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養 · 一 開頭語
從前，在給孩子們讀的所謂訓蒙書中，有一部《神童詩》，顧名思義，當然是一些天才兒童或者是關於天才兒童的作品了，那開卷第一首道：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皇恩浩蕩」，這算是替讀書人捧場的作品，自然，它是具備著麻醉的作用的。自從學制改革以後，學校里不再讀《神童詩》了，但年輕的朋友們一看見文學家之流，總還是伸長頭頸，歆羨不已，仿佛他們真是在「萬般」之上的「英豪」一樣，因此對於文學家們賣弄才情時的出品——文章，也總是另眼看待，好像「高」過於農夫的糧谷，工人的器具似的。
我想，這大概就是「右文」的結果了。
但讀書人的對於文章的見解，卻是並不一樣的。譬如曹操的兒子曹丕吧，他在《典論·論文》里，說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好像比他的皇位和性命還可貴，然而他的弟弟曹植卻又反一調，他很看不起文章，在給楊德祖的信里，就這樣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這幾乎是對文章咬牙切齒，可以和吳稚暉的「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文學論相媲美。但有人說，子建實在是違心之論，因為他的文章做得好，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就發起牢騷來了。
這意見是對的。但文章的不被重視，卻也並非全由於牢騷。秦漢的經學家招收門徒的時候，「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顏之推在《家訓》里，還羅列了許多文人的缺點，以為「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要子弟「深宜防慮」。劉摯在訓兒孫的時候，也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文人，無足觀矣」相戒，可見在這一個派系下，是都看不起以詞藻見稱的文章的。
至於站在曹丕一面，替文章講好話的例子，卻更多。宋朝的黃魯直說：「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自然，這是反對派的意見，但也可見那時候的風氣的所在了。
崇尚文章的風氣，並非到了宋朝，這才盛行的，其實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統治階級常常把文章當作變戲法時的巾帕：掩蓋缺點，粉飾太平。所以在所謂聖明之世，皇帝要錄用一班詞臣，叫他們逢時逢節，專來做一些歌頌的文章。至於那些詞臣呢，恩寵所在，樂於就範；飲水思源，當然把文章的地位越捧越高，載道言志，沽名贏利，終於變成無往而不利的東西了。
然而「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曹丕派的主張也仍舊很流行。所以魏晉六朝的文人，寫好了一部著作，輕易不肯示人，他們背著鍤鋤，把自己的著作當作寶貝一樣，去埋在深山的石窟里，說是要「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留給千百年後的知己。他們大概是相信不朽說的。
不過無論是毀是譽，通過文人的筆頭，文章卻還是不斷地產生出來，充滿了所有的典籍。
為什麼大家在應用之外，又都愛寫起文章來呢？除了名利的觀念外，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這就是：表現的欲望。
人類大抵都有著表現的欲望，用文字的技巧來實踐這種表現的，這就是文章了。因此文章多半是時代的產物，是現實生活里最動人最顯明的片段，含有社會的教訓的意義。它不僅表現生活，而且還促進生活。人們從現實生活里汲取材料，經過主觀的洗鍊，這才反映到紙上來，所以，文章的好壞，往往決定於作者的意識和態度。空想固然成不了大事，僅僅把材料堆積起來，也同樣算不得文章的。
然而，什麼才是鍛煉作者的意識和態度的熔爐呢？我將毫不遲疑地回答：生活。
明白了文章和生活的關係，這才不至於把它捧上天空里去招搖，或者放到腳底下來踐踏了。正如文學家也是人一樣，文章也是人世的產物，我們應該把握的是它的對社會的意義，什麼留傳一己的聲名，敗壞個人的德性之類，都是些牛角尖里的高論，仔細想來，是不值一笑的。
但文章也自有它的力量，高爾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一本書——一件這樣簡單而又親密的東西——本質底地，是宇宙間偉大而又神秘的奇事之一。有些我們不相識的人，時或講著一種難懂的語言，於幾百里外，在紙上描畫了一種點劃或是類此的符號的多樣的組合，我們把它叫作文字，當我們看著它的時候，我們這些和原書著者本是疏遠的陌生人，神秘地了解了一切語言、見解、感覺、想像的意義；我們驚奇於自然風景的描寫，欣喜於詞句的美麗的節奏，語言的音樂性。激動至於流淚、憤怒、夢想，有時候甚而對著這混雜地印刷著的紙張失聲而笑，我們理解了和我們同族的或是異國的精神的生活。在人們向著未來的愉快和權力走去的途中所創造的一切奇蹟里，書籍恐怕要算是最為錯綜而又有力的一種了吧。
這雖然說的是書本，但也可以移給文章的。
因為文章具有著這樣的力量，所以人們不但寫文章，而且也開始研究起文章的寫法來。古之《文心雕龍》《讀書作文譜》，現在的修辭、作法之類，就都是適應這一種需要的。不過現有的書籍，大抵都偏於技巧方面的討論；我以為要研究一樣東西，必須對這東西的本身和縱橫各面，先有比較深切的了解，所以在這一部小書里，我就首先騰出一點地位來，對文章的各方面作一番敘述，然後再來討論作法。我想，這或者不至於徒勞的吧。
聽說魏晉之間有一種規矩，一個人如果去拜訪名流，見面的時候，先要發一番宏論。說得中聽，主人就會延至上座，待作貴客，如果說得不對，那就要遭遇倨傲的待遇，被擯到屋外去。我的這幾句開頭語，就算作見面禮，但這自然不是「宏論」，諸君如果以為說得不對，那麼，我就先坐到屋外去吧。
倘以為還可以聽聽，則請花費一點辰光。我將像古代希臘的阿德（Aëde）一樣，彈起破碎的豎琴，先來為諸君講一點古老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