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古典與浪漫

文學便是文學，談不到派別。 只能說有兩種精神存在於文學之中：古典與浪漫。除此以外，更沒有第三種了。 文學的對象是人性。人性，雖是千門萬戶，令人目迷，它的基礎，說來卻簡單，只有兩個，保守與維新。表現在文學之內，保守性便成了古典文學，維新性便成了浪漫文學。自從，在十八世紀末葉，浪漫運動發動了以來，一直到現在，文學的「主義」雖是日新月異，它們卻都逃不出「維新」兩個字的範圍。中國舊時有一句常用的四字評語，「獨闢蹊徑」，拿來作一切浪漫文學的標誌，那是再妥切不過了。也可以拿來用得的，辜勒律已的兩行詩： We we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 Upon that silent sea！ 以前沒有人，這大海無聲 我們是第一遭沖入！ 古典文學，嚴格的講來，應當分為兩種，狹義的與廣義的。狹義的古典文學只能上溯到羅馬，上溯到衛吉爾（Virgil）；要廣義的，希臘文學才能包括入古典文學之內。荷馬（Homer）他們一生在寫著古典文學，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好像莫里哀（Molière）的那個中等階級的紳士一生在說著散文，他自己也並不知道那樣。 不錯，通常所說的古典文學是指著古代（希臘、羅馬）文學上的墳典而言。不過，如其那樣，衛吉爾便成為一個問題，因為他，在精神上，實在是與法國的拉辛（Racine），巴婁（Boieau），英國的多萊登（Dryden），坡卜（Pope），約翰生（Johnson）相同。並且，猶利闢地斯（Euripides）也是希臘的三大悲劇作家之一，我們不能不把他認為一種古代文學中的墳典；然而，在精神上，他正是浪漫的。 在中國講古典文學，可以不必蹈入西方的覆轍，只限於希臘與羅馬的文學名著；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只講狹義的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的「存在理由」（Raison d』étre）便是人性不變。雖說語言，思路是大相徑庭的，那篇荷馬的《伊里亞特》（Iliad）內的亞吉里斯（Achilles），他的那一怒以及那一怒在他人與自己的生活上所發生的影響，那部愛司基勒斯（Aeschylus）的「奧列司提亞」（Oresieia）三聯劇內的克萊坦臬司特臘（Clytemnestra）與奧列司提斯（Orestes），他們的復仇之念以及那復仇之念所發生的影響，那篇索浮克黎斯（Sophocles）的《伊第拍斯帝》（Oedipus the King）內的伊第拍斯，他的好心不得好報，不自知的陷入了災難，那篇猶利闢地斯的《迷第亞》（Medea）內的迷第亞，她的妒於移愛，憤於奪愛而下了惡辣的手腕；這各種活躍的人性，具體而微的或是更易方式的，在現今的世界上，在我們的肉眼前，豈不是仍然存在著麼？ 古典文學有一種特徵，摹仿。衛吉爾的《伊尼意得》（Aeneid）是摹仿荷馬，他的田園詩是摹仿西奧克利特斯（Theokritos），他的農事詩（Georgics）是摹仿希西阿德（Hesio-dos）。在衛吉爾以後，古典文學中的這種例子，到處都是，無須枚舉。事物都有它的正面，反面；摹仿也不外乎此。魚目混珠，鸚鵡學人，這些，當然的，是摹仿的劣點；不過，像衛吉爾那樣在摹仿中仍然創造出了新的、個人的文體，在舊的體裁中仍然加入有新的題材，這也是摹仿的優點，不可一概抹煞。在浪漫運動的初期，奧司欣的詩風行一世，有許多浪漫作者來摹仿這個傳說中的開爾忒古詩人。在《傀儡家庭》中，易卜生仍然奉行著三一律。美國有自由詩的作者將自由詩的起源上溯到希臘。這還只是說的自覺的摹仿；至於不自覺的摹仿、暗示、印合，那更是每個作者都逃不了的。 摹仿本是文化之形成內的一種要素。沒有它，人類也不能在如今演化到這種程度——當然的，如其僅僅只有它，人類在將來的不能希望有進化的。 採用古代的題材，這也是古典文學中一種普遍的現象，例如希臘悲劇作家由神話與傳說中採用題材，拉辛用了猶利闢地斯的《希坡利特士》（Hippolitus）一劇的題材作成一篇名著《菲德爾》（Phedre），他的其他各劇也是採用的希臘的題材，哥德（Gocthe）的《浮士德》，就中的題材也有一部分採取自古代。人性本是不變的，那種洋溢有人性的古代題材，後人自然是可以採用，並且應該闡發的。莎士比亞的戲劇題材豈不是採取自古代的麼；經過了他的闡發，古代的骨殖，生有血肉的，都復活成了人，並且，經過了他的「邁答斯的摩觸」，這些在胸中澎湃有人性的人物，好像是鑄成了金像似的，將要光彩到永遠。 中庸，這也是古典文學作者對於題材的態度上以及處理題材的方法上所有的一種特象。希臘人不是盛稱著「黃金的中端」麼？因為希臘文學成了後代的古典文學的感興的源泉，於是這種態度也便浸淫入了一切後代的古典文學。進一步說，古典文學本來是像一個人的中年時代；在這個時代之內，人是已經背負有幾十年的經歷，這一番的經歷已經踏穿了他的青年的幻夢，已經挫頓了他的猛烈的火勢；於是理智，中庸便成了他的中年時代的立身處世的工具、態度。他這時已是明於世理了，不論他是只要像一般的人那樣，度過一個順遂、平凡、既無高度的幸福，亦無高度的苦惱的生活，或是，幻夢雖然踏穿了，高潔的理想仍然無損的，並且更顯豁的存在著，火頭雖然撲下了，那一股熱烈仍然在燃燒著，平衡而堅持的：他這時是要有的話不說了，有的事不作了，即使說起話，作起事來，他也是使用著一種安詳，曲折的方法，不惜於話人家沒有聽入，事沒有作到頭，他在這時候可以說是已經成了一個「相對論」者，知道了說與作的相對上的重要，對於聽者，受者的那社會——以及說者、作者的這自我。 浪漫文學卻完全與此相反，因為它是文學內的青年，不論是十七歲還是七十歲。幻夢於它是真實，並非幻夢：頭一天晚上作的正是頭一天日裡所想的，並且這頭一天晚上所作的，到第二天的日裡，還清晰地記得，還繼續下去，在第二天的日裡，學——試看古代的幻夢，費長房縮地，修仙者得道飛升，這些豈不是都已經實體的顯現於今代的火車、電車、汽車、輪船、飛機、飛船之內了麼？叔本華說著「生存之意志」；為浪漫文學辯護的人，他們也可以說得「幻夢之意志」。 至於猛烈的情感，它更是浪漫文學的主要發動力。只看法國的盧梭，他那一世的生活簡直是不亞於一個他所提倡的復返自然的對象，甚至不亞於一個現代心理學內所稱為「碰著與失著」的老鼠；再看法國的囂俄，他所著作的那麼「夥頤」的詩歌、劇本、小說、文章之內，情感是多麼如火如荼，而這些著作，有金也有沙的，在當代的讀者，「溫和的」或是不溫和的，之內，上自聽見他的名字便皺眉頭的皇帝，下至讀著《悲慘世界》而眼淚縱橫的貧民窟住戶，右自將中庸之道拋去了腦後的古典主義批評者，左至面熱筋漲如同醉了酒似的浪漫主義信徒，在這許多種的讀者、觀眾之內，他的著作又是哄起了多麼猛烈的情感的反應。（拿讓·達爾讓JeanDaljean，《悲慘世界》中的主角，來比擬囂俄著作的本身，拿歐那尼Hernani，《歐那尼》中的主角，來比擬囂俄的著作的影響，是再好不過了。） 感傷，這便是情感猛烈時所必有的現象。浪漫文學內的感傷，它便等於青年時代的憂鬱病。只看浪漫運動初興於德國的時代，當時的作者是多麼月啊、淚啊、幽謐的森林啊、「郭司」式宮堡的廢墟啊，他們的感傷的程度，便可由之而推測了。說起來好像矛盾似的——世界上本來也滿是矛盾——有時候，最感傷的人竟於是最理智的；即如盧梭，在生活中極其感傷，而在著作中卻是極其理智，不然，《民約》一書由那裡去作成；又如在「狂飆」時代中度過去了他的風暴的青年的哥德，他在中年卻是皈依了那開朗、安詳、理智的古典文學，因而創造出了一部充滿了思想，受稱為「近代思想之大觀」的詩歌名著。諷刺詩本是一種最理智的詩體，同時也是古典文學中所豐有的一種產品；然而，在英國文學之內，有一個第一流的諷刺詩作家，他便是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運動中最有特色的一個人，拜倫，《東·黃》（Don Juan）的作者。 浪漫文學作者嗜於採用題材自外國：古代的愛爾蘭供給了德國浪漫運動以材料與感興；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浪漫運動的一個嚮導，辜勒律己，由中國得到了詩料，作成他的短篇傑作《忽必烈汗》；十九世紀中的法國浪漫運動的領袖，囂俄，特別喜歡採用題材自西班牙。浪漫文學本是趨新的，那迷漫著玄秘的色彩的，在服裝、語言、習俗、文化上都是最符合「新」的這種條件了。浪漫文學也取材於古代，不過態度完全與古典文學的不同；就當代說來，古代的題材也自有它的新穎、玄秘、超脫乎習見之一切的色調。 在技巧上，不像古典文學那麼成熟而且平勻，浪漫文學是像一個想像新鮮、情感熱烈的青年，他說出來的話，多半的時候，可以重複，雜沓，不過也有許多時候，自覺或是不自覺的，是美麗的，簡單的一兩句話可以捉握住一個真理。浪漫文學在技巧上是一點也不中庸，它無論是在描寫人物，或是在敘述情節，它的方法是極端。 至於浪漫文學的「生存理由」，它便是人生遞變。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在政治上，宗教上，社會上，因了科學興起，逐漸發展起了實業，又因了印刷改良，民眾的意識與教育都是長步的進展，又因了新大陸發現，人生觀因之而一變；於是，第一步，久埋在塵埃內的希臘、羅馬文學便成了一般有智欲者的公賞品，而他們因此對於這兩種文學便有了深切的認識，由了這認識，他們便把古典文學的精神逐漸的發揮淨盡，第二步，古典文學既已走到了盡頭，同時社會的情況又因了財富由內外兩方面猛烈增加的緣故而愈呈複雜、生動，人生觀也因了同樣的緣故而改易為動化的，向外的，向將來的，這兩種蓬勃有如春夏的現象，在它下面生存著的人當然是不會滿足於古典文學的缺乏親切之感，當然更不會滿足於古典文學末流的「小啤酒」，他們需要一種親切的文學，無論是在事實方面還是在情調方面，一種向外向將來的文學，既可以滿足他們的進步熱又可以滿足他們的自尊心的：因此，浪漫文學便應時而起，誇大的，青年的，正投合著新興的口胃。這是就讀者觀者來講。就作者來講：文學本是要「向人生舉起鏡子」的，如今社會的情態既然已是這麼劇烈的變化了，文學作者正該創造或改造出適當的形體、工具來採摘、容納這種嶄新的材料；並且，作者自身也受了時代性的影響，同代人的胸中所鼓盪起的情感也在他們的胸中鼓盪了起來，同代人的嗜好、希望也便是他們的嗜好、希望，這些情感與這些嗜好、希望，只要作者是能手，他們一定能以捉住來放在文學之中，活躍的，新鮮的。 不僅「現在」是掌握於浪漫文學的手中，便是「將來」也是一樣。只看許多的浪漫運動都是發動於一種對於現狀的觖望；並且，文學史不是明顯的記載著，法國革命的文學方面的發動力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