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禁書

蕭伯納替白里歐（Brieux）的三種戲劇的英譯本作了一篇長序，——他的各篇長序是出了名的，——這篇序里暢談「文學與性」這問題，並痛斥社會對於性文學的現有的態度。中國的情形稍為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得一般關懷於新文化的前途的人發生了憂慮，未來的中國或者要蹈入現代的西方的舊轍。 在西方，幾百年以前，禁書是由羅馬教堂來處理的；在那個《禁書目錄》Index之內，誨淫的書籍與叛教的書籍並列。現在，這種處理，在新教的國內，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國的書籍檢查員（The Censor）；這是與中國一向以來的辦法相同的。只就文學而言，讓這種微妙的權衡落入少數的，多半不懂文學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可喻的會有一種什麼收場了。 我深信，沒有一種書籍是該禁的，只有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有了一種社會的需要，便有一種的供應；書籍也不外於此公例。誠然有許多書，非科學的亦非文學的，是為了刺激性慾而寫成，印行了出來，供應著一種社會需求。應考慮建立一個全國性質的文人聯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這個聯盟來鑑別，標明一切文學形式的性書籍中的兩類，在那非文學的一類之上課以重稅，由聯盟去用了嚴密的方法徵收。冒牌的文學，尤其是以實利為目的的，文學應當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斂抑。這個聯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來，還應當從事於一種工作，不讓那些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放進某種年齡者的手中。 在中國，禁書之內有一種是成了一件價值極高的廢物，——像中國這片領域一樣，——《金瓶梅》。這可以說是中國自有長篇小說以來的最優越的一部。有人說過，《紅樓夢》是蛻化自《金瓶梅》之中；這個，從前我視為荒謬之論的，如今我悟會出來了，確是最簡明的實情。（賈寶玉蛻化自西門慶；薛寶釵自吳月娘與李月姐；林黛玉，變形的，自潘金蓮與李瓶兒；王鳳姐自潘金蓮；襲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兒與孟小樓（並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蛻化自瓶兒喪子；晴雯撕扇，自陳敬濟挑逗潘金蓮；寶蟾送酒，自春梅解衣與瓶兒送帖；賈瑞受辱，自郎中被訛；賈府受抄與復盛，自西門慶聽候拿辦與入京賄賂——在重要的情節上。如其，讀者，在聽到了這一番話以後，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劇烈的反感，要記著，我當時的反感也是同樣的劇烈，不過，後來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了你吐露出來，這真理……在社會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學的國度內，至少，我們要作得不同一點。） 陳獨秀先生說過，《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寫實小說。這寫實，它是兩層的：性方面與人物、背景方面。性方面的寫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拿來比擬左拉；人物方面的寫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拿來比擬福羅貝爾；他卻並不是左拉，福羅貝爾，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著攀親。我們應當自傲，因為我們能夠這樣的說：如其法國有它的拉孛雷（Rabelais），我們也有我們的《金瓶梅》。 （這部第一流的古今無偶的世界名著，聽說德文內已有一種全譯本——深藏在一個圖書館之中。）如其肉慾在中國特別的發達，有了這一部書，也可以實立，辯解它的「生存立場」（raisond' é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談》，對於義大利的「黑暗時代」，辜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鴉片徒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對於英國的鴉片那樣。犧牲了世界，為著「羅馬的閎壯」（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犧牲了周朝，為了褒姒的一笑，相對的，可以說是值得；如其只有波特來耳這個罪孽者而無《惡之花》，只有鴉片而無中國的辜勒律己與狄·昆西，那時候，社會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辭的。因為 人事的循環太難於捉摸： 建設來自破壞，善產生惡。 的緣故，一個人，從青年時代起，便應當修養成一種不輕易於下判斷的開明的態度。 《金瓶梅》這部書，我們如其斗膽的來加以裁判，應當分作兩部分來看：肉慾部分，那是一種專門的材料，只可供給為文學史上的文獻，不宜於一般人，連青年在內的閱覽；人物，背景的部分，那是上好的文學，即使人物方面與肉慾部分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也應當牢記著《十日談》、《拉孛雷》、以及《波華荔夫人傳》等等近代的文學名著，而不要讓它依舊存留為一種擯棄於地的廢物。 聰明的將肉慾部分自書中挑剔了出來，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分毫無所損；再審慎的校勘，整齊的印刷了出來：那時候，它便成了一部每個大學內中國文學系學生所應詳覽的長篇小說教材，並成了每個嗜好文學的成年的中國人所應熟悉的長篇小說名著。 被禁的舊小說並不只是《金瓶梅》這一種，然而一切的他書都不值得我們去談，因為它們並不是文學。這些只是一種激發肉慾，滿足好奇心的資料，正如《法國水星雜誌》（Mercure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載的一個禁書目錄內的各種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