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十六講 · 論「以文為詩」

陳師道《後山詩話》云：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說韓愈（退之）以文為詩，原不始於陳師道，釋惠洪《冷齋夜話》二云：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以文為詩」一語似乎比「押韻之文」一語更清楚些，所以這裡先引了《後山詩話》。這個詩文分界的問題，是宋人提出的，也是宋人討論的最詳盡。劉克莊、嚴羽的意見可為代表。劉說：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六，《韓隱君詩序》） 又說：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同上九十四，《竹溪詩序》） 嚴也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為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滄浪詩話·詩辨》） 他們都是以風詩為正宗的。 到了明代的李夢陽，他更進一步，主張五言古詩以漢、魏、六朝為宗，七言古詩以樂府及盛唐為宗，近體全以盛唐為宗。他給詩立了定格，建了正統。他的詩的影響不過一時，但他的詩格論的影響不是一時的；後來雖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卻並沒有能夠搖動他的基礎。它的基礎是在「吟詠情性」（《詩大序》）「溫柔敦厚」（《禮記·經解》）那些話和「選體」的五言詩上頭。 為什麼到了宋代才有詩文分界的問題呢？這有很長的歷史。原來古代只有詩和史的分別（見聞一多先生《歌與詩》），古代所謂「文」，包括這兩者而言。此外有「辭」、「言」、「語」。「辭」如春秋的辭令，戰國的說辭。「語」如《論語》《國語》。「言」呢，諸子大都是記言之作。但這些都沒有明劃的分界。詩與史相混，從《雅》《頌》可見。詩、史、辭和言、語相混，從《老子》《莊子》等書內不時夾雜著韻語可見。至於漢代稱為《楚辭》的屈、宋諸作，不用說更近於詩了。 漢代是個賦的時代；那時所謂「文」或「文章」便指賦而言。漢代又是個樂府時代；假如賦可以說是霸主，樂府便是附庸了。樂府是詩，賦也可以說是詩，班固《兩都賦序》第一句便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歆《七略》也將詩賦合為一目。賦出於《楚辭》和《荀子》的《賦篇》，性質多近於詩的《雅》《頌》；以頌美朝廷，描寫事物為主。抒情的不多。晉以後的發展，才漸漸專向抒情一路，到六朝為極盛。按現在說，漢賦里可以說是散文比詩多。所謂駢體實在是賦的支與流裔，而駢體按我們說，也是散文的一部分。這可見出賦的散文性是多麼大。賦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那麼，漢人所謂「文」或「文章」，也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了。 樂府以敘事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發展到漢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詩。可是純粹的抒情的五言詩，是成立在魏、晉間的阮籍的手裡；他的意境卻幾乎全是《楚辭》的影響。魏、晉、六朝是駢體文和五言詩的時代；但這時代還只有「文」「筆」的分別，沒有「詩」「文」的分別。「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當時的「常言」（《文心雕龍·總術篇》）。賦和詩都是「文」，和漢人意見其實一樣。另一義卻便不同：有對偶、諧聲的抒情作品是「文」，駢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是「筆」（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這個說法還得將詩和賦都包括在「文」里，不過加上駢體的一部分罷了。這時代也將「詩」「筆」對稱，所謂「筆」還只指駢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一部分抒情的駢體不在內，和後來「詩」「文」的分別是不同的。 唐代的詩有了劃時代的發展，所以當時人特彆強調「詩」「筆」的分別；杜甫有「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的句子，杜牧有「杜詩韓筆愁來讀」（讀《杜韓詩集》）的句子，可見唐一代都只注意這一個分別。杜牧稱韓愈的散體為「筆」，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論。韓愈和他的弟子們卻稱那種散體為「古文」；韓創作那種散體古文，想取駢體而代之，也是劃時代。他的努力是將散體從「筆」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稱為「古文」；他所謂「文」，似乎將詩、賦、駢體、散體，都包括在內，一面卻有意揚棄了「筆」的名稱。唐人連韓愈和他的追隨者在內，都還沒有想到詩文的對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體成了正宗。駢體不論是抒情的應用的，也都附在散體裡，統於「文」這一個名稱之下。王應麟《困學紀聞》有評應用文（駢體居大多數）的，所以別出。王雖分評，卻都稱為「文」；這個「文」的涵義，正是韓愈的理想的實現。這樣，「筆」既併入「文」里，「文筆」「詩筆」的分別，自然不切用了，於是詩文的分別便應運代興。詩文的分別看來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說「有韻者詩，無韻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便將賦放在文里，《困學紀聞》「評文」前卷里有評辭賦的話，王應麟卻不收在那「評詩」一卷里。宋人將詩從文里分出，卻留著辭賦，似乎自己找麻煩，但一看當時「文體」的賦（如蘇軾《赤壁賦》等）的發展，便知道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成立了詩文對立的局勢，而二者的分別又不在韻腳的有無上，所以有許多爭議；篇首所引，是代表的例子。 爭議雖多，共同的傾向卻很顯明，那就是風詩正宗。蘇軾和朱熹都致慨於唐詩的變古，以為古人的「高風」「遠韻」從唐代已經衰歇不存（蘇《書黃子思詩集後》，朱《答鞏仲至書》第四、第五）。這正是風詩正宗的意思。蘇軾自己便是個變古的人，也說出這樣的話，可見這主張不是少數人或一時代的私見，它是有來歷的。《詩大序》說詩是「吟詠情性」的，《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是「詩教」。這裡面雖含著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風詩及准風詩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數，宋代又是經學解放的時代，當時人不管註疏里史的解釋，只將自己讀風詩的印象去印證那兩句話，而以含蓄蘊藉的抒情詩為正宗，也是自然的。再說還有選體詩作他們有力的例子。選體詩的意境是繼承《楚辭》的抒情的傳統的。東晉時老、莊的哲學雖然一度侵入詩里，但因為只是抄襲陳言，別無新義，不久就「告退」了（《文心雕龍·明詩》）。抒情詩的傳統這樣建立起來，足為「吟詠情性」和「溫柔敦厚」兩句話張目。 不過選體詩變為唐詩，到了宋代，一個新傳統又建立起來了。這裡發展了一類「沉著痛快」之作，或抒情，或描寫，或敘事，或議論，不盡合於那兩句古話，可是事實上是有許多人愛作有許多人愛讀的詩。舊傳統壓不倒新傳統，只能和它並存著。好古的人至多只能說舊的是「正」，新的是「變」，像蘇軾便是的；或者說新的比舊的次些，像朱熹便是的，但不能不承認那些「沉著痛快」之作也是詩。再說蘇軾雖然嚮慕那「高風」「遠韻」，他自己卻還在開闢著「變」的路；這大約是所謂「窮則變」，也是不得不然。劉克莊也還是走的「變」的路。嚴羽是走「正」路了，但是不成家數。他說「近代諸公」的詩不是詩，卻將「沉著痛快」的詩和「優遊不迫」（即「溫柔敦厚」）的詩並列為詩的兩大類，可見也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影響。 沈括（存中）說韓愈的詩只是「押韻之文」，不是詩；陳師道說韓「以文為詩」，不是詩的本色。陳的意思和後來的朱熹大約差不多，沈說卻比較激切，所以引起全然相反的意見。劉克莊說和沈說一樣。原來宋以前詩文的界劃本不分明，也不求分明，沈、陳、劉，以當時的觀念去評量前代，是不公道的。況且韓愈的詩，本於《雅》《頌》和樂府，也不是憑空而來；按宋代說，固可以算他「以文為詩」，按唐代說，他的詩之為詩，原是不成問題的。 宋人的風詩正宗論卻大大的影響了元、明兩代，一面也是這兩代散體古文的發展使詩文的分界更見穩定的緣故。李夢陽的各體詩定格說正是時勢使然。但姑不論他的剽竊的作風，他的定格里上有漢樂府，下有唐詩，其實也已經不純是抒情的傳統，與那兩句古話不盡合了。到了清代中晚期，提倡所謂宋詩，那新傳統復活了而且變本加厲，以金石考訂入詩；《清詩匯》自序且詡為「詩道之尊」。章炳麟《辨詩》以為這種考訂金石之作「比於馬醫歌括」，胡適之在《什麼是文學》中也以為這種詩不是詩。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傳統的。 但是詩文的界劃，宋以前既不分明，宋以來理論上雖然分明，事實上也不全然分明，堅持到底，怕也難成定論。所以韓愈「以文為詩」似乎並不礙其為詩。南宋陳善《捫虱新話》云：「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這是極明通的議論。可是「以文為詩」在我們的詩文評里成了一個熱鬧的問題，「以詩為文」卻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大概宋以前「詩」一直包在「文」里，宋人在理論上將詩文分開了，事實上卻分不開，無論對於古人的作品或當時人的作品都如此。這種理論和事實的不一致，便引起許多熱烈的討論。至於文，自來兼有敘事、議論、描寫、抒情等作用，本無確定的界限，不管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宋人還將辭賦放在文里，可見他們是不以文的抒情的作用為嫌的。 《捫虱新話》引的「杜以詩為文」的話，是僅有的例外。那只是說杜甫作文，用字造句往往像作詩一般，所以顯得別彆扭扭的。「韓以文為詩」是成功了，「杜以詩為文」卻失敗了。杜的文沒有人愛學，也很少人愛讀。這也是「以詩為文」引不起熱鬧的討論的一個原因。但類似的討論卻不是沒有，唐劉知幾《史通·敘事》論「近古」史書，詞多繁複，事喜藻飾。那些時候作史多用駢體，駢體含著很多抒情的成分，繁複和藻飾，正是抒情的主要手法，用來敘事，卻是不相宜的。這繁複與藻飾，按宋人的標準說，也正是詩的精彩。劉知幾時代，詩文還未分家，更無所謂駢散之辨，但他所指出的問題，若用宋人的術語，卻正是「以詩為文」那句話。 到了清代，駢散的爭辯熱鬧起來了，古文家論駢體的短處，也從這裡著眼。如曾國潘的話：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湖南文征序》） 「習於情韻」就是「抒情」，和那「排比之句」，「婀娜之聲」，都是。這裡所討論的，其實也還是「以詩為文」那句話。不過這種討論，我們的詩文評都放在「駢散」一目下，不從詩文分界的立場看。「以詩為文」的問題，宋人既未全貌的提出，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正面的「駢散」的討論，又不掛在它的賬上，所以就似乎不大成問題的樣子了。 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輸入了西洋的種種詩文觀念。宋人的詩文分界說，特別是詩的觀念，即使不和輸入的詩文觀念相合，也是相近的。單就詩說，初期的自由詩有人譏為分行的散文，還帶著宋以來詩的傳統的影響。第一個提倡新詩的胡適之還提倡以詩說理呢。但是後來的格律詩和象徵詩便走上新的純粹抒情的路。這該是宋人理想的實現。 可是詩的路卻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讀者也似乎越來越少。這裡也許用得著J. M. Murry 《風格問題》一書中的看法。他說，「在某種文化的水準上，加上種種經濟的社會的情形（這些值得詳加研究），某種藝術的或文學的體式是會逼著人接受的。」（四八面）宋以來怕可以說是我們的散文時代，散文的體式逼著一般作家接受；詩不得不散文化，散文化的詩才有愛學愛讀的人。現代詩走回詩的「正」路，但是理睬的人便少了。只看現代散文（包括小說）的發展是如何壓倒了詩的發展，就知此中消息。詩暫時怕只是少數人的愛好（這些人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它的繁榮怕要在另一個時代。Murry還說：「批評只消研討基本的成分，比較著看；它所著眼的是創造想像，除非要研討文字的細節，是不必顧到詩文的分別的。」（五二、五三面）照這個看法，「以文為詩」也該是不成問題的。 （《學文周刊》，濟南《大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