的社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個人都必須努力為改變這種時代精神貢獻出一點點力量。 比較一下100年前大學裡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精神與現在占主導的精神！那時人們相信人類社會能夠得到改善，尊重每個誠懇的觀點，並且具有偉大人物曾為之獻身奮鬥的寬容精神。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為被稱作「德國」的更大政治實體的統一而努力。當時賦予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 如今我們仍舊對於社會進步、對於寬容和思想自由、對於現在被稱作「歐洲」的更大政治實體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現今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都已不再是人們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載者了。任何一個能清醒冷靜地去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審視自己。召開這場會議的外在原因是貢貝耳事件。這位正義的使者憑藉極度的勤勉、巨大的勇氣和堪稱典範的公正態度揭露了許多尚未得到懲治的政治罪行，他通過他的書對整個社會做出了卓越貢獻。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如今卻遭到他所在大學裡的學生和不少老師的竭力驅逐。 絕不能容忍政治激情發展到如此程度。我堅信，任何虛心拜讀過貢貝耳先生的書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樣的感受。若要建立一個政治結構健全的社會，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 讓每個人都能根據他自己所讀到的東西獨立地做出判斷，而不是聽信於他人！ 如果能這樣，那麼貢貝耳事件還是能在一個不太光彩的開始之後，帶來一些正面影響的。 現代宗教裁判法 本文是愛因斯坦1953年5月16日寫給紐約布魯克林的一位教師弗勞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的信。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弗勞恩格拉斯拒絕在國會委員會前做證。這封信首次發表於1953年6月12日《紐約時報》。愛因斯坦的回信引發了相當大的公眾爭論。在給瑞士的傳記作家澤利希的信中，愛因斯坦提到，「所有重要的報紙都或多或少禮貌地用負面的語氣對這一聲明進行了評價」。與媒體的負面評價相對照的是，愛因斯坦收到了潮水般的郵件，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26～27頁），部分內容參考英文版《觀念與見解》（43～44頁）。 親愛的弗勞恩格拉斯先生： 我們國家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峻的。反動的政客設法通過提供虛假的外部危險來誤導公眾，讓他們懷疑所有智力上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這幫人得逞了，如今他們開始壓制教學自由，剝奪所有不順從者的職位，也就是說，要餓死他們。 只占少數的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反對這種罪惡呢？坦率地講，我只看到了甘地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道路。每一個被委員會傳喚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做證，也就是說，他必須做好坐牢和經濟破產的準備，總之，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 然而，這種拒絕做證不能是基於眾所周知的託詞，即援引《第五修正案》反對自證其罪，而是要基於這樣一種主張，即讓無辜公民服從這種審訊是可恥的，而且這種類型的審訊違背憲法精神。如果有足夠多的人準備好跨出這艱難的一步，那麼他們將會成功。否則，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所得到的，絕不會比那個為他們準備的奴隸制好多少。 順便說一句，這封信不必被看成是「保密的」。 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 本文是愛因斯坦應《紐約時報》教育版編輯請求，就教育問題而接受的採訪，發表於1952年10月5日《紐約時報》。本文據德文版《我的世界觀》（27～28頁）翻譯，參考英文版《觀念與見解》（73～74頁）。 只教人專業知識是不夠的。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機器，卻成不了一個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獲得切身的感受。學生必須對何為美以及何為道德上的善有敏銳的辨識力，否則只是靠那點兒專業知識，更像一隻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一個均衡發展的人。學生必須學會理解人們的動機、幻想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以便獲得正確的態度與他的同胞及其共同體相處。 這些寶貴的東西是通過與教育者親身接觸，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過教科書傳授給年輕一代的。這就是文化本身和文化的主要內容，也是我在提倡「人文學科」同等重要時心中所想的東西，而不是歷史和哲學領域裡那些乾巴巴的專業知識。 過分強調競爭體系，以及為了立竿見影的用途而過早地專門化，將會扼殺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賴以生存的那種精神。 對於有價值的教育而言，發展年輕人的批判思維也是至關重要的，而過於繁重的課業壓力（學分制）則會大大危及這種批判思維的發展。負擔過重必然導致膚淺和粗俗 。教學應該是讓學生在受教中覺得像收到了一份寶貴的禮物，而不是一份沉重的責任。 此處德文版用的是Kulturlosigkeit，可譯為「粗俗」、「缺乏教養」以及「野蠻」。——編譯者注 教育與教育工作者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2年10月20日寫給美國女青年艾琳·弗羅伊德爾（Irene Freuder）小姐的回信，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21]。 非常尊敬的小姐： 我看了您的手稿大約16頁後，怡然而笑。這些手稿挺不錯的，有見地而且坦誠；同時在每一點上都是獨立自主的，但是卻帶有很典型的女性氣息，我指的是發端於個人怨恨的，而且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也曾從我的老師那裡遭受過類似的待遇。由於我的獨立性，他們不喜歡我，當他們需要助手時也對我置之不理（然而我必須承認，與您相比，我那時可放肆多了）。但我是不會費力去寫任何關於我學校生活的事情的，這樣做不值得，更不願意為了有人出版它或真的去看它而負責。而且，如果一個人老是抱怨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在世間爭得一席之地的人 ，他看上去總是很糟糕。 所以，控制住您的情緒吧，把手稿留給您的子女，使其能從中得到安慰——可以不用理會他們老師所教的東西或者對他們的看法。 順便說一下，我來到普林斯頓只是做研究而不是教書。總的來說有太多教學了，尤其是在美國的學校里。唯一有意義的教育方式就是以身作則——如果沒有別的辦法，那就罰一勸百。 此處原文為「neben einem in der ihnen konformen Weise nach Luft」，直譯過來就是「按照他們的方式來換氣」。——編譯者注 教育與世界和平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4年11月23日致「進步教育協會」（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賀詞。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9—075]。德文標題為《和平問題與學校》（Friedensproblem und Schule）。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美國非常幸運地能夠在學校教導健全的和平主義，因為它沒有嚴重的外來侵略的危險，沒有必要向青年人灌輸軍國主義。但是，如果對於和平教育的問題，僅從情感而不是現實的角度來處理，恐怕就有危險了。如果沒有深入了解問題的根本困難，就會一無所獲。 美國青年首先應該了解，即使美國領土被真正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它也隨時都有可能捲入國際糾紛中。僅以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為例，就可以證明這種理解的必要性。 與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安全還是要建立在世界和平的基礎上。不能讓青年相信，通過政治孤立可以獲得安全。恰恰相反，應該喚起大家對廣泛的和平問題的嚴重關切。尤其應該讓年輕人明白，由於美國政客在世界大戰結束後沒有支持威爾遜總統的自由計劃，從而阻礙了國際聯盟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的努力，他們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 應該指出的是，只要強權國家不願意放棄使用軍事手段來獲得更有利的世界地位，僅僅要求裁軍，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此外，應向年輕人說明，像法國支持的通過建立國際機構來維護各國安全的建議是有道理的。為了獲得這種安全，需要簽訂國際條約來共同防禦侵略者。這些條約是必要的，但本身並不夠，應該採取進一步行動，讓軍事防禦手段國際化，進行大規模軍隊整編和輪防調換，以免駐紮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不會被該國單獨留用。為了準備這些步驟，青少年必須了解問題的重要性。 國際聲援的精神也應該鞏固加強，阻礙世界和平的沙文主義應該加以打擊。在學校里，歷史教育應該被用作解釋文明進步的手段，而不是用來灌輸帝國主義權力和軍事成就的思想。在我看來，為了了解這方面的觀點，可推薦學生看威爾斯的《世界史綱》。最後，地理和歷史一樣，至少具有間接的重要性，可以激發大家對各民族，包括那些通常被稱為「原始」或「落後」的民族在內的特點都抱有同情與理解。 論教育 本文是1936年10月15日愛因斯坦為慶祝美國高等教育300周年紀念會，在紐約奧爾巴尼市政府教育大廈校長廳舉行的慶祝會暨紐約州立大學第72屆畢業典禮上的發言。原文為德文，由林娜·阿羅內特（Lina Arronet）譯成英文，首次發表於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1～37頁），後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66～72頁）。本文參考1952年德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5～42頁）譯出。 像今天這樣的周年紀念會，主要是用來回顧往事，特別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家文化生活的發展做出特殊貢獻的人。這種對先輩的緬懷確實不容忽視，尤其是對往日盛事的回憶，有助於鼓舞今天善良的人去勇敢地奮鬥。但這件事必須由一個從小就與紐約州有聯繫，並且熟悉其過去的人來完成，而不是由我，一個像吉卜賽人一樣四處流浪，並在各個不同的國家積累經驗的人來做。 因此，當我接受您的友好和榮耀的邀請時，我別無選擇，只能談論一些不受時空限制、始終與學校事務相關的問題。在這一努力的過程中，我絲毫不能以權威自居，因為從古到今，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經討論過教育問題，並且就這些問題反覆明白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作為教育領域的半個門外漢 ，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之外，什麼也沒有，談論教育問題的勇氣從何而來？ 如果這真是一個學術探討的問題，人們可能會對這些考慮三緘其口。但是對於人類的生活和行動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在此，僅僅有真理的知識就不夠了；相反，如果不想失去這種知識，就必須不斷努力持續更新。它就像豎立在沙漠裡的一座大理石雕像，隨時承受著被流沙埋藏的威脅。必須不停地伸手拂拭，才能使大理石在陽光之下永遠熠熠發光。為此，我也應盡綿薄之力。 學校一直是將傳統財富從一代轉移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相較過去，這個道理更適宜於今天。現代經濟發展削弱了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承載者的角色。因此，人類社會的生存和健康更加依賴於學校。 有時候，人們把學校看成僅僅是一種工具，靠它將一定數量的知識傳遞給成長中的下一代。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是在為活人服務。它旨在培養年輕人對社會繁榮有價值的品質和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剝奪個人的獨特性，以使他成為社區中不情願的工具，就像蜜蜂或螞蟻那樣。因為一個由沒有個人獨特性和個人目標的標準化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毫無發展可能的、可憐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必須是培養能獨立行為和思考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又把為社會服務視為他們最高的生活任務。據我所知，英國學校最接近實現這一理想。 但是，人們怎樣才能更接近這個理想呢？我們是否能通過道德說教達到這一目標？絕對不能！言辭現在是，今後仍將是空洞的聲音，通往毀滅之路從來都與關於理想的浮華之辭相伴。但是人格並不是由他們所聽到和說出的，而是通過工作和行動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一直是鼓勵學生採取行動。這適用於學生最初學寫字，也適用於大學畢業生寫博士論文，或者是記一首詩，寫一篇論文，口譯或筆譯一篇文章，解決一道數學題目，或是進行體育運動。 但是在每項成就背後都是這種成就所依賴的情感動機，它反過來又被事業上取得的成功所強化和滋養。這裡存在的最大差別是，它們同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密切。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歸因於恐懼和強制、追求權勢和聲名的雄心勃勃的需求，或是對研究對象的誠摯興趣以及對真理和理解的渴望，因此也可以是每個健康的孩子都有的神聖的好奇心，只不過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完成同樣一件工作對學生產生的教育方面的影響可能有很大不同，這取決於使他完成這件工作的內因究竟是害怕受傷害、利己主義的情感，還是獲得喜悅和滿足感。沒有人會堅持認為學校的制度和教師的行為對學生的心理發展毫無影響。 在我看來，最糟糕的事情是學校主要以恐懼、脅迫和人為權威的方式來進行教育。這種做法摧毀了學生健康的生活態度、正直和自信。它產生了順從的子民。這種學校在德國和俄國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我知道這個國家 的學校里不會產生這種最壞的邪惡；在瑞士，也許在所有民主統治的國家中都是如此。使學校脫離這種所有邪惡中最壞的邪惡，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給予教師儘可能少的使用強制措施的權力，這樣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來源就是後者自身的人性和智力水準。 提到的第二個動機——雄心，說得委婉點兒，就是以被承認和獲得尊敬為目標，牢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缺乏這類情感的驅動，人類的互動將是完全不可能的；爭取同類的同意當然是社會最重要的約束力之一。在這種複雜的情感中，建設性和破壞性的力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爭取贊同和被認可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是，要被承認比夥伴或者同學更優秀、更強大、更聰明，就很容易導致過分的自我為中心的心理態度，這種心態可能對個人和共同體都造成傷害。因此，學校和老師必須小心，為了激發學生努力奮鬥，不要使用喚起個人抱負的簡單方法。 有些人提到了達爾文關於生存鬥爭的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擇理論，以證明復興競爭精神的正當性。經濟競爭中的無政府體系也可能以這種方式偽科學式地得到證明。但這是荒謬的，因為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就在於他是一個過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如蟻冢中單個螞蟻之間的戰爭對於生存沒有什麼根本意義一樣，人類社會中個體成員之間的鬥爭也是如此。 因此，人們應該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輸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標就是獲得習慣意義上的成功。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成功者從他的夥伴那裡獲得的東西，都遠遠超過他對他們所做的貢獻。但是，人的價值應該體現於他能給予什麼，而不在於他能獲得什麼。 在學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樂趣，以及對該成果的社會價值的感知。我認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和加強年輕人的這些精神力量。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會導致對人類最高品質的快樂追求，即從事知識和藝術的創造活動。 激發這些潛在的創造性的心理力量，當然比採取強制手法或喚醒個人野心更不容易，但它更有價值。重要的是培養孩子的遊戲本能以及追求知識的動力，並將其引導到對社會很重要的領域——這種教育主要建立在培養的學生今後有能力承擔任務不辱使命的基礎上。如果學校成功地從這種觀點出發進行工作，它將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學校給予的任務也被當作一種禮物來接受。我認識一些喜歡在校時光甚於喜歡假期的孩子。 這樣的學校對教師提出了要求。在教師的工作領域，他應該像位藝術家。我們如何做才能使這種精神在學校里盛行？對此沒有萬能的補救措施，正如不存在讓個人永葆健康的萬能藥一樣，但是有一些必要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本身應該在這樣的學校中成長。其次，教師在教學資料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方面應該擁有廣泛的自主權，因為他的工作樂趣同樣會被強力和外在壓力所扼殺。如果你們一直關注我的考慮，可能會對一件事情感到驚訝：我已經詳細講述了我認為應該在學校里以何種精神來教育年輕人。但是關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我卻什麼都沒有說。究竟應該是以語言教育為主，還是以自然科學教育為主？ 對此，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我看來，這些都處於次要地位。如果一個年輕人已經通過體操和跑步訓練了肌肉和耐力，今後他將適應任何體力工作。頭腦訓練及腦力和手工技巧的訓練也是類似的。因此，當愛開玩笑的人 將教育定義為「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他們在學校里所學的一切，那麼所留下的就是教育」，他的說法大致不錯。正因如此，我一點兒也不急於在古典的語言－歷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學教育這兩種理念的追隨者們的鬥爭中表態。 我想反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學校應該教那些在今後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識和技能。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樣化了，在學校里進行這種專門訓練毫無可能。除此之外，我認為更應該反對把個人像無生命的工具一樣對待。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有和諧個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對於那些培養將來從事較為確定職業的技術學校也適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遠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總體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獲取特定的知識。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本原理，並學會了如何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會找到屬於他的道路。除此之外，與那些接受的訓練主要只包括獲取詳細知識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夠使自己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在此以一種多少有點兒絕對的形式所談的內容，代表的只不過是我的個人觀點，其基礎僅僅是自己作為學生和教師積累的個人經驗。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能在如此有意義的會議上發表這些意見。 此處在德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中為「絕非權威」（Keinerlei Autoritaet）。——編譯者注 這裡指美國。——編譯者注 德文原文為der Witzbold，即喜愛開玩笑的人、詼諧的人、會說俏皮話的人，英譯本中用的是the wit。——編譯者注 論古典文學 本文是1952年2月29日愛因斯坦為瑞士商人協會年輕商人分會主辦的月刊《年輕商人》（Jungkaufmann）而寫。這裡選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第72頁）。 一個只讀報紙，最多讀一些當代作家作品的人，在我看來，就像一個高度近視而又蔑視眼鏡的人。他完全依賴時代的偏見與時尚，因為他從來沒有看到或聽到任何其他的東西。當一個人僅憑自己獨自的思考，不受別人思想和經驗的激發，即使是最好的情況，也是微不足道、單調無味的。 一個世紀以內，只有少數開明的人具有清醒的頭腦和風格，以及良好的品位。他們被保存下來的作品是人類最寶貴的財產。我們應該感謝幾位古代作家，正因為他們，中世紀的人們才可以慢慢從超過半個世紀的迷信和無知中擺脫出來。 沒有什麼比克服現代主義者的勢利更必要的了。 給日本小學生的信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愛因斯坦訪問了日本，在日本前後停留43天。除了講學、向公眾講演外，他還瀏覽了諸多名勝古蹟和美麗河山，還曾與日本皇后用法語進行簡短交談。愛因斯坦在這封給日本小學生的回信中，還不忘表達他內心的強烈願望：希望各國人民能相互諒解，友好相處。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我之所以向你們日本小學生送去祝福，是有特殊原因的，因為我曾經訪問過你們美麗的國家，領略過你們的城市、房屋、山川、森林，也見證了日本男孩兒出於美麗風光而從中萌生的對自己祖國的熱愛。我的桌子上總是擺放著一本厚厚的繪畫書，就是出自你們日本小朋友之手。 倘若你們能收到我這份來自遠方的祝福，請記住，在歷史上，只有我們這個時代實現了不同民族間的友好而充分諒解的交往。在此之前，各個民族對彼此一無所知，並由此造成了民族之間的恐懼或仇恨。但願各民族之間這種兄弟般的情誼越來越深厚。基於這樣的願望，我這個老人在千里之外向你們這些日本小朋友送去問候，希望有一天你們這一代人會為我們這一代感到羞愧。 教師與學生——對一群兒童的講話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2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對於教師來說，如何喚醒學生身上潛在的喜愛創造和認知的樂趣，是門最偉大的藝術。 親愛的孩子們： 今天很高興見到你們這群生活在明媚陽光和幸運之地上的快樂青少年。 請記住這一點：你們在學校里學到的那些美好的東西，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世世代代的人經過熱忱的努力和無盡的辛勞才創造出的成果。所有這一切都作為遺產交到你們手中，希望你們能接受它，尊重它，增進它，並且有朝一日能將它忠實地傳遞給你們的孩子。這樣，我們這些終有一死的凡人便能在我們共同創造出的永恆事物中獲得永生。 如果始終銘記這一點，你們將會尋得生活和工作的意義，並能對其他民族和其他時代的人和事持有正確的態度。 達沃斯的大學課程 瑞士東南部靠近奧地利的小城達沃斯（Davos）現在作為一年一度「世界經濟論壇」的舉辦地而聞名於世。其實，它更是一座「知識之城」（Wissensstadt）。早在1921年，德國雕塑家莫德羅（Philipp Modrow，1882—1925）就提議在達沃斯創辦一所用「世界語」教學的女子大學，以增加各國人民之間的理解，但當時他的提議沒有獲得多少支持。5年後，他的提議得到重視，不斷有呼聲要在達沃斯開辦國際高校或舉辦國際學者會議。第一屆國際學者會議於1928年3月18日至4月14日在達沃斯召開。來自4個國家的49位教師和250名聽眾參與了這一盛事。教師當中包括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民族學家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德國生物學家、哲學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867—1941）和愛因斯坦等人。愛因斯坦發表了題為《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Grundbegriffe der Physik und ihre Entwicklung）的演講。本文是這篇演講的開場白，首次發表於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元老院議員大都衣冠楚楚，元老院卻是無惡不作（Senatores boni viri senatus autem bestia）。我有一位在瑞士當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他所在的大學的學院惹惱了他，他便以幽默的方式回應了這句話。比起個人，集體受到的良心和責任感上的指引往往比較小。這給人類造成了多大的苦難啊！這是戰爭與各種壓迫的根源，讓世界充滿了痛苦、嘆息和苦澀。 然而，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唯有通過許多個人的無私合作才能實現。因此，對於有善良意願的人，當他以推動生活和文化為唯一目標，付出了巨大犧牲，一項集體事業得以開始時，他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感到高興的了。 當得知在達沃斯設有大學課程時，我就有這樣純粹的喜悅。這裡正以一種明智的和高明的中庸之道，展開一項救助事業。它是基於迫切的需求，儘管並不是每個人能立即清楚這種需求。許多年輕人寄希望於這個山谷里充滿陽光的群山所具備的療效，來到這裡並且恢復了健康。但是，當他們與磨鍊意志的正常工作脫離太久，沉溺於對自身健康狀態的思慮之中而無力自拔時，就容易喪失心理承受力，即喪失在生存鬥爭中能夠堅持自我價值的意識。他們變成了溫室里的植物，往往當身體痊癒了，卻發覺難以回歸正常生活。這對於大學生來說尤其如此。在青年性格形成的決定性階段，智力訓練的中斷很容易留下一個以後難以彌補的缺口。 然而，一般而言，適度的腦力勞動不僅不會妨礙治療，反而會像適度的體力勞動一樣，更有間接的幫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設置大學課程不僅可為這些年輕人今後在職業上做準備，也激勵他們從事智力活動。這些課程可以說在精神層面上提供了腦力勞動、職業訓練和衛生保健的功能。 讓我們不要忘記，這項事業對於不同國家人民之間建立聯繫非常適合，這種聯繫有助於牢固樹立一個歐洲共同體的意識。如果新機構在創立之時就排除各種政治目的，那麼所達到的效果可能會更佳。推動與促進國際相互諒解的最佳方式，就是共同合作從事對人生有意義的事業。 基於所有這些理由，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憑藉創始人的能力和智慧，達沃斯的大學課程已經克服了初期階段的困難，獲得了相當的成功。願它蓬勃發展，使許多寶貴的人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並把一些人從療養院生活的貧瘠中解救出來！ 在H.A.洛倫茲墓前的講話 洛倫茲，荷蘭物理學家。作為電子理論的奠基人，他最感興趣的是用電磁理論來解釋電、磁和光的關係。他在力學、熱力學、流體力學、動力學理論、固體理論領域貢獻良多。他的電磁輻射理論經塞曼（Pieter Zeemann，1865—1943）的各種發現得到證明，也促進了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的誕生。1902年，洛倫茲與同胞塞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在24歲時就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萊頓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直到去世。由於受到各國學者的廣泛尊重，1925年，他繼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之後，被選為1922年成立的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Commission de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主席，直至去世。他倡導各國知識分子平等相處，通力合作。基於對這一原則的認同，愛因斯坦也加入了該委員會，但後來出於對該委員會的有些做法不滿，曾一度退出。在居里夫人、洛倫茲等人的勸說下，愛因斯坦又重新加入。對此，澤利希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書中進行了很詳細的說明。 愛因斯坦對洛倫茲非常敬重。在他的心中，洛倫茲是一位慈父般的人物，是遇到煩心事能向其吐露心聲的長輩。除本文外，還有兩篇關於洛倫茲的文章，可見洛倫茲在愛因斯坦心目中的地位。 本文首次發表於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今天我作為學術界德語區的學者代表，具體來講，是作為普魯士科學院的代表，但最重要的，是以一個學生、一個滿懷深情的仰慕者的身份站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最高尚的人的墓前。他的傑出才能引領我們從麥克斯韋的學說走向當代物理學的創立，並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方法。 他嚴肅對待人生，如同雕刻一件藝術品，最小的細節都精雕細琢。他宅心仁厚、慷慨大方，極富正義感，再加上對人世的洞明，足以使他成為任何一個他涉獵過的領域的領導者。人人樂意跟隨他，因為他從不頤指氣使，總是以服務大家為己任。他的事跡將永遠鼓舞和啟迪世世代代的後人。 H.A.洛倫茲在國際合作事業中的活動 本文寫於1927年，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19世紀以來，科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已很少看見一個在科學專業領域出類拔萃的人，同時還能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方面提供可貴的服務。這類服務不僅需要有力量和洞見，以及基於成就所取得的聲望，同時還要有擺脫民族偏見、獻身於所有國家的共同目標，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罕見的品德。我還沒有遇到任何一個像H. A.洛倫茲這樣以完美的方式集所有這些品質於一身的人，其獨特的人格魅力產生了如下影響：有自己見解和獨特意願的學者，尤其不願屈服於外來的意志，最多只會不情願地接受領導。但是當洛倫茲坐在主席台上時，總是能建構一種歡樂的互動氛圍。儘管坐在那裡的人意見不同，思想各異。如此成功的秘訣不僅僅是因為他對人和物明察秋毫，有通曉各種語言的高超本領，更在於如下這一點：人們覺得洛倫茲心無雜念，全神貫注於手中的事情，一定要圓滿地完成任務。沒有什麼比這樣更能讓人解除心理障礙和不服從的念頭了。 在「一戰」之前，洛倫茲在國際關係中的任務主要是主持物理學會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索爾維會議 。前兩屆分別於1909年和1911年在布魯塞爾召開 。接著歐洲戰爭到來了，這對所有致力於人類關係進步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戰爭時期，尤其是戰後，洛倫茲就已經竭盡全力致力於國際和解工作，特別是在恢復國際學者之間和學術團體之間富有成效的友好合作。這項事業究竟有多困難，沒有參與其中的人是很難想像的。戰爭聚集下來的仇恨還在發揮作用，許多有影響的人還在持一種不和解的態度，任由自己跟隨大環境一起沉淪。洛倫茲的處境有點兒像一個醫生，他面對的是一個倔強的患者，儘管醫生精心地為患者調好了治療用的藥品，但他不情願服用。 但是，當洛倫茲認識到那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時，他是絕不會輕易退卻的。「一戰」結束後，他就參加了由戰勝國學者創立的研究委員會（Conseil de recherche）的活動。這個委員會將同盟國 的學者和學術團體排除在外。後來受到「同盟國」的學者的指責，洛倫茲試圖施加影響來改進這個機構，使它擴大後變為真正的國際組織。他和其他一些好心人，經過努力將「委員會」中臭名昭著的排除條款去掉。他追求的目標是恢復學術團體之間正常和富有成效的合作。然而這一點沒有達到，因為惱怒於被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科學活動之外近10年之久，「同盟國」的學者已經習慣採取消極態度。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經過洛倫茲純粹獻身美好事業且機智能幹的努力後，一切誤會終將雪融冰消。 H. A.洛倫茲通過擔任國際聯盟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主席一職，以另一種方式為國際智力合作的目標服務。這一職位最初是大約5年前由柏格森擔任的。洛倫茲主持這一工作已有一年時間，在委員會下屬的巴黎學會的積極支持下，他致力於不同文化的學術和藝術工作之間的調停活動。由於其機智、人道和質樸的人格魅力的有益影響，這一活動走上了正軌。他從未表白但卻常常實施的格言是：「不要控制，而要服務（Nicht herrschen, sondern dienen）。」 希望他的模範作用能促進這種精神的傳播！ 索爾維會議是由比利時化學家、業餘學者、企業家、政治家和慈善家歐內斯特·索爾維（1838—1922）贊助的著名會議。1865年，索爾維發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索爾維制鹼法」。至今為止，這個過程依然是制蘇打的最重要的化學工藝。他雖然非常富有，卻關心社會問題，創辦了多所教育機構，希望能夠「將其部分財富償還給人類」。索爾維會議已成為物理學和化學的重要論壇。愛因斯坦分別參加了1911年、1913年、1927年和1930年舉辦的第一屆、第二屆、第五屆和第六屆索爾維會議。第一屆至第五屆索爾維會議均由德高望重的洛倫茲主持。最著名的應該是1927年舉行的第五屆索爾維會議，由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學家討論新近表述的量子理論，會議主題為「電子和光子」。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愛因斯坦與玻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編譯者注 愛因斯坦此處敘述有誤。第一屆和第二屆索爾維會議分別於1911年和1913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編譯者注 此處的「同盟國」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及保加利亞王國組成的與協約國對敵的同盟國，亦稱「中歐列強」，這四個國家均位於俄羅斯帝國以西，法國和英國以東。——編譯者注 創造者H.A.洛倫茲及其為人 1953年7月18日，為紀念荷蘭著名物理學家洛倫茲誕辰100周年，在萊頓舉辦了專門紀念會，同時在荷蘭皇家自然科學史博物館（Rijkmuseum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atuurwetenschappen）舉辦了有關洛倫茲及其同事，超導現象的發現者、低溫物理學的奠基人海克·卡末林·昂內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1853—1926）的生平和工作展覽。在這次展覽中，博物館收到了一份厚禮——洛倫茲寫給愛因斯坦的大量信件手稿。洛倫茲的其他通信均保留在海牙的國立檔案館。本文是愛因斯坦為洛倫茲100周年誕辰紀念會寫的祝詞。原文發表於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文中提到的「邁克爾遜實驗」或「邁克爾遜—莫雷實驗」首先是由美國物理學家邁克爾遜（Albert A. Michelson，1852—1931）做出來的。因發明精密光學儀器和藉助這些儀器在光譜學和度量學的研究工作中所做出的貢獻，他於190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世紀之交時，所有國家的理論物理學家都認為H. A.洛倫茲是他們的領導者。這樣說是有完全正當的理由的。我們這個時代的物理學家大多數都沒有充分意識到H. A.洛倫茲在理論物理學基本概念形成時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造成這個奇特事實的原因是，洛倫茲的基本想法已經如此深刻地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觀點，以至於他們無法充分認識到這些想法是多麼大膽，它們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簡化了物理學基礎。 當H. A.洛倫茲開始他那富有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時，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已經獲得了成功。但是這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卻出奇複雜，以至於它的本質特徵無法被清楚地表現出來。儘管場的概念的確已經取代了超距作用的概念，但是電場和磁場還不被看作是基本的實體，而只是被設想為一種可以當作連續體的有重物質的狀態。結果，電場被分解為電場強度和電介質位移。在最簡單的情況下，電場強度和電介質位移通過介電常數聯繫在一起，但原則上它們被視為兩種獨立的實體。對磁場的處理也是類似的。根據這種基本觀點，將空的空間視為有重物質的一種特殊情況來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場強和電位移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尤為簡單。尤其是，這種解釋致使我們不能認為電場和磁場與物質的運動狀態無關，因為物質被看作是場的載體。 通過對H.赫茲關於動體電動力學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當時流行的麥克斯韋電動力學的解釋。 然後出現了H. A.洛倫茲的拯救行動。他將研究始終一致地建立在如下假說上： 電磁場位於空的空間。在那裡只有一個電場矢量和一個磁場矢量。這個場是由原子性的電荷產生的，而它反過來又以有質動力作用在電荷上。電磁場同有重物質之間的唯一聯繫是因為基元電荷固著在組成原子的物質粒子上。對於後者，牛頓運動定律是適用的。 根據這個簡化了的基礎，洛倫茲建立起一個包括動體的電動力學在內的關於當時已知的一切電磁現象的完備理論。這樣自洽、明晰和美麗的工作，在經驗科學裡是極少達到的。在這個基礎上，不加其他假設就不能得到完全解釋的唯一現象，就是著名的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如果不是把電磁場定位在空的空間裡，這個實驗就不會令人信服地推導出狹義相對論。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將電磁現象）還原到空的空間裡——或者像當時人們所說的那樣——以太里的麥克斯韋方程組。 洛倫茲甚至發現了後來以他名字命名的「洛倫茲變換」，儘管他沒有認識到它的群特徵。對他來說，空的空間中的麥克斯韋方程組只適於一個特殊的坐標系，這個坐標系因其靜止的狀態而與其他一切坐標系區分開來。這是一種矛盾的狀況，因為這個理論對慣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經典力學還要強。這種情況從經驗的觀點來看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必然會導致狹義相對論。 感謝萊頓大學的慷慨，使得我能經常到那裡與我親愛的摯友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共度一段時光。因此我常常有機會參加洛倫茲的演講，這些演講是他退休以後定期為少數年輕同事所做的。凡是這位卓越人物講的東西，都如同精美的藝術品一樣明澈美麗，並表現得那麼輕鬆靈巧，這是我從未在其他人身上感受過的。 我們這些年輕人只要認識到了H. A.洛倫茲的開明精神，便會特別欽佩和尊敬他。但是當我想起H. A.洛倫茲時，我所感覺到的遠遠不止於此。對我個人而言，他比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其他人都更重要。 正如他對物理學和數學駕馭自如一樣，他毫不費力、冷靜沉著地支配自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沒有平常人的弱點，可是這一點也從來沒有令他人感到壓抑。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卓越，但是從沒有人覺得有壓迫感。儘管他從不對人類和人類事務心存幻想，但他對每個人、每件事都滿懷善念。他總是盡力服務和幫助他人，從未給人留下盛氣凌人的印象。他極其認真負責，從不賦予任何事情以過分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一種微妙的幽默感守護著他，這從他的眼神和微笑里便可覺知。與此相應的是，儘管他全身心地獻身科學，但他確信我們的理解不可能太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直到晚年，我才能夠充分欣賞這種半是懷疑、半是謙卑的態度。 儘管做了真誠的努力，語言——至少是我的語言——並不足以公正地討論這篇文章的主題。因此，我希望在此引用洛倫茲的兩句對我產生特彆強烈的影響的話： 「我很高興自己屬於這樣一個國家，它太小了，無法做出什麼大的愚蠢行為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在談話中試圖使他相信，在人類領域裡，命運是由武力和強權決定的。對此，他這樣回答：「或許您是對的，但我不願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 提名尼爾斯·玻爾為物理學通訊院士的信 這封信是1922年2月2日至2月16日期間，愛因斯坦在普魯士科學院數學物理組的一次會議上提交的。 在最後的列印稿上，除了愛因斯坦，還有勞厄 、能斯特 、普朗克 和魯本斯 的簽名。 愛因斯坦檔案編號：[8 062]。 當未來時代的人描述我們關於這個時代所取得的物理學進展的歷史時，將不得不把我們對於原子性質的認知方面最重要的進展和尼爾斯·玻爾的名字聯繫起來。人們過去已經知道，經典力學無法描述組成物質的基本單元，以及原子的結構是相對鬆散的外層物質環繞帶正電的核心。但是經驗得到的幾乎已經是完整的已知光譜結構與舊有理論設想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人們不敢想像會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能夠解釋觀察到的經驗規律。然而1913年，玻爾發現了最簡單光譜的量子理論解釋，在很短時間內為大量定量結果證實，使得其大膽假設的理論基礎很快成為原子物理的一個穩固基石。儘管距離最初的發現還不到10年，他提出並在很大程度上發展的思想體系主導了原子物理和原子化學，使得之前的詮釋工作都好像是過去很遙遠的事情。倫琴光譜、可見光譜以及元素周期表的理論，都是基於玻爾的思想。作為一個研究者，玻爾身上最令人驚嘆的是一種少見的大膽勇敢和細心權衡的結合；極少有研究者具有這樣高超的能力，同時包括對隱藏事物的直覺理解和尖銳批評。雖然具有很多細節知識，他的洞察力總是毫不動搖地指向根本性的問題。毫無疑問，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科學領域最偉大的創新者之一。 尼爾斯·玻爾是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教授。簽名人推薦他作為我們科學院的通訊院士。 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德國物理學家，因發現晶體衍射X射線而獲得19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除了在光學、晶體學、量子理論、超導性和相對論方面做出的科學貢獻外，他還擔任德國物理學會主席等多個行政職位，40年間推動和指導德國的科學研究和發展。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強烈反對者，他在「二戰」後為重建德國科學發揮了重要作用。——編譯者注 能斯特（1864—1941），德國化學家，現代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因提出熱力學第三定律而榮獲1920年諾貝爾化學獎。能斯特是一位著名的科學組織者和活動家。他協助召開了第一屆索爾維會議。正是在他和普朗克的力主下，才用優厚條件將愛因斯坦從蘇黎世「挖到」柏林。 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德國物理學家，量子物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1918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從1930年起，他曾先後任威廉皇家學會，即後來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主席，1946年任名譽主席。——編譯者注 魯本斯（1865—1922），德國物理學家，以其對黑體輻射能量的測量而聞名。——編譯者注 評沃爾夫岡·泡利的《相對論》 這是愛因斯坦對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為克萊因（Felix Klein，1849—1925）主編的《數學科學百科全書》寫的《相對論》條目單行本（Pauli, W., jun., Relativitätstheorie. Sonderabdruck aus der Enzyklopädi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 Leipzig, B. G. Teubner, 1921. IV, S. 539 bis 775）的評價，1922年2月24日發表於德文期刊《自然科學》[Die Naturwissenschaften, 10（1922): 184—185]。 出生於1900年4月25日的泡利，1920年12月完成這篇文章初稿時還是慕尼黑大學的一名研究生。1921年7月25日參加博士考試之前不久，他在文章的校樣階段又參考克萊因的批評做了一些修改。文章於1921年9月15日發表於《數學百科全書》，之後又發行了由他的博士導師索末菲作序的單行本。早在1921年12月30日，愛因斯坦在給玻恩夫婦的信中就說：「泡利是一個不錯的小伙子，畢竟他才21歲，可以為自己在《百科全書》上的那篇文章感到自豪。」（《愛因斯坦全集》第12卷，文件345）。 無論是誰研讀這一成熟而構思宏大的作品，都不會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位只有21歲的年輕人。該作品精彩紛呈，處處令人讚嘆：對思想發展進程的心理理解，精確的數學推導，深刻的物理洞察力，系統性的清晰表述，淵博的文獻知識，完備而信實的論證，以及有力的批評。 這部大約230頁的相對論的詳盡闡述，構架如下： 1. 狹義相對論的產生，特別詳細地描述了作為其基礎的關鍵實驗事實。 2. 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特別值得向專業讀者推薦的是仿射張量和無窮小變換部分。 3. 狹義相對論的進一步發展。從形式化以及物理學的觀點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4. 廣義相對論（75頁）。思想發展的典範論述，解決具體問題的數學方法的完整表達。特別有價值的是關於能量方程的討論以及對外爾理論的批判。 泡利的書值得推薦給所有在相對論領域進行創造性研究的人，以及所有想要準確了解相對論的根本問題的人。 推薦保羅·赫茲 這封推薦信寫於1922年5月18日。保羅·赫茲（Paul Hertz，1881—1940），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曾在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學習物理學，1904年獲得博士學位，1909年獲大學任教資格。1912年，他到哥廷根大學任教，1921年任編外教授。早在1910年8月，他就與愛因斯坦有過交往。他對愛因斯坦1903年發表的文章《熱力學的理論基礎》中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批評，愛因斯坦發現赫茲的批評是對的。不打不相識。1910年9月，兩人在瑞士自然研究者協會（Schweizerische 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巴塞爾會議上見面。愛因斯坦向出生於奧匈帝國的布拉格，但長期在挪威奧斯陸工作的化學家戈爾德施密特（Heinrich J. Goldschmidt，1857—1937）推薦赫茲做翻譯工作。 愛因斯坦檔案編號：[12—220]。 通過閱讀其科學論文和個人交往，我認識保羅·赫茲先生已有多年。他無疑是德國最有見識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卓越的創造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高度的綜合文化素養非常適合內容範圍廣泛的文字工作。我對他的人品和智力同樣看重，相信他能夠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完成任何自己有信心擔負起的任務。 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 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Joseph Popper-Lynkaeus，1838—1921），奧地利社會哲學家、發明家和作家，原名約瑟夫·波普爾（Joseph Popper），林克尤斯是他的筆名。他是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1902—1994）的伯父。 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出生於猶太家庭，是家中的第五個男孩。作家弗里德里希·諾克（Friedrich Nork，1803—1850）是他的舅舅。波普爾—林克尤斯在布拉格工學院學習數學、物理學和技術。儘管他才華橫溢，記憶力超群，但由於當時社會對猶太人的限制，他不能在科學領域工作。他曾在鐵路部門服務過，但不成功，也曾任私人輔導、報紙編輯，在維也納大學學習過國民經濟學、文化史和美學。 波普爾—林克尤斯的思想非常活躍，往往超前於世。早在1862年，他想到電力傳輸的可能性，將瀑布和漲潮的機械動能轉化為電力。他還有多項極具創造性的發明專利，構建了一個用於防止蒸汽鍋爐內壁積累鱗屑的襯墊系統。他更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系列著作中設計了一套社會體系，能保障所有個人得到主要的生活所需。在他看來，社會有義務給予其成員生活的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必需的服務——公共醫療、養育及教育。 波普爾—林克尤斯非常欣賞中國哲人孔子，認為他是影響世界歷史的最重要的人物。從他廣受歡迎的《一個現實主義者的幻想》（Phantasien eines Realiste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思想對他的影響。此外，他還寫了一些反戰的、具有和平主義傾向的短篇故事。所有這些故事都是他為了調試他的發明，在奧地利境內旅行時寫的。他往往住在一間超便宜、極簡樸、冰冷如霜的旅館房間裡寫作。正是這些短篇故事讓他聞名世界。但是，奧匈當局卻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理由是有傷風化。 波普爾—林克尤斯的思想影響了許多思想家，愛因斯坦是其中之一。愛因斯坦這篇文章大概是在1921年為悼念他逝世而寫的，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波普爾—林克尤斯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師、才華橫溢的作家，還是少數體現了一代人良知的傑出人物之一。他向我們灌輸了這樣的觀點：社會要對每個人的命運負責，同時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實現社會責任的道路。對於他來說，社會或國家無須崇拜；只有履行讓個人及其人格有可能得到和諧發展的義務的基礎上，社會或國家才有權力要求個人做出犧牲。 祝賀阿諾爾德·柏林內爾70歲生日 阿諾爾德·柏林內爾（Arnold Berliner，1862—1942），猶太裔德國物理學家，1886年畢業於布雷斯勞大學，後在通用電器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AEG）研發實驗室工作。1912年，他被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任命為新創立的德文周刊《自然科學》（創刊號於1913年1月出版）的主編。納粹上台後，擔任了22年主編的柏林內爾被解職；1942年3月22日，他在得知將被納粹流放後自殺。《自然科學》現在仍在發行，其誕生受到1869年創刊的英文雜誌《自然》（Nature）的啟發，最初為周刊，現為月刊。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2年德文期刊《自然科學》第20卷913頁，後收錄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本文的英譯本最後多了幾句話：「我們都該認識到柏林內爾幫了我們什麼。親愛的柏林內爾，不要為我這輕率的言行感到惱怒。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偶爾享受一次歡笑吧。」 我想藉此機會向我的朋友柏林內爾和他創辦的雜誌《自然科學》的讀者，說明為何我對他本人以及他的工作的評價如此之高。我必須趁這個機會講，否則就沒有機會講類似的話了。基於客觀性的訓練，我們往往將涉及個人的事情視為一種禁忌。而凡人如我，只有在像今天這樣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稍敢觸犯這一禁忌。 閒扯幾句之後，還是回到客觀性上來。科學確定的事實範圍已經大大擴展，每門學科的理論知識已不可思議地變得高深了，但人類在才智上的融會貫通能力仍極為有限。因此，研究人員的活動領域不可避免地會局限在越來越小的人類知識領域。更糟糕的是，這種專門化讓人難以對科學全貌有一個哪怕是大致粗略的了解。而缺乏這種了解，勢必會損害真正的研究精神。情況的發展類似於《聖經》中通天塔的故事象徵的那樣。每位嚴肅的科學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識到，自己不自覺地被驅逐到不斷縮小的知識領域，這正威脅著研究者喪失廣闊的視野並使其降級到技術人員的層次。 我們都已遭受了這種痛苦，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緩解它。但是，柏林內爾以令人欽佩的方式為講德語的國家提供了補救措施：他意識到，現有的通俗期刊已足以用來指導和激勵外行人；他還意識到，需要有一份內容廣泛、精心編輯的期刊，專門給科學工作者提供科學問題、方法以及結果的發展的信息，以便使他們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通過多年的艱苦工作，憑藉偉大的智慧和巨大的決心，他一直致力於這個目標，為我們大家服務，為科學服務。對此，我們怎樣感激都不為過。 他必須得到有成就的科學家的合作，並引導他們儘量以能夠讓非專業人士也能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他們應當講述的東西。他經常告訴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必須克服眾多挑戰。他曾用一個謎語向我描述過他的困難。問：什麼是科學作者？答：是一種介於含羞草和豪豬之間的綜合體。柏林內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為他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熱望，即讓一個儘可能大的科學領域擁有一個明晰全面的表達。這種感情同樣驅使他歷經多年艱辛寫出了一本物理學教科書。前幾天，醫學院的一名學生告訴我：「如果沒有這本書，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裡對現代物理學的原理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 柏林內爾為了科學的明晰性和廣博性所做的努力，使科學的問題、方法和結果在許多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如果沒有他的這份期刊，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生活簡直不能想像。讓知識活起來並使之保持生命力，與解決專門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祝賀蕭伯納 愛因斯坦第一次與愛爾蘭劇作家、辯論家、文化批評家、政治活動人士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見面，是在1921年春天他第一次訪問英國時。那時，愛因斯坦剛從美國回來不久。他與妻子愛爾莎在美國逗留了8個星期，回到柏林後應財大氣粗的英國政治家、律師、無神論者霍爾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子爵的邀請，愛因斯坦在倫敦待了一周。霍爾丹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曾在1905—1912年任英國陸軍大臣，1912—1915年任大法官，當時因被錯誤地指控為「同情德國」而被迫辭職。他總是熱心於尋求英德兩國之間的和解。正當在英國被經常提起的愛因斯坦在「一戰」結束後首次與英國學術界和文化界接觸時，霍爾丹出版了《相對論的統治》（The Reign of Relativity）一書。這本書表達了霍爾丹對德國文化的無限崇敬之情。霍爾丹欽佩德國人「受過服從的訓練」這一事實，對歌德及其作品非常熱愛，並與人合作將叔本華和黑格爾的著作譯成英文。霍爾丹稱自己的客人為「20世紀的牛頓」。 愛因斯坦與蕭伯納的第二次見面是在他1930年10月訪問英國時。在歡迎愛因斯坦的晚宴上，蕭伯納做了一個非常嚴肅而又十分風趣、極具蕭式風格的歡迎詞。他對一般的科學家充滿諷刺之能事，認為歷史上只有8位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即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牛頓和愛因斯坦。在這8位偉大的科學家中，只有3位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觀：托勒密、牛頓和愛因斯坦。托勒密的宇宙觀統治了1000多年，牛頓的宇宙觀統治了300年，那麼愛因斯坦的宇宙觀能統治多少年呢？蕭伯納充滿幽默的發言讓愛因斯坦忍俊不禁。 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他在這次訪英期間寫的，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極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當代人的弱點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響。面對人類頑固的天性，這些孤獨的人往往會失去改變社會的勇氣。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利用他們微妙的幽默和優雅，並以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藝術為媒介，讓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今天我向藝術大師致以最誠摯的敬意，他曾給我們帶來幸福，並讓我們受到教育。 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53年12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首次發表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我們今天以一種興奮和感激的心情來紀念這樣一個人，他比任何人對於西方擺脫教會和經院哲學統治的枷鎖所做出的貢獻都要大。 誠然，希臘古典時期就有一些學者確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這種對宇宙的認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認。亞里士多德和希臘天文學家依舊堅守地球中心的概念，當時很少有人提出質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闡述太陽中心概念的優越性，必須具有難得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直覺，也要掌握當時不易獲得的天文事實。哥白尼的偉大成就不僅為現代天文學鋪平了道路，也讓人們的宇宙觀產生了關鍵性的改變。一旦認識到地球並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顆較小的行星，那麼以人類為中心的錯覺也就如過眼雲煙了。可以說，哥白尼以其工作和偉大的人格，教導人們要謙遜。 沒有一個民族可為他們中出了這樣一個人而驕傲。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對哥白尼這樣一個內心獨立的人，難以用它來加以解釋。 悼念瓦爾特·拉特瑙 瓦爾特·拉特瑙，德國猶太實業家、作家、政治家，曾任魏瑪共和國外長，德國民主黨（DDP）領袖、德國通用電氣總公司經理和董事。「一戰」時期，他任普魯士政府戰時資源局局長。「一戰」結束後，他成為德國民主黨領袖。1921年，他任魏瑪共和國復興部長；1922年，任魏瑪共和國外長。1922年4月，他出席熱那亞會議，為打破當時德國在歐洲的孤立局面，同蘇聯簽訂《拉巴洛條約》。同年6月回國後，24日被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暗殺。 愛因斯坦的這篇紀念文章，1922年8月發表於《新評論》 [Neue Rundschau, 33（1922）: 815～816]。本文最後一句來自《聖經·新約》中的《馬太福音》（7:16）：「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對於拉特瑙，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懷有愉悅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因為他在目前歐洲的陰暗局勢中，帶給我希望和安慰；也因為他的高瞻遠矚和古道熱腸，同我一道度過難忘時光。他對宏觀經濟關係的概括，對各民族特點和各色人等心理的理解，以及對個別人物的了解，都令人欽佩。他有著積極的人生觀，雖然洞察人性，仍然博愛眾生。與朋友共桌閒談之際，他既認真又帶著地道的柏林式的幽默；這種可貴的結合，使他的談吐別有風趣。一個耽於幻想的人不難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他卻是一個入世的理想主義者，世事洞明，遠超常人。 我對他就任外長一事感到遺憾。鑒於德國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大多數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我認為，在公共生活中，猶太人應當採取一種自尊而謙虛的姿態。我絕沒有想到，仇恨、盲目和忘恩負義會達到這樣極端的程度。但是對那些在最近50年來掌握德國人民倫理教育的人，我要高聲吶喊：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悼念瑪麗·居里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紐約羅里奇博物館（Roerich Museum, New York）舉行的居里夫人悼念會（The Curie Memorial Celebration）上的發言，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當一位像居里夫人這樣傑出的人物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們不應僅僅滿足於回顧她的工作成就為人類做出的貢獻。傑出人物的道德品質可能比純粹理智的成果對一個時代以及整個歷史進程的意義還要大。不僅如此，甚至後者的取得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境界，而且這種依賴程度比通常認為的要大得多。 我很幸運能與居里夫人保持20年高尚而純潔的友誼。她那偉大的人性使我的崇拜之情與日俱增。她的力量、她的意志的純潔、她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她的客觀公正、她堅定不移的判斷力——所有這些不易被發現的品格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認為自己是一名社會公僕，她那極度的謙遜從未給自滿留下任何空間，她始終感覺到社會的殘酷與不平等並因此備受壓抑，這使她的外錶帶有嚴肅的一面。而這一點很容易被不熟悉她的人誤解——這是一種罕見的、不能為任何藝術氣質減輕的嚴肅。一旦她認為某條道路是正確的，就會毫不妥協、持之以恆地追求到底。 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成就——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並不僅僅因為她超凡的直覺，還因為她在無法想像的極端困境中仍然保持的專注與執著，而這在實驗科學的歷史上是不常見的。 假使居里夫人的品格與獻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僅有一小部分還活在歐洲知識分子的心中，那麼歐洲就會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悼念馬克斯·普朗克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48年4月舉行的馬克斯·普朗克紀念會（Max Planck Memorial Service）上的發言，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對於一個用偉大的創造性思想造福世界的人來說，後代的褒獎並無什麼必要，他自身的成就已給予他更高的獎賞。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與知識的代表從地球的各個角落來到這裡相聚，的確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很有必要的。他們到這裡來是為了證明，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政治狂熱與殘酷的武力像利劍一樣懸掛在飽經痛苦、驚恐萬狀的人的頭上，我們追求真理的理想標準仍然高高在上、光芒不減。這一理想是一條將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科學家永遠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它以一種罕見的完美體現在馬克斯·普朗克身上。 儘管希臘人已經想像到物質的原子本性，並且19世紀的科學家進一步使原子概念的提出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然而卻是普朗克的輻射定律第一次在不依賴其他假說的情況下精確地測定出原子的絕對大小。不僅如此，他還令人信服地說明，除了物質的原子結構外，還有一種受普適常數「h」支配的能量的原子結構，這個常數是由普朗克引入的。 這一發現成為20世紀所有物理學研究的基礎，並從那時起幾乎完全決定了物理學的發展。沒有這一發現，就不可能建立分子與原子理論以及決定二者能量轉化過程的有用理論。不僅如此，它還粉碎了經典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整個框架，同時也為科學確立了一項新使命：為整個物理學尋找一個新的概念基礎。儘管至今為止已取得了一部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這個問題仍未得到滿意的解決。 為了向這位偉人致敬，美國國家科學院表達了自己的希望：出於純粹的知識目的而進行的自由研究，應該不受任何阻撓與破壞。 向莫里斯·拉斐爾·科恩致敬 本文是1949年11月15日愛因斯坦在莫里斯·拉斐爾·科恩學生紀念基金會（Morris Raphael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上的致辭。 莫里斯·拉斐爾·科恩（1880—1947），美國哲學家、律師和法學家。他出生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一個猶太家庭，12歲移居美國紐約，26歲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紐約城市學院、芝加哥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等校教授哲學和法學。他被認為是一位傳奇的教師，將實用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學分析結合起來。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認為他是當代美國哲學家中最具有創造性思想的人。 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 Nagel，1901—1985），美國科學哲學家，代表作為《科學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ce）。他與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萊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和亨普爾（Carl Hempel，1905—1997）並稱為邏輯實證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 本文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女士們、先生們：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大都市裡，很高興知道有人並沒有完全受到當前世事紛擾的影響。你們的研討會見證了那些勤于思想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既不受浮華現世的威脅，也不懼生死隔絕的威脅。與我們特別親近的人，大多已不在人世，最近莫里斯·科恩也離開了我們。 我深知他是一個樂於助人、性格獨立的有良知的人，我有幸經常與他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但是當我偶爾想說出一些關於他的精神個性的東西時，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想法還不夠熟悉。 為了填補這個空白——至少為了略知一二——我開始閱讀他與歐內斯特·內格爾合著的《邏輯與科學方法》一書。然而，我沒有輕鬆地做到這一點，由於時間太少，難免有些緊張。但是一旦開始閱讀，我就變得欲罷不能，以至於忘掉了讓我產生閱讀的外在動機。 幾個小時後，我回過神來，自問到底是什麼讓我如此著迷。答案很簡單：書中並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而是先呈現對事情的各種思考方法，進而激發科學的好奇心，之後才試圖通過完整的論證來清楚說明問題。作者在思想上的誠實，使我們分享了他內心的思考過程。這是天才教師的標誌。知識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沒有生命的，存儲在書本中；一種是有機地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第二種存在形式才是核心的；第一種也許不可或缺，但處於次要位置。 悼念保羅·朗之萬 本文選自1947年巴黎出版的《思想》（La Pensee）雜誌，2—3月號。 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國著名物理學家，以對次級X射線、氣體中離子的性質、氣體動理論、磁性理論以及相對論等方面的工作而著稱。他在法國學術界傳播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提出了「雙生子悖論」。 朗之萬是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員會（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創始人之一，這是在1934年2月6日發生極右派騷亂之後創立的一個反法西斯組織。1931年，朗之萬受國際聯盟的指派，到中國考察教育事業，並直接促成了1932年中國物理學會的成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在國際社會聲援過中國的抗日戰爭。1944—1946年，朗之萬任法國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 homme（et du citoyen），LDH]主席。在此之前，他剛剛加入法國共產黨。他因直言不諱地反對納粹而被捕。他在維希政權的大部分時間裡遭到軟禁。 朗之萬是皮埃爾·居里的博士生。居里因車禍去世後，朗之萬與居里夫人傳出緋聞，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後來，兩人被迫分開。多年後，朗之萬的孫子米歇爾（Michel Langevin）與居里夫人的外孫女埃萊娜（Hélène Langevin-Joliot）結為連理。 朗之萬死後享有哀榮，被葬在先賢祠。 在愛因斯坦所有的法國同事中，他與朗之萬最為親近，政治理想非常契合。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愛因斯坦和朗之萬為增進法德關係共同做出的努力，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友誼。和愛因斯坦一樣，朗之萬也直覺地認識到，歐洲和平的關鍵在於法國與德國的和諧關係。在和平最終恢復後不久，朗之萬就離世了，這給愛因斯坦帶來了悲痛的回憶。愛因斯坦在自1939年創辦之時起就一直由朗之萬擔任編輯的雜誌上，與法國民眾分享了他對朗之萬的悼念之情。 相對於發生在這些不幸且充滿失望的歲月中的大多數事件而言，保羅·朗之萬逝世的消息對我的打擊更沉重。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他長壽的、充滿豐碩的創造性成果的一生不是很和諧地體現在他身上嗎？難道他不是因為對知識問題敏銳的洞察力而受到廣泛尊敬，因獻身於一切正義事業並對一切生靈表現出寬容、仁慈而獲得普遍的愛戴嗎？自然界為生命確定了界限，以使它在結束時仿佛一件藝術品一樣被表現出來，這一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感到一定的滿足嗎？ 保羅·朗之萬的逝世帶來的悲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銘心，是因為它使我體驗到一種被拋棄後極端孤獨淒涼的感覺。任何一個時代，都極少有人不僅對事物性質有清晰的洞察力，而且對真正人性面臨的挑戰具有強烈的感覺，並有採取鬥爭行動的能力。這樣的人物離開人世，他所留下的空隙是仍然活著的人無法承受的。 朗之萬具有極為清晰的科學思維，同時又不固守成規，並且對關鍵點有準確無誤的直覺性洞察力。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他的講座對不止一代的法國理論物理學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朗之萬關於實驗技術的知識同樣非常豐富。他提出的批評以及具有建設性的建議總能產生實際效果，然而他自己的那些頗富創造性的研究對科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特別是在磁學和離子理論領域。然而，他一貫樂於承擔責任的做法限制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的勞動成果體現在其他科學家出版物中的要比在他自己出版物中的多得多。 在我看來，似乎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不是其他人先提出了狹義相對論，朗之萬本來是能夠完成這項工作的，因為他已經清楚地覺察到了這一理論的本質方面。另一件令人欽佩不已的事則是他充分體會到德布羅意 思想的意義——薛定諤後來從這些思想中發展出波動力學的方法——甚至在它們尚未結合成為一個連貫的理論之前。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他告訴我這件事時的那種興奮與熱情——我也記得我是帶著猶豫與懷疑接受他這些話的。 朗之萬在一生中始終對我們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缺陷與不平等有清醒的認識，並為此感到痛苦。然而，他堅定地相信理性與知識的力量。他的心靈是如此純潔，他甚至相信，一旦發現了理性與正義之光，所有人都應該願意做出充分的自我克制。理性就是他的信念——一種不僅要帶來光明而且要帶來拯救的信念。他想要促使所有人生活得幸福的願望甚至比他對純粹理智啟蒙的渴望更加強烈，這使得他將大量時間與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啟蒙活動中。從未有一個求助於他的社會良心的人會從他那裡空手而歸。正因為如此，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質使許多無聊透頂的知識分子對他懷有刻骨的敵視。反過來，他卻對他們都表示理解，他那仁慈之心從未對任何人懷有怨恨。 我只能為認識這樣一位純潔並啟發人思考的人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1892—1987），巴黎龐加萊研究所理論物理學教授。1929年，因對電子的波動性研究，他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關於他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私人關係，在卡爾·澤利希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瑞士》一書中，收有德布羅意教授的文章《1927年在索爾維委員會會見愛因斯坦》（Une rencontre avec Einstein au conseil Solvay en 1927）。——編譯者注 悼念瓦爾特·能斯特 本文選自1942年2月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科學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第54卷。 我很高興接受這本期刊編輯的請求，為最近去世的科學巨人瓦爾特·能斯特寫點東西。他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密切交往的、最具特色、最有趣的學者之一。在柏林，他從不錯過任何一次物理學會議。他簡潔的發言不僅顯示了一種驚人的科學天賦，而且表現出他總是掌握並深刻地了解數量巨大的事實材料。他對自己擅長的實驗方法與實驗技巧有罕見的駕馭能力。雖然有時我們會善意地笑對他那孩子般的虛榮與自滿，但我們對他卻有著由衷的讚賞與私人情誼。只要不犯以自我為中心的毛病，他就會顯示出一種非常少見的客觀公正性、一種對關鍵問題精確的感知能力以及發自內心的探索自然界深層次相互關係的熱情。要是沒有這種熱情，他那具有非凡多產的創造以及在20世紀最初的三分之一時間對科學生活產生的重大影響將是不可能的。 作為一個以熱力學、滲透壓力以及離子理論為研究基礎的那個時代的最後一名成員，他從阿倫尼烏斯 、奧斯特瓦爾德 、范特霍夫 當中脫穎而出。直至1905年，他的工作基本限於這些概念範圍。他的理論武器略顯幼稚，但他卻以一種罕見的敏捷掌握了它。我可以舉出「濃度局部可變液體中的電動力理論」以及通過加入溶解物質以降低溶解度的理論作為例證。在這一時期，他還發明了利用惠斯通電橋（交流電，以電話機作為指示器，在比較電橋支路中的補償電容量）測定導電體介電常數的巧妙的零點法（null-method）。 這個最初的多產時期，是與能斯特改進方法論並完成對一個領域的探索工作聯繫在一起的，這個領域的基本原則在他之前已為人所知。這項工作逐漸把他引導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難題，可表述如下：由一個系統在各種狀態中的已知能量，能否計算出該系統從一種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時增加的有用功。能斯特認識到，僅憑熱力學方程無法利用能量差U從理論上確定過渡功A。從熱力學方程可以推出，在絕對零度，A與U的溫度必然是相等的，但對於任意的溫度，即使U的能量值或能量差在任何條件下都已知，也無法利用U求出A。除非引入一個關於這些增量在低溫條件下發生的反應的假設（這個假設非常簡單，因此是顯而易見的），上述計算才是可能的。這個假設就是：A在低溫條件下將不再受溫度影響。把這個假設作為一種假說（熱力學的第三條主要原理）引入是能斯特對理論科學最偉大的貢獻。普朗克後來發現了理論上更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即熵在絕對零度時消失。 從熱力學的較老的觀點來看，第三條主要原理所要求的物體在低溫條件下發生的反應很異常。為了確保這一原理的正確性，必須對低溫條件下的量熱學方法做重大改進。高溫條件下的量熱學也因能斯特而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所有這些研究，以及他那不知疲倦的天賦，為這個領域的實驗者提供了許多具有鼓舞作用的建議，他最富成效地推進了他那一代的研究工作。量子理論一開始就得益於這些量熱學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論，特別是在玻爾的原子理論使光譜學成為最重要的實驗領域之前，情況更是如此。能斯特的本職工作「理論化學」不僅為學生，而且為學者提供了大量啟發性的思想。從理論上講，它們只是基礎性的，卻富有機智、生動形象，而且充滿關於各種各樣相互聯繫的提示，這的確反映了他理智的特點。 能斯特不是一個眼界狹窄的學者，憑藉良好的常識，他成功地投身實際生活的各個領域，與他進行的每一次談話都會使一些有趣的事情真相大白。他與幾乎所有同胞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令人矚目地從偏見中擺脫了出來。他既不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軍國主義者。他幾乎完全憑藉結果的成敗與否而非某種社會或道德理想對人或事做出評判。這是他擺脫偏見的結果。同時他對文學很感興趣，並且具備像他這樣擔負如此繁重工作的人少有的幽默感。他是一個富有創造精神的人，我從未遇到過一個在任何本質方面與他相似的人。 阿倫尼烏斯（Arrhenius），1859—1927），瑞典物理化學家。他最著名的貢獻是電解質的電離學說。——編譯者注 奧斯特瓦爾德（Carl Wilhelm Wolfgang Ostwald，1853—1932），德國化學家，畢生從事教學、研究和編輯工作，促進膠體化學的發展，大部分生涯在萊比錫大學度過。——編譯者注 范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荷蘭物理化學家，生於鹿特丹，由於在反應速度、化學平衡和滲透壓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成為第一個（190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1887年與德國化學家奧斯特瓦爾德一起創辦了很有影響力的《物理化學雜誌》。——編譯者注 悼念保羅·埃倫費斯特 本文選自1934年荷蘭萊頓杜爾堡（S. C. Doesburg）出版社出版的《萊頓大學生聯合會年鑑》（Almanak van het Leidsche Studentencorps）。 保羅·埃倫費斯特，理論物理學家，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逝世於荷蘭阿姆斯特丹。1904年，他在玻爾茲曼的指導下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在有關統計力學的著作中，他表現出了卓越的批評才能。 在如今這個時代，具有高尚品質的人因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棄世的事情如此頻繁地發生，我們甚至已經不再覺得這樣的結局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然而，逃避的決定一般來說都是源於不能——或至少不願意——把自己交付給新的更加困難的外部生活環境。只是因為不能忍受內在的衝突就拒絕生存下去的情況，即使在今天具有健全頭腦的人當中也是極為罕見的，大概只有在最高貴、具有最高尚的道德品質的人中間才會發生。我們的朋友保羅·埃倫費斯特就陷入了這樣一種悲劇色彩的內心衝突中。那些熟悉他的人，很榮幸其中包括我，知道他最終成了良心衝突的犧牲品。這種良心衝突是絕不放過任何年逾五旬的大學教師的，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 我是在22年前認識他的。那時他剛從俄國回來，便徑直到布拉格來拜訪我。在俄國，他因為是猶太人而被禁止在高級研究機構中執教。當時他正希望在中歐或西歐尋找新的工作環境，但我們幾乎未談及此事，因為當時的科學狀況差不多吸引了我們全部的興趣。我們兩人都意識到，經典力學與電場理論面對熱輻射現象與分子過程（熱的理論統計），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然而似乎又沒有一種可行的辦法來擺脫這一困境。普朗克的輻射理論的邏輯缺陷——當然我們兩人對輻射理論本身都非常崇拜——對我們來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還討論了相對論。他對相對論帶有一定程度的懷疑，但是這種懷疑帶有他特有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判斷力。僅僅幾個小時，我們便成了真正的朋友——仿佛我們的夢想與渴望彼此都心領神會。我們一直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直至他離開人世。 他的價值體現在他異常優秀的天賦中：他能夠領會一個理論觀念的實質，他能夠剝去一個理論的數學外衣直至簡單的基本觀點清晰地凸顯出來。這一能力使他成為舉世無雙的教師，也因此被邀請參加了許多科學大會。他總是能將清晰與精確注入任何討論中。他激烈地反對模稜兩可與拖沓迂迴。必要時，他會進行尖刻的諷刺，甚至明顯表現出失禮之舉。他的一些發言幾乎可以被認為是傲慢的。然而他的悲劇卻是由於他近乎病態的缺乏自信。他在批評方面的天賦超出了他的建設能力，因此他總是感到痛苦。可以說，他的批評精神剝奪了他對自己思想成果的熱愛，甚至在它們產生之前。 在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不久，埃倫費斯特的塵世生涯發生了重大轉折。我們尊敬的老前輩洛倫茲希望結束在大學的日常執教活動，他認為埃倫費斯特同自己一樣屬於富有靈感的教師，並推薦他為自己的繼任者。一個神奇的活動領域向這個稚氣未脫的年輕人敞開了大門，他不僅是我們這一領域我所認識的最優秀的教師，還熱情地關注別人，特別是他的學生的發展和命運。理解他人，贏得他們的友誼與信任，幫助任何陷入外部或內心鬥爭中的人，激勵年輕的天才——所有這些都構成他生活的組成部分，甚至比沉浸於解決科學問題更加重要。他的學生和同事都熱愛他，尊敬他。他們知道他全身心地為別人服務，幫助別人，知道這樣做完全符合他的本性。難道他不應該是個幸福的人嗎？ 事實上，他比任何一個跟我關係密切的人都感到不幸福。因為他覺得自己無法與所面對的高尚使命相提並論，即便每個人都尊敬他，又有什麼用呢？他這種毫無來由的不完美感無休止地、經常地使他喪失進行研究所必需的平和心境。他受到的折磨是如此嚴重，以至於他被迫通過分散注意力來尋找慰藉。他頻繁地毫無目的地旅行，對收音機的沉迷以及他躁動不安的生活的許多其他特徵都不是源於對安靜與無害的調情的需求，而是源於一種奇怪的衝動，逃避我已經暗示過的心理衝突。 在最近幾年裡，這一狀況因為理論物理學經歷的異常動盪的發展而更加惡化。讓一個人學習並講授那些自己內心都無法接受的東西永遠是一件難事。而對於一個具有近乎狂熱的誠實並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明確的人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尤其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年逾五旬的人越來越難以適應他永遠無法擺脫的新思想。我不知道有多少讀到這段文字的人可以完全體會這一悲劇。然而，這正是他逃避人世的主要原因。 對於我來講，過分自我批評的傾向似乎與童年的經歷有關。無知而自私的教師所帶來的羞辱與精神壓力，在年輕的心靈中釀成的嚴重惡果永遠無法消除，而且在未來的生活中會經常產生有害的影響。埃倫費斯特對這種經歷的強烈感受，可以從他拒絕把深愛著的孩子們託付給任何學校這一事實中看出來。 與大多數人相比，他與朋友的關係扮演著更重要的作用。他完全受同情心以及建立在道德判斷基礎上的憎惡所左右。他一生中最強烈的關係是他與妻子同時也是同事的關係 。她是一位具有異乎尋常的堅強與執著，而且在理智方面與他不相上下的人。或許她的思想不如他那樣敏捷、豐富與敏感，但是她的泰然自若，不依靠他人的獨立精神，在困難面前的堅定執著，在思想、感情以及行動方面的正直——所有這些對他來講都是一種恩賜。他也用尊敬與愛情——這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見的——回報她。同她的分離，對他來說是致命的，那是一種可怕的體驗，一種他那已經受傷的靈魂無法承受的體驗。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的生活由於他的精神力量與剛正不阿，由於他那博大的胸懷所具有的仁慈與熱情，特別是他那不可抑制的幽默與機智而受益匪淺——我們深知他的離去將使我們損失慘重。他將繼續活在他的學生心中，活在所有為他的人格力量所引導，樹立起雄心壯志的人心中。 此處指他的妻子塔季揚娜·埃倫費斯特（Tatyana Alexeyevna Afanasyeva，1876—1964），俄羅斯/荷蘭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統計力學和統計熱力學領域做出了貢獻。1904年12月21日，她與保羅·埃倫費斯特結婚，育有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保羅·埃倫費斯特晚年患有嚴重的抑鬱症。1933年9月25日，在阿姆斯特丹，保羅·埃倫費斯特安排照顧他的其他孩子後，開槍殺死了患有唐氏綜合徵的小兒子，然後自殺身亡。——編譯者注 聖雄甘地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9年在聖雄甘地70歲生日時發表的講話，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Maharma Gandhi，1869—1948），印度哲學家、政治家和社會思想家，長期主張非暴力抵抗運動，使印度終於獲得了獨立。1948年1月30日，他被印度教狂熱分子暗殺。 一個不受外在權威的扶持而成為其民族領袖的人；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機取巧，也不是憑藉掌握的技術裝備，而純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基礎上的政治家；一位一貫輕視使用武力的勝利的鬥士；一個具有智慧與謙遜，用果敢與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武裝起來的人；一個將所有力量都用來推動自己民族的崛起與命運改善的人；一個用純粹的人性尊嚴對抗歐洲的殘暴，並在任何時候都不屈服的人。 在未來的時代，可能極少有人相信，有這樣一副血肉之軀曾經在地球上匆匆而過。 悼念卡爾·馮·奧西茨基 本文是愛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諾貝爾基金會晚宴上的講話。卡爾·馮·奧西茨基（K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德國記者，和平主義者，1889年月10月3日生於漢堡。1912年，他參加了德國和平協會（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1920年任該協會秘書，他相信「和平與民主制度的最大災難，莫過於將軍擁有無限的權力」。1922年，他積極參與「永不再戰」（Nie Wieder Krieg）運動。1927年，他任政治周刊《世界舞台》（Weltbühne）副主編，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國防軍領導者秘密重整軍備的準備工作，後被控叛國罪，判刑18個月，但在1932年12月大赦中獲釋。法西斯獨裁建立後，他被關進集中營（1933—1938），後慘死於集中營中。1936年，挪威議會授予他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 本文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生活過的人，才能充分理解像奧西茨基這樣的人的鬥爭有多麼艱難。他深知，自己的同胞醉心於暴力與戰爭的傳統還沒有失去影響力。他知道向他的同胞宣揚理智與正義，是一個多麼艱難、危險並且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他們因苦難的命運而變得麻木不仁，因漫長的戰爭而喪失了信心。由於盲目無知，他們用憎恨、迫害和緩慢的摧殘來回報他；德國人如果能聽從他並按照他說的做，將得到救贖，並且使整個世界真正得到解脫。 將崇高的榮譽授予這位謙遜的烈士，並使得關於他和他工作的回憶長存，將使諾貝爾獎基金會千古流芳。它對今天的人們也是有益的，因為他所反對的那種致命的幻覺並沒有因上一場戰爭的結果而消除。放棄用暴力的手段解決人類存在的問題，是那時的任務，也是現今的任務。 放在時間膠囊中的一封信 1933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的迫害，愛因斯坦來到美國。1938年8月，他接到一項任務，給5000年後的人們寫封信，作為即將在第二年開幕的紐約世界博覽會（New York World』Fair）的禮物。 1938年的世界戰雲密布，德國兼併了奧地利，同時也在積極醞釀侵占捷克，戰爭之箭已在弦上。最新的技術被用於毀滅性的戰爭之中，全世界籠罩在一片憂慮之中。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愛因斯坦寫了下面這封信。在1939年的世博會上，這封信被埋在一個由西屋公司（Westinghouse）製造的「時間膠囊」（Time Capsules）中。 本文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我們的時代不乏天才人物，他們的發明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我們的生活。我們利用機械動力橫跨海洋，並且利用機械力量將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已學會飛行，我們用電波毫無困難地在整個地球上發送信息和新聞。 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序的，因而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被經濟周期淘汰，陷入什麼都沒有的境地。而且，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還不時互相殘殺。由於這些原因，每一個想到未來的人，都必然生活在恐懼和痛苦中。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如下事實：大眾的智慧與品格，跟那些對社會產生真正價值的少數人的智慧與性格相比，要低很多。 我相信，我們的後人將懷著一種自豪的心情和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來讀這封信。 伯特蘭·羅素與哲學思考 本文是愛因斯坦專門為保羅·亞瑟·席爾普編輯的《在世哲學家叢書》（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第五卷《伯特蘭·羅素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所寫，1946年首次出版。文中所引羅素的著作《意義與真理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於1940年出版。必須指出的是，本文雖是用德文所寫，但德文版的出版時間卻晚於英文版。兩者之間並不完全一致，例如第一段的結尾部分。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伯特蘭·羅素，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自由撰稿人和自由演講者。 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美國社會批評家，以對資本主義的辛辣諷刺著稱。凡勃倫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農業社區的一個挪威移民家庭，從小講挪威語，直到十幾歲才開始講英語。由於他不修邊幅、放蕩不羈、極不合群，再加上他對宗教的懷疑，他與學術界似乎格格不入。大學畢業後，沒有機構願意聘他。直到34歲，他才在康奈爾大學謀到一個職位。1899年，42歲的凡勃倫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有閒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按照瑞士歷史學家希爾伯施密特（Max Silberschmidt，1899—1989）的看法，他可以被稱為美國的「卡爾·馬克思」。他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1862—1945）創立了「制度經濟學」。在他看來，現代人只是未十分開化的野蠻人，這表現在有閒階級喜愛炫耀財富、窮奢極欲上。這與野蠻人為獲得部族認同而展示體力和武藝一樣。 貝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著名愛爾蘭哲學家，與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休謨（David Hume，1711—1776）一起被認為是英國近代經驗主義哲學的三大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為《人類知識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出於認識論的需要，他否認物理世界的實在性。 當編輯要我寫篇關於伯特蘭·羅素的文章時，出於對這位作者的欽佩和尊重，我不假思索地答應了。閱讀羅素的作品給我帶來了無數的愉悅時光。除了凡勃倫之外，對任何其他當代作家，我都不能做這樣的評價。但很快我就意識到，做出這樣的承諾要比實現它容易得多。我曾承諾對身為哲學家和認識論者的羅素說兩句。當我滿懷信心開始這項工作之後，很快便認識到自己已經冒險進入了一個不可靠的領域，它比一個在物理學領域一直保持謹慎的沒有經驗的人所從事的工作更加冒險。所以，我能說的大部分內容聽起來都是天真的。我這樣安慰自己：一個在另一領域有過思考實踐的人，仍比那些從來不思考，或者說極少思考的人更可取。 在幾個世紀的哲學思想發展過程中，下面這個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純粹思維在不依賴感官印象的情況下，能夠提供什麼知識？有這樣的知識存在嗎？如果沒有，那麼我們的知識同感官印象所提供的素材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與這些問題以及與它們密切聯繫的其他一些問題相對應的哲學觀點幾乎是無比混亂。然而，在這個相對而言沒有什麼成果卻勇往直前的過程中，可以見到一個系統的發展趨勢，即對任何用純粹思考去認識「客觀世界」，去認識那個同「概念與觀念」世界相對的「事物」世界的任何企圖，人們都越來越懷疑。順便說一句，正如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所做的那樣，我在這裡對不正統的概念都加了引號。我請求讀者暫時容忍這一點，儘管這些概念在「哲學警察」眼裡是可疑的。 在哲學的童年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僅僅通過純粹的思辨就可知任何事物。任何人只要暫時忘記後來從哲學和自然科學中學到的東西，便不難理解這是一種幻想；當他發現柏拉圖把「理念」看成是一種高於經驗事物的現實時，也不會感到驚訝。甚至在斯賓諾莎和後來的黑格爾那裡，這種偏見似乎也扮演了一種充滿活力的角色。甚至有人提出，若是沒有這種幻想，哲學思維的領域裡就可能創造不出什麼偉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不想問這樣的問題。 與這種更具貴族氣質的幻想——主張思維具有無限穿透力——相對的是一種平民化的幻想，即質樸的實在論。而根據後一種幻想，事物「就是」我們通過感官所感知的那個樣子。這種幻想主宰著人和動物的日常生活；它成為所有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出發點。 克服這兩種幻想的努力，並不是彼此無關的。克服質樸的實在論要相對簡單些。羅素在其著作《意義與真理的探究》一書的引言裡，已經以一種非常簡潔的方式表述了這個過程的特徵： 我們全部從「質樸的實在論」出發，即事物都是它們看起來的那樣這一信條。我們認為草是綠的，雪是冷的，石頭是硬的。但是，物理學卻使我們確信，草的綠、雪的冷、石頭的硬，並不是我們自己經驗中所知道的那種綠、那種冷、那種硬，而是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當一位觀察者認為他在觀察一塊石頭時，如果我們相信物理學的話，他實際上是在觀察那塊石頭對他施加的影響。這樣一來，科學似乎與自己相衝突：當科學認為自己是非常客觀的時候，卻發現自己陷入了違背自己想法的主觀性之中。質樸的實在論導致了物理學，而物理學反過來表明，如果與這種質樸的實在論保持一致，那它就是錯的。邏輯錯了，所以錯了。 除了精湛的表達方式，上述這段話說出了一些我之前從未想到的事情。表面上看，貝克萊和休謨的思維方式同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似乎是對立的。然而，上面引用羅素的這段話揭示了一種聯繫：如果貝克萊根據的是這樣的事實，即我們不能通過感官直接把握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僅僅是與「事物」的存在有因果聯繫的事件被我們的感官所接收，那麼這種想法之所以具有說服力，是因為我們對物理思維方式有信心。如果人們甚至懷疑物理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那麼就沒有必要在客體與視覺行為之間插入任何使客體和主體分離，並使「客體的存在」成為問題的東西。 然而，恰恰是這種物理的思維方式及其實際上的成功動搖了人們對於通過純粹思辨性的思維就能理解事物及其關係的可能性的信心。漸漸地，人們認為，關於所有事物的知識，不過是對感覺所提供的素材的一種加工。這一信念以這種一般化的（並且刻意模糊的）形式表達出來，目前被廣泛接受了。但是這種信念的依據，並不在於是否有人確實證明，通過純粹思辨方法無法獲得實在的知識，而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在上述意義上，僅僅經驗過程自身就足以成為知識的來源。伽利略和休謨最先十分明確而又果斷地支持這個原則。 休謨發現，那些我們視為最基本的概念，例如因果關係，是不能從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材料中獲得的。這種洞察力使他對任何一種知識都持懷疑態度。凡是閱讀過休謨著作的人，都會驚訝地發現，在他之後，還有許多備受尊敬的哲學家，竟然寫出那麼多晦澀難懂的東西，還可以找到心存感激的讀者。休謨給他之後的最傑出的哲學家的成長帶來了持久的影響。人們在閱讀羅素的哲學分析時，能感受到這種影響。羅素的敏銳與表達的簡潔，常常讓我想起休謨。 人們對確定的知識有強烈的渴望。這就是為何休謨所傳達的明確主張會讓人感到沮喪。他表示，作為我們的知識唯一來源的感官素材，通過我們的習慣可能會把我們引向信仰與期望，而不是引向知識，更不是對合乎規律的關係的認識。然後，康德帶著這樣一種觀念登上了舞台，儘管他的表達形式無疑是站不住腳的，卻意味著向休謨的兩難困境的解決邁進了一步。這個困境就是，凡是源於經驗的知識永遠無法確定（休謨）。所以，如果我們想擁有明確的知識，它必須是以理性本身為基礎。例如，在幾何命題與因果關係中，就被認為是如此。可以說，這些和其他某些知識是思想工具的一部分，沒必要先從感覺資料中獲得（也就是說，它們是先驗的知識）。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概念並不具備康德所說的確定性與內在必然性。不過，康德對這個問題的陳述有一點是正確的：我們利用某種「理由」在思考這樣的概念，而如果從邏輯的觀點看，則無法找到一條從感覺經驗到達這些概念的通道。 在我看來，人們甚至可以這樣斷言：產生於我們的思想中並且存在於我們的語言表達中的概念，從邏輯上看，都是思想的自由創造，它們不可能從感覺經驗中歸納地獲得。這一點並不容易被察覺到，只是因為我們習慣於將某些概念以及某些概念關係（陳述）與某些感覺經驗如此確定地結合起來，以至於我們沒有意識到，在感覺經驗的世界與概念以及命題的世界之間存在著一條邏輯上無法逾越的鴻溝。 例如，整數系列顯然是人類思維發明的產物，是一種自創的用來簡化某種感覺經驗的序列的工具，但沒有辦法可以使這種概念直接從感覺經驗中產生。在這裡，我故意選擇數的概念，是因為它屬於前科學的思維，並且其構造特徵仍然容易辨認。但是，當我們越是更多地轉向日常生活中最原始的概念，就越是在大量根深蒂固的習慣中，把這種概念視為思維的一項獨立創造。因此，對理解這一情況來說，會產生一種致命的想法：概念是通過「抽象」，即通過省略部分內容，從經驗中產生的。我現在將說明，為什麼這個觀點在我看來如此致命。 一旦人們熟悉了休謨的批判，就容易相信所有那些無法從感官材料中推論而來的概念和命題，都會因其「形上學」的特徵而從思維中被剔除。因為所有的思維只有通過它與感覺素材的聯繫，才能獲得實質的內容。我認為後一個命題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基於這個命題對思維開出的處方卻是錯誤的。因為這種主張——如果它能徹底地被實行的話——會將任何思維都當成「形上學」而排除。 為了不使思維退化為「形上學」或者空談，只要概念體系中有足夠的陳述與感覺經驗有足夠牢固的聯繫即可，而且，從有利於整理與考察感覺經驗的任務，概念體系應儘可能表現出統一性與簡約性。然而，除此之外，這種「體系」（邏輯上而言）不過是根據（邏輯上）任意給定的遊戲規則，而與符號進行的一場自由遊戲。這一切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也以同樣的方式適用於科學中更加有意識地、更加系統地構建出來的思想。 現在，當我做出下面的說明，人們就會清楚我的想法：休謨通過他所做的清晰的批判，不僅以決定性的方式推進了哲學，而且對哲學造成了一種危險。雖然這並非他的錯誤，但在他提出批判之後，一種致命的「對形上學的恐懼」便產生了，並成為當代經驗主義哲學思維的一個痼疾；這個痼疾是早期那種虛無縹緲的哲學思維的對應物，而後者認為，感官所給予的東西是可以被忽略和拋棄的。 無論我們多麼欽佩羅素在他的《意義與真理的探究》一書中的敏銳分析，在我看來，對形上學的恐懼這一幽靈仍然造成了一定傷害。例如，在我看來，由於這種恐懼，導致將「事物」設想為「一組性質」（Bündel der Qualitäten），而這樣的「性質」就會從感覺的原材料中取得。於是，如果兩個事物在全部性質上都是一致的，那我們就說它們是同一個事物，這迫使我們把事物之間的幾何關係也看作它們的性質。（否則，羅素就會被迫把巴黎的埃菲爾鐵塔與紐約由埃菲爾設計的建築看作「同一個事物」了。）然而，如果將事物（物理意義上的物體）看成一個獨立的概念，與相關的時空結構一起放進體系中，我看不出有什麼「形上學」的危險。 考慮到這些努力，我特別滿意地注意到，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終於得出人們畢竟不能沒有「形上學」的觀點。我唯一感到不滿的是，其字裡行間流露一種理智上的內疚。 羅素《政治理想》德文版序 1916年6月5日，羅素因撰寫批評英國當局虐待拒服兵役者的傳單而受審定罪。結果，他不但未能得到去美國哈佛大學講學的護照，而且失去了自1899年起就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擔任的教職。1918年2月9日，羅素由於為宣揚和平主義的《特別法庭》（The Tribunal）周報所寫的一篇編者按再次受審，他被指控說過「可能損害英王陛下與美國的關係」的話，被判在布里克斯頓（Brixton）監獄服刑6個月。1920年5月，羅素加入一個英國工人代表團訪問蘇聯。他自認為是一個「社會調查者」，著手「研究那些」布爾什維克的「經濟和政治事實」。隨後，他於1920年7月連續發表4篇文章講述自己對蘇聯的印象。 愛因斯坦這篇為羅素的著作《政治理想》德譯本（Politische Ideale，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22）寫的序言，載於該書第5頁。 可以讓德國大眾讀到這位英國偉大數學家的清晰論述是非常值得歡迎的。他不像有些搖擺不定的教授那樣，對我們講話時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間猶豫不決；他屬於那類果斷而直截了當的人，他們的存在與他們碰巧出生時所屬的時代是無關的。不屈不撓與熱情的敏感人性預定了他的人生軌跡，他泰然自若地遵此前行，無懼堅持立場的後果。在被剝奪教授身份和因為宣傳反軍國主義而身陷囹圄之時，他並沒有擺出烈士的姿態，以此來獲得大家的欽佩。 他希望徹底去除武力，建議持續訓練民眾以有組織的消極抵抗作為對抗外部武裝侵略的手段。那些在德國經歷了卡普政變的人，不會覺得該解決方案是烏托邦式的。 羅素還涉及社會政治問題。在對人類組織進步的強烈興趣的推動下，他遊歷布爾什維克的蘇聯，以吸取它的經驗教訓。他的理想是一種能發展個體自由創造力的有秩序的社會，這種社會秩序消除了個人對生計的憂懼，而又不陷入過度增長的官僚主義這一社會主義事業最可怕的敵人。 對於羅素觀點的細節，我們也許同意也許不同意。但是能夠了解我們這個時代思維敏銳、真正高尚的人士對一些問題的思考，無疑是美好的。這些問題是當前所有嚴肅認真的人士都關心的。 願每個人在理解這位偉大的英國人時做出自己的判斷。 數學家的推理過程 本文譯自法國數學家阿達馬（Jacques S. Hadamard）所著的《數學領域的發明心理學》（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45年版。愛因斯坦檔案館存有一份手稿，但卻標明是為西班牙語版《觀念與見解》（1979年版）所用。愛因斯坦檔案編號：[1—147.1]。 法國數學家阿達馬對數學家做了一項調查，以確定他們工作時的思考過程。下面是其中的兩個問題以及愛因斯坦的回答： 對於心理研究，了解數學家利用哪種內心或者頭腦圖像、哪種「內心詞語」是很有用處的。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它們可能是運動的、聽覺的、視覺的，或者混合性質的。 尤其是在研究思考中，這些精神圖像或者內在詞語是以完全意識（full consciousness）還是邊緣意識（fringe-consciousness）呈現的？ 我親愛的同事： 下面我試著盡我所能簡要回答您的問題。我自己對這些回答並不滿意，如果能夠有助於您所從事的這一非常有意義但又非常艱難的工作，我願意回答更多的問題。 1. 在我的思考機制中，書寫和口頭的詞語或者語言，似乎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思考之軸中起作用的心理元素似乎包括符號和多少比較具體的圖像，它們可以「自發地」重複生成並組合起來。 當然，這些元素和相關的邏輯概念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同樣清楚的是，這樣相當模糊地利用上述元素，目的是要最終建立概念之間的邏輯聯繫。但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組合性的運作似乎是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特徵——在沒有能夠用來交流的任何語言或符號的邏輯建構之前，都是如此。 2. 在我看來，上述元素是視覺型的，一些還是肌肉型的。只是在第二階段，當上述聯繫作用已經充分確立，並且可以隨意再生的時候，才去努力尋找傳統的文字或其他符號。 3. 按照上面所述，上述元素的利用，是為了與正在尋找的某些邏輯聯繫形成類比。 4. 視覺的和運動的。在涉及文字的階段，就我而言，它們純粹是聽覺的，但如前所述，它們只是在第二階段才會被涉及。 5. 在我看來，你所謂的完全意識是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極限案例。在我看來，這與所謂的意識的狹隘（Enge des Bewusstseins）有關。 備註：馬克斯·韋特海默（Max Wertheimer）教授試圖研究可再生元素之間的單純聯想和單純組合與理解（organisches Begreifen）之間的區別，但我不能判斷他的心理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到了關鍵點。 採訪者 1921年8月10日，愛因斯坦在寫給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學教授西爾伯斯坦（Ludwik Silberstein，1872—1948）的信中，談到了新聞媒體為了達到轟動效應，不惜採取手段歪曲對採訪者的觀點的現象。事實上，無論被採訪者如何回答，媒體都能引起轟動。這應該是「標題黨」的前身。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21年春天，愛因斯坦開始他為期兩個月的赴美訪問，其間接受了不少媒體的採訪。他返回柏林後，於6月29日接受了荷蘭語報紙《新鹿特丹報》（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記者的採訪。在7月4日發表的這次採訪中，有愛因斯坦對美國生活發表的一些貶義的評論。1921年7月7日，《柏林日報》（晨版）發表了該採訪的德文版。兩天後，英譯文在美國多家報紙上轉載，引起「芝加哥婦女的憤慨抗議」。這篇文章的內容還「引起了強烈的厭惡感」，芝加哥大學的許多科學家都對這篇文章的內容深感震驚，而像羅伯特·A.密立根（Robert A. Milikan，1868—1953）這樣的人深信，這篇文章是記者的虛構。當時正在芝加哥大學開設夏季課程的西爾伯斯坦，請求愛因斯坦做出努力，因為「你的美國朋友想糾正這個問題」。為此，愛因斯坦在《柏林日報》（晨版）中刊登說明，聲稱這次訪談有「嚴重的歪曲」（grobe Entstellungen）。為了平息風波，他安排了另一次採訪。1921年7月10日，第二次採訪在《福斯報》（Vossische Zeitung）（晨版）上刊出；兩天後，美國報紙也轉載了，風波似乎因此平息了。西爾伯斯坦向愛因斯坦保證，會將這份文件的內容在科學界廣泛分發。愛因斯坦同意這樣做，但同時又指出，通過不斷回到這一話題，這種「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會被賦予太多的分量。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如果被要求公開解釋自己說過的所有話，即使是開玩笑、情緒高漲或者是一時憤怒時說的話，可能會令人覺得尷尬，但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是被要求以你的名義解釋別人說過的話，你又無法辯駁時，這才是真正糟糕的窘境。你可能會問：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誰身上呢？嗯，任何一個足以引起公眾興趣的人，在面對媒體採訪時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你笑著說不相信，但這樣的事情我見得多了，就讓我向你娓娓道來。 設想這樣一個場景：有天早上來了一名記者，很友好地希望你告訴他一些關於你的朋友N的事情。起初，這樣一個唐突的提議肯定令你感到憤怒。但是很快你就發現，你無法推託。如果你拒絕談論，記者便會這樣報道：「我向一位據稱是N的好朋友詢問關於N的事情，但他的這位朋友卻小心迴避問題。這件事本身應該能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了。」在無法推卻的情況下，你做出了如下回答：「N先生為人熱情坦率，廣受朋友喜愛。凡事他都能正面看待。他孜孜不倦，將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中。他熱愛他的家庭，並將賺到的每一分錢都交給了他的妻子……」對此，記者的版本則是：「N先生對任何事都不是很較真兒，並具有討人喜歡的天賦，尤其是他精心培養出的熱情而又迷人的形象。他是自己職業的奴隸，無力動腦去想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也沒有時間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花心思。他寵愛他的妻子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對她唯命是從……」 事實上，記者往往更會添油加醋，但是我想這恐怕對於你和你的朋友N來說已綽綽有餘。第二天早上，當你的朋友N讀到這些內容以及其他類似的報道時，無論他原本的天性是多麼開朗和善良，他對你的憤怒都是無法遏制的。對他的這種傷害行為也給你帶來了莫名的痛苦，尤其是因為你真的很喜歡他。 那麼我的朋友，接下來該怎麼做？如果你有答案的話，麻煩你馬上告訴我，我會立即照辦。 恭賀一位批評家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判斷，不受時尚左右，能用簡潔扼要的句子甚至是精心修飾過的措辭來表達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這難道不光彩嗎？不值得人們慶賀嗎？ 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 本文是愛因斯坦於1921年接受荷蘭《新鹿特丹報》的一次採訪。該談話內容首次發表於1921年7月7日《柏林日報》。 這篇採訪內容龐大、牽涉面廣，有些看法可謂入木三分，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相當大的誤會。參見《採訪者》一文中的說明。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我必須履行諾言，談談我對美國的印象。對我來說，這並不容易，因為當一個人像我這樣在美國受到大眾如此厚愛和盛情款待時，很難保持一種客觀的觀察者的態度。 首先說幾句這方面的事情： 在我眼裡，個人崇拜從來都是沒有道理的。的確，大自然並沒有平等地將賜物分發給它的孩子們。但是感謝上帝，雖然得到優厚天賦的人有很多，但我確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過著安靜低調的生活。若從中選出少數幾個人加以無盡的讚美，賦予超人的思想與力量，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毫無品位的。而這正是我所經歷的命運，公眾賦予我的能力和成就，與我真實情況之間的落差之大，簡直到了荒誕的程度。一想到這一奇怪的狀況，就讓人難以忍受，但有一點卻令人略感欣慰：在這個通常被指責為物質主義的時代，人們把人生的目標完全用於將追求精神和道德領域的人奉為英雄，是讓人感到欣慰的徵兆。這表明，在大部分人心中，知識與正義是高於財富與權力的。根據我的經驗，這種理想主義似乎在美國占主導地位，而美國又被詆毀為物質主義當道的國家。說了這番題外話後，言歸正傳，我希望大家對我這些微不足道的話不要過於重視。 首先，讓訪問者感到震驚的，是美國在技術和組織方面的優越性。美國的日常用品比歐洲的更加堅固，房屋設計也無比實用，一切都以節省人力為出發點。這個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地廣人稀，因而勞動力昂貴。勞動力的高昂刺激了技術輔助設備和工作方法奇妙的發展。人口稠密的中國或印度，情況正好相反，在那裡，廉價勞動力阻礙了機器輔助設備的發展。歐洲處於兩者中間。機器一旦高度發達，最終要比廉價勞動力還要便宜。出於狹隘的政治原因，歐洲的法西斯分子總是想增加自己國家的人口密度，看來他們應該留意這一點了。與這種焦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通過禁止性關稅阻止外來商品進入……但是也不用指望一位天真的訪問者過多思慮，再說，也不能完全確定每個問題都有一個合理的答案。 其次，讓訪問者感到喜歡的第二個印象是快樂、積極的生活態度。照片中人們臉上的笑容是美國人最重要的象徵之一。他們友善、自信、樂觀，並且沒有嫉妒心。歐洲人發現同美國人交往起來輕鬆愉快。 同美國人相反，歐洲人更挑剔，更具自我意識，不那麼熱心和樂於助人，在消遣娛樂和閱讀方面品位更高。一般來說，歐洲人或多或少有點兒悲觀主義者的傾向。 生活的便利和舒適在美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此可以犧牲安寧、閒適和安全。跟歐洲人相比，美國人更多的是為自己的目標，為未來而生活。生活對於美國人而言總是變化著的，從不是一成不變的。就這一點而言，美國人比起歐洲人，與蘇聯人相對亞洲人之間的差距相去更遠。 但是在另一點上，美國人比歐洲人更接近亞洲人，即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比歐洲人少。這是從心理層面來看，而不是從經濟角度來看的。 「我們」，而不是「我」被得到更多的強調。這與如下事實有關：風俗和習慣的力量非常強大，個人的生活態度、道德觀和審美觀都比歐洲人更加統一。正因為如此，美國在經濟上要優於歐洲。在美國，無論是在工廠、大學還是私人慈善機構，順利的勞動合作和分工都比在歐洲容易。這種社會意識，部分可能歸功於英國的傳統。 與這點顯然矛盾的是，相比歐洲的情形，在美國，政府的活動範圍相對較小。讓歐洲人驚訝不已的是，電報、電話、鐵路和學校主要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這也許可以通過上面提到的個人負有更多的社會責任來實現。這也意味著，儘管財產分配極不均衡，但並沒有導致難以承受的艱辛。擁有財富的美國人比擁有財富的歐洲人的社會責任感更強。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必須把自己的大部分財產，常常還有自己的精力用來服務社會；（強大的）輿論也督促他們這樣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以留給積極主動的私人企業，相對而言，政府在這個國家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有限了。 《禁酒法》無疑使國家權力的聲望大為降低，因為再沒有什麼比出台不可執行的法律更加損害政府和法律的尊嚴了。在這個國家，犯罪率危險攀升與這件事密切相關，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在我看來，《禁酒法》還在另一方面破壞了政府的權威。酒館是一個讓人們有機會對公共事務交換想法和觀點的地方。我認為，這個國家恰恰缺少這樣的機會，結果使得多數受利益團體操縱的新聞媒體對輿論施加了過度的影響。 在這個國家裡，對金錢的重視仍比歐洲嚴重得多。但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已有所改善。可以肯定的是，人們逐漸意識到，一條通向幸福和令人滿意的生活之路並不需要占有多少財富。 至於藝術方面，我對現代建築和日常用品所展現出的高雅品位深表欽佩。但是我發現，與歐洲相比，視覺藝術和音樂在民眾心中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我由衷欽佩美國科學研究機構取得的成就。若將美國的研究工作逐漸增長的優勢完全歸功於財富上的優越，則是不公正的；獻身、耐心、同志精神以及團隊合作能力，在其成功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後，再說一點觀感。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技術先進國家中實力最強大的。它對國際關係形勢的影響完全無法估量。但是作為一個大國，美國的民眾至今沒有對以裁軍問題為首的國際重大問題表現出太多興趣。即便只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這種局面也必須改變。上次戰爭 已經表明，各大洲之間不再有任何屏障，所有國家的命運都密切地交織在一起。這個國家的人民必須意識到他們在國際政治領域中肩負著重大的責任。袖手旁觀的觀察者角色同這個國家的地位是不相稱的，而且最終必將導致全世界的災難。 這裡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譯者注 閒談我對日本的印象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應《改造》雜誌社邀請，愛因斯坦訪問了日本。在此期間，愛因斯坦經常被要求發表訪日觀感。這篇手稿在1922年12月7日或之後完成，1923年1月發表於《改造》雜誌（338～343頁）。 在這次旅行中，相較於愛因斯坦對中國的諸多負面評價，他對日本和日本人的正面評價較多。這可能與他訪問日本時間相對較長，而與中國學者接觸不多有關。後來愛因斯坦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人民充滿同情，對日本違反國際原則，悍然發動侵華戰爭，表示了極大憤慨。 在最近的幾年裡，我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旅行，事實上這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有些多。像我這樣的學者應該安靜地坐在書房裡進行研究。現在我總能為以前的旅行找到一個託詞，藉以撫平我那不怎麼敏感的良知。但當收到山本 讓我前往日本的邀請時，我立即決定進行這次預計歷時數月的偉大旅行，儘管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如果有機會去親眼看看日本，卻忽視錯過的話，我將永遠不能原諒自己。 我這輩子在柏林所受到的羨慕，再沒有比當人們知道我被邀請去日本的那一刻更多了。因為在我國，沒有哪裡像日本這個國度一樣，蒙著神秘的面紗。人們看到許多日本人在我們那裡孤獨地生活，勤奮地學習，友好地微笑。沒人能探究藏在這保護性微笑背後的情感。而且人們也知道，在這背後有著一個與我們不同的靈魂，表現在日本風格中，正如我們在無數日本小產品中，以及不時風行的受日本影響的文學中所看到的那樣。我對日本的所有了解，都無法組成一個清晰的畫面。乘坐「北野丸號」穿越日本海峽，看著無數秀美的綠色小島在朝陽中熠熠生輝時，我的好奇心達到了頂點。但最閃亮的，卻是所有日本乘客以及全體船員的面孔。許多柔弱的少婦，一般在早餐時間前從不露面，卻在早上6點時，不顧刺骨的晨風，喧鬧著，快樂地在甲板上走來走去，就為了儘早看到家鄉的土地。看著他們所有人陷入如此深情，我深受感動。日本人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更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人民；儘管他們具有學習外國語言的才能，對外國的一切也非常好奇，但當身處異國他鄉之時，還是覺得自己比其他所有人更格格不入。原因何在？ 我已到日本兩周，但是對我來說，許多事物還像在第一天那樣神秘。不過我也確實理解了一些東西，主要是日本人在面對歐洲人和美國人時的害羞。在我們那兒，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此而建立的，即作為個體的我們能夠在儘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成功地進行生存鬥爭。特別是在城市裡，最極端的利己主義、最無情的競爭耗盡我們的精力，我們為獲得儘可能多的奢侈品和享樂而瘋狂地工作。家庭紐帶是鬆散的，藝術和道德傳統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比較薄弱。個體的孤立被視為生存鬥爭的必然結果，它剝奪了那種只有融入一個團體才會享有的無憂無慮的幸福。占優勢的理性教育——在我們的環境中，它對實際生活必不可少——使得個人的這種態度更加嚴重，因此個體的孤立在我們的意識中變得更加強烈。 在日本則完全不同。個體被賦予的獨立空間遠不如歐洲或美國。雖然家庭紐帶受到的法律保護十分薄弱，但它還是比我們的要緊密得多。但公眾意見的力量在這裡比我們要強得多，確保家庭結構不會崩析。通過強制手段，法律法規和鄉規民約確保日本人受到教育，保持善良的天性。 個體在吃住上的簡樸有助於增強大家庭在經濟關係上的凝聚力，也就是互相幫助。歐洲人通常能在其住所招待一個人而不會明顯擾亂家庭秩序。所以，一個歐洲男人大多只能照顧狀態良好的妻子和孩子。就算是有地位的妻子，也必須經常參與營生，把孩子的教育丟給用人。成年兄弟姐妹間的互相關心已經是一件稀罕事，更別說遠親了。 但還有第二個原因，使得在這個國家，比起我們國家更容易實現個體之間緊密的保護關係。日本特有的傳統是，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環境中保持冷靜和放鬆。這使得許多即便在精神上不和諧的人，也能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不會出現令人難堪的衝突和爭端。我覺得這是令歐洲人如此難以理解的日本人笑容的深層意義。 這種壓制個人情感表達的教育是否會帶來一種內在本質的貧乏、一種對個體自身的壓制？我覺得沒有。這種人民特有的細膩情感和一種看起來比歐洲人更強烈的同情肯定促進了這種傳統的發展。一個粗俗的詞對歐洲人的傷害不比對日本人的少。前者立刻進行反擊，以牙還牙；日本人則會受傷退縮，一哭了之。人們經常把日本人對髒話的無力解釋成虛假和偽善。 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要深入觀察日本人的心靈並不容易。我到處受到人們熱烈的關注，我聽到的更多是謹慎權衡之語，而不是那些意味深長的、不經意地從靈魂深處滑出的話。但一種藝術印象，填補了缺少與人們直接打交道經歷的不足；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以如此豐富而多樣的形式來欣賞藝術。因此我所理解的「藝術」，是這裡的人們憑藉美學意圖或附帶目的，創造出來的所有永久的東西。 在這方面，我幾乎從未停止過驚嘆和欽佩。大自然和人統一起來、產生了一種不同於任何其他地方的獨特風格。所有真正起源於這個國家的東西，是精緻而又輕鬆愉快的，不是抽象的形上學，而是始終緊密聯繫著大自然既有的東西。有著綠色小島或小丘的風景是精緻的，樹木是精緻的，那些被小心分割成小町的精耕農田是精緻的，尤其是上面的小房子；最後，人們自己和他們的講話、行動、衣著和所使用的工具，都是精緻的。我特別喜歡有分格的平滑牆壁的日本房子，喜歡它鋪著許多軟墊子的小房間。在那兒的每個小細節都有它的意義和重要性。此外，精巧的人們帶著別致的微笑，鞠躬，落座——這一切事物，人們都只能讚賞卻不能模仿。你啊，一個外國人，想學也沒用！日本的美味佳肴你也無福消受，看看就行了。和我們的人民相比，日本人在相互交往上更輕鬆而且無憂無慮——不是生活在未來，而是生活在當下。這種興致總是表達得精緻，從不喧鬧。我們能直接理解日本人的智慧。他們對滑稽和幽默也頗具鑑賞力。令我驚訝的是，當涉及這些顯然是深層的心理時，日本人和歐洲人沒有太大區別。日本人的幽默並沒有挖苦的意味，這表現出了他們的善良。 我最感興趣的是日本音樂，它完全獨立於我們的音樂。人們只有在聽到完全陌生的藝術時，才會接近一種理想化狀態，得以區分傳統和被人性影響的本質。日本音樂與我們的區別確實是根本的。和弦與分段式結構在歐洲音樂中是普遍的，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但日本音樂卻缺乏這些。另一方面，兩者都有13音級，用它來劃分8度音階。我覺得日本音樂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直接印象的感情畫。對於藝術效果來說，就連精確的音調也不是絕對必需的。它更讓我感覺是通過聲樂以及自然聲響表現的一種對情感的表達方式，在人的頭腦里產生了一種像鳥鳴或大海拍浪的感覺印象。通過打擊樂器的重要作用，這種印象被進一步加強。這類打擊樂器並沒有自己特定的音高，更適合用來表現節奏。對我來說，日本音樂的主要魅力在於它極其精緻的韻律。我完全知道自己並未體會這種音樂的精妙之處。從藝術家的個人表達中聽出純正的傳統，總是需要長期的經驗，除此之外，我也不理解大多數日本音樂作品中相當重要的念白和唱詞。在我看來，日本精神的藝術之道的特徵，在於柔和的笛子的獨特使用，而不是聲音很刺耳的金屬管樂器。這裡又一次體現了日本人對優雅和精巧的獨特偏好，而這在日本繪畫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設計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最感染我的是作為一個舞台劇或啞劇（舞蹈），特別是能劇的伴奏音樂。我認為，日本音樂要想發展成為一種主流的高等藝術形式的障礙，是它缺乏正式的分段和結構布局。 對我來說，日本藝術中最宏偉的領域，在於繪畫和木雕。它在這裡真正地表明，日本人注重視覺形式上的享受，不知疲倦地賦予事物以藝術形式，將其轉化為特殊風格的線條。日本人不理解我們在現實主義中試圖重現自然，正像他們不理解宗教對肉慾的擯棄一樣，儘管受到了與他們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亞洲大陸佛教的影響。對一個日本人來說，一切都以形式和顏色呈現出來，無論接近自然，還是遠離自然，永遠都以明晰和簡潔為最高原則，形成一種影響深遠的風格，總是將畫視為一個整體。 我在這幾周獲得的深刻印象，能提到的就這麼多，無關政治和社會問題。關於日本婦女的優雅，這些像花兒一樣的生命，我不想置評，因為只有詩句才能描繪她們，普通人豈敢放言。我還有一件事想說。日本人羨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懷著偉大的理想主義，成功地深入科學之中，這並沒有錯。不過但願他們不要忘了完美地保持自己所擁有的、優於西方人的偉大特徵：對生活的藝術塑造，在個人需求中的謙卑和質樸，以及日本精神的純淨和安寧。 山本指的是《改造》雜誌社社長山本實彥（1885—1952）。——編譯者注 《愛因斯坦科學論文集》日文版序言 本文寫於1922年12月27日，發表於1923年5月1日。 在我訪問日本期間，改造出版社那位不知疲倦的社長 完成了出版我迄今為止的科學論文全集的工作，現在日本的同事和學生可以方便地閱讀這些論文。為了這一成果，我謹向山本先生致以深深的謝意，同樣要感謝的還有親愛的和友好的同事石原 ，他以巨大的努力承擔了翻譯工作，他的名字是忠實原文翻譯的保證。 我們的科學進步如此之快，以至於大多數原始論文很快失去了它們當前的意義而顯得過時。但另一方面，通過閱讀原始論文來了解理論的形成過程，總是其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而這樣的研究，往往比起同時代許多人最終圓滿完成的系統表述，對於實質能提供更深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這一叢書能豐富專業文獻。特別是，我想冒昧地向年輕的合作者們推薦1905年和1917年關於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布朗運動和量子理論的論文，這些論文包含了一些思考，我認為甚至在今天也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這是我全部科學論文的第一個版本。在我看來，它將以日文出版這一事實，證明了科學生活和興趣在日本的興盛；我在過去幾周中，不但已經開始把日本視作一個令人尊敬的科學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從人類立場愛上了它。 文中的社長指的是山本實彥。——編譯者注 石原純（1881—1947），日本物理學家，詩人。他是長岡半太郎的學生，1912—1914年在柏林與普朗克、愛因斯坦結識，後在慕尼黑跟隨索末菲學習。1911年，他成為新成立的東北大學物理學教授。他是日本最早的主要理論物理學家之一，從事量子理論、核物理學和相對論理論研究。1919年，他因物理學研究獲得了日本學士院獎。1922年愛因斯坦訪日期間，他作為科學翻譯，受到愛因斯坦的高度評價。他被譽為「把相對論傳播到東方的第一人」。他用日文翻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套《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選集》（四卷本），並撰寫了大量大眾科學著作。為了愛情，他被迫辭去教職。「二戰」期間，他勇敢地批評日本政府對科學的控制。他有關相對論的著作，在1949年前全部被譯成中文，對中國的相對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紹介作用。——編譯者注 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的意見 在革命導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逝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找到柏林大學物理學講師列奧·阿倫斯 ，請他對恩格斯有關科學和自然哲學的手稿（以及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進行判斷，看是否值得出版。1897年，阿倫斯給出了一個徹底否定的意見。按照阿倫斯的看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著作都過時了。 成立於1921年的蘇聯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梁贊諾夫 1923年從伯恩斯坦 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手稿。為鄭重起見，伯恩斯坦徵求了愛因斯坦的意見。很多人猜想，愛因斯坦很有可能只看到四束手稿中的那束恩格斯標為《自然辯證法》(Dialektik der Natur)的手稿。美國歷史學家雪梨·胡克 於1940年6月15日給愛因斯坦寫信，詢問伯恩斯坦是否讓愛因斯坦看過恩格斯有關科學和自然哲學的所有手稿。兩天後，愛因斯坦就在回信中給予了肯定的回答：「愛德華·伯恩斯坦讓我看過全部手稿（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das ganze Manuskrip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愛因斯坦檔案編號：[93—170]。 這篇意見寫於1924年6月30日，有兩個複本存世，但沒有找到原件。 愛德華·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有關自然科學內容的手稿交給我，請我就這部手稿是否應該付印發表意見。我的觀點如下：如果這部手稿的作者是一位並不引人注目的歷史人物的話，那麼我不建議將它出版，因為不論從當代物理學還是從物理學史來看，這部手稿的內容都不會引起特別的興趣。與此相反，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把這部著作看成闡明恩格斯精神人格形成的一個有趣的文獻，那是可以出版的。 列奧·阿倫斯（Leo Arons，1860—1919），德國物理學家、社會民主黨員。他因參與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而被柏林大學取消講師資格。那些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當權派認為，社民黨的活動是削弱現有政權的，從而嚴禁公務員（大學老師是間接公務員）參與這類活動。在為自己的辯護中，阿倫斯認為，政府無權過問個人良知方面的事務。儘管並沒有與阿倫斯有過個人接觸，在阿倫斯去世後，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高度讚揚阿倫斯的悼念文章，稱他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勇敢的先驅者」。——編譯者注 達維德·梁贊諾夫（Дави́д Ряза́нов，1870—1938），蘇聯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檔案保管員、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創辦者，主導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首次大規模編輯與出版工作。梁贊諾夫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大清洗中遇難。——編譯者注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及政治家。1872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後來在外流亡數年，任幾份社會主義雜誌的編輯。他在英國倫敦遇到恩格斯，並受到費邊社的影響。他1901年回到德國，成為修正主義（進化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伯恩斯坦設想出一種社會民主的類型，將個人的創新精神與社會改革結合在一起。他曾擔任幾屆議員（1902—1906、1912—1916、1920—1928），啟發了社會民主黨的許多改革計劃。他的觀點卻並沒有及時被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他歷經排斥和否定，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結束，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和馬列主義極「左」派長期將他稱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從內部竊改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並冠以「走狗、內奸、叛徒、工賊」之類的頭銜。——編譯者注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以對歷史哲學、教育哲學、政治理論和倫理學的貢獻而聞名。胡克早年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思想轉變，批判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馬列主義，是一位堅定的「反共鬥士」，思想極為保守。——編譯者注 婦女與戰爭 由於愛因斯坦主張和平主義，反對戰爭，在一些保守政客和團體的眼中，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共產主義者」。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他主動放棄德國國籍。保守的美國婦女愛國協會（American Women’s Patriotic Association）請求美國政府不要給愛因斯坦發放簽證，但這種努力沒有成功。下面這些頗具諷刺意味的回答是針對美國婦女愛國協會的。 文中「手無寸鐵的平民」是指愛因斯坦自己。據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的注釋，「1920—1933年，德國及其他民族的『女武神們』（Walküren，主張戰爭的女性）經常或半隱匿或全公開地對愛因斯坦進行攻擊」。 目前尚未找到愛因斯坦在歐洲遭到「女武神們」攻擊的過硬證據。 在我看來，下次打仗的時候，不要把男人送上前線，倒不如派這些愛國女士上戰場。如果真能這樣做的話，將會是這個無休止的混亂局面出現的新現象。除此之外，為什麼不讓女人這一美麗的性別的英雄情懷找到更加壯麗的出口，而非要攻擊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呢？ 對美國婦女的答覆 如前文所述，因愛因斯坦的進步傾向，美國婦女愛國協會認為有必要抗議愛因斯坦赴美訪問。下面是愛因斯坦略帶諷刺意味的答覆。此篇可與前面《婦女與戰爭》一文結合起來讀。 我從來沒有遇到女性如此強烈的拒絕。如果命中注定應該有一次的話，也沒想到一下子會有這麼多人。 但是，這些保持警覺的女性公民說得難道不對嗎？就像克里特島的怪物彌諾陶洛斯 有吞食希臘少女的食慾和樂趣一樣，有的人對吞噬鐵石心腸的資本家有著類似的興趣，而且除了與自己妻子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戰爭外，他居然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對於這樣的人，能讓他來嗎？所以，還是認真傾聽你們這些充滿智慧而又愛國的女士的話，並且切記，強大的古羅馬城堡之所以能幸免於難，是因為有一群忠實的鵝叫個不停的緣故！ 彌諾陶洛斯（Minotaurus），克里特島上的半人半牛怪。克里特島國王彌諾斯之妻與波塞冬派來的牛的產物，擁有人的身體和牛的頭，彌諾斯在克里特島為它修建了一個迷宮。由於彌諾斯的兒子安德洛革俄斯在阿提喀被人謀殺，彌諾斯起兵為兒子報仇。為了平息彌諾斯的憤恨，雅典人向彌諾斯求和，答應每九年送七對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為進貢。彌諾斯接到童男童女後，將他們關進彌諾陶洛斯居住的迷宮裡，由彌諾陶洛斯把他們殺死。——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