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養 · 二　從文字到文章

當人類沒有文字的時候，因為要表達情意，曾經想過種種方法，起先是用一些足以代表其他意義的實物，譬如送一支箭給人家，那就是表示要和他打仗；如果是講和呢，就送過一根煙筒去，因為煙筒是代表和好，而箭卻是象徵著戰爭的。後來的綁匪們在恐嚇信里緘子彈，朋友們在見面時遞紙菸，也正是這意思。不過單是箭、煙筒等等輕便的東西，自然還可以，倘使有一種事情，非用大石櫃或是大鐵鼎來代表不可，這就無法照辦了，請七八個人抬著，送到幾十里或是幾百里外去麼？我想，即使是古人，也還不至於這樣愚昧的。而且事實上，複雜的情意，也絕不能用簡單的實物來表現，直到以後，終於無法應付，漸漸地有碰壁之勢了。 一碰壁，於是就另想別法，結果是採用了結繩。《易經》里說，「上古結繩而治」，就正是這時期。但怎樣結法呢？有一件事情，就打一個結，做完了，就解開麼？但這不但不能表達情意，就是要備忘，也是很成問題的。打的時候雖容易，但歷時既久，結一多，記起來可就困難了。這方法可不行。《九家易》里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照這說法，結繩只是一種契約，我看也未必盡然的。那麼究竟是怎樣結法的呢？現在秘魯的鄉間，還存在著一種結繩文字，那方法是用一條極粗的橫繩，上面掛滿著長短不齊，顏色不同的細繩子，結網似的打起來，每一種打法，就代表一種固定的東西，這作用，就和文字相仿佛。我們古代的結繩，推想起來，恐怕也是和這差不多的吧。 但結繩的時期，究竟延長了多久呢？這很難說。《易經》是一部很早的書，它也只告訴我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大家根據這段話，以為代替了結繩的，就是書契——文字，但也有人不同意，說是書契並不是文字，仍舊不過是一種契約之類的東西，和文字毫無關係。但我想，無論如何，結繩和「圖畫文字」，在時間上，絕不會距離得很久的。 到這裡，我們還是來推測一下文字的起源吧。 每一種對人類文化較有影響的工具，人們對於它的產生，總不免有些近於神話的傳說，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河圖玉版》里說：「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這是說，文字原是一種天賜的東西。類似的記載還很多，見於《水飾》里的，如：「神龜負八卦出河，授伏犧。」「玄龜銜符出洛水。」「黃龍負圖出河。」「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鱸魚銜籙圖，出翠媯之水，並授黃帝。」「白面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等等，都是關於文字產生的傳說。自然，神話是總不免於稀奇古怪的，但也並非全無原因，《路史》里說：「倉帝俯察龜文鳥羽，始創文字。」許慎的《說文解字》自序里也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可見其實是古人看了龜背的條紋，魚的形狀，蛇游的痕跡，這才有所領悟，因而造出「圖畫文字」來。所以在字體上，相傳就有龍書、穗書、雲書、蟲篆、鳥跡篆、鸞鳳書、麒麟書、蝌蚪文、仙人書、龜書、蛇書、鐘鼎篆、倒薤篆、偃波書、蚊腳書等等的分別，幾經傳說，復加附會，於是就錯成「靈龜負書」「黃龍負圖」「鱸魚銜籙」之類的神話了。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為文字的功效博大，變化繁多，在神權社會裡，人們就不敢相信它是出於人力的緣故。 中國的歷史是開始於神話的，古有所謂三皇五帝，《緯書》里說：「三皇無文。」所以有人以為文字是在五帝的時候才有的，但怎樣產生的呢？古代的許多學者，大抵相信為倉頡所創造，《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鶡冠子》《淮南子》里就都這麼說。又因為文字始於五帝，而五帝的第一個是黃帝，所以東漢的學者如宋衷、許慎之流，就斷定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這是「倉頡為帝」之外的另一種說法，而為後人所無法確定的。 但也有人推開了「三皇無文」的《緯書》，以為造書契的是伏犧，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序里說：「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史記》的三皇本紀里也說：「庖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但這一派的意見卻壓不倒倉頡造字說，只有在唐朝，曾經定為功令，叫應考的讀書人都跟著這麼講，但這光榮終於和唐的社稷一齊倒掉，唐以後，大家又把造字的功勞，歸到倉頡的身上了。 然而無論其為伏犧或是倉頡，實在說來，是都靠不大住的。日本人根據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緝藋而廬的例子，認為「倉頡」二字，其實是「創契」的訛音，意思是造字的人。這樣，火是造火的人發明的，房屋是造房屋的人發明的，文字也是造文字的人發明的，實際上卻並沒有這個人。許慎因為漢族沒有「蒼」這個姓，就把蒼頡寫成倉頡。從這些苦心孤詣的做法看來，可見在漢朝，是否真有倉頡其人，也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我以為文字的能夠進於精密，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較多的人手，而且一定要大家都能明白，這才可以應用，因應用而可以比較，揚棄，漸漸地達於妥善，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春秋演孔圖》和《春秋元命苞》里，敘帝王之相，說道：「倉頡四目，是謂並明。」但我想，事實終於還是事實，即使說他生著八隻眼睛，十六個瞳孔，又何補於文字的創造呢？ 不過，倘說當初你一個我一個造出來的散漫拙劣的文字，曾經由某些人加以集合、整理、改良，使其更適於應用，那倒是比較可信的。 文字的最早的基礎，是象形。埃及金字塔的壁上，繪著許多神秘的圖案，經過各國學者多年的研究，這才知道是古代埃及的「圖畫文字」。大約四千多年前，希克斯人統治了埃及，在埃及原有的「圖畫文字」里，挑選了二十一個字母，這便是後來歐洲各國字母的祖宗。但那時候卻是象形的。A是一隻公牛頭；B是一所房屋的雛形；R是一個人頭。到了現在，誰還能夠從ABCD里，找出它們原來所象的物形來呢？這是因為歐洲的文字，早已從象形進到拼音，大部分已經脫去了古老的外殼了。 但中國卻至今還留存著這外殼。 許慎《說文解字》序里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古代的人，要寫鳥字，（那時候是叫作文的，兩個文拼起來才叫字。）就畫一隻鳥；要寫魚字，就畫一尾魚；起先是各逞己意，隨便畫去，到後來，日子一久，就揀那大家認為最簡便，最像樣的一個，拿來應用，這才漸漸地歸於統一。但統一了的象形字，仍舊不過簡單地執行一點記憶和提醒的工作，因為在最初，既沒有連綴的句子，也沒有整篇的文章。譬如畫了一條魚，它所提醒的不過是對於魚的關係，至於到底是買魚，捉魚，還是吃魚呢？仍舊要靠看的人自己去追憶，去懸揣。等到人事一繁，追憶和懸揣也無能為力的時候，字的需要愈多，於是象形之外，又有了指事、會意、形聲，以及轉注、假借等等的方法。 象形，必須先有實物，畫一個圓圈，放四道毫光，這是日字；尖嘴圓頭，生一個翼子，拖兩隻腳爪，這是鳥字；當然很不錯。然而怎樣來分別上和下呢？古人倒並不像現在的老先生那樣頑固，一味不化。他們一碰到象形走不通，就指事：畫一根平線，點在上面的，是上字；點在下面的，是下字。這也走不通，就會意：太陽和月亮掛在一起，是明字；三個人聚成一堆，是眾字。這又走不通，就形聲：開始和「記音」接近，如鵝，從鳥，讀如我；鴨，從鳥，讀如甲。但一面因為已經造成的文字，還需要孳乳和淘汰，於是又想出了轉注和假借。章太炎說：「類謂聲類，首謂語基。雙聲相轉，疊韻相迤，則為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孳乳既繁，即又為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小變，則不為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說得簡單一點，轉注是同義而並有異字，假借是同字而具有異義，前者是孳乳，後者是節制，對於文字，同樣是一種調整補充的工作。 但做這工作的到底是不是倉頡呢？可也不一定。 在原始社會裡，專弄這些東西的，大概是巫史——一種身兼數職的人物，他降神，醫病，又用文字作工具，來記載祭祀的禮節，狩獵的規則。他不斷地應用這工具，也不斷地加以改進，起先是只用文字的單位，後來就按照口語，稍加省略，慢慢地寫成句子，湊成文章，弄出一種似話非話的東西來。自然，起承轉合，抑揚頓挫，是沒有的。主要的條件是明白，流利，後來又加上一條：漂亮。 但這真是後來的事情。最初把字的單位湊成句子，把句子組成文章的例子，現在是無法找到了。據我想來，那恐怕是一種簡單到類似賬單的東西，記載著祭祀和狩獵時候的情形。例如：酹幾次酒，用的是三牲還是五牲，狩獲幾隻獐鹿，利於東方還是西方；等等。這雖然是帝王的功績簿，但簡短，粗略，還比不上後世豪家小姐遣嫁時的妝奩單。一是由於生活的簡樸，二是由於文字的不具備。在句法和文體上，偶爾有一點進步，都曾費了很大的力氣。 然而自從殷墟發現以來，我們也約略可以找到一點較後的材料了，這些大抵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辭，不過闕文既多，古字一時又難於盡識，我這裡且檢幾條比較明白的在下面： 一、「我其祀賓則帝降若；我勿祀賓則帝降不若。」 二、「俘人十又六人。」 三、「其獲其獲。」 四、「允有來嬉。」 五、「王□次，命五族伐羌。」 六、「貞 於土，三小牢，卯一牛。」 七、「甲午卜，今日王逐麟。」 八、「貞鬯御牛三百。」 這些「流水賬」和卜辭，有許多是協於古音的。現在所傳的黃帝的《道言》，顓頊的《丹書》，帝嚳的《政語》，論時期應該比殷墟里的甲骨還要早，但這都為後人所偽托。不過文章的協音偶詞，倒確是那時候的一種風氣。 偏於記事，雖然是初期的文章特色，但記和敘，常常是分不開的，敘又可以自敘，所以一面也就有了抒情的作品，有人以為這比記事還要早，是發端於勞動時候「杭唷！杭唷！」的聲音，再由這轉成詩。不錯，較早的抒情作品大抵都是詩，譬如有名的《擊壤歌》吧，是敘述初民的生活，兼寫初民的心情的，那首詩短得很：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據說這也是假託的，以形式的簡短，情調的真朴，恰合於那時的情景看來，可見這偽造者頗為能幹，他也許曾經看見過一點古代的典籍。如果描寫三角戀愛，草小說五百萬言，說是四眼頭陀倉頡的手筆，那就無論寫得怎樣高明，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的了。 但是，記事的是文，抒情的是詩，這樣明白的界限，其實並沒有，而且文章也大抵協於音韻。就現存的文獻看來，殷周時候，還有一種介乎詩文之間，卻又頗為流行的文體，如銘、戒等等，然而我想，這些文體的多見，也許是因為現在所發現的，都是些甲骨鼎彝之類的緣故吧。 伊耆是堯的姓，鄭玄以為古時另有一個天子叫作伊耆氏，皇侃和熊安生卻說是神農，這些且不去管他，橫豎有人以為禹不過是一條蟲，古人和我們相去竟有這樣遠。且說伊耆氏有一篇冬祭的禱辭，說道： 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 此外還有堯的《戒言》，舜的《南風歌》和《卿雲歌》，類難俱信。比較近於真的，是《尚書·皋陶謨》里的一篇歌詞，說：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曰：「俞，往欽哉！」 周鼎向有遺傳，自從殷墟發現以後，又有了許多殷的甲骨，這上面的文章，倘能一一加以辨識，那該是很好的吧。但世事是這樣孔急，我們還不容鑽進古董堆里去，為求便利起見，享享現成，我這裡且舉出一些殷周的銘來。首先是湯的盤銘：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這很簡單，樸實。到了周朝，詩歌文章，漸有進步，下面是周朝的一些銘，相傳是武王時代的作品： 杖銘 惡乎危？於忿懥； 惡乎失道？於嗜欲； 惡乎相忘？於富貴。 鑒銘 見爾前， 慮爾後。 硯銘 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讒言， 無得汗白！ 本來，文章這東西，在效用上，一開頭就是為世的。到了周武王的時候，跟著生活的進展，不但內容漸趨於複雜，就是形式，也更臻於完美。無論是句子的締造，文章的結構，愈到後來，也總愈見得精密。現在還有人主張學古文，抄濫調，舍精密而取粗疏，捧著古時的土話，作為口頭的韻語，那真是糊塗透頂的傢伙，永遠不會懂得文章的好處的。 一提起土話，不錯，較早的古書，常常引用土話。書經和詩經里，就有許多不可解的地方，正是古人的口頭語，弄得許多註疏家手忙腳亂，一世摸不著頭腦。有些甚而至於把男女調情的山歌，硬解作聖賢治世的經典，曲為註疏，自以為得其竅穴，卻不料上了土話的大當，其實是很可笑的。 不過古人的在文章里夾用土話，原是發乎自然，並非真的要和這些註疏家為難；他恐怕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文章會需要註疏的。但是，由於土話的多見，這裡又有了一個問題：古代的言文，是不是一致的呢？據許多學者的調查，是一致的；也有人提出反證，說是不一致。語言看來總早於文字，我想，最初象形字畫成的時候，對於某一個象形字，一定是以稱呼這形象的口頭上的聲音，來決定其字面上的聲音的。因此造句的時候，也一定以語言為藍本，這樣說來，言文是應該一致的了，但因為象形字難寫，字數不具備，就只好拚命地省略，仿佛吝慳人所打的電報一樣。那結果，是弄出了一種接近口語，然而又並非口語，就如我上面所說的「似話非話」的東西來。 從巫史的手裡轉到特權階級的手裡，文字愈和大眾隔離，言文也就愈不一致。洎乎後世，遂有所謂讀書人和文學家的出現，文字從此落入了幫凶的地位，成為大眾的死對頭了。但這絕不是正當的發展，文字本身是沒有功罪可言的。「五四」的白話運動，近年以來的大眾語運動，以及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這些說明它重又在和大眾接近。好好地使用它，發揚它，使它成為大眾自己的東西，這是所有拿筆桿的人的責任，應該牢牢地刻在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