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我們的隊伍從武穴開拔，先駐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為響應南軍，弄得餉源斷絕，官兵們在民間不免做些搶劫的事，變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電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們收編。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編為一營，弟兄們都是鄂西人，訓練了若干時候，便為很好的隊伍，派在石首駐防。曹仲三等聽說我收編了這批人，非常不高興，鬧了很久的彆扭。
從石首又進駐公安。剛剛到公安，臨澧鎮守使王振亞連電向我告急：說胡瑛、周則范向他進逼，危急萬分；一面又致電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電，右一電地催我赴援。後來我派偵探打聽，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進至津市。
津市是一個富庶的魚米之鄉。街邊店鋪規模頗大，勝過河北、山東的府城。王振亞在這裡鬧著一個銀號，發了數十萬的紙幣，門上貼布告，不准兌現。他用這種紙幣辦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運到漢口出賣，賺了現錢，回來又印發紙幣。因此人民頗為銜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談話，我說：
「我們的弟兄到貴地，用現洋在街上買東西，找回的零頭，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銀號里發的不兌現的票子，怎麼帶到別的地方去花？你看這事怎麼辦？」
他就笑了。說這是沒辦法的辦法，請我的軍需和他的軍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設法的。我們隊伍剛入湖南界，總要和當方避免鬧意見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來他對於外來的軍隊卻是很客氣的。
王振亞是前清的舉人出身。他鎮守使署有著幾營人，幾營的官長，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辦國事，還是在辦家事。過了二年，王振亞即被他的鎮守副使卿衡所殺，財產亦傾盪無餘。這種結局，是必然的，一點都不足怪。
三月初頭我又接到進攻常德的命令。隊伍沒出發，胡瑛和周則范部又圍攻澧縣，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蹤至澧縣，經臨澧而進向常德。此時最感困難的，就是糧食的運輸問題。由澧縣到常德一路，儘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彎彎曲曲窄狹的田埂，再無大路可循。從後方把蒸好的饃饃烙餅運到前方，至少得兩天的工夫，趕到了目的地，食糧都已發酵，餿得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開發富源，繁榮農村，必先鬚髮達內地交通，就是單從國防著想，建設全國的交通網，也是刻不容緩的急務。遍地都築起鐵路，暫時當然不易辦到，但修築公路，倒並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全國公路網完成，那對於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將起如何的作用？（可是還必須自己辦汽車製造廠，自己開汽油礦，否則還是害多利少）這時我就立下決心，要在我國人民的能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事。後來我到處利用工兵修路，極力提倡闢築公路，都是這時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鎮守使的命令。到了臨澧，即委鄧鑒三先生為臨澧縣知事。鑒三先生名長耀，為河北鎮海縣人，自幼飽讀詩書，生長於農村，深知民間疾苦，在太醫院學醫，卒業後任二十四團第三營軍醫長，後於綏遠調到廊坊為我們第十六混成旅軍醫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師友。我請他為親民之官，料他必能勝任稱職的。他在臨澧兩年，果然政績卓著，很得人民的愛戴，到後來他卸任的時候，人民都燒香，放爆竹歡送他。他在任上，頗有些可記的事。因為醫學很好，他坐堂問訟的時候，看見告訟者面黃肌瘦，或是有病的樣子，他就把訟事擺到一邊去，給他們診治，細細詢問病徵，而後開了方子，請他們照服。和他們說：「你的官司是沒關係的事，還是身體要緊，你應當快快把身體弄好。」鄉民常感苦痛的就是無處問醫，現在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們醫病，心裡怎不感激？仁義所被，久而久之訟事也少起來了。他又常常下鄉走動，看見哪家有女孩纏著小腳，他就坐在哪家門口不走，見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萬語地談說纏足的害處，一定要把人家說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纏布，他才罷休。又提倡戒賭、戒菸，也是挨家挨戶地去說道理。這樣，不用政令，只說道理，所以各項事都辦得特別有效果。還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孫子，從家鄉跑來找我。我是素來不肯用本家、用鄉親的，除非真是賢者能者。鑒三先生那時正要赴任，就把我這本家要了去。我請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縱他。哪知鄧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長。鄧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鄧在屋外散步，聽到屋子內幾位科長在談天，說像縣長這樣的弄法，只是顧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聲，我們將來連褲子都落不著。鄧聽見這話就是我那個本家說的，當即毫不留情，把他趕走。他到長沙，又冒用我的名義，在省長那裡弄一個警務長的官兒，一放仍是放到臨澧。他耀武揚威地去接差事，意謂你把我攆走，我自有本事來做官，看你還敢管我不敢？鑒三先生看見他來了就說：「像你這樣不學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麼門路，我這裡反正不要你！」毅然決然地把他押解出境，決不因為是我本家的緣故，而對他有所姑息。這種公正嚴明、有膽有識的作為，實在叫人敬佩。—這都是後來的話，敘過不提。
那正是炎熱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進，一路甚感困頓。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來歇午。我那時因出汗太多，在山腳下找到一座小茶鋪，有個天棚，異常涼爽，就把兩張桌子併攏，鋪上被單，躺著乘涼。一覺醒來，忽然四肢不能轉動，兩臂尤其感覺酸疼，急忙找軍醫來看，吃了藥，出了透汗，才慢慢見好。後來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帶視察，在確山縣西十二里的一個小村上休息，和當地一個老人談話，我問他有兒子否，他指著旁邊一個瘸子，說：「那不是。」問他怎麼殘廢，說是大汗之後，在堂前睡覺，吹了過堂風，醒過來就腿痛，一直沒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後，當風睡覺，最易受風致病，其危險如此。
六月下旬到達常德，那時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廟裡，打聽到胡瑛的老太太還住在城裡，沒來得及走掉，改了陳姓。我就派副官長宋良仲拿四百元去買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帶著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後來胡瑛聽說，自己從辰州坐著轎子來看我。我們原是熟人，我笑著問他：「你大膽地到這裡來，到底帶了多少人？」他說：「我把我的全軍都帶來了！」所謂全軍，只是四個手槍隊而已，兩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臨著沅江，也是個很大的魚米之鄉，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別潮濕，因此連貧窮人家的房屋也裝著地板。這在北方是很少見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鋪地磚，必是樓房才裝地板。這裡人民雖知注意防濕，但癬疥腳氣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內以瓦屋居多，草屋較少。瓦屋的蓋法也很特別，屋頂上架著木椽，瓦塊就挨著擺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時候，也並不漏水。這種屋子的優點是空氣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風凜冽的三九天，就滿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風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無論男女老幼都備置一個手爐。手爐的製法，是用竹篦編成籃子似的東西，裡面鑲一缽子，中放炭火，蓋以灰，藉以烘手取暖。人們無論居家外出，都提著這樣一個手爐。我覺得這種房屋將來必須改良，用手爐的習慣也必須加以打破，因為不但妨礙做事，而且易成委靡之氣，實在不是一個健全的民族所應保有的。
此時以薛子良代理常德縣知事之職。薛為人謹慎負責，有頭腦、識大體，真能腳踏實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區，頭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為地方大宗收入。我們的軍隊駐到這裡，很覺得妨礙。和子良商量，決心驅逐他們出境。當通知娼家都來領執照，一時來了許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歲。問他們是什麼人，幹什麼事，答說：「我們是茶壺，來領執照的。」所謂茶壺，大約就是娼寮中龜頭的意思。我說：「看你們一個個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為什麼不幹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賤，幹這種剝削人家肉體的買賣！真是豈有此理！」即拿著一個，以棍打之，打得直哭嚷，說：「我從此不做茶壺就是了！」問他不做茶壺，打算做什麼。回說不知道，我說：「你們應當趁著年輕，學些有用的本事，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訓，別人也都自願改行了。於是限他們三天內一律出境。此後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沒有為娼家的事出過亂子，找過麻煩。唉，這也只是不得已的辦法罷了。
我們剛到常德的時候，一進城就看見許多商店門前掛著日本國旗，街頭上張貼著日本兵艦保境安民的布告，這使人驚奇極了。我想，這裡既沒有割讓給日本，也沒有被日軍占領，又不是日本租界，怎麼有這種景象呢？馬上就請薛子良四處打聽。打聽出來了，說這是商家的把戲，商家為避免潰兵搶掠，無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艦保護。因為常德一帶是南北軍交鬨的要衝。北軍勝了，南軍潰退時要大肆劫掠，南軍打勝，北軍潰退時，也是把商家搶劫一空，等到南北軍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來趁火打劫。商民無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聽到這番情形，沒有不痛心難過的。當時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談話，費了很大氣力，才把他們召齊。告訴他們，託庇外人，是最可恥的事。但以往是為潰兵騷擾，大家不得已而出此法，現在我們的隊伍是嚴守紀律的，必能負保護地方的責任，絕不會再有騷擾的事。如果他們動了你們的一草一木，就請你們大家把我馮某逮捕槍決。我們是中華民國，若是掛起了外國旗，不但騰笑外邦，自己也應該覺得可羞可恥的。請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毀，永遠不要再做這種辱國辱己的事了。當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統統撕毀。同時又去找來日本兵艦的艦長，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在街上張貼那種布告。那艦長說：
「這是貴國的人民要求我們做的，不過總覺得很是遺憾。」
說得很委婉客氣，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毀，不許他們再有這種侵害我國主權的不法行為。
至於那些日本旗從哪裡來的呢？查詢的結果，知道是城內一家魯東洋行出賣的。但這所謂洋行，只雇用一個日本浪人做著幌子，其實店老闆卻是中國人。我派人檢查他的賬目，上面寫得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價錢，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闆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來，問老闆何以做這種欺騙商民、污辱國家的無恥買賣？他說：「因為有人家需要，我們所以辦這個貨。」問那日本浪人，答說：「老闆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為的生活。他做的什麼事，我也不知道。」我說：「你兩個都是奸宄，沒一個好東西！」當即把那日本浪人驅逐出境，店老闆看押起來。
當日查看賬目，共計賣日本旗所賺的錢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來地方正紳，迫令老闆交出那款子，交由紳士們收存。那時常德城內街路不平，地方污穢。乃用此款為修路浚溝以及清除穢積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軍隊逼得無法自存，因而請日本兵艦保護，買日本旗懸掛，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可也不是士兵的錯。罪惡在誰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這就是他們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這就是他們窮兵黷武政策的賜予；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大官們自己胡作非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級官，下級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是當然的道理。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衛國保民。但是他們卻一反其道，把人民逼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我把這事辦完，越想越是悲憤，多天還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時內亂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內的治安之責，交由第二團第二營負之。第二團團長張之江，有膽有識，甚有才幹；二團二營營長宋哲元，忠實勤勉，遇事不苟。城門上都有他們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經過，都要盤問檢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艦上下來幾個日本海兵，搖搖擺擺地從南門進城，把守城門的士兵即要加以檢查。日本兵在中國境內放肆慣了，哪裡肯受這個，表示不受檢查。弟兄為了執行命令，卻非檢查不可。其中一個日本兵逞起橫來，給我們弟兄一個巴掌，弟兄不能容忍，當即用刺刀與之搏擊。結果，日兵中三名受了傷，只好憤憤地抬回兵艦上去。
事情鬧出來之後，張之江和宋哲元先後來向我報告，請示辦法。我說，沒有出事的時候，當儘可能地不讓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顧慮。卻看他怎麼樣，他若要打，我們即同他打，絲毫不容忍讓。一會兒工夫，薛子良來了電話，說有本地日本居留民會會長高橋新二和日本艦長要來見我，我就請他們來見。
那時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廟中，天氣正在秋熱，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陳設。薛子良把兩個日本人介紹進來，寒暄了幾句之後，高橋新二談到本題上來，說三個日本兵傷勢很重，嘮叨了一大篇。我問他道：
「那麼，你看怎麼辦呢？」
高橋新二說：「我們的意思，先要把你們行兇的士兵監禁起來，而後再談別的。」
我問他道：「你這是根據什麼說的？」
那位艦長就從腰裡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冊子，看著翻了一翻，貿然地說：「按照第二百幾十幾條，應該把兇犯禁監。」
我問高橋道：「他那是本什麼書？」
「日本海陸軍刑法。」
我立時舉起腳來，脫下一隻鞋，就要站起來，高橋新二看見我的神色不對，趕緊問我什麼意思。我說：「你告訴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個嘴巴！」
高橋問我為什麼，我說：「他用你們的日本軍法來判處我們的士兵，顯然是侮辱中華民國，我當然要用鞋底教訓教訓他！」
那艦長把那小冊子收起來，問我道：「照你說，是怎麼辦理呢？」
「我有我們中國的軍法。」
「你們的軍法怎樣辦？」
「我們的軍法是：士兵負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有權檢查任何進城的人，若對方不受檢查，即是奸宄匪徒。我們的士兵為忠實地執行命令，打傷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賞他這個大功。這就是按照我們的軍法的辦法。」
「馮旅長，」高橋不住眨著眼睛，憤憤然地說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有打電報報告我們天皇，直接和你們段總理交涉去。」
我說：「你這個人連普通常識也沒有！我馮某剛不久在武穴停兵，通電全國，就是反對段總理，你不知道嗎？你快去吧，快去和段總理交涉，叫他來懲處我！我馮某隻知真理，只知國法。此外什麼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們就找你們政府交涉去了。」
一邊說著，一邊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舊坐下來看公事。哪知他們走到大門口，又重複折了回來，請薛子良問我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了結辦法。高橋也說：
「剛才的談話誤會太多了，我們再商量商量吧！」
我說：「你這個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們的兵受了傷，你怎麼不說說我們受傷的兵應當怎麼辦呢？」
「怎麼樣，」他愕然說，「你們的士兵也有受傷的嗎？」
「我說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自然是兩邊動手，而後才衝突的起來，而且事實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我們的士兵才還擊的。這個你們也沒有查明白嗎？」
「呵呀，真對不起啊，我們剛才確實都不知道。」他如夢大醒似的嚷著，深悔自己魯莽的樣子，我卻不知道他是假裝的，還是真情。
這樣交談了很久，他才提出兩方買些禮品互相慰視受傷者的辦法。我說：「這倒可以行的，就當我們的學生打架，我們做先生的不傷和氣。但須你們那邊先來人看，因為打架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的，不然和的還是不公平。」
他們又提出以後不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我說：「那個自然，我正要向你們提這句話。你們必須約束你的士兵，聽受我們士兵的查問，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發生了。」
於是把日期約定好了，高橋和那艦長才告辭走了。
這裡薛子良很疑慮地和我說，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受傷，到那天拿什麼給他們慰看。我說，我們的士兵挨了他們一個耳光，當然受傷的，怎麼沒有受傷？到了約定的那天，即請我的軍醫院院長馬瑛把兩個弟兄的頭上臉上都捆上紗布繃帶，等他們那邊拿禮物來慰看了，我們這邊也派薛子良和馬瑛為代表去看他們的士兵。至此，一場風波，始告了終。
我曾讀到《柏拉圖對話集》，上記蘇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問答，討論一些哲學上的問題。蘇氏問：「你們以為說實話好，還是說假話好？」答曰：「說實話好。」蘇曰：「若有敵人偵探來查問我們虛實，當如何？」曰：「這可不當說實話。」蘇曰：「怎麼又不應當說實話呢？」曰：「對朋友說實話，對敵人不應當說實話。」蘇格拉底又問曰：「若有小孩生病，餵給他藥，他不肯吃，說這是糖水，不是藥，那孩子就高興地喝了。當如何？」曰：「要孩子病好，應當說是糖水，不能說實話。」蘇曰：「這又為何不能說實話呢？」答曰：「是為事情好。」有人說，馮某這次對日人辦的事，說話有不實之處。我就請他看看這段問答。
此外還有幾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時不但城門口盤查甚嚴，就是城牆頭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長帶四個弟兄負巡查之責，另又派上級官長帶兩個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處偏僻的城角上捉著一個爬城牆的日本人，盤問的結果，知道他是為某方做偵探的，當即押禁起來。那位高橋新二知道了，連忙來我處要求取保釋放他。
「你們貴國的僑民，太不替貴國爭氣了，什么正經事不做，卻在中國做匪類奸徒，在地方上搗亂。我負有保安地方的責任，怎麼可以輕易釋放他？」
高橋連連鞠著躬，自認不是，左求，右求，請我把人交給他去訓導監視，擔保以後再不會做這樣事。我說：「你既然自認罪過，又負責擔保，姑念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給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監視他，我隨時還要提審他的，到時你得交出人來。」
高橋滿口答允，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給他領走了。
那時張之江的團部駐在桃源，要路上也設崗兵盤查行旅。一天，張部又捉著兩個販賣煙土的日本人，連同煙土都送到常德來。我在院中坐著，左右站著衛兵，地上擺著幾根軍棍。犯人押解進來，一個年老的，一個年少的。他們看見這情形，慌作一團，渾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個，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年老的只哀求著：「饒我們一次吧，饒我們一次吧。」嚷個不休，這次也是高橋新二來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領去，但說明不可釋放，我要隨時提審。查獲的煙土都沒收充公，也是接來當地紳士查明收存，作為修路的費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續數年的歐洲大戰告終，翌年一月開和會於巴黎，中國在名義上亦是參戰國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關於山東問題，畢竟沒有得到公平的解決。此時日本乘機占據青島，使中國復蒙喪失領土之恥。這一件事，激起中國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尤為激昂，罷課遊行，抵制日貨，毆擊賣國賊，浪潮波及全國各地，演成中國文化史上最有意義的「五四」運動。
常德的學生受了這一運動的波動，情緒也極是熱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頭宣傳，痛哭流涕，勸說國人不買日貨，不乘日船。那種愛國熱情，真是可愛可敬。一天，全城學生罷課，結隊遊行，經過大街時，群眾情緒憤激難過，幾家日本洋行，都被他們搗毀，貨品什物，狼藉滿地。南門外碼頭上，更經常地派有學生值班，勸阻國人不買日本船票，商家貨物不得交日本輪船運輸。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個繁盛的碼頭，日本大阪公司輪船定期往來於上游及下游。學生們這一舉，使他們營業受到致命的打擊。
我為常德鎮守使，地方上發生這樣的事情，自須負相當的責任，於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見湘督張敬堯，提出質問，張就派外交部駐湘交涉員伴同他們來常德與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橋新二為首。他向我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損失；二、懲辦兇手；三、正式道歉；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說這是他們極合理的要求，我必須一一接受。
我說：「既是張督軍派請我們的交涉員，同你們來和我商辦此事，那麼許不許我發表意見呢？」
高橋說：「依你的意見怎樣？」
「依我的意見，」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說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著想，必須確確實實地把你們的真實利害方面都加以考慮，第一，要使你們居留常德的僑民，生命財產能夠永遠安全；第二，要使你們日常的營業能夠日益興盛發展。……」
「那好極了，那正是我們所要求的。」
我繼續說：「所以，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隊是流動的，駐在常德是暫時的，而你們日本商民在這裡卻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長久地負保護你們之責，不但我不能，任誰也不能夠。因此你們居留此地，必須要使本地人民對你們有好感，你千萬不能開罪於他們。根據這個原則，你提出的那四項辦法，我為你們的利益著想，我不能照辦。我現在替你們想了一個最周妥，最徹底的解決方法。只怕你們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請快說你的辦法。」
「我的辦法是：你們各家洋行都貼出告白，說明你們過去營業方法的不良，以後當極力改革，必使大家滿意。這次搗毀所受的損失，甘願認受了，但請以後不要再予搗毀。你們若能這樣辦理，我敢擔保本地人民必能對你們發生好感。不但你們的財產能夠永遠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興隆起來了。到那時，你們這次所受的一點損失，又算得什麼呢？……」
高橋聽著，連連皺眉搖頭，我說道：
「你們若是不能辦的話，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絲毫不能負責！」
「馮鎮守使，」高橋皺著眉說，「你的辦法，第一是說我們受的損失由我們甘認，你們不負賠償之責；第二是說你不肯懲凶；第三是說反要叫我們向你們道歉；第四是說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負分毫責任。這從哪裡說起？從哪裡說起？」
「我說你們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訴你：你們若是還打算在常德居住做買賣，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萬萬不可得罪的。你看你們被打了，不算一回事，這顯得多大方，多體面，人民以後自然對你們有好感了。」
高橋憤憤地說：「鎮守使，怪不得人家說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說的話全是偏護那些暴徒的話。」
「他們是愛國的行為，是出於義憤。你說是我唆使的，我心裡高興極了。我的好話你既然不聽，那你照你的辦法辦去好了。我是不能夠的。」
這樣糾纏了許久，兩面都不讓步。我說：
「既然這樣，那高橋先生，請你另外想辦法去吧。這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了。我們還是談些別的。前次交給你兩批貴國罪犯的事，我現在正想把他們了結了結，請你回去把三個人犯交來，我要提審他們……」
高橋先生跳起來說：「你怎麼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攪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結了嗎？」
我說：「都是要辦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談了，談也沒有結果的。—你不能記性這麼壞，我交給人犯時，一再和你說明，我要隨時提審。怎麼天大的罪案，就會糊裡糊塗了結了呢？」
「馮鎮守使，你這人太難纏了！太難纏了。」
高橋說著站起來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來，重新和我談判。這次提出我們補償一半損失為他們修理費的辦法。我說：
「為你們自己計，我一文錢也不能出。我若賠了錢，地方上的人氣不憤，必定還要二次三次地砸你們鋪子。你們願意受更大的損失，我可不願意和你找那些麻煩！」
又糾纏了一會兒，他又提出補償四分之一修理費的辦法。我告訴他說修理費是一個也沒有。不過我可以邀請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學生來談談話，勸他們對日商加以體恤，以後不要再有搗毀商店之事。並且我是本地負治安之責的官吏，此後我自當保護你們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為你們商店站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說著我就站起來送客，同時派了兩個副官跟住高橋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橋等一班代表都沒了主意，嘰嘰噥噥商議了半晌，終於接受了我那最後的話。
他們走後，我即為他們的洋行每家設崗兵二人，以為保護。有中國人到他們店鋪里來買東西，崗兵即先加以盤問，而後再渾身搜查，戒備很嚴。如此過了數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門可羅雀，誰也不再上門。這時高橋又來找我，要求我撤除崗位，說這樣，他們沒法做生意，損失更大了。我道：
「你們提的條款要我擔保以後不再出事，而你們又不肯結好於人民，我當然只有這麼辦。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擔不起責任。」
高橋著了急，左說道歉的話，右說道歉的話，只要求我撤除崗位。說現在人民對他們已經很好，不必再受保護了。我說：
「你定要撤崗，也可以，你得寫個字，聲明以後出了事，我不負責任。那是你們自願的。」
一場天大風波，至此算完全了結了。
我對外交的事完全是個門外漢，我也不知道我這幾次所辦的事對還是不對。但我深知國與國之間相處，平時當以禮相待，有事當據理力爭，萬不可迫於淫威，忍讓苟安，置國家尊嚴於不顧，使恥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國固有許多為國爭光的外交家，我國先賢也給我們留下許多光輝的榜樣。如趙之藺相如、齊之國佐、楚使者於桓公、蘇武之在匈奴，這些不屈不撓、不辱使命的史實，是舉不勝舉的。決不像民國後當權者們那種奴顏婢膝、以敵為友的賣國做法。直到以後，還是有的人抱著媚敵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著報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著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國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憤。崔東壁先生有篇爭論，其言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又說：「人心無盡，非讓所能化也。」人與人之間相處，尚且如此，何況與日本這樣虎狼之國，是更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無理對無理，以強硬對強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個很好的遊覽地方。但有一個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蟲特別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種惡性瘧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種蚊蟲傳染的。聽說光緒三年的時候，湖南鬧旱荒，德山設有一座大粥廠，難民多集此就食，後來瘧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現在那裡有一座由書院改成的學堂，就是建築在那些難民的墓地上。那時劉汝明帶著一營人在此駐防，弟兄們患瘧疾者極多。後又調張維璽一營駐此，也是病了大半，幸虧營中有醫藥設備，趕緊移至他處，極力診治，才使死亡減少。當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惡性瘧疾，也不知道是蚊子傳染的，只說是山中的瘴癘，當時我很想設一根本方法，使那種蚊子滅種，並且購辦大批的金雞納霜散給居民治病。可惜沒有來得及辦到，我就離開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猶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隊在德山練習野戰，忽然趕出一隻猛虎。兵士與山居民聯合圍擊，那虎連中數槍，竄到江里死了。兵士們把它拖上來，從頭到尾，足有八尺多長。當它將未死的時候，趙登禹騎在它身上，說：「看我是打死老虎，還是打活老虎？」當時照了一張相片，現在還留著。老虎抬回營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頓虎肉。肉味很好，煮時香聞數里，吃後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當時把病減去了大半。後來我又把虎骨交人製成藥酒，分送朋友，患風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驗。
常德北邊還有一座涼山，滿山都長著一種百合，有時三五步一株，有時十餘步一株，百合花開得極是熱鬧。我常常在天明時到山中散步，或行軍，那種花在露中浸潤著，撲鼻都是異香，在別處從來沒有見過。後來采了許多野百合來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癆，味道又甜美。聽說還能治多種的病，就不知其詳了。我想若是將其種廣為播植，不但實用，而且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東西。至今還不能忘。
梁山上還有一座祠廟，是為一梁某蓋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漢時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頭。據說漢馬伏波將軍征交趾回來，走到常德，正值炎熱天氣，即在梁山上駐屯。漢光武得其凱旋的消息，派梁某前來慰勞。馬伏波為梁某父執，看見來的是晚輩，即未行接迎之禮。梁某以為鄙視了他，懷恨在心，回朝後說了馬伏波許多壞話。光武帝誤信讒言，竟奪馬伏波之職，將兵權交給了梁某。梁即統兵駐紮此山。梁又說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寶財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馬伏波的家。但可憐僅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寶的影兒？我聽了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權，以馬伏波這樣光明磊落，功在國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時我們又可知道為人處世，謙下有禮是要緊的。古人說「驕必敗」，「傲必敗」，馬伏波之於梁某，雖非驕，但于謙下有禮之道總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敗事，真是冤屈。由此我們更可知聽言之難。以漢光武一代英主，竟亦為佞臣所蔽。總之我覺得這都是專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這些黑暗的現象就無從發生了。但梁某既是這樣一個壞人，怎麼還建祠宇紀念他呢？我想也許像在徐州張勳的生祠一樣，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時除公務而外，常喜歡在鄉間各處走走看看，和老百姓們談談。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著一隻小划子。那搖船的年輕力壯，可是眼睛不得力，一隻簡直瞎了，另一隻看東西也十分勉強。我問他：
「船老闆，你的眼睛是生來就這樣，還是後來得病弄壞的呢？」
他嘆了口氣，說：「說起來太難過了！」告訴我，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頭鋪里剃頭，剃完了，剃頭師傅給他一個手巾擦臉。他接過來擦了擦眼睛，就出來，走在路上覺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邊，疼厲害了，如有針刺著一般。他告訴他父親，父親說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東岸，過了江就是家，用鏡子一照，兩隻眼睛已經腫得合了縫了。母親替他請來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給他吃，三四天過去了，腫痛如故。這才想起常德東關外有個廣德醫院，就到那裡醫治。羅大夫給他診看，說這是淋菌入眼，耽誤久了，已經治不好了。醫了一個多星期，只把一眼醫的能見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聽著，覺得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記上。以後每逢講話，就要對弟兄們細細講說，要他們隨時注意。
那時常德鎮守使署所轄的有三縣：即常德、臨澧，還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樹木缺乏，若是能夠普遍地發動造林運動，這一帶的山河必大大改觀。常德附近有個臥虎山，上面多樹，都是松柏。我養了許多樹苗，連著二三年在附近一帶分植，後來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滿眼童山濯濯，一直沒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視察，桃源縣的知事我委的王錫瑞。王曾為我當文案，十五章中曾經寫到他的個性，不知讀者還記得否？他學問有根底，文字有鍛煉，此時正值年富力強、閱歷漸多的時候，很希望他能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哪知他到任後，暴露出許多書生的弱點，最壞的是神經過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辦事也魯莽滅裂，不能有個分寸。那時桃源有一個大財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紳。他開了幾家錢莊，擅自印發鈔票，有一商人和他發生糾葛，告到縣衙里。王知事也不調查調查，也不想個近情合法的處置，馬上就派人把那富戶抓了來，打一頓板子，沒收其鈔票，並且罰他出錢修路。這樣的做法，已經嫌其不當了。但是還不夠，又送去一塊「為富不仁」的匾額，勒令懸掛堂廳中。—這等於時時地打罵他、污辱他，等於永遠地打罵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憤。那土豪在忍無可忍之餘，又從而翻浪揚波，遂致王知事無法自存，只有自動辭職而去。我並不是說土豪劣紳不當得罪，相反的，我們必當嚴辦，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須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辦理，萬不能任意懲處，操之過急。罰款修路，沒收錢票，都是不錯的，但罰了之後，即不必再加辱打，至於送匾之舉，那簡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後，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什麼成就。至民國十八年，終以瘋病死於北平。王體貌瘦弱，兩眼露著大塊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人。
桃源縣城西南數十里有座桃源山。相傳陶靖節先生所描寫的世外桃源，即在此處。我到那裡遊歷，正值春天，從一個山口進去，即展開一片田疇，油菜花開得正熱鬧，看著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階引到一座廟宇中，有許多牡丹花，此時舉目一望，實在太美麗了。可惜我不會寫文章，否則定要寫一篇《桃花源後記》，以饗國人。桃源一條河灘，還產一種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蠶豆，上有花紋，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鳥獸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來，加一番洗淨磨光的工夫，更顯得晶澈玲瓏。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買些以為紀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頭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師夫婦，美國人，都是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說話很和氣，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地教會多年，和我很熟識。有一天，他們夫婦請我吃午飯。菜不多，有一碗雞湯，還有幾塊雞，看著極潔淨。我誇讚他們的好菜。金牧師說：
「真是慚愧得很，實在太不豐富了。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們已經一年沒有吃過葷菜，今天為請鎮守使才買了一隻雞。」
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自從我們美國對德國宣戰，動員了三百萬兵，我們一家就節衣縮食，余積些錢寄回美國去，獻給政府。這樣地做，我們才覺得良心上安些。」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色極嚴肅，聲音極懇摯，使我心裡起著沉重的感覺。吃完飯之後，我到院子裡散步。這時金牧師在屋裡，太太正照應孩子吃飯。恰好廚子從我身邊過，我順便問他道：
「金牧師平日吃些什麼菜？」
那廚子說：「早些時候是無葷不餐，近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已經多時沒吃葷了。今天才宰了一隻雞。」
我站在院子裡思索著，實在不勝感想。覺得一個國家的強或弱，決不是偶然的事。這是國民文化水準的總表現。金牧師對於他祖國的責任與義務的自覺心，在文化落後的國度里是不容易有的。我們中國到了今日，可算已經是最危險的時候，除了少數的熱血分子而外，大多數人誰有此心？尤其許多驕奢淫逸的官僚軍閥、富戶買辦，成天為自己揮霍無度，欲其拿一文錢獻給國家，就比抽他的筋還難過。我以為我們國民若人人有金牧師的這種自覺的意識，那我們民族必復興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活得像個人，要想我們民族能夠生存發展，一般國民文化水準的提高是個很根本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書一下。
一九一○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參謀長劉郁芬和我談話，偶爾說起有一位同學住在他家裡養病。那人姓劉，是我的親戚。我恐怕住在他家裡，或者不大方便，就請他到我的寓所中來住。
那位劉君患的是一種神經病，原先住在漢口時，曾跳過一次樓，摸過一次火盆，但病時發時愈，好的時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發作了，我請羅大夫給他診治。羅大夫是美國人，中國名字叫做羅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東門開著一個廣德醫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識。官兵中患了什麼疑難的病，都到羅大夫處就醫。羅為人極和藹，醫術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認識他的無不親熱他、信服他。我先叫趙登禹去雇轎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羅大夫那裡住院。等轎子雇來了，劉君卻死也不肯去，說怕人家笑他有病（這正是他神經病的徵象）。我趕忙安慰他說：「那就不住醫院吧，我去請羅大夫來給你看。」
羅大夫請來了，我陪著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樓上，和我的臥房緊鄰著。我們一進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來，勸了半天，才把他勸出來。羅大夫診察了一回，和他說：
「你這病不要緊，只要多多運動身體，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極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飯，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頭聽著，倒也很好。我陪著羅大夫出來，說了一些閒話。又談到病人身上來。我問這病究竟如何。羅說：「最要緊的是多活動，但怕他不願意常常出去運動。最好要他做柔軟體操，每天要他做幾次。」
說著就站起來給我做柔軟操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要求羅大夫當面教給病人。於是又到病人房裡，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麼勸也不肯出來，好容易才勉強把他拉出來，扭著脖子，非常生氣的樣子。羅大夫和他說：
「你不能生氣，若是生氣，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給你做柔軟操，你每天多做幾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說，一面比著姿勢給他看。不料就在這時，病人不知從哪裡掏出一支手槍，說時遲，那時快，他手指發動機關，啪的一聲，就把羅大夫打倒。我連忙去抓他，對我又是一槍，把我左手打傷，肩亦中一彈，幾個傳事兵一擁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繩子捆起來。
一邊連忙看羅大夫，一彈正中他的左腮，從右邊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請了羅太太來，只因傷勢過重，抬回醫院，當天午後，就謝世了。我的傷勢幸而很輕，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始愈。
這事發生後，一般人都認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種種揣測。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羅太太於無限哀痛之餘，仍每天給那瘋子看病，一直診察了三四個星期，從不間斷。她說她要繼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罷休，治病就是醫生終身的事業，她對人家說：「無論從哪一點看，那瘋子不是故意殺人的。」
不久，美國駐長沙的領事，也來信調查真相，主張追究，要求賠款。羅太太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議，關於美領事的辦法竭力反對。她說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認定犧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職，談不上要求賠償的話。若真是這麼辦，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當時著手料理。先把瘋子送往北京，然後找羅太太商議撫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濟人的基督教義，堅決拒絕我的提議。但我無論如何心裡不能安，他們的孩子還在美國上學，贍養教育之資，我總得盡些力。於是籌措了八千元，交請羅太太作為孩子的教育費。羅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錢直接寄到美國，托我一位朋友，交給羅公子。不想過了幾個月，羅公子又把錢寄回，並附有一信，說：「父親為職犧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願。對於幫助學費的好意，只有心領，謝謝。因為我已發過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讀書，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務請你允許我成就這個志願。將來我學有成就，仍來中國服務，以繼我父親的遺志。」
我讀著這封信，敬佩得幾乎下淚。那時他在學校讀書，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籌學費的。
這筆款子，羅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堅持不受，我心裡老吊著一塊沉重的石頭，總想不起適當的辦法來表示我對於這位慘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屬的歉意。後來我用那錢建造了一座行營禮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紀念羅大夫不朽的精神。
羅太太后來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辦的醫院中為護士長，我曾屢次去看她，時年已七十多歲，身體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與羅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見面，說他的兄弟已經畢業，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大夫墓上致祭，並且建立一塊墓石，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以垂永久。讀者看了這一段書，我想應當沒有不嘆息感動的。我以為像羅太太和她公子的這種博愛為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羅太太在她丈夫慘死之後的極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擊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這種高度理智與高度道德的涵養，決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們中國，我還不能想像著有這樣的婦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會的指摘，以為違反禮教與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著做工服役苦讀，而把我匯給他的錢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進，不受人助，這種志氣和精神，在中國少年中，也是不多見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這個關係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之處太深太大。我們必當從敬佩羨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這一段書就不算白寫了。
在這裡，我要追述一點關於我和基督教接觸的事。有一個時期，人家都稱我為「基督將軍」。但是讀者必定還記得，當我十二歲剛剛入伍當兵的時候，保定府發生大瘟疫，我們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滿城放空槍，說是驅打瘟疫，此時我即曾和夥伴們在一起，用來福槍打過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門匾上打成一塊塊的白痕。後來亦常到福音堂聽講，也不懂講的什麼。一次，聽說到「打你右臉，連左臉也給他打」、「脫你外衣，連內衣也脫給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聽講的弟兄們，把教堂中的桌子抬著就走。問我們幹什麼，我們就說：「你不用問，你應當連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胡說八道的東西！」那時教會中的味兒，總使我覺得不順眼，不入耳，不時跑去搗亂。光緒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瘡，到北京崇文門醫院醫治。一位陸慎典大夫和兩位英國人為我診治。不久病好，我說謝謝他們。他們說：「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這話我覺得極奇怪。及至新民府，當地有許多教堂，並在空地上搭一大棚，專為傳道之用。講道時，常請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點。一次一位童顏鶴髮的老先生主講，講題是「在新民」，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穌教義，深入淺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國元年，我在北京平則門舊火藥庫駐防，有一次朋友約我到崇文門內一座耶穌堂聽講，主講是一位新來中國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譯。講了一番博愛利他的道理，留給我很好的印象。從此，我有空即去聽講，漸漸發生了興味。耶穌為了傳布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和教友們接觸久長了，逐漸明白他們的生活情形，有幾點深深打動了我的心。那些教友們，第一，無一個抽大煙的；第二，他們的子弟無論貧富，都能讀書；第三，他們都有相當的事業，從無遊手好閒者；第四，婦女沒有纏足的。就這隻簡單的幾點，使我非常羨慕。那時我想，全中國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國家必定慢慢地有辦法，社會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對基督教的態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來我到耶穌堂聽講，是偶然的，無意的，漸漸我就一變偶然而為經常，一變無意而為有心。為要進一層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開始讀《聖經》。初時不能入心，耐著性子慢慢研究，隨後又入查經班，在劉芳牧師家，常常查經；接著我就在北京美以美會領洗。但是真正能查經，還是到常德後才開始的，這時也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聖經》上許多教訓使我覺得深可寶貴，比如：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我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冷了，你們不給我衣穿；我在風裡雨里，你們不給我住。你們是有罪的人。門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穌道，你們只要對我的一個小兄弟如此，就是對我如此了。和我們儒家所說的「己飢己溺」的仁愛之道一樣。又如「駱駝穿針眼」的比譬，「只能殺我身體，不能殺我靈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訓，以及許多「愛人如己，舍己濟人」的教義，都使我深受感動。我認為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若將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地宣傳，必受絕大效益。故即規定做禮拜為軍中精神訓練的方法之一。每至禮拜日，即集合全體官兵，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以後又組織一個車輪講演團，向士兵布道。有人問我：「你真信奉上帝嗎？」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學。」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有些人以為我不祈禱，不做禮拜，就說我不過是個掛名兒的基督徒，我倒不欲計較。有人說，外國人在中國傳教，意在使中國人民受其麻醉，他們完全是以宗教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這話的真確性如何，我還不敢一口說定，但外國的傳教士，有好的，也確實有壞的。那種壞的不能奉行基督教義，不明白中國情形，有意無意地假其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或仗著教會勢力，在中國做種種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對之起絕大惡感，確是常見的事實。咸同間的教案，庚子年的義和團事變，大部分應該這種教士和教友負責。我在常德期間，雖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但我對於傳教士或教友還是一律以法以理繩之，決不寬容庇護。一天，一位英國教友到常德，帶著他的行李進城。守城的士兵要檢查他的行李，他卻拒絕檢查。士兵說，這是奉的命令，非檢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氣，說道：
「我在中國，到哪裡也不讓檢查，難道你這裡不是中國地方嗎？」
那士兵笑道：「這不是生氣的事。在別處不讓檢查也許可以，這裡可不行。我和你沒有仇，你和我也沒有恨。我要檢查是執行命令，不是隨便可以通融的。我檢查完了，若是開罪了你，那時請你吃飯，給你平氣也可以。但現在，檢查還是要檢查。」
那外國人也只好笑了，聽他把行李箱子打開來檢查。查畢，他來謁見我，說：「你的兵真厲害，也不和我生氣，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執行他的命令。」雖是這樣說著，但還是很生氣，好像受了侮辱一樣。我說：「難道你們國家不講法律嗎？難道你們軍隊不奉行命令嗎？」他也就沒有話回答。後來他把這事寫在一篇通訊稿里，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與此相同的，還有一位英國傳教士的事。那時韓復榘為三團三營營長，在常德上游一個名叫河洑的地方駐防。凡由沅江上游下來的船隻，都須停止受檢查。那位教士帶著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經過此地。韓部即上船檢查，他不曾接受，問明白是我的兵，以為我是教友，應當對他通融。為掙這個「面子」，他跑很遠的路，特意到常德來找我，和我說：
「你的兵不應當檢查我，因為你也是教友。」
我笑著問他道：「你船上帶的有違禁品嗎？」
他紅著臉說：「沒有。」
「既然沒有違禁品，為什麼怕受檢查呢？」
「因為我們都是教友，用不著施行檢查的手續。」
我說：「你說錯了，正因為我們是教友，你更應該接受檢查。怎麼真是教友，還怕受檢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為難似的。一個傳教士，有這樣的思想和觀念，我以為很不對。傳教士尚且如此倚勢作威，他所收攬的教友們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響了。這位傳教士是專在苗瑤同胞居住的地區傳教的，頗會苗語，並試以羅馬字拼音，他這次就是從貴州到常德來。關於苗瑤民族問題，外國人早已注意，而從事工作，但我們政府一直還沒有人重視，真是危險的現象。關於此問題，我另有著論，此處不贅說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這，許多都是強橫不法，和地方人民也處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訟事，是本地一個人家將其房產押給一個天主教教友，後來這人家敗落，要將房產變賣。其時賣價比典價多三倍還多。那教友強要買這屋，自以為有天主堂撐腰，應當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價給錢，並不許賣給別人。屋主無法理喻，告到縣裡來。薛子良即傳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義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麼也傳不到案。薛子良氣極了，跑來告訴我，說外國神父這樣橫行不法，我們還辦得了事嗎！我把事情問明白叫薛不要著急，我說我替你傳人。我帶著兩名手槍隊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門口，神父就把我讓進去坐。我不肯進去，只和他說明來意，他回答說沒有這個人。我說：
「你能讓我搜一搜嗎？」
他說：「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著他，不肯認。你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來，也自然無事；若是個壞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況你們教堂里不應當藏匿壞人！」
他仍是不肯。我說：「好說你不聽，我可要嚷了！」於是大嚷起來，說：「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惡棍！」嚷得許多民眾都來圍看。那神父著了急，說：
「不能這樣嚷呀！請你進來吧，有事我們到裡面商量。」
我說：「我只要交出那個人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國人，宣告全世界人，說你橫行不法！而後我還要搜查，用法律解決。」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賴，只得承認一切，說那教友現在不在，要求我答應他明日交出人來。我要他當日交人，否則就須為他自己找保。後來他請出幾位基督教的朋友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帶來。當即依法審理，終於按照屋主的賣錢買了那座屋子。這事常德人民都覺得痛快，因為天主堂包庇惡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這事過去後幾天，一個老人到鎮守署來見我。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入天主教，二兒子入基督教。大兒子吃喝嫖賭、為非作歹，他看著情形不好，便給兩個兒子分家，各立門戶。孰知大兒子舊習不改，把自己分的產業花光，又要強要二兒子的產業。兄弟倆因此打起架來。老頭兒從旁勸解，不料大兒子竟敢用磚頭打他，幸虧他躲閃得快，沒曾受傷，只把牆上打了一個大坑。因此他告大兒子忤逆，請我依法辦理。
我叫袁軍法官調查屬實，把他兩個兒子都傳到案。二兒子面貌端正，言辭有理；大兒子卻面貌猙獰，一望即知是個不務正業的傢伙。我問他說：
「你父親告你忤逆，你是被告，為何不跪下聽審？」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樣子極是倔犟。
我又問道：「你有兩重罪：第一，你不當強占你兄弟產業；第二，你不當用石頭打人，何況打的是你自己父親！你知道不知道？」
他說：「完全是父親不對，」又說，「這事只該天主堂問我，別人沒權審問我。」
我把他親戚鄰舍都找了來，問他平日行為如何。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他仗倚教勢，種種強橫不法。我即令手槍隊當眾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滿口流血，哭著嚷道：
「大人，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我問他：「只有別人的不對，你一點也沒做錯，有什麼求饒的？」
他說：「我以為進了天主教，誰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非為，現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從此願意悔改了。」
當時把他好好地訓斥了一番，令他給他父親賠了罪。問明他原曾學過裁縫，那時我請李顯堂在軍隊中主辦工藝廠，即把他送入工廠中學習縫衣機，每天工資兩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養父親。過了一個時期，他慢慢改變野性，才放他出來自力謀生。
天主教在中國，不能給一般社會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於教士們自視為特權階級，要挾官府，包庇惡徒，種種行為不檢。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自身事業，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中國情形，但也有許多竟是存心作惡，不是為傳教而來的。我以為像先生，像雷鳴遠先生，像于斌先生，他們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國人若要信教，應當信奉他們。有許多教堂，打著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卻做奸細，做探子，做種種陷我國家害我人民的勾當，那不但是我們國家人民的仇敵，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賊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會，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會是另有使命，並不是來中國宣揚教義的。我們應當分別是非，認識善惡，不應當一味信任，也不應當一筆抹殺。我對於教會及教友的態度，向來即持此一個原則。不知讀者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