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 第二十七章 飢困線上
我們離開常德的這一天，先是下著小雨，接著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傾盆的時候，我們的隊伍開始出發。一則因為我們平素注重行軍訓練，二則由常德到津市，我們已修有康莊的大道，所以雖然在大雨之中，我們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進，人馬車炮，肅靜整齊，完全照著預定計劃，平平安安到達目的地。雖不敢說雞犬不驚，但一草一木都未驚動百姓，那是真的。後來連年遇見常德各界紳商，談到那次我們開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還以為是平常的行軍演習。口口聲聲地誇獎，以為在那時的軍隊中是難有的。我覺得國家養軍隊，責任就在保護人民。不驚擾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麼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滿，就可笑得很了。試問國家法令，幾曾叫軍隊騷擾百姓來著？可見那是中國百姓的可憐。軍隊能守個本分，他們就看成稀奇不得了的事了。還有一層，我要贅說：就是軍隊駐在一地，平時當有戰時的辦法，每時每刻都須有開拔的準備和作戰的準備，平時養成了習慣，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說打就打，一點不用周章費事。若不然，遇有變動，種種麻煩都蝟集蜂擁而來，那時一手提燈，一手提籃，跑來跑去，拿東動西，一點頭緒沒有。則不但使人家看著笑掉牙齒，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誤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縱橫，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長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澤之地，張敬堯乃和當地土劣勾結，將沼澤中沖積的土地圈起來，使水不能入，從事放墾種植，致湖中容水量大減。黃河怕決口，長江則無決口之虞，即因為長江賴有許多大湖小湖為其水囊。張敬堯放墾的結果，即不啻把長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發時，無法流瀉。十八年、二十年長江連發大水，張敬堯輩實應負相當責任。這是我實地觀察後的感想，並非空談。
這次到津市，臨澧鎮守使王振亞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殺。聽說王和卿兩人意見不合，感情惡劣，平素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一次王振亞到什麼地方去，卿衡伏兵於路殺之。中國人最愛對自己人鬧意見，結仇恨，實在說來，都不過為一些極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沒有回拜；請他吃飯，他沒有列席，或者有人從中挑撥幾句，就馬上懷恨在心，而不肯向大處遠處看看。因此睚眥之怨必報，民族國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後來常用一句話勸勉國人，我說：「自己怎麼不好，也比我們的民族敵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覺悟，真正地做到精誠團結、一致對外，還怕中國民族不能富強嗎？」
我們到津市的時候，吳佩孚正在保定一帶和段芝貴打得激烈。張敬堯自湖南退入鄂境，吳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張、吳結合頗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時鄂督王占元，看著武昌危急，打一電報於我說：「張、吳將不利於武漢，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來援，沿途萬勿停留。」我們在津市住了兩天，即趕緊準備船隻，向武漢出發。當時辦得幾艘小輪，拖著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開到沙市裝煤。此時又接王占元一電，說張、吳已經解決，叫我毋庸前來。但電中並不提我們部隊當駐何處。這時正在六月，江水汜濫，各處都漲著水，我們沒地方屯駐，乃決心仍開武漢。在路上遇著軍艦來接，我即乘軍艦先到。隊伍隨後亦到，暫停鯰魚套。
武漢一帶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軍署會見王占元。王像個鄉下土佬兒，見面也沒說個長短，他就問我道：「煥章先生，你的隊伍現在打算開到哪裡去呢？」
那一種不負責任的神氣，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給我的求援電報，請他看，他接到手裡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說道：
「噢，噢！那麼就住在諶家磯造紙廠吧。」
王督軍不但樣子像個土佬兒，就是一切辦法，也是鄉下守財奴大財迷的辦法，既不像軍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順便寫他幾件事在這裡，以見一斑。他每逢犒賞軍隊，總是一吊大錢或兩吊大錢，那時已用大洋，一吊錢比一元錢還差遠了（別人犒賞總是二三千元）。他常常從常德辦煤，用民船裝，用小輪拖，運到漢口，每噸成本不過七八元。他賣給漢陽兵工廠，都照六河溝煤價，每噸二十二元，又在武漢大鑄銅元，以軍用車運往順德、保定等地出賣，大發其財。人家罵他，這樣做法，到底算是商人，還算是國家封疆大吏？他也滿不在乎。他為何如此蔑視自己，就因為不讀書，沒知識的緣故。這等人卑鄙如鄉愚，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圖、無事不幹了。
諶家磯造紙廠狹隘卑濕，房屋不夠住的，我們全旅一萬多人開了去，大半都搭帳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灄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駐，也是搭帳篷。那時大水之後，天氣溽熱，住的地方如豬圈，如蒸籠，官兵們因此致病的極多，到後竟死亡三四百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為官兵們祛病的辦法，仍是努力野外演習和學科的訓練，不使他們精神體力稍有弛懈。
我們部隊在常德時，即全體戴用草帽，帽由新鄭辦來，價錢很便宜，夏天時候尤感合宜。因為普通軍帽只一層薄布，緊緊地箍在頭上，前面一塊黑色漆布的遮沿，更易傳熱，在炎陽中一曬，簡直悶熱難當。第八師的官兵於夏天由陝西開往甘肅，一營人中害火眼病的達二百餘人，皆是戴那種軍帽曬出來的。我們此次由常德到漢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時再加上一個油布罩，天晴時將油布罩除去。到了漢口，人們沒見過覺得奇特，就呼為「草帽兒兵」。駐諶家磯期間，每日往來武漢、灄口一帶，買東西，辦公事，每與人民接觸，兵們都很謙和有禮。坐車坐船，遇見老弱婦孺，即起立讓座。街上人來人去熙熙攘攘，若碰著，踹著，兵們無不讓著百姓。鋪子中有人潑水，不小心潑在兵們身上，那人駭得臉上改容，以為一定闖了大禍了，而兵們反倒安慰他，說：「不要緊，這不怪你。」那時王占元的隊伍一向強橫兇惡，人民沒見過這樣客氣有禮的兵，都稀罕得不得了，因此對草帽兒兵發生了極好的感情。
造紙廠的規模很大，造紙的全部手續，都是以機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機器，攪漿、成紙、烘乾、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間即告完成，所以一頭放入原料，一頭即出一捆捆整齊良美的紙張。用人三五十個，即抵得萬人之手。較舊式手工業辦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參觀的時候，嚮導者告訴我三件事：一、造紙原料，也都用的舶來品；二、財政部已將此廠秘密抵押給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萬，第二次交二百萬；三、廠中人員都由財政部薦來，對於紙廠的經營完全是門外漢，只知做官弄錢而已。嚮導者的話不是道聽途說。那時中國的事就是這樣的情形辦理！真使人聽著氣憤得發昏。我還常常想，中國的社會若要進步，必定得一切生產機械化、電力化，除非萬無辦法，不必再提倡什麼手工業。我要寫許多通俗的書，說明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道理，宣傳科學萬能的種種事實，以破除社會上一般泥古守舊的思想和觀念。其實，這些固然重要，但還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軍閥統治，剷除腐敗的官僚政治。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完成，什麼問題都說不上。拿這個造紙廠來說，他們難道不知道機器生產比手工業好嗎？難道不知道科學比所謂國粹高明嗎？然而，他們不但不能將機器大事提倡，普遍應用，連這一所新式造紙廠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經營，使之日益發展。不但這一所紙廠不能有好的經營與發展，甚至為了羅掘搜刮，連這僅有的新式工業也要拿去向外國人抵押出賣。軍閥官僚的統治不打倒，從哪裡去談改革生產，發達經濟呢？
我也參觀了漢陽鐵廠，那裡的情形是同樣地叫人難過。鐵廠的規模也是很大的，但辦理得極糟，裡面到處是破爛，顛顛倒倒，無人過問的樣子。並且聽人告訴我，這個鐵廠因資本缺乏，歐戰時已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日本二十五年。後來我到莫斯科去，看見西比利亞道的鐵軌多是漢陽鐵廠所造。我想一定有人會詫異，為什麼自己廠造的鐵軌國內看不見，在外國反倒有的？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張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國若要抵禦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辦槍炮，非有鐵有鋼不可；要有鐵有鋼，又非有礦不可。因此努力辦礦，辦鐵廠與煉鋼廠，才踏踏實實地做了一些成績出來。今日談及張之洞，人都要談他為老腐敗。其實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學，真正能實做實幹的，至今還要數到他。民國以來的當權握政者，對此等根本大事反倒無人注意了，自己不開煤礦鐵礦，不辦鐵廠鋼廠，軍用一切，都要仰賴外國。試問誰有資格笑得張之洞先生？一個人要能站立起來，非有骨骼不可，同樣的，一個國家要能挺立於世界，亦非有鋼有鐵不可。道理再淺顯也沒有了，用不著那些想得高說得遠的文章。總而言之，我們必得自己煉鋼製鐵！
那時粵漢鐵路局長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約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極了，屋中裝飾陳設都是洋派，地毯、沙發等等無不極盡奢華。我坐談著，心裡總覺著不舒服。那時粵漢路尚未通車，局長先生卻擺起這個架子來。他若想想造鐵路的款子是從外國借來的，不知他心裡難過否。若用這些擺闊的錢去修鐵路，至少可多修數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裡冰著，至今還不能忘記。二十五年我從廬山循浙贛路到杭州，看見浙贛路的情形就進步多了。每個車站不過三五間簡單的小房，用一二個工役。站長睡行軍床，從早到晚勤勤懇懇，無事不干。路務辦得極好，路軌修得極好，路員多勤勞樸實，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蕪湖對江裕溪口的一條運煤的淮南鐵路，也是簡便適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來，中國有些地方的確進步很快。但許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脫老爺少爺的辦法，處處學闊、學洋派。不知外國人在中國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們如何能比？人家的國勢多麼強盛，社會多麼富裕，我們如何能比？人家國家出什麼？鋼鐵、大炮、飛機。在我們國里出什麼？不過大米、黃豆而已，又怎麼能比？「吃飯穿衣量家當」，應該各方面較量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龍和鈕惕生二位先生帶著信到漢口來看我。兩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時所稔知的朋友。他們對我說了很多勉勵和鼓舞的話，希望能夠一致從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興奮感激。我和他們說，連年以來，國事窳敗，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與北火拚，南也與南相打，使國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們深中清廷遺毒，積重難返，他們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謀富貴，沒有一點為國家為民族的遠大眼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都把眼睛望著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團體，稍能振作上進的將領也是存著這樣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積悃和處境盡情傾吐一番。徐、鈕兩位先生都很以為然。在一起盤旋多日，又請二位看我們部隊的操練。後來我派我的秘書任佑民到廣東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著我時，我當然無不盡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吳之後，我首先即電請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與此次的往還是頗有關係的。
此時吳蔭卿先生也來看我。他為九江鎮守使，江西軍務幫辦。和地方上處得極好，百姓都愛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時北洋官吏到了南方，總是軍警遍布，戒備森嚴，把民眾當成與自己對壘的仇敵一般。吳則不然，他常常獨自一人，拿著一根手杖，滿街滿巷地轉圈，遇見商民就和商民談話，遇見農民，就對農民問長道短，往往兩下談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間疾苦，與百姓處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愛貧保赤，真有愛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見無依無靠的孩子，他就帶回家來，悉心教養他，又送上學校，使受相當教育，直到能夠自立方肯罷休。他的養女養子極多，大都是這樣來的。對於自己的兒女和自己親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決不格外溺愛姑息。等到他們能夠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獨立成家。此時若再求助於他，就是挪用若干銀錢，亦必使覓中人，按月計息，定期歸還，決不含混過去。持家勤勞節儉，沒一點官僚的腐敗習氣，對朋友真誠熱心，最愛說老實話，對於公家事則均能認真辦理，任勞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備學生，熱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鎮為標統時，最擅長術科，偵探步哨動作尤佳。記得光緒末年，那時候國人尚不知國歌何物，他最先按著風琴，教我們唱歌。他素愛這些陶情益智的東西，還能耍許多有趣的戲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講衛生，終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歲高齡仍結實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還甚密。這次他從九江來，我也請他看我們隊伍操練。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詳細。隨後他又講話，題目是「排孬種會」，談的是他自己帶兵時，維持軍風紀的一個辦法，極有意思。他說他民國元年當旅長時，從漢口撤回，駐兵郾城，因為戰爭之後，紀律不免廢弛，官長頭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擄之事。那時他因公未能和部隊住在一起，對於部隊中新生的惡劣現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車站遇見兩個頭目，向他辭職回家。問他們什麼緣故，那兩個頭目說：
「旅長，您不知道，咱們隊伍里出了孬種了。頭目也有搶人家的，官長也有搶人家的，這樣的無法無天，將來還會有好結果嗎？」
他把事實查問明白，氣得發昏，立時集合全體官兵講話，成立了一個「排孬種會」，以連為單位，設分會，由著大家報告事實，儘量檢舉孬種，結果檢舉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車運走。自此紀律大大整飭，再無為非作歹的事發生了。最後，他說：
「官兵中有孬種，比如劣馬一樣，劣馬不除，好馬不能安在。我們要養有益的好馬，即非排除劣馬不可；同樣的要隊伍軍紀良好，也非排除孬種不可。」
這番講話，既有好教訓又說得妙趣橫生，給我們官兵以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記得。
張敬堯的部隊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決他，當時將一部人分載幾艘輪船開向武穴。此時不知同誰勾結，又將這部分隊伍由武穴開回，要到諶家磯屯駐，顯然要同我們隊伍鬧事。這種擾民害國的部隊，使我痛惡，因決定將他們解決。當派韓多峰、張樹聲布置妥善，是夜把他們全部解決。共繳獲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機關槍一營、輜重營一營、炮彈及步槍彈無算，被繳械的兵員全部遣散，辦得十分妥當。王占元知道了這事，心癢眼熱，以為我們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繳獲的槍炮當歸給他。我始而不肯給，繼而他派人來，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後又派了孫傳芳來交涉，我不願為這等事鬧成意見，就都送給了他。後來他卻把這些器械都被別人繳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諶家磯附近還有一所揚子機器鐵廠。主辦者為王寵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約我到他廠中參觀。細細看了一會兒，辦理很是科學化，覺得很好。那時我們十六混成旅在北京辦有一所子弟學校，官兵子弟在學校讀書至十五六歲者，都令其學一專門之技能。此時我即與王光先生商量，請其每次收我們十名，學習機器及管理各項。後來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畢業者很多，有的出來充當機器匠，有的主辦修械所，頗有成績。王先生又勸我們旅中的官長們入些股子，俾其業務得以充實發展。我將此意告訴大家，當時很有幾位入股的。哪知後來這位王先生去世，這個廠旋即倒閉。原來當王先生勸我們入股時，其廠即虧折難支，我們是外行一點都不知道。錢雖不多，但都是官長多年節用積蓄下來的，所以很覺得對不起他們。由此亦可見出中國工業之一斑，國家事業，握在官僚軍閥之手，他們胡亂用人，辦得一團糟，而且隨意抵賣給外國人。真有才能的人，國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萬苦，好容易創出一個小規模的事業，卻又為力量所限，無法站立發展，宛如路邊野草，只在一種自生自長的情形下聽其消滅了。
我在常德時，匯贈羅感恩大夫之子為學費的八千元，羅公子拒而不受，把錢又從美國匯回，前面已經說過。我拿這錢，無法可想，此時特建一座禮拜堂，名為「思羅堂」。全部建築均用木材，可以隨時拆開，隨時搬移，如兒童積木一般。木屋有十餘間，可容四五百人。落成開幕之日，教會中朋友來參加典禮者很多，如漢口黃吉亭牧師、沈文清牧師、胡蘭亭牧師、胡厚齋牧師等都有很好的講演。自此我們軍隊駐在哪兒，房子就搬到哪兒。軍中講話、講課、開會、做禮拜，均用此屋。
這時候，曹錕和段芝泉在直隸扮演那幕武劇—直皖戰爭，已告結束。初，曹令吳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貴率隊自涿州向南抵拒，兩方接觸，左起天津，右至紫荊關，皆是戰線。段芝貴所統的是新成立的西北軍及邊防軍，完全新兵新器械，其軍械即用西原借款辦的，軍中自顧問以至軍需軍醫亦皆用的日本人。這明是皖系打仗，實際顯然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提線的傀儡戲。戰事起後，自涿州至定興一線最為激烈。直軍器械窳敗，處境甚苦，但士氣極盛，很能鏖戰。皖軍處於優裕之境，恃著有日本為後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貴在前線指揮，專車中老帶著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樂。到高碑店時，直軍一個衝鋒直打到車站，段芝貴還在車上摟著妓女打牌，竟被直軍活捉而去，俘獲妓女達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軍尚有兩整旅未及編隊的炮隊，亦被悉數繳獲。至此，皖軍終成瓦解，戰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慘敗，絕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當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唆使；第二，他不當輕聽安福系賣國官僚挑撥離間的話；第三，他不當重用段芝貴這種荒唐鬼。因此國人都痛恨他，反對他，而同情直軍。全國民氣亦是盼望著皖軍敗，直軍勝。實在的，民意之所向，即勝敗之所系。這道理一點都不玄奧。因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對他切齒痛恨，軍隊哪能有士氣作戰？武器縱然精良，處境縱然優勢，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後，當逃入外國使館的時候，扔下了一個打破了的迷夢。吳佩孚趕快把這個夢拾到手裡，自此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橫衝直撞，直到民國十三年坍台方罷。這個迷夢是什麼？就是「武力統一」四個字。
我們部隊駐在諶家磯，沒人理會，到後來弄得吃的都成問題。我幾次致電陸軍部交涉餉項，先是不理，到後來令我們移駐信陽駐防。
我於十一月初旬率隊到信陽，住車站東首，也是臨時搭蓋帳篷，還是住不下，韓復榘一部分人即分駐確山。在信陽，又令李炘辦一工廠，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學習手藝。另外又辦一教導團仍分官長頭目兩班，以鹿鍾麟為團長，繼續加緊官長士兵的教育。辦得很有成績，真是越窮越有精神。信陽有一個很大的沙灘，可容全旅官兵操練。向來在信陽的駐軍，與百姓都有意見。我為糾正此項缺點，常常約請百姓看操、談話，弄得彼此成為一家，與地方上發生很好的感情。
此時信陽道尹及縣長都姓楊，他們出門時坐著綠呢大轎，打著官傘，完全滿清的官派。民眾被趙倜他們壓迫得如同死灰，社會上到處都保留著封建意味，毫無一點民國的氣象，有幾處大宅，封建氣味更為濃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寬的宅子，叫著袁家大樓。堂皇富麗，巍立於小小的街道上，極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層層樓房恍如宮殿。花園裡的牡丹花之類，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風大雪的時候，還能凌寒開放。可是主人長年躲在租界裡，並不來住。往來的軍隊隨時占據著，門窗戶扇都被折毀，糟蹋得不成樣子。袁乃寬為袁世凱的軍需，管過數十師的軍餉，又做過財政次長，想著他刮過多少人民的脂膏，到處浪費，究是什麼心思！
我們軍隊領不著餉，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皖系兵敗失勢，直派軍閥取而代之，即忙著擴充自己的勢力。仍是走的皖系的舊路，但手段更厲害，意氣更驕橫了。吳佩孚一下就擴充了六師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師），招新兵，辦軍械，國家財政羅掘淨盡。那時的所謂中央，事實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總統徐世昌，一光杆兒的傀儡，什麼家也不能當。總理兼陸軍部長靳雲鵬，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親信，但此時已投降直系，倒過來與段作對了。他滿處搜刮，盡力供給直派軍閥擴張勢力，以維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軍而外，各省軍隊管各省給養，凡所謂中央直轄的軍隊，中央已經一概不管，聽他自生自滅。時駐保定及河間一帶的第十一師發生兵變，中央只說要嚴辦官長，而不知實以官兵無飯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國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間，真是黑暗時代中的最黑暗時代，可以說完完全全是吳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們幾個月領不到餉，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軍趙倜商量，趙督軍自然也不過問。處此艱難窘困之境，我實在再無辦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那天晚間經過信陽的火車中，有鐵路收入的三十萬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們，我們難道眼睜睜地餓死？反正是國家的錢，與其給他們吃得腦滿腸肥，何不截些下來為我們官兵填填餓癟的肚子。因於當日打一電報給中央，我說國家軍隊自當嚴守紀律，但中央已不把我們當國家軍隊看待，我們將盡為餓殍，無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麼難聽的話我都說了。大總統沒有回電，但路款畢竟截下十萬。然後，我決定到保定去見曹仲三。
此時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凡事曹都是聽吳的。中央被所謂保派、洛派團團保衛。—曹是保定人，吳駐洛陽—吳佩孚恃著直皖戰爭之功，意氣驕盈，咄咄逼人。這，處處都表現出來。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錕請我們在巡閱使署吃飯。在席的有何春甫（何豐林）、王承斌、吳佩孚、孫岳、曹四、曹七等。何豐林原為前江蘇督軍李純的參謀長，李純新近死去，齊燮元繼為蘇督，何即為齊之代表。關於李純的死，因其過於突然，當時有種種傳說。一說李是自殺，原因不明。一說李有一四姨太太與馬弁有奸，李平時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門不開，叱令開門，那馬弁無可躲藏，情急之下，即開門將李打死。一說齊燮元急於要得蘇督之位，特設計以毒藥殺之。這類說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斷孰是孰非。這次我們在席上正吃著飯，吳佩孚就聲色俱厲地問何豐林道：
「李督軍到底是怎麼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豐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確是自殺的。」
吳追問道：「為什麼緣故自殺？」
何說：「不知道。」
吳佩孚即沉下臉，瞪出兩顆眼珠，說：「我要在書上寫一筆：某年月日，直皖贛巡閱副使齊燮元殺其長官李純於南京。還要添一句，其參謀長何某預謀其事！」
何豐林紅著臉說：「那不行，那當不起，副使的話說得太重了。」
吳說：「怎麼不可以？我這春秋之筆，我一定這樣寫！」
何豐林弄得無法下台，神色異常狼狽。曹仲三看見這情形，連忙解圍道：「吃菜！吃菜！」一席飯終於不歡而散。
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時吳佩孚驕橫自恃、目中無人的情形。李純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麼憑據一口咬定是齊燮元所殺？又有何憑據一口咬定何豐林預謀此事？更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樣地挾逼人家，不顧人家難堪？其驕橫放恣若此！
此時曹仲三正忙著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築花園（後改為公園），樓台亭榭，栽花植樹，他每天帶著工，悠閒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閣的第十一師，仍在天天鬧著兵變，在民間搶掠，搶後逃散。一方面有許多中央直轄的部隊都在餓著飯，岌岌不可終日。我想，他難道在睡著覺嗎，怎麼還有這些閒情逸緻呢？
在保定數日，交涉餉項的事毫無結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謁見徐總統，掛了號，傳早晨四點鐘見面，我打著燈到總統府，他已在那兒。徐雖在政府中做著泥胎，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見客「早朝宴罷」的意思是真有的，我兩次見他，都是如此。我們談了幾句，就提到軍隊無餉事上來。我說：
「現在國家行的恐怕是兵變政策。這個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
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徐總統聽了愕然，問我什麼意思。我說：「許多軍隊，中央都不發餉，餓得無法維持，只有兵變。兵一變，中央即可將這部隊一筆勾掉，這些軍隊就都可以消滅了。將領們想，總統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們被殺處罪之日。百姓門也想，總統的政策達到之時，即是他們妻離子散破家蕩產之時。總統今日是坐在一大堆乾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點燃，就是滿天大火，那時大家都同歸於盡！」
他聽了很動容，沉吟了半晌，才說：「竟是這樣的情形嗎？……」我說：「實際比這還厲害。總統不知道，簡直是在油鍋里呢！」他深長地嘆息道：「我在北京住慣了。倒不大感覺這樣的危險似的。」我說：「恐怕是總統沒有看見軍隊的緣故吧！」談話就是這樣情形，徐總統裝呆裝傻，滑頭滑腦，任我怎麼說，他也不生氣。對於餉項的事，始終不說一句確切解決的話。
我又去找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靳雲鵬，他在他家裡會見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個客廳里，滿屋擺的都是古董。停一會兒，又引我到第二客廳，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滿目。後來又到第三個客廳，仍是數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裡有多少客廳，更不知他搜羅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風，說你們若求我弄官，快給我多多送古董來。不然，哪來的這許多破銅爛鐵？我想，這個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國負軍政重任的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看他成天玩著這些，心裡究竟想些什麼？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來了，眼斜嘴歪的樣兒很是猥瑣。我談了幾句，即說要餉的話，他卻裝著沒有聽見，笑著說道：
「我打算明天請你吃飯。」我說：「總理，我們弟兄都沒有飯吃了呢！」他說：「是呀！我們找個清靜的小館兒，大家敘一敘。」
這樣地支吾著，使我什麼話也是白說。他為什麼這樣？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說，你去找保定洛陽交涉吧。
從靳雲鵬公館出來，特去拜訪了薩鎮冰先生。薩時為海軍部長。我在常德時，薩即致電中山先生，說我對時局態度如何，我的軍隊又如何好，若趙恆惕等攻湘，萬不可犯馮旅長云云。我和薩先生素不相識，蒙他如此知遇，甚覺可感。所以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謝意。薩那時剛從海軍部回家，穿著軍服，神采奕奕，態度可親。談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謙虛，說那是他分內的事，他應當做的。
第二天靳雲鵬果然在一家飯館請客。但他自己迴避不到，找了個代表，那代表就是後來做財政總長的潘復。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來二十多個妓女。那些妓女一進門粥粥地擁上潘復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吧嗒！吧嗒！」連著打他耳光。潘復哈哈地笑著，一手抱住一個，妓女即躺在他的懷裡，揪他鬍鬚，叫他喊媽，他即喊媽，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著：「真是什麼王八蛋的玩意兒！」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無怪乎徐總統說住慣了，即不覺得危險。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了。
在北京數日，毫無頭緒，可是我雖沒領著餉，那時為旅長的張宗昌卻把餉領到了手。我聽說後，心裡很納悶，便向我的副官長宋良仲說：
「張宗昌就領了餉，我們六、七、八，三個月的餉，怎麼一文也領不著呢？這其中必有什麼緣故。」
宋說：「人家領著餉，是這樣的，具十萬元的領票，實際只領四萬，咱們要全數領，所以一文也領不出來了。」
「十萬元領票，只領四萬，那六萬做什麼呢？」
「那就算做敬儀了。」
我沉吟了一會兒，說：「我們總不能等著餓死。你去一趟吧，咱們也那麼辦。」
宋去了一整天，回來非常高興，說：「有門路。」說可具十萬領字，實領七萬，扣三萬。但到晚間去具領時，忽然又變了卦。因為聽說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發，回說：
「你們領下了餉，回頭你旅長打一個通電，宣布我們如何如何，那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一批革命狗，說咬就都咬起來了！」於是這幾成的餉，又成為泡影。一天，一位朋友在東興樓請客，我坐洋車去，張宗昌是坐汽車去的。散席之後，張宗昌堅要拉我坐他的汽車。我坐在汽車裡心想，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為什麼他能領著餉，又能坐汽車呢？走了一會兒，張又拉我同到西華門韓千古那兒去坐，我推辭不了，只得去了。韓千古那時是京津一帶赫赫聞名的人物，曾為馮國璋做謀士，現又為張宗昌的謀士。他教張宗昌販賣煙土，替張宗昌出種種歪主意，張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賢費」。我想這種無恥政客，比軍閥還該殺。軍閥想作惡，智尚有所不逮，經過無恥政客一教唆，什麼禍國殃民的事也干出來了。
過了幾天，無意中又遇著張宗昌。那天張低著腦袋無精打采，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再不要談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餉款都輸光了！」「怎麼輸那麼多呢？」「只許人家贏，我只能打背牌，怎麼不輸光呢？」「你為什麼只能打背牌呢？」「不打背牌，還能領著陸軍部的餉嗎？」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我想這一定也是韓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說，咱們領東西的公事，陸軍部老沒批下來。
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若要他們批，必得請他們吃飯，吃完飯，同到窯子裡打牌，等到玩得儘量了，趁機會把公事拿出來請批，那時才能夠得到批。
從這種種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敗壞的軍隊如何反倒能夠日事擴張的道理。想到我們全體官兵，平日殷勤訓練，努力不懈，沒一事不著意，沒一事不認真，而北京卻天天玩這樣的一套。要逼得我們消滅，要治得個個都和他們一樣，那時全國弄成整個的糞坑，他們就得其所哉了。看著這些魍魎們的跳舞，想著國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從北京一無所獲地回到保定。此時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動驅逐豫督趙倜。他們說，駐河南的隊伍沒有餉，是趙倜把持之故，如把趙倜驅逐走，你們的餉項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時駐河南的有程慎一師。程慎原是很好的將領，當時聽信了他們的話，便發動了部隊，通電驅趙。但電剛發出，吳佩孚忽來一電，申責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官話。張之江此時被形勢所迫，亦與趙部發生衝突。等到趙倜潰敗，吳佩孚卻又將程慎驅逐，回頭又來對付我們的部隊，指責我們胡亂動作，我氣憤地說道：
「你們若定要這樣說，那我就把保定會議的情形完全宣告國人！」
我算更深一層地體味了軍閥翻雲覆雨的鬼蜮伎倆。我把隊伍撤回信陽，在飢困線上徘徊著。此時不但全旅官兵餉項無著，連吃食的也十分艱難了。官兵每日兩餐，只用鹽水佐食著雜糧與粗糲。他們雖然都沒有怨言，但我心裡的痛苦為如何？此時期我曾經憤然辭職，然終以全旅官兵的挽留，與中山先生來書的勉勵，仍不能不勉強擔起重任，在困苦中繼續掙扎奮鬥。
軍中功課和操練，仍照常進行著。此時我編了十六混成旅《練兵紀實》一書，共分訓練、裝械、校閱、比賽、講演、考績、獎懲、撫恤、教導隊、軍佐隊、官佐體操團、讀書、運動會、售品所、目兵存款辦法、青年會、新劇團、工廠、學校、規則等二十卷，把我們多年來訓練教育的一些實況與成績忠實地記載出來，以問國人。軍工築路的事也推行著，信陽的街道多泥土，崎嶇難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下，從河灘里運來沙子鋪墊，墊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許多柳樹，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發葉，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那些樹多已長大成林，百姓們名為「馮公柳」。信陽有幾處教會，有名的牧師為朱浩然，熱心公益，長於講演，並開著商店，生意頗好，也有外國牧師，我們常常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