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中國人 · 18 誠信的困擾

官員腐敗，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就像它一直存在於其他所有的國家一樣。討論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的腐敗問題是否比其他國家較輕或較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也沒有哪個時期曾經出現過無可指責的官員誠信。但毫無疑問，無論什麼方式的腐敗，中國前王朝的官員都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或者這樣表述更為準確：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潰，在其統治持續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它始終在發展。 滿族人來自野蠻的北方，他們被中原的物華天寶所吸引和誘惑。他們政府的主要活動就是橫徵暴斂地收稅以及公然地敲詐勒索、收受賄賂，這樣就能使他們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據中國歷史記載，一位侍奉清政府的老謀深算的漢族宰相，故意鼓勵滿人享受懶散的生活方式，以及為了讓他們墮落而公然默許其腐敗。甚至他還建議，所有滿族士兵都將得到一份不菲的津貼，這樣他們就會因為懶惰而變得毫無戰鬥能力。 中原人士認為他們可以通過鼓勵滿族人貪污腐化和過舒適生活來摧毀滿族人，這一理論被事實證明是有效的。正是滿族政府的腐敗，而不是革命運動的力量，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滿族政權並非被推翻；它就像一塊被白蟻蛀過的木頭一樣，化為烏有。與此同時，並不是只有滿族人從官方的貪污受賄中獲利。漢族官員當然也可以從中分一杯羹，並且在這個國家任何程度上的官員誠實正直都是如此罕見，以至於人們為那些在稅收問題上只是減輕壓迫的地方官員樹立了紀念碑。 在滿族統治的這段時間裡，人民被徵稅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貪婪的官員隊伍和並不打仗的士兵提供資金。儘管有著冠冕堂皇的頭銜、名目繁多的委員會和華而不實的統治儀式，中國實際的統治機構還是由一個龐大的、複雜而高效的稅收壟斷體系組成，他們把稅收的任務分解給了無數的包稅人，而這些包稅人也充分利用其所獲得的收稅機會。最大的收稅人就是皇帝本人，因為他肩負著支撐整個貪婪皇室家族的責任，而它可能是所有國家中曾經背負過的最龐大的皇室家族了。他們的需求排在第一位，每年有上萬兩的銀子和大量的糧食以及其他的農產品被送入皇宮或送往皇家糧倉儲存。這就是世人皆知的所謂「貢品」。交納貢品乃是國家臣民和周邊較小鄰國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責任。 那些皇帝身邊的重臣，肩負著收取銀兩、穀物和其他貢品的重任，他們會將這些繁重的任務分配給各地的總督，當然他們會考慮到要將其收取的總量超過最終交付給皇帝的份額。總督反過來會要求各省的長官進行款項的收繳，而省里的官員也會照例來要求低一級的其他官員，直到任務分解到最低的地方官吏為止，他們肩負著從人民那裡收集稅賦的實際任務。無論在哪一個等級中，都有著相同的規則：儘可能地多收，而在上交時則不超過必要的額度。我想沒有人會愚蠢到在這種體制下要去估計中國的總稅款到底可能徵收上來多少，但大家都認同徵收上來的總額不會等於可以徵收到的最高數額，這是因為總有一些或者有很多官員都沒有完成在交易額之外他們自己強加的儘可能多的收繳任務。 雖然徵收皇糧國稅的官員，其最低的一級由職位相對較低的地方官擔任，但稅收征繳的實際任務在他們那裡並沒有結束。事實上，就此事所涉及的老百姓而言，地方官這裡才真正是橫徵暴斂的開始，在他們徵收了規定的稅費之後，還有各色人等要靠徵收稅費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中國主要的也是最可靠的收入來源是土地稅，但還有多如牛毛的其他各種捐稅。在沒有交納交易稅的情況下土地是不能轉讓或出租的，大多時候交易稅率為百分之十。每一位店鋪主人的經營活動都需要獲得許可證。每一頭豬的宰殺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稅務所通常就建在來往貿易的商路上，它們沿著運河或河流而建，對所有的貨物都徵收通行費。貨物要想進入北京城裡銷售，當然會在進城門的時候被徵收市場稅。 在每一個單獨的分類中，所有的稅收項目都以優惠的方式分包出去，也就是說每一種稅收都包含著一個小小的壟斷，那些獲得特許收稅權的人可以自由地利用各種手段使收益最大化。他為獲得這一特權支付了一大筆錢，而他所能得到的遠遠高於其支出的一切乃是他的資本所帶來的淨收益。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想像的體制，它更容易使制度本身受到各種形式的壓迫、貪污和官員腐敗的影響。 在徵收來的巨額款項中，沒有一筆花費是為人民造福的，也沒有一點點責任意識是要為公共事業開支的。沒有一英里的公路是由滿族人修建的，那些由上個朝代建造的公路也因年久失修而無法正常行駛。自然形成的水道和人工的運河網絡任由它們堵塞淤積。公共教育或公共衛生同樣無法獲得經費的支持。成千上萬的滿族兵丁享用著優渥的俸祿，但卻沒有一文錢真正花在國防上，直到外國的侵略使國防建設迫在眉睫。但是，為了這一目的而撥付的款項只有一部分能真正用於軍備，因為各級官員不僅在徵收稅款的時候聚斂財富，而且在政府撥款的時候還要從各項支出中謀取私利。據推測，裝配烈性炸藥的炮彈是用木頭做的、機關槍的彈夾和軍鞋是用紙做成的。當滿族統治者中的最後一位，也是最大的稅務斂財者，帝國的皇太后把專門用來裝備海軍的錢建造了一座頤和園的時候，幾個世紀貪污和腐敗的高潮出現了。在北平古老宮殿的舊址邊，一艘用大理石建造的石舫蕩漾在昆明湖上，它或許會作為銘記這一巨大盜竊案的紀念碑矗立千百年。 這種貪污腐化的傳統成了共和體制下的中國極不體面的遺產，它既影響個人也影響官方的行動。在十年或更久的時間裡，軍閥取代了滿清政府，官方的腐敗在程度上並沒有增加，因為這無法辦到，但是它在數量上確實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比以前更加沉重。除了官員之外，他們還有數百萬的士兵需要供養，那些士兵除非他們要求的現金拿到手，否則就會被指揮官們縱容去搶掠、洗劫。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極度誇張的故事，但事實就是如此。幾年前，某個地區的稅收已經提前40年支付給了當地的軍閥。滿族人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餿主意，或許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被形勢所迫以至於強令一個省份去供給一支龐大到足夠維持六個省治安的軍隊的地步。 官員的腐敗現象在中國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以至於它根本就無法治癒，除非國家滅亡才能徹底地消除它，如今所發生的一切證明了這一點。無疑，直到大多數從清王朝殘存下來的年長官員去世，而新一代的官員日漸成熟的時候，這種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變。年青一代是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長大的。雖然這位領導人對經濟的看法有可能是錯誤的，並且很不幸的問題是他總被一群愚蠢透頂和喜歡阿諛奉承的傢伙包圍著，但是沒有人會對他的愛國主義、正直和真誠的強烈熱情產生任何懷疑。 這些並不是中國新生的美德，而是被所有的前聖先賢在經史子集中作為主題讚頌的古老美德。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勝枚舉的腐敗時代就是被道德高尚的時期取而代之的。這種方式改革的思想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新鮮，他們很容易就把從前的腐敗看作是歷史已經翻過的一頁，而把未來看作一幅完全不同的圖景。他們的心態比我能夠想到的任何東西都更像基督教的皈依理論。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人們將中國普遍存在的爾虞我詐和陽奉陰違視作清政府長期統治的禍害之一，把它視作一種外來物而不是中國人的國民性，這種觀點已經成為一種潮流。 這種試圖將貪污和陽奉陰違的民族責任推個乾乾淨淨的做法並沒有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事實上，那些一朝發跡、飛黃騰達的軍閥們，在統治中國的令人失望而悲慘的十幾年當中，肆無忌憚乾的壞事比清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隨著國民政府的建立，發生了一種非常明確的甚至連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能感受到的明顯變化。現在流傳著很多關於國民政府官員通過貪污受賄暴富的故事，他們在紐約的銀行里存入數百萬美元。這些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實存在的，我不清楚，其他人可能也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徵收的稅款中，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公共事業，以造福於人民。例如修建公路、遊樂場、博物館、防洪設施以及醫療服務、街道綠化、教育、鄉村復興等項目；這裡有一份與其他國家一樣完整的公共福利運行的清單。數以千萬計的美元被投入這些項目，即使這個國家正在為抵禦日本的侵略而不遺餘力地做著各種準備的時候，對於這場侵略，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它不會被拖延得太久。也許有幾百萬美元被一些腐敗的官員貪污了，但是除了學院派的道德家，這又有什麼大的關係呢？多少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繳納了稅款，卻始終一無所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他們獲得了非常慷慨的回報。官員們可能會貪污一些，但他們並沒有偷走所有的東西，這顯然標誌著相對於從前王朝的作風已經發生了一個明顯的改變。 西方國家已經發展出了一套關於公共事務的遠非完美的道德標準，而這是一個漫長、乏味而又艱苦的探索過程，其間還出現過許多的失誤和挫折、反覆。當一個人反映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用於公共福利的每一美元投資都可能進入了官員的口袋時，他是試圖得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高標準的官方道德在中國發展得要比它們在西方曾經經歷的更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