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翻譯
一般人在三方面不滿於現狀中的翻譯——重譯、不忠實、歐化的譯筆。其實，頭兩層是翻譯初期所必有的現象；至於歐化，譯文是必然的。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古典文學的發現不是一個重要的發動力麼？但丁並不通希臘文，《神曲》中關於希臘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譯本或節略。裴忒臘克（Petrarca），古典文學運動的先鋒，以不通希臘文為一生的憾事。希臘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傳播遍了文藝復興的歐洲。只拿亞里斯多德來講，他的著作由亞維洛愛司（Averroes）節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內，後來又由阿刺伯文翻譯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臘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藝復興期的文人，他們的關於亞里斯多德的認識，便是如此而來的。諾司（North）的「卜陸達克」（Plutarch）英譯本，莎士比亞等所誦讀、採用的，是由法文的譯本重譯而成。《十日談》的最早的英文節譯本也是重譯自法文。
佛羅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學教授過義大利文，他譯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亞所讀的孟坦便是他惱怒的佛羅利阿所譯出的孟坦的文集，你讀過其中的版本嗎？也不知印了多少版；在他這種「孟坦」的英譯本內，「泊松」（poisson）字他譯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淺近的法文字內舉一個例子。
草創的時代，這種現象是不免的，——漢高祖初登帝位的時候，諸將交鬨於殿上，這件史事不也是一種性質相同的現象麼？雖是如此，叔孫通到後來也為漢高祖制定了禮儀；德萊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諾司的「卜陸達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實的英譯本。（文筆能與佛羅里阿的相較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由文學史來觀察，拿重譯來作為一種供應迫切的需要的過渡辦法，中國的新文學本不是發難者，——只看譯筆何如，現行的各種重譯本的壽限便可以決定。不過，幾百年前的成例，到現代還來援用，總嫌自餒了一點，美國的文學不也是新進麼？他們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學生去歐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國以後，教授「羅曼司」文學於哈佛大學，譯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國的短篇詩歌，又有狄克諾（Ticknor）由西班牙回來，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學史》，至今仍為這一方面的文獻的一個豐富的庫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說給我們聽一聽。）
就新文學的現狀來看，下列的各種文學內，每種至少應當有一個勝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譯名著為研究的目標：——希臘文學、「拉丁」文學、波斯文學、阿刺伯文學、印便文學、（「梵」文是有人通習的，卻是並不曾以文學書籍的翻譯為目標。）埃及文學、義大利文學、西班牙文學、葡萄牙文學、丹麥文學、挪威文學、瑞典文學、荷蘭文學、冰島文學、芬蘭文學、波蘭文學、「波希米亞」文學、匈牙利文學：這各種文學之內，有的要研究，翻譯，是為著它們所產生的世界名著，歐洲名著；有的是為著它們所供給的歐洲文學史上的文獻；有的是為著它們與中國的文學、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關係，如上舉的三種亞洲文學，又如葡萄牙文學與荷蘭文學。這種計劃，直接影響於新文學，新文化，間接甚至直接影響於整理中的舊文化（以及過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實現與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會」方面的眼光與決心了。
佛學大盛於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績；那些佛經的譯本，在中國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變化的，豈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麼？為了文字的內身的需要，當時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現象，——歐化，在新文學內，也是一個道理。（西人在服裝上的一種中國化，那當然是立異，時髦；不過，「世界語」在製作上的一部分中國化，就中那種不分國界，只採優點的標準，正是歐化在新文學的翻譯部分內，甚至創作部分內，所應採用的。）只能說，有許多的時候，不必歐化，或是歐化得不好；至於歐化的本身，現代的中國人卻沒有一個能以非議，——立異，時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學的必然現象；源根於文字的內在的需要，而收納適當的供應於他種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種富於彈韌性的文字，已經作了先例的。
專指名詞的音譯，在我國這種在製作上與來源上異於「印度亞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內（也有西方的文字學者說，他們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亞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質與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個象形波紋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簡體。），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紛擾的現象。
「英吉利」（從前的另一種寫法，「英咭利」，English），「法蘭西」（Francais），「德意志」（Deutsh），這些通行的專指名詞都是原文內的一些形容詞的音譯。（希臘文內「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是象「絲」字之聲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內「絲」這個泛指名詞想必便是由希臘文的「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所嬗化而來。「支那」這個專指名詞的來源在「拉丁」文之內，說它是「秦」的音譯，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專指名詞的音譯的形成內，土音也活動。「法蘭西」一名詞內的「西」字，或許是按了廣東的土音而音譯出的。（「茶」這個字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音譯成了一個齒音字，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它豈不是一個產茶的省份麼？廣東與福建，它們豈不又是與外國交通最早的省份麼？）較後的，江、浙的土音也給與了許多特指名詞的音譯，——即如有「亞」字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在原文內本有另兩種的寫法，Shakespear（揮戈），Shakspere；在中文內也有各種的音譯，「莎士比亞」，蕭士比」，「莎士比」等等。（這個與普洛丟司Proteus一樣善於變形的大詩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內有了許多異形的姓！）其餘，一個專指名詞，在中文內，也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這種現象，自然，並不只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國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豈不也是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麼？（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內。簽名為Tourguenieff，也不能阻止英國人叫他作Turgeneff，或是Turgenev！），不過這種現象終究是一種的淆雜，不便。政府，「文化基金會」，不能仿照「法國學院」那麼編纂法淖值？的辦法，也編纂一部「譯名辭典」麼？
譯名，從前未嘗沒有典雅的，如恆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嘗沒有忠實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譯名。能用顯豁的方法來音譯，如G.Bernard Shaw譯為蕭伯納，Boston（「波斯頓」）譯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時候，那便只好走忠實，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總不能譯為「多斯鐸」罷。已經通用的譯名，有一種已是家喻戶曉的，如上舉的「英吉利」等國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種，可以下失通曉之相的稍加刪改，如「莎士比亞」可改為「沙士比」。新用的譯名，譯意也好，如Decameron譯為《十日談》，Ox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譯為「牛津」；譯音也好，如Dunciad譯為「登西亞得」，Oxford譯為「奧斯福」；最扼要的一點，便是一個專指名詞只要一個中譯。音譯，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譯出的；「希臘」這個專指名詞的中譯，應當能夠鼓舞起來那般將來要從事於譯名這項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熱烈，好像希臘文學在文藝復興時代鼓舞起了一般偉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熱烈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