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這詞語很像二三十年前所時興的寬邊鑲的女裝，要是在如今擺設了出來，看見的人或是拿它當作古董來看，或是一聲笑，輕蔑而逗樂了的。 然而這種裝束，在現今的中國不入時了的，在外國依然是被視為一種浪漫品——好像外國女子的腳上所穿的雙梁鞋那樣。 那麼，像雙梁鞋那樣，借了「文以載道」這四個字來作一種旁的用途，那或許也是可以的。 「文以載道」的「文」並不是專指現今所說的文學，不過現今所說的文學也包括在內；至於「道」，我們如其在下面添上一個「德」字，那便符合了古人的初意了。 現在我們來借用這個同語，第一，要這個「文」字專指文學，第二，要這個「道」字的意義是希臘文Logos，英文Word，Way這些個字的意義。 如其這樣來借用，我們便可以說得，文學是有三種，載神道的，載世道的，以及載人道的（並不是人道主義）。編時的說來，古代便是載神道的文學的興盛期，中代便是載世道的文學的，近代便是載人道的。可是並不盡然；太戈爾與「開爾忒」文藝復興內的夏芝（Yeats），唐珊南（Lord Dunsany），他們豈不是寫著載神道的文學，蕭伯納豈不是寫著載世道的文學麼？ 載神道的文學可以說是那種表現原質力（elementalforce）的文學。它與宗教、迷信（初期的宗教）有密切的關係；迷信發源於恐懼，恐懼正是一種原質力。生，死，愛（個人的，如性；群眾的，如愛國），這些也都是原質力。這各種原質力的秘密一天不能破露，那麼，帶有宗教，甚至帶有迷信色彩的文學便也一天不會消滅。 宗教，在如今來談，未嘗不像來談社會主義……不是已經有過一次的非宗教運動來將它打倒了麼？其實呢，那一次的運動與其說是非宗教，倒不如說是非教會。非教會的運動，在明朝的時候，歐洲已經發生過了，在馬丁·路德的指揮之下。屢次的學生運動，武裝的以及不武裝的，坦直的說來，便都是發動於一種宗教的熱誠。初期的「胡適之主義」在當時無疑義的是「新教」的「聖經」，中國所以陷到如今這種紊亂、自私、孱弱的田地，也可以說是完全基源於宗教的熱誠還沒有復返到原人的程度，也沒有進化到西方的那樣變形而不變質的使它分流而沖盪入社會的以及個人的工程之內的程度。 西人研究中國的，慣於將中國分作北部與南部；只就文學與宗教這一端來講，那種的區分確實不錯。詩歌，最古的文學，就中國說來，確實是有南北之分：北部的最早的詩歌《詩經》，與南部的最早的詩歌《楚辭》，它們在形體、實質上都是非常歧異。《詩經》是宗教性極為稀薄的；《楚辭》是宗教性極為濃厚的。「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便是北部的國民性的結晶；祖先崇拜的創始者，有獨無偶的中國宗教詩歌《九歌》的創作者屈原，便是南部的國民性的結晶。械鬥，至今仍盛行於長江、珠江兩流域一帶的風俗，它便是宗教性的家族觀念的表現。幾千年來，「御製」的孔子學說主宰了中國，於是，完全符合了家天下者的初衷，那一股原始的宗教的熱誠便不復存在了。哪能人人都作孔子，理智的泰山；一般人都是情感的動物，他們所更切身需要的，便是汨羅江的水！ 宗教性的缺少對於中國文學是有何種的損失，我們只須舉一個淺近的，修辭學上的，例子來說明——擬人格（Personification）的罕見。只看見新文學界內滿是「維納司」，「美神」，很少有「美麗」或是「美」，只看見有「時光老人」很少有「時光」。這還是解放的纏足。至於舊文學，那更不用提了。想像如其要在新文學內充量的發展，情感必得要澎湃到最高潮，如同古代的先知者得到了神賜的靈感的時候那樣，如同屈原寫《離騷》不亞似寫一篇《所羅門之歌》的時候那樣。 在現今提倡迷信，那當然是開倒車——雖說戰爭，基源於恐懼的，也是一種迷信，並不曾去提倡，它仍然高視闊步於二十世紀的世界。迷信雖是不該提倡，古代所遺留下的豐富的神道文獻，它們卻仍然能以供給聰明的文人去利用、象徵的。文學，尤其是詩歌，本來是喻言十九。利用著古代的迷信，現代的短篇小說作者，例如韋爾斯（H.G.Wells），梅·辛克萊（May Sinclair）等等，仍然作著神鬼小說；那麼，象徵的來利用它們，更是可行的了。中國在這一方面有著豐富的，未曾開採的文獻，如其能在它們之內產生出一個唐珊南來，產生出一個作《鍾斯皇帝》（Emperor Jones）的奧尼爾（O』Neill）來，那也是新文學所該期盼的。即如某種筆記小說之內有一段故事，說一個女子死去了，到了陰司，判官查出了是誤勾來的，便令鬼差將陰魂重行押回陽世，那知誤押回了另一家，返魂在另一個也是新死的女屍之上；這段簡單的記載，如其一個作者將它渲染一番，例如使一個美麗的靈魂誤入了一個醜陋的軀體，這豈不成了一篇極能富有精彩，極能富有深刻，悲酸的情調的詩歌或小說或劇本麼？ 載世道的文學都是帶有倫理色彩的。從前的勸善懲惡的文學便是；近代的教諭詩，目標小說（Novel with a Purpose），問題劇（Problem Play）以及多種的文章便是。 這種文學有一種特象，便是其中的人物都是類型的，沒有個性。例如一篇勸善懲惡的小說，就中照例的有一個惡人，有一個受欺受磨的弱者，男性或，多半，女性的，有錢或有貌，有一個打抱不平的好漢；這是中外一律的，這種小說內的三種類型人物。 在從前，文學的欣賞力不曾進化到近代的程度，實在是只有這種載世道的文學才能「老嫗都解」；並且，在從前，教育不曾發達的時候，文學作者還立於一種社會的塾師的地位，他們義不容辭的便來寫成這種載世道的文學；並且，在從前，文學的演化還只是方才脫離了神道的時代，技巧也沒有進入到客觀的地位，當時的文學作者也只能寫出這種類型人物的文學。文學，與世界上的各種事物一樣，本是受著環境的支配。 文學的欣賞力進步得遲緩，到如今這種文學還是有巨量的需要；塾師雖是廢除了，社會仍然是需要文學的嚮導，將它領入思想之域；描寫個性的文學雖是發達了，仍然有作者，那些抱了領導、改造社會之使命的，利用了已經發展到完美的地步的工技，來從事於這種世道文學的創作。 說起來好像是矛盾——「普羅」文學，歸根的說來，便是一種載世道的文學。羅素確是有眼力。他說，新俄的精神便是十七世紀之英國的「清淨教」精神的復活。 這種文學，表現社會勢力的，也自有它的社會學的「存在理由」。社會的進化全靠了大家共同遵守著人造的秩序；這各種人造的秩序可以，溫和，逐漸的或是激烈，急劇的，去改訂，但是既經改訂了以後，大家仍然要共同的遵守。有個性強烈的人，他不願，不能遵守這種人造的秩序，他要用了自定的步驟來支配自我的生活。這是社會所不歡迎的。社會所要的是群性，不是個性。所以一般甘於或是迫於支配在社會勢力之下的人都是類型的，鴿子格式的；他們的個性，或多或少，都一齊抑壓下去了。既然如此，自然便只有類型的人物出現於表現社會勢力的文學之內了。 這種世道文學還有無窮的前程，因為，社會在不停息的進化，人造的秩序在不停息的改訂，新的類型也隨之而不停息的產生著。 載人道的文學是以表現個性勢力為目標；它並不是人道主義文學，世道文學之內的一種。托爾斯泰便是一個人道主義文學的偉大的作家；他之所以反對莎士比亞——好像蕭伯納之所以反對莎士比亞那樣——與其說他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劇本內只是皇帝、皇后、貴族、貴婦，那未免膚淺了，根本的理由，我看，便是因為莎士比亞所寫的是載人道的文學，而並非人道主義文學。 社會上本來有兩種人：一種是社會的分子，一種是個性。在社會的進化內，這兩種人是相輔相成，都不能少，雖然後一種裡面，既有領袖的人才，也有破壞的渠魁。至於在社會的組合內，這兩種人卻是勢成水火，互不相容——理由是前一種人是理智與情感上有平衡的，而後一種則不然。這種理智與情感的失去平衡便是造成個性的基因。 只看佘伍得·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的《敗類的白種》（Poor Whiie）一本小說之內，主角是酒徒的兒子，頭重身輕，訥於言語，完全的不善處世，更其不善於對付女子，但是他卻成了機械發明家；這便是理智畸形發展了的個性。又看巴爾札克（Balzac）的《歐哲尼·葛朗岱》（Eugenie Gran det）一本小說之內，那個女主角的父親，老葛朗岱，他的行為、思想、情感完全被嗜財之念所主宰了，甚至於他所鍾愛的女兒，比起了錢來，都要在他的目中退居後位，這便是情感畸形發展了的個性。再看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Hamlet）一篇詩劇之內，那個丹麥太子，理智與情感失去了平衡，因而當前待決的問題，要是換了一個普通的社會分子來，是立刻便會解決了的，他卻遷延了時日去惦量，猶豫而不下手去處理。 凡是描寫個性的文學，其中的主角總是有他的要害之弱點……這個要害的弱點，我們叫它作「亞吉里斯之膝」，未嘗不可。有時候，這要害之弱點便是造成這人物之偉大的基因——例如哈孟雷特的狐疑——這個，我們可以叫他作「磐奈羅辟的織匹」。（見於荷馬的史詩《奧德賽》Odyssey內。） 莎士比亞所說的「詩人、戀人與瘋人」，拿來形容這種個性強烈的人，是妥切之至。進一步來說，心理學說的，每個人，無論他或她是多麼常態，神經系統總有一點，不論大小，變態的所在。這層道理，演繹了出來，第一可以解釋，何以這種描寫個性的文學仍能為大家所喻賞，因為，個性如其與社會分子是種類上而非程度上的區別，那麼，這種描寫個性的文學便無從了解，無從引起情感上的反應……古代描寫人物，好則上天，壞則入地，便是昧於此理。這層心理學的道理，再演繹了出來，又可以解釋，何以類型人物的描寫也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因為這種類型人物雖說十之九是常態的，卻也有十之一的變態，這十之一上的變化便使得同一類型的各人物有它們的各別的面目……古代描寫人物，不僅是類型的，並且千篇一律，沒有這十之一上的變化，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是昧於此理。 這三種文學，載神道的，載世道的，載人道的，相輔而行，各有各的存在理由。寵統的說來，詩歌可以說是傾向於載神道，戲劇可以說是傾向於載世道，小說可以說是傾向於載人道。詩歌本是情感的產品，好像宗教那樣，它本是人類的幻夢的寄託所，人類的不曾實現的欲望的升華。所謂載世道的載人道的，無非就是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表現方法。詩歌小說都是效力廣大的民眾教育的工具，它們也正該向了載世道的路去進行。小說是文學中最自由，最富於彈韌性的一種體裁；描寫個性，這應當成為它的責任—-雖說就實際的趨勢看來，就教育民眾的能力說來，它也在，也該走著戲劇所走的路。這三種文學都是基於人類的嗜好，好像作夢，照相，加厲畫（Caricature）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