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貴族與平民
貴族與平民，象牙之塔與十字街頭，布爾喬亞文學與普羅文學——這些都是甚囂塵上的名詞。
我們先要來研究一番：中國的貴族在那裡？象牙之塔的文學是怎麼一種內容？十字街頭的文學又是怎麼一種內容？中國有一種什麼樣的布爾喬亞西？又有一種什麼樣的普羅利特里亞？
在民國還沒有產生以前，不錯，中國是有一個貴族階級，雖說比起歐洲的貴族階級來，中國的是範圍小得多：是集中的而並非散布各處的，社會的勢力也弱小，無所謂，也用不著階級的意識。
在以前的中國，與其說是有貴族與平民之分，倒不如說是有識字階級與不識字階級之分，還來得妥切些。舊文學便是識字階級的文學；換一句話說，它便是「士」——士農工商的士——階級的文學。由賦到詞，那是不說自明的。元曲，我們讀了以後，自己回想一下看看，對於元代的農階級，工階級，商階級，到底增加了什麼認識沒有？小說，短篇，如《今古奇觀》，長篇，如《紅樓夢》，我們讀了以後，也可以照樣的去想。想完了，大家便可恍然而悟：舊文學內只有考場、花園、青樓、衙門、酒樓等等；農，只有陶淵明式的農；工，只有牽針引線的「紅娘」或是謀財害命的船戶；商，只有由宦場改行的「陶朱公」；醫，只有儒醫；簡捷一句話，舊文學便是「士」階級的想像的結晶品，讀它的大半是「士」階級，至於寫它的更完全是「士」階級了……無論題材是否采自「士」階級的生活方式，讀者你不是在黑字上面明顯的看見了一個大的「士」字，便是在行間的白紙上面隱約的看見許多小的變形的「士」字在那裡跳動。
便是俠義小說的開山老祖，《水滸》，它也是一個「士」的想像作品。當然，這是一部浪漫事，並不比普通的小說是要描寫社會各相的；不過，司考特（Scott）所寫的各種《衛弗雷小說》（Waverley Novels），它們又何嘗不是浪漫事，然而當代的蘇格蘭，與它的貴族，平民的各相，各種行業的形相，不是也顯現於這些浪漫事的裡面了麼？
無論由那一方面看來，無論由作者、讀者、題材、態度看來，舊文學只有一種，「士」文學。拿貴族與平民來分開舊文學作兩種，顯然是不知國情。
至於民國以來，更談不上貴族與平民之分了，識字階級與不識字階級是可以區分得的……民眾教育進化了的國家內，常時有人出來責備一般讀者分辨不清真文學與假文學；現在的中國，隔離開那個階段，還早著呢。便是如今這少量的識字階級內，還可以分成有閒階級與無閒階級。無閒階級根本就看不了書，即使書中是描寫著他們的生活。至於有閒階級，就中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書，他們寧可去賭博，抽鴉片，追女人；就中看書的，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新文學，無論它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這是就讀者來講，新文學分不了貴族與平民。
就作者來講，新文學也是不能這樣分的。並不曾看見「舞文弄墨階級」以外的任何界中有過人，在十年的商界生活，工界生活，醫界生活，農界生活，以及任何界的生活以後，拿起筆來，用他本界的題材來作一篇詩，作一部小說，作一齣戲劇——好像，只就海員來講，英國的現任「桂冠詩人」，梅斯斐爾德（Masefield）、海上生活的小說作家康拉德（Conrad）、海上生活的戲劇作家奧尼爾（O』Neill）那樣。新文學的作者，就中有許多好像是來遊歷中國的西人，走馬看花的，不知居留了有兩個月還是三個月，回去了「文化」的時候，便成了家庭中，俱樂部中的「中國問題」權威，甚至於還在報紙、雜誌上作文，替書局作書，來討論「中國問題」。現在的許多作者都是「愛美的」，談下上出自某行某業，更談不到出自「貴族」階級或是「平民」階級。
就題材來講，破落了的以及不曾破落的清代貴族家庭的生活，有誰來替我們這般讀者描寫過？貧民窟里的生活，不說讀者是茫然一無所知，便是我們這般作者，就中又有多少人看見過，更不用說度過，深悉其中的底蘊，拿來作題材，寫出一部文學了。至於「平民」，雖說不能拿來與「貴族」對用，卻未嘗不可拿來與「軍政」人員混雜；試問，包括在這個「平民」之內的各種數不清的行業，職業，新文學裡又有幾本書是取材於其中的某種行業，某種職業的？
左拉（Zola）的小說，照他自己講，是「實驗小說」；照一般文學批評者講，它們只是左拉所作出的一些浪漫事，並不能算是實寫，與科學的實驗距離得更遠。在新文學內，便是要找一個並不「自然」的「自然主義」者，左拉，都找不到！
就態度來講。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浪漫詩人的領袖，華茲華斯（Wordsworth），他的詩歌的主張總算是「平民」的了——不過，要是拿他去交給現在新文壇上的一般「平民文學家」，那怕不見得能引為「同志」罷？
「象牙之塔」的文學。在這十五年的新文學運動內，真的有人創作出了文學來，有象牙一樣細緻的題材，有象牙一樣純熟的工技麼？就說新詩罷，一個皈依希臘的H.D，一個皈依「羅馬教堂」的愛利阿特（T.S.Eliot），都是道地的「象牙之塔」的詩人，新詩有麼？如今要是真有「象牙之塔」的文學，那麼，它的象牙便是人造象牙。
至於「十字街頭」的文學，就中的「十字街頭」四個字，可以算是巧妙之至：因為，既然徘徊於十字街頭，可見得便是門外漢，「愛美的」，並不曾深入街旁的洋行、百貨公司、工廠、工會、「公館」、貧民窟、「夜會」、輪盤場、醫院、官廳、報館、學校、書店、等等，等等。
新文學作品的貧乏，淺薄，新文學演化的遲緩，畸形：這已經成了文學批評上的口頭禪，不必再去落井下石。由另一方面看來，新文學所以如此，在社會的背景上，未嘗沒有它的辯解。平民教育並不曾長足的進展，讀者的數量並沒有如何劇烈的增加；國有的藏富並不曾開採出來，社會的福利在比率上並不曾劇烈的上升：在這兩種狀態之下，文學書籍的需要自然是不廣大，不迫切的，文學書籍的供應因之也便不能膨脹到一種可以使一般作者靠了著作來舒適的生活的程度；那麼，就已有的作者來講，他們便會改業，就許多富有可能性的未來作者來講，他們也決不會犧牲了已有的行業、職業，安定舒適的生活，來投身於不安定的、尚不能成立為職業的著作生活。
著作的多寡，與其內容的豐富、貧乏，固然與作者的才力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它們同時也感受到社會的環境的影響，這一層我們也不能忽略。最淺顯的例子是新文學中的劇本。旁的方面已經嫌是遲滯了；至於劇本，現在簡直是停頓了——從前已經是最不踴躍的。新劇下發達，不得諉罪到京劇的身上……電影不是十分發達麼？也不能諉罪在劣化的文明戲的身上……在開端的時候是受盡指摘的，電影何以沒有「壽終正寢」，反而一年興旺似一年了呢？新劇的聽以下發達，劇本的創作所以不踴躍，舊的演員所以改了行而新的演員所以不曾出現：這都是完全受了社會的環境的影響。第一，戲劇要坦白的說聽眾好聽的話，這一層是辦下到。第二，戲劇要國家的興盛或是民族意識的復甦作發動力，這一層是談不到。第三，戲劇多少是靠了有地位或是有巨資的人物的提倡、資助而興盛起來的，這一層是「管不到」。
蕭伯納算是最能坦白的說聽眾所愛聽的話的人——要是給他生在中國，他還能那麼自由自在的說話麼？「伊利薩白時代」，因為國富的猛增，新俄，因為民族意識的蓬勃，都在戲劇上熱鬧了起來。沒有路易十四，或許便沒有莫里哀這戲劇家；沒有霍尼曼女士（Miss Horniman），英國的戲劇或許便不能在這十九、二十世紀之間復興了起來。
新文學中的戲劇，在文學革命的初期，失去了它的黃金的機會……再度的黃金的機會，便不知道它是來於何日了！
不僅戲劇，其他的一切，中國的布爾喬亞西似乎都不需要，除了麻雀、鴉片、妓院。
中國的布爾喬亞西，寵統的說來，可以說是包括有少自常年進項五百圓多至常年進項五萬圓的人，新文學的作者一百人里有九十九人是來自常年進項在五千圓以內的家庭；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人來自普羅利塔里亞的家庭。作者的本身，一百人內有九十九人是由「學生」、「亭子間的文士」——兩種非正式的普羅利塔里亞——而變成了常年收入在五千圓以內的布爾喬亞西。文學作者內，並沒有首相，如同英國的狄斯雷里（Disraeli）；並沒有貴族，如同英國的黎頓（Bulwer Lytton）；並沒有富翁，如同英國的羅斯金（Ruskin）；並沒有海員，如同英國的梅斯斐爾德；並沒有貧民，如同英國的吉辛（Gissing）；並沒有遊民，如同英國的岱維斯（W.H.Davies）……這還沒有提及那龐大的布爾喬亞西內的各種職業，行業，以及各種因收入不同而背景——生活亦隨之而歧異的階級內之階級。新文學的作者，來路是這麼拘狹的，刻板的，要產生出來一種豐富，複雜的文學，又怎麼可能！
中國的普羅利塔里亞，謀生，養家，尚且岌岌乎其危的，他們又那裡去有時間、精力來創作文學！「愛美的」普羅文學，那只是越俎代庖，不僅是多事，並且是徒勞。
新文學如其不能充實，擴大它的內容，前途是決不能光大起來的。為了要達到這種內容之充實與擴大的目標，我們這一般關懷以及從事於新文學的人便應當大聲疾呼出一種要求來：即要實業發達以增加國富，教育猛進以增加讀者，好讓文學能以隨了其他的藝術、學術一同如火如荼的興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