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養 · 五 關於文體

唐弢 《文章修養》
文章的有所謂體別,是因為寫作的目標,應用的材料,表現的方式,措辭的性質,各有不同,因此在體裁上,仿佛也有了差別了。但這差別,往往又並不十分嚴明,編書的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不免就顯出了拉扯的現象。記得有一位編輯先生說過,只要文章有內容,寫得好,則即使分辨不出它是小說、散文或者隨筆來,也還是無損於這作品的偉大的,這當然對得很。但對於正在學習中的讀者,我想,總還不如分分清楚,來得更為有益吧。 一般人對於文體的解釋,是多方面的。有的依據時代來分類,譬如文學史上的所謂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等等,這是第一種,有的依據作者個人來分類,就如書法上之有顏、柳、歐、蘇、趙一樣,文章上也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等等,這是第二種;有的依據排列聲韻,分為駢體與散體,有韻文與無韻文等等,這是第三種;有的依據成色特徵,分為文言、白話、語錄、土白等等,這是第四種;就方式和對象上說,則有騷、賦、頌讚、哀弔、論說、奏啟等等的分別,這是第五種;就性質和表現上說,則有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等的分別,這是第六種。到了末流,只要文章的內容和形式並不一致,則區分類別,何患無辭!不過這樣就近於妄誕,終於使文體這一個名詞,愈趨模糊,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了。 但我想,愈是莫名其妙,也就愈有把舊賬結算一下的必要。 歷來的所謂文體,大抵是指方式和對象而說的,這也就是普通書籍里的分類的依據。但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分起的呢?這卻很難說得定。有人以為是從六經開頭的,《尚書·畢命篇》里有一句話,說是「辭尚體要」,指的就是文體。《顏氏家訓》里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但這不過是近似之談,不但六經里並沒有這樣明白的類別,而且「《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陳政騤已經說得很明白,原來連文章也都差不多。相信文體始於六經,而以顏之推的說法為依歸,細細想來,恐怕還是靠不大住的。 不過將文章分類,這方法的確起源很早。曹丕在《典論·論文》里,已經羅列了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等的名目,陸士衡的《文賦》,也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的區別;整部的著作如摯虞的《文章流別》,就曾把文章分類,替文體開闢了一個新境界,卻是毫無疑義的。 稍後,繼《文章流別》而起的是《文章緣起》《文心雕龍》和《文選》。這三部書,在性質上並不一樣,然而分門別類,和文體卻有著一致的關係。任昉的《文章緣起》,從詩、賦、歌、騷到圖、勢、約為止,一共分作八十四類,可說是十分繁密的了,但因為繁密,有時也不免失之重複,譬如「表」和「上表」,「騷」和「反騷」,原屬一體,而《文章緣起》里都是另立名目的,《四庫提要》因為它引據疏忽,說是後人偽作,這樣說來,然則又並非蕭梁時代的作品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的著作,專論文章的體制和品格,一共五十篇,其中有二十篇和文體有關,如《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等,名目繁多,有許多其實可以歸併一類的。蕭統的《文選》卻反而加以擴充,分為三十七類: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等。在序文里還有一點小小的說明: 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書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贊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志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選》里的文章是選到梁初為止的。到了宋太平興國七年,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文苑英華》,經蘇易簡、王祜等參修,從梁末選起,算是一部繼承《文選》的大著,所以其中的分類,也和《文選》相仿佛,這裡是無須論列了。至於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偏於論理,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門,完全是道學家的見解,連他的弟子劉克莊,也表示不大滿意,到了明朝,又大大地受了顧炎武的譏嘲,幾乎很少有人提起了。 這以後,吳敏德的《文章辨體》,把文章分為五十四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又擴為一百二十七體,雖然好像較前繁密,其實是啞子多格,越攪越糊塗了。等到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一出,這才改去了散漫雜濫的弊病,把相似的歸納起來,分成十三類: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讚頌、辭賦、哀祭。曾國藩在《經史百家雜鈔》里,又節為十一類,他在序文里說: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志、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讚,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志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曾國藩在十一類之上,又加了三門,叫作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這是和別的分類法不同的地方。現在再把他的說明抄錄在下面: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辯、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札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夷》,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滕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志類,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滕顧命》,《左傳》記戰爭、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曾的分類,雖然已經比較先前的進步,但忽而依照寫列的地位,忽而根據文字的形式,標準沒有一定,依舊脫不了傳統的影響,還是算不得十分精密的。 倘要精密,我以為首先得注意下面這三條,就是所謂包舉、對等和正確。但要從對象和方式上,定下確切的類別,卻又並不容易。概括地說來,或者就是記敘、論辯和抒情吧。第一類是記敘,專寫客觀的事物,所謂客觀事物,是連想像中假設的情事,也都包括在內的。但記和敘還有一點小小的分別,記事文是靜的,專以記述事物的狀態、性質和效用;敘事文是動的,專以記述事物的動作和變化;但兩者都是客觀的記述,所以在性質上並無不同。第二類是論辯,著重於是非的判別,是一種富於建設性的文體,發表自己的主張,批評客觀的存在,使自己的意見能夠獲得讀者的信任,凡是寓有這種內容的文章,都應該歸入這一類。第三類是抒情,偏於情感,專重發抒,訴說出境心相應的情況,以博取別人的同情,例如哀悼和述懷,就都是的。倘把曾國藩的記載、著述、告語三門,來比這裡的所謂記敘、論辯、抒情,大體上雖然很相像,但因為曾國藩偏重於形式,實際上,是並不一樣的。 除了根據方式和對象的分類外,是不是還有較好的方法呢? 西洋修辭學上的分別體類,大抵是從性質和表現上著眼的,例如簡潔、高雅、平淡、華麗之類,正和《文心雕龍·體性》篇里所說的差不多。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里,綜合中外的說法,析成四組,共計八種:由內容和形式的比例,分為簡約、繁豐;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為剛健、柔婉;由於話里辭藻的多少,分為平淡、絢爛;由於檢點工夫的多少,分為謹嚴、疏放。就目前所有分類的方法看來,《修辭學發凡》里所定的體類,應該說是比較完備、比較適當的一種了。 不過立體雖然謹嚴,但一等到應用體裁,區分起文章來的時候,卻仍舊不免於籠統和含糊。因為通常一篇文章,往往具備著好幾種性質,並非專屬於一體的。就方式和對象來說,記敘的文章里可以有抒情,論辯的文章里也可以有記敘;就表現和性質來說,簡約的文章可以兼剛健,兼平淡;繁豐的文章也可以兼柔婉,兼絢爛。這樣說來,可又似乎無法歸類了,但其實是可以的,唯一的辦法是拋開局部的性質,專從總旨上設想,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大處著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