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養 · 四　白話文及其他

到這裡，我們要講到如今通用的白話文了。 袁中郎在《雪濤閣集》的序文里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之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顧炎武也說：「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他們都相信變，相信創造。但他們的所謂變，所謂創造，指的不過是駢、散、順、澀之間的一點小差別，如果把這種意見作為「五四」白話運動的先進，那是會鬧成笑話的。不過在客觀上，無論如何，也可以算是對那時候篤信古道者的一個暗暗的抗議了。 然而白話文的存在，卻遠在這抗議之前。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最初的文章，是從口語演化而來的，例如古文家見了就要行三跪九叩禮的《尚書》，用的就是白話。《詩經》里也有很多土語，其中如來叫作「格」，大叫作「誕」，當中的中叫作「殷」，事情的事叫作「采」，殺叫作「劉」，我叫作「台」或「印」等等，都是古人的口頭語；至於秦漢人的用白話做詩，在文章里夾用俗語；唐朝的和尚用明快的白話說法，零零星星，不必說了。到了宋仁宗以後，這才又翻出了新花樣，坐在皇宮裡的皇帝，忽然覺得太閒，有點不耐煩起來，他於是出了命令，要臣子按日替他講一個故事，當作消遣。這樣慢慢地風行開來，幾乎成了一個故事世界了，其中也有曲折有趣，可以流布的；為了使故事生動和通俗，就按照口語，一一記了下來，這就是所謂平話。例如現存的《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類，就都是的。還有程子和朱子，也都用語錄講學，替我們留下了所謂語錄體，這種文體半文半白，大受林語堂們的讚揚，要用它來替代白話，席捲天下，但語錄也有一定的格套，今人如何講得來古話呢！所以這結果也不行。 元朝可說是白話最盛行的朝代，關漢卿、馬致遠、貫雲石等，開始用漂亮樸素的白話文，來編雜劇，寫小曲，幾乎壓倒了歷來公認為正統的文言文。但最有趣的是：連那時候的皇帝的詔令，也都滿紙土話，且看《元史》所載泰定帝的即位詔： 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里，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侄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眾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眾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唯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里，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裡即位。提說上頭，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叫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這裡「們」作「每」，還有「達達」「大斡耳朵」等，都是蒙古語和土話。明朝永樂的上諭里，也有著同樣的材料，例如：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做不好古怪的漢文，這是不足為奇的，這位永樂皇帝竟也是后街王媽媽式的口吻，卻實在有點費解。我想，倘不是白話文，絕不能把陰狠的口氣，傳達得這樣逼真的。但最動人的卻是張獻忠的祭梓潼神文，說道：「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這多麼直截爽快，在專掉文袋的舊社會裡，真可以說是文情並茂的作品了。 然而張獻忠的不掉文袋，其原因只在於掉不來。另一方面，自從元末明初以來，有意用白話來寫的小說，也正在開展。《水滸傳》就是這時候的作品，較早的本子文辭拙劣，到後來幾經刪改，漸趨純粹，終於被胡適之認為標準貨色，要大家採取這裡面的白話來應用了。 《水滸傳》出世以後，白話小說在民間大大地流行起來，歷明清而不衰，其間如《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醒世姻緣》《儒林外史》《紅樓夢》《鏡花緣》《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老殘遊記》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品，這些書里不但有漂亮的北京話，有些還間雜蘇白，對於語文雖然算不得積極的貢獻，但就一般的情形看來，卻也不能不說是大膽的嘗試，因為它的確搗亂了文言的天下。 然而從這時候起，文言也開始起了變化，大約是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吧，八股文被廢止了，策論接著也宣告結束，被認為古文標率的桐城派，由於嚴復、林紓的從事翻譯，也稍稍改變了以往的面目。梁啓超又把桐城派和公安派融和起來，再加上西洋文學的影響，翻陳出新，做出一種平易暢達的文言文來，這種文體通順明白，有時還摻雜著許多土話、韻語和外國語法，真所謂「筆鋒常帶情感」。當時就把這種文體叫作新文體，以說明它和吳汝綸之流的古文，並不一樣。 梁啓超的文章在當時非常風行，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作家，大抵都受過他的影響。不過這種新文體究竟只能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對於大多數民眾，卻還是毫不相干的，所以過了不久，在上海和杭州各地，又有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白話日報》之類的出現，連後來竭力反對文學革命，醉心於《史記》筆法的林琴南，也寫了白話道情，可見社會好尚，那時候，也已經在此而不在彼了。 不過這些辦白話報、寫白話文的人的目的，只是希望識字不多的人，也能夠知道一點國事，並不曾想到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這就是他們和後來文學革命論者不同的地方。因為他們把白話文僅僅看作是低級的啟蒙文字，目的在於利用它來開發民智，一面又不肯丟棄文言文的格套，所以缺乏創造性。做出來的白話文，幾乎不能和《水滸傳》等閒書相比。我這裡並不是在講文學史，只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一些白話文的來歷，要緊的還是看一看貨色，以及大家對這貨色的批評和主張。手頭既沒有白話報，只記得周作人在《文學革命運動》里曾經摘錄過《女誡注釋》的序跋，《女誡注釋》是《白話叢書》的一種，序跋也可以算作那時候的白話文的代表，我現在先把序文的開頭，抄錄在下面： 梅侶做成了《女誡》的注釋，請吳芙做序，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下面是跋文的開頭：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注釋》，嘆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這種扭扭捏捏，一味做作，毫沒有情味的白話，怪不得周作人要說它是從八股文譯成的了。但清末報章、叢書里的白話文，大抵都是這樣的。這種白話不但和口語有著很遠的距離，而且還帶著文言的腔調，包裹著古舊的意識，寫起來固然費事，讀起來，也還是十分吃力的。 但是言文一致的主張，不久也提了出來，關於這，我們不得不追溯一下國語運動了。 西洋傳教士到中國東南各省來傳教的時候，造出各種方言字母，用以拼讀各地的方言，翻譯《聖經》，成績很不錯，這種教會字母多到幾百種。各地和西洋傳教士接近的人，也造出拼音符號來，較早的如廈門盧戇章的「切音新法」，香山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龍溪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吳稚暉也採取獨體篆文，發明了一套「豆芽字母」，就用這和他的夫人通著信。但這些字母運動，因為局於一地，還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到王照的「官話字母」一出，改造文字運動就勃興起來，因為大家都覺得漢字太難，要富強國家，普及教育，非有拼音字母不可了。 「官話字母」一共有六十幾個字母，用兩拼的方法，專拼白話，所謂白話，據王照所假定的就是北京話。我們且看他的言文一致的意見：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故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系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凡也、已、焉、乎等助詞為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為務，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慾借文以飾智驚愚，於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隨語言，二者日趨日遠。文字既不復當語言之符契，其口音即遷流愈速，……異者不可復同，而同國漸如異域。…… 王照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後來勞乃宣又做了「簡字譜」，學堂的國文科里也附入了官話一門。等到民國成立，教育部設立了「讀音統一會」，但在這個會裡，卻又把「官話字母」推翻，另造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及到1918年（民國七年），這才正式頒布，然而那時候，文學革命的旗幟已經高高地揭起，文言白話各顯神通，戰鼓擂得正響，千變萬化的國語運動，也就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了。 關於這一次文學革命運動的起因和經過，在普通文學史里都可找到，這裡是無須縷述的。我要說的只是關於白話文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新文學運動是以白話文為骨幹的，胡適把白話的意義解釋成三種：第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第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第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這對於白話文的各方面，可以說是解釋得相當清楚了。但他的主張卻始終帶著改良的色彩，所謂「八不主義」雖然是向文學方面建議的，卻也可以算作白話文的寫作條件，所以這裡還得提一提：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後來他又把「八不主義」概括起來，成為四條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些主張，大多數還是消極的，他始終沒有把寫作白話文的時代條件扼要地說出來。其他幾個人也都有同樣的毛病。在這一點上，可見「五四」白話文的先天，是十分荏弱的。不過他們對白話文的捧場，卻的確捧得厲害，真所謂鑼鼓喧天，不但淹沒了反對者的聲音，幾乎使對方插不進嘴來。這裡，我們再來看看胡適對於白話文的喝彩聲：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字，已產生小說、戲劇、語錄、詩詞，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胡適的所謂有史事可證，是要說明白話文早已存在，而且還可以用它來創作文學，並非憑空跳出來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在上面也已經約略地說過。胡適所特別推崇的，就是《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部書，他主張大家向這幾部書學習，儘量採用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吳敬梓們的白話，「有不合於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種意見在他的許多文章里都可以看到，真不止說過一次兩次，可見他是把舊小說里的白話，當作寫作的基礎工具的，「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所以不能和口語彙成一流，逐漸達到言文一致的階段，胡適他們的這種主張，負有一定的責任。 不偏於文學，對於白話文的寫作有進一步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比較還算傅斯年。傅斯年寫過一篇《怎樣做白話文》，在這裡面，他以為「文章語言，只是一樁事物的兩面」，第一，白話文必須根據口語，先講究說話，話說得好了，自然就做得出好的白話文，所以要「乞靈說話」，「留心自己的說話，留心聽別人的說話」。第二，白話文一定不能避免歐化，只有歐化的白話文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超於說話」，「有創造精神」，所以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技……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但他的主張，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不久就漸漸地冷落了。 向舊小說里學得來的白話文，依舊還是知識分子獨占的工具，和大眾幾乎不發生什麼關係。有人批評「五四」以來的白話文，以為不過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完全是一種不成話的勞什子。所以，到了1934年，又有人提出大眾語文的口號，以求文章的口語化。在最初，一般對大眾語文的解釋是：「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後來又有人在內容上加以區別，以為「大眾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白話文不一定代表大眾意識，而大眾語文卻是決不容許混進一點沒落的社會意識的」。從這兩點看來，白話文和大眾語文之間的差別，固然已經十分明顯。一面也可以知道，所謂大眾語文，就是一種排除了沒落意識，以大多數人口頭活生生的話為基礎的一種文章。但起先，一定是倷尼有倷尼的大眾語文，阿拉有阿拉的大眾語文，然後再由多種的語言慢慢地統一起來。 不過參加討論的人，大多數是所謂文人學士，寫不出真正的大眾語文來。大家手提秤桿，討價還價，紛紛爭論了一陣之後，看看簍里，卻原來並無貨色。於是有人大叫道：拿出貨色來！有幾個人真的去寫了，理想一落到實地，立刻就顯出了缺點，到這裡，才知道真正的大眾語文，絕不是方塊字所能傳達出來的。要認真推行，歸根到底，還得從文字改革上做起。當時所提出的方案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中國從「五四」以後，就有國語羅馬字的創製，由趙元任、黎錦熙等商擬，於1928年正式公布，但因為這種文字須標四聲，拼法非常繁複，而且定北京話為標準語，妨礙了它的本身的發展。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這些缺點，迎合著三個條件：第一，簡易合用；第二，如實地表達口語；第三，國際化。它一共只有二十八個字母，不標四聲，不硬定一個地方的語言為標準話，卻主張分區進行，然後再求統一。自從在各地推行以後，收效很廣。不過拉丁化新文字正在日趨精密，它還應該擷取國語羅馬字的長處，從這一點上著想，兩者實在是有攜手的必要的。 等到拼音文字代替了方塊字以後，大眾語文才能普遍地推行，言文也就可以真的一致了。到那時候，我或者會高興地把這本《文章修養》撕掉，再來和大家談一點別的什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