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我們剛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驅逐淨盡。隨後又和薛子良著手辦理禁毒的事。那時統計，常德居民打嗎啡針的占百分之五，許多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都因此變成肌膚潰爛、奄奄待斃的廢人。我看著這種現象，心痛難言。但一時又想不出有效的適當辦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請他先抓幾個打嗎啡針的人來驗看驗看，而後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來六名。嗎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過一針，皮膚上即起一顆黑斑，接著就慢慢腐爛，不過半年工夫，即弄得體無完膚。這六個癮客，已經遍體黑泡，潰爛得有如蜂窩一樣了。他們原都是殷實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傾家蕩產。此時已窮得日無三餐，但嗎啡針還是要打的。 我決定先成立一個戒菸所。所中請了醫生，制辦藥品，連伙食也為他們預備得好好的，又派專人管理監視。癮客除強迫而來者外，也有自願來戒的。在初戒的幾天，他們痛苦欲狂，但六七天過去，即漸平復，一個月即完全斷癮。那時原打算凡斷癮的人，即取保釋放。但繼而一想，他們出去後沒有半點謀生的技能，仍不免流於下流，流為盜賊。於是我又仿照處理退伍士兵的辦法，送他們到李顯堂主辦的工廠中去學習技藝。有學織布的，有學縫衣的，有學織襪的，都要學得技能十分成熟，確實可以養活自己，才讓他們自由。這樣一班接著一班地辦下去，辦到第七班上，戒絕的癮客已達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鎮守使署來見我。說他有兩個兒子，都打嗎啡針，她早就要送他們來入所，但他們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說著滿眼含著淚。我安慰她說：「老太太你不要傷心。這事交給我，我一定替你辦得好好的。」於是派人把他兩個兒子抓來（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嚴厲訓斥了一頓，送入戒菸所去。一個月後又送到工廠中習藝。只兩個月的工夫，那兄弟倆已經養得白白胖胖，又學會了一套好手藝。我把那老太太找來，歡歡喜喜地把他們領去了。戒菸所中的癮客，像這樣的最占多數。 至於販運煙土的事，查辦亦嚴。各地駐防部隊，都指令嚴緝。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獲。販運者有種種狡猾的裝運辦法，有些藏在桐油簍的底層，外用洋鐵封固，煙土都做成烙餅似的扁塊，疊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帶在褲子襠里。但真能漏網的還是少數。查得的煙土，都解常德，後積至數萬兩，乃約請當地的正紳及民眾，在西門外空地上掃數焚毀。 我到常德，沒看見街上有一個乞丐。初時還以為因地方富庶、貧人容易謀生的緣故。後來我打聽，才知道商會辦有一個平民習藝場。街上一發現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場中習藝。所以此場亦名乞丐收容所。我聽說有這樣一個善舉，心裡極是高興。一天，我到那裡去參觀，可是使我大大失望。裡面有幾架織布機和縫紉機，大半壞了，真能得著機子工作的人占極少數。大多數的人—尤其老弱殘廢都關在一間潮濕黑暗的屋子裡，無所事事。吃的食物過於粗劣不用說，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種悲慘可憐的情形，簡直不如豬狗。因此有許多逃跑的，逃出來了，再也不敢踏進常德的地界；逃不脫的，耐心待著，死亡率驚人的高。這種情形我沒法看得過去，禁不住對他們負責的人說，務要趕速設法改善辦法、改善設備、改善待遇，若是這樣的辦，是等於拿人家的性命來裝點你們的所謂市容，哪裡是辦公益呢？我看還不如放他們出去自由行乞為好。這樣說了一頓，才著手改良。我離開常德之後，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紙幣極為紊亂，許多大商店出票，電廠亦發票，人們拿著種種不合法的紙票在街上買肉買布。我覺得這事應當整飭，遂與薛子良召集當地紳商商量辦法，四個星期即整飭清楚。我所至之地，紙幣之亂無過常德者。我們清理得很快，也妥當，人民都說辦得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書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種教人立身處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勞、教忠勇、教仁愛等，使街上頗有一種新氣象。後來聽說民國十九年時完全被人毀去，不知弄到哪裡去了。石柱子二尺見方，石亭亦簡單適用。很好的東西，任意地去毀壞他，真是可惜。 常德城裡的街道，經數次撥用罰款，翻修一新。那時我又開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數條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狹、太崎嶇，平時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運輸。但是經費無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擾民的辦法，決不能採用，乃動員我們的官兵任其事。並由鄧鑒三、薛子良二位從縣政府中設法，凡公路所經，占用之地，悉免糧稅，凡被占過多者，必須給予地價。又和地方紳商一再磋商，決定先修由常德經臨澧、澧縣以迄津市的一條路，路面規定寬闊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時在湖南還沒有公路，人民看見這樣闊坦的道路，都喜歡得不得了。 從常德至德山以東，那邊有一座大石橋，年久失修，早已塌壞。這也是一條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請人估計石料後，亦動員部隊修築，做得很堅牢，並不比石工做得遜色。 我與常德的父老正紳常常會談，問問他們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麼，最需要我出力幫助的是什麼事。他們指出來，只要我能力所及的，無不盡力去辦。一天我又和本地紳士蔡一陶、高暉庭兩位先生問到這類話。他們才談起每年初夏，山洪暴發，沿江水位高漲，往往平岸，西南角城牆被水衝擊，至為危險。若能把西南的城牆和城牆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築，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這裡工程太大，當地各界年年集議修築，都以經費不敷，不能實行。我和他們說，我們可以出人工，只須派幾位石工從旁指導，我們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過望，當即計劃修築。一直工作了兩個多月，始告完工。後來我們離開常德不到一個月，常德即發大水，水瀕城頭，人們立在城垛上可以洗腳，但常德終未受災，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飲水在常德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個埠頭都是很骯髒的。如南門外的江岸邊，一隻挨一隻地泊著民船，洗衣、洗菜、洗馬桶、倒垃圾污穢，無不在此，而人們的飲水也在這裡取用。中國臨水城鎮，都是這樣，常德自非例外。這是最不衛生的事。我覺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隊在江邊築起碼頭，從岸上搭跳板，凸達河中五六丈，遠出污水範圍，以便居民得以遠離岸邊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漲落無定，乃派人專管其事，隨時更張。這等事關係太大，而辦理亦並不難。二十年後我因公再到常德，江邊仍留舊跡，但跳板已不如從前搭的長了。 我動員部隊，在地方上做這種種的事，人民都口碑載道地表示感激。其實這本不算什麼。人民出錢養兵、養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還不是十分應該的嗎？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們無有不樂為的，問題是在官長有沒有這番心，有沒有這種朝氣、這種精神，以為士兵表率。若是官長暮氣沉沉，根本沒有此心，那自然無事可做。到了今日，許多軍隊進步多了，但壞的軍隊仍是不少。那種能消極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軍隊；至若積極地能實實在在為人民做事的，還是稀奇少有。其實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對他們稍有一點好處，他們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說士兵精力是愈練愈健旺，愈不用愈委靡，若日久閒散，懶惰成性，那不只於人民國家為贅害，而且也毀了自己。 上面都是說的我在常德二年間對地方辦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對於部隊的訓練與整頓，也未嘗一日懈怠。那時局面動盪，政治窳敗，當軸握政者只一心對內，排除異己，擴張勢力，誰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國家的處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著，頭腦是清醒的，認識是明白的。我時時感覺我們職責的艱巨，應當隨時都有非常的準備。這不是容易的，我們必須真正能耐饑寒困苦，必須具有持久的戰鬥力量。要做到這個，又必須人人有強健的體格。因此我在常德訓練部隊的方針，首先即著重於體格的訓練。 自從在廊坊時成立軍官體操團，此時更進一步編製成隊。設種種獎懲的辦法，從事嚴格訓練。此外又擴大軍佐隊，凡在軍中的人員，都一體參加，文職人員只有一位秘書長陳經綬（老拔貢）和一位軍需官賈玉璋先生，因年老體衰，未令加入，此外沒一個人可免。官軍中只有受傷殘廢者得免，其餘一體參加。軍官隊和軍隊都各佩銀牌一塊以為標識，由參謀處規定課目，軍法處隨時抽查考績，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終一總考。軍佐中有成績優良者，得改入軍官隊，並令其統率隊伍。他們初練時，很覺不便，日久即越練越有興趣。那種書生氣派的文職人員，不久即一個個變成粗壯的武夫，也能盤槓子，拿頂了，更好的也能在槓上打車輪了。後來每至軍官會操，軍佐中體操好的也選令加入。軍官體操隊日益擴大起來，終於軍佐們全體加入，便成為軍官軍佐聯合組成的「官佐體操團」。 各級官佐除一般的體操外，和士兵一樣，也有跑欄阻等等項目。欄阻是用磚及土築成，高八尺，厚二尺，一連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時候，須一躍而上，跑過一道，又來第二道。練到純熟時，可以用手一按，身體就跳了過去，毫不費力。這類較激烈的課目，軍佐們亦都有很好的成績。 兵士們最常練的是荷槍行軍，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帶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約四十八斤，不停地連走七天。那時最常走的路線，是由常德至臨澧，由臨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時日行八十里，漸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經常的每月舉行兩次，風雨無阻。這不但磨鍊體力，亦磨鍊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戰是怎麼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交通落後的國家，行軍力的強弱關係於戰果者至大至切。平時多一次練習，戰時就多一分獲勝的把握。 常德城頭皆大磚鋪砌，很是闊坦，可走四路縱隊而有餘。除遠途行軍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頭繞著圈子練習行軍。每繞一圈約有十里。城頭上空氣鮮潔，遠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們多樂為之。 為提高官兵們關於軍事的知識與技能，特成立一個軍事教導團，內分兩隊：一為軍官教導隊，一為軍士教導團。由團、營、連隊選拔稍通文理的軍官及軍士為學員。教導團以鹿鍾麟同志為團長，劉驥、門致中、劉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課目有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戰史、築城及典範令等項。最初規定三個月一班，預計一年零三個月後，全旅各級官兵即可分別訓練完畢。後來提高課程標準，每期改三個月為六個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駐兵南苑時仍繼續舉辦，改二年為一期，一直辦到十六期。故國民軍一般軍官的教育程度，比起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並不落後多少。 我部隊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貧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學，一般知識程度嚴格地說都很不夠。但怎樣才算足夠，這也沒有標準。最要緊的還是要普通常識豐富，多識得常用之字，故首先著重加強他們的閱讀能力。這是我素來治軍的注重點之一。在常德的期間，請陳秘書長和參謀劉驥編了一本軍人讀本，內選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戰國策》及《國語》之類書中選出，今文則為梁啓超等名家的作品。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階段講授。教授方法，一是講解，二是背誦。因為官兵們大半已過學齡，記憶力低減，若不背誦，則過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長其閱讀能力。連長以上的軍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誦之後令其講，回講之後，再令默寫。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須弄熟。規定五天讀熟一篇，一月讀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遞加。比這個較高的，有一漢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較高對國文有興趣者選習，亦由陳經綬先生選文，集成義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記中摘選出者，以為讀本。程度較低者，除印發在浦口時所編的《戰陣一補》令其熟讀外，復新編軍人教育一冊，又編一本八百字課，以為從未識字的士兵伙夫的讀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幫助一般官佐了解譯述的軍事書籍，並進而直接閱讀及翻譯外國軍事學名著。雖然進行很是遲緩，但選習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設一工藝班，分木工、鐵工、照相、修槍等數種。規定每個官佐，至少須習一種。先詢各人願習何種，而後分組請人教授。當時選習木工、鐵工及修槍者居多，故成立大組。我自己學的是修槍，每日由下午一時至二時請劉正琳先生來教。受傷殘廢士兵，亦須學習一種技藝，體力不足者，至少亦須學習繪畫或類似的輕巧工作。 那時的陸軍規章，凡士兵從軍三年，即當退伍。這個規章無人遵行，我在常德時試著籌辦，即遇最嚴重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退伍後的生活問題。因為自從帝國主義者的大炮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農村普遍破產，一般青年在鄉村中無法謀生，方大量地投軍入伍，以謀出路。他們家中既無可資溫飽的恆產，本身又無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無法生活，結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軍中所學得的放槍瞄準的一套，而流為匪盜。原來中國的許多規章，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三年退伍」的辦法，在西洋那樣的社會和徵兵制度之下，是適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樣文章地頒布條例，實施這些條例的實際情形，大人先生們就不去注意了。試思士兵們之投軍，原多是為的救國，亦有為解決生活問題的，若三年後又復揮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後如何謀生，這種的辦法，豈不是製造匪盜遊民，破壞社會國家秩序的辦法嗎？ 為試辦退伍，我採用寓兵於工的辦法。我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為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峰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峰升為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炘為廠長。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主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為保國衛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為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為遊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這期間，還舉辦有夏令會。因為官佐們整日操練，生活緊張勞苦，每年必使之有一變換環境的機會，能從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群訓育方面的講演。全體官佐，分為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於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還練習泅水。因為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嫻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於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餘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請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當地民眾對於泅水的興趣。沅江江面比漢口窄得多，他不費勁地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里多長的江面，見者無不嘆服。一個民族的強弱，於整個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關係。仁修本老先生這次表演，給予我們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還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真槍去，以為學生練習打靶之用。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真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干，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只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了數頃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裡，一文錢的外快都撈不著。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地應酬著。他們辦公，就在窯子裡、飯館裡，打牌、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卻只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著急。 他說：「您若能出些本錢，讓我們把槍彈領來，怕不把這批混小子揍得乾乾淨淨！」 說的時候臉紅耳熱，氣得嘴舌只打顫。我說，只要你辦得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第一次領槍二百支，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支，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自民國六、七年間，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護法軍給分的，可是他們亦竟以此為號召。皖的兩員大將徐又錚和靳雲鵬，橫行恣縱，不可一世。他們利用握有中樞的權勢，作種種擴張自己的勢力，排除異己軍隊的活動。曾屢次向日本舉行大借款，假借對德參戰的名義招編所謂參戰軍，由徐又錚、曲同豐統率。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為邊防軍，另外又成立了西北軍，由段自兼，而由陸軍部部長靳雲鵬代理。其實所謂邊防軍、西北軍，統是擴張自己，統是要使之成為段家軍。另一方面則盡力消減異己的部隊，始則不按期發餉，繼則將餉項由十足減至八成，再減而為六成、四成。越是認真訓練，紀律良好的部隊，越是不發餉，以使之消滅；而那種收容土匪、魚肉百姓的部隊，反倒特別優待。這都顯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還有明害暗殺的卑惡手段，凡稍礙他們眼的人，必除之而後甘心。如徐又錚之捕殺陸朗齋將軍，並不免其職，亦不宣布其罪狀，糊裡糊塗即把他處死。這種種做法，猙獰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將領顯然感到只許他們胡作胡為，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當護法之戰時，皖派軍隊在湖南屢次慘敗，時賴吳佩孚向南挺進，直打到衡州。若論功行賞，湘督一席自應由吳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發表了張敬堯為湘督。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吳佩孚本人因大為不滿，其他將領亦很抱不平。孫總理中山先生看透這一形勢，故贈吳佩孚六十萬毫洋。吳即撤兵北上，七月間即對皖派開仗。 直皖戰爭終於爆發了。這，一方面是使國家吃無窮之虧，人民受難忍之苦，一些訓練較好的軍隊，不能以之對外為解放民族保衛國家的義戰，即就此輕輕毀壞犧牲，一些有良心熱血的好將領，陷在夾板縫中，痛心疾首，而又無法擺脫。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說是國家民族之福。這一批惡劣的軍閥官僚們，若不這樣地彼此殘殺，自相消滅，國家將至何時始能上軌道？人民將至何時始得免於厄運？ 直皖戰爭即在北方發生，南方軍趙恆惕、譚延闓即率部進攻長沙，至此，無惡不作的湘督張敬堯始抱頭逃竄。 張敬堯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日處火熱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標準有三：一是本家，二是親戚，三是同鄉。所謂「二帥」、「三帥」、「舅帥」、「姨帥」之類，充滿了督軍府，布滿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諺道：「會說霍邱話，就把洋刀掛。」實非誇張之詞。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無廉無恥，無法無天，終日吃喝嫖賭抽大煙，恣意搜刮以供淫樂。所統軍隊，比土匪還壞，對民眾姦淫搶掠，無所不為，反正沒有顧忌，沒有約束。我在常德看著種種的烏煙瘴氣，沒法能夠忍受，曾和吳佩孚左一電右一電地打給段先生，請他設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為。可是我們越是說，卻越使段先生懷恨，而張敬堯也越發恣縱。 張敬堯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無人不對他咬牙切齒地痛恨。有的殺豬宰羊，以為勞軍，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鐵鏟之類一一砍殺，往往一次殺死四五人。害民的軍隊得此下場，實在是應該的！ 張敬堯軍退到岳州，沿途燒殺淫掠，當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紛紛到教會中躲藏。張軍知道，沖向那教會搜查。一位美國教士上前攔阻，亂兵即將此教士槍殺。這事傳出去，激起美人憤慨，當派武力前來鎮制。那美艦從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馳向岳州，顯其威風，致在沿途江中沖翻了許多民船，許多無辜人民受滅頂之災。這一方面是美艦不能處之鎮靜沉著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張敬堯軍所間接賜予人民者。這真是可恥可恨的事。看看人家軍隊保護他的人民是怎樣的精神，但中國軍隊不但不能保護中國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殺之，而驅之託庇於外人，又將此外人一併殺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無妄之災禍。這樣的軍人，還讓他高高在上地當督軍，是什麼緣故？只因為他是老段的學生和同鄉罷了。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張敬堯托他的親戚賈凱璋來央及我，請我通過教會關係，去和美艦說話。我說：「這沒有話可說，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姓張的拿命去抵！」 趙、譚先頭部隊到達長沙的時候，我接到代理國務總理薩鎮冰先生的一個電報，電中對我治軍及為政很是誇獎，他說他已自動地致電孫中山先生，請南方軍不要與我衝突，孫已復電錶示同意。並把原電轉給我看，叫我只管安駐常德，不必移動。我那時同薩先生並無一面之雅，竟蒙他這樣熱心關顧，使我欣慰極了。 趙、譚的部隊當時雖然沒有向我進攻，但我卻不能不有所準備。因留少數在常德，其餘都布置出去。南軍在距離我們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監視著，各不相犯。一日，駐漢壽的馮治安報告，說該方面南軍進迫，離他防地僅只四十五里，仍繼續前進，恐有決裂之勢。那時馮為連長，那一面防地只他一連人，我頗不放心。因令團長鹿鍾麟帶著一百多名手槍隊，夜間開了去，天明又轉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萬一。有一天南軍致函馮治安，說他們開來三四營人，請即讓開防地，以免殺伐。馮不肯屈服，回信說，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決不擅離防地。南軍又來信說：「我們有三四營之眾，你一連人恐難阻止我們前進。」馮覆信云：「在我們一連人未死完以前，你們休想前進一步。」馮治安答覆如此強硬，南軍因即停駐，終於未敢進逼。 不久，北京政府給我命令，叫我們隊伍移駐湖北。我接到命令，決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來的舊路，先到津市。那時在津市的駐軍為王汝勤的第八師。我乃先發一電，將我奉令移駐湖北，取道津市的話通知他。哪知我的秘書長陳經綬先生一時疏忽，竟將此電譯作明碼發出。王汝勤接到我的電報，很是詫異，以為軍隊行動，當如何機密，怎麼不用密碼，倒用明碼。因此判斷我一定不會真的走津市，並來電問此真相。陳先生髮覺此事，難過得不得了，連說「該死！該死！」立刻向我引咎辭職。我知道他是一時疏忽，不是有心之過，百般安慰他。我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我自己也應當分擔的。」他一面還是十分抱愧，一面辦事卻更細心、更發奮了。陳先生為前清的老拔貢，瘦瘦的，個兒不高，學問深到，為人誠實義氣，在十六混成旅與我相處頗久，給我的幫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來，還覺得慊慊不能自釋。 趙炎午和譚組菴兩位先生聽說我將開拔，先打電報來，繼又派代表帶著信，送來幾艘輪船，許多湘繡，並由常德商會撥交十萬元，以為慰勞我們全體官兵的盤費。我只留下輪船和湘繡，將十萬的川資完全璧還，我和那代表說： 「這個錢我不能受，我們是國家的軍隊，目前雖不能按月關餉，但正經餉項還是有的。我若受了這個錢，我的良心不會寬饒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後，和趙先生、譚先生見了面，他們必定指我脊領，和人家說，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錢的那位馮玉祥……」 那代表姓劉，很是會說，說出許多道理來，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說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能從命。後來民國十六年我在鄭州和譚先生見面，譚即談及此事，說：「那時不收錢，你要留個以後見面的餘地，今天可真的見面了！」說了許多過獎的話。又後來和趙炎午先生見面，他亦談到這事。我以為「臨財毋苟得」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立身處世的大教訓。北方有句俗話說：「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軟；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軟。」這話真有意思。民國以來，我看見官場中的人，許多不免濫抓錢的毛病。他們抓了幾把之後，有的蓋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動，時刻擔心著有人綁他們票；有的抽大煙，娶姨太太，賭博上三十萬、五十萬地輸去；有的自己縱能緊手穩步地過日子，可是到了兒子孫子身上，又像泥土似地把財產傾盪了。無論怎樣，結果都是毀了自己，毀了兒孫，為害社會，為害國家。我所見的真能廉潔自持的官吏，第一個當數王鐵珊先生。他為大吏數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潔，即一文錢，亦無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為寒素。但死後，國家褒揚他，家屬發與恤金，最要緊的是社會上對於他的稱譽，即此一件，鐵老就夠不朽的了。我曾和鐵老談過這類問題。鐵老說： 「人家都說我不要錢，是矯情，是假的。確確實實是假的！錢，我確實也是喜歡的。但我讀過書，我懂得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夠咬牙不要。要緊的是要做一輩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這是真情摯意的話，極值得我們深思一番。我以為若是富有的人，明達事理，必定急公好義，錢越多，助益於國家社會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則，於自己，則濫抓浪費，於公於國，一毛不拔，那不但國家社會蒙其禍害，即自己亦必沉淪不復。 在中國，社會一般的落後，國家機構沒上軌道，而舊有傳統又太腐敗，此等立身處世之道，必當自己嚴格講究。若在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的國家，那「臨財毋苟得」的一條，是每個官、每個人的本分，有什麼稀奇處？而且你縱慾「苟得」，又豈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這番話，不過是對中國的畸形社會而發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