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通論 · 五一 西諦《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
中國素以文教之邦著稱，中國文學發達的歷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歷代帝王且時時下崇「文」之詔令，以中國人之如此重視文學，以中國文學所歷年代之如此長久，宜其能蓬蓬勃勃，產生無量數之傑作了！然而除詩歌與論文雜著之外，其餘戲劇、小說、批評文學之類，並不發達，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中國人所崇的「文」，並不是「文學」的「文」，乃是所謂「六經之道」，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學，則提倡者決無其人。詩歌最容易發泄人的真情，故最發達。至小說之類，則所謂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為。《四庫總目提要》且以：「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勿貴……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盡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訓也。」至於近代因西洋小說介紹進來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認小說在文藝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還不十分明了文學究竟是什麼，也不大知道中國文學真價的所在。有人以學校中的「功課表」算為文學，也有人把宋元理學、漢人章句也敘入文學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潛來同俄國的托爾斯泰來相比。中國文學真還在朦朧陰影之中，沒有露出新明的陽光呢！
所以我們要明白中國文學的真價，要把中國人的傳說的舊文學觀改正過，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從沙石中分析出來不可。
前次文學研究會在上海開會時，我曾提出一個問題，請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國文學的範圍與方法」。當時大家曾討論了一回，因為這個問題的複雜與重大，時間又是太短，所以沒有議出什麼結果來。
現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見，簡簡單單的寫出來，請研究中國文學的諸位先生給我些教正。
（一）整理的範圍 文學的範圍極不易確定。如果我們說：「《詩經》是文學，《西遊記》是文學。」或是：「《日知錄》不是文學，《朱子語錄》不是文學。」那是誰也不會反對的。如果一進到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界，那末便不易十分確定了。譬如問：「王充《論衡》是不是文學？」「《北夢瑣言》、《世說新語》算不算文學？」或是：「《陸宣公奏議》、《賈子新書》是不是文學？」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學的性質懂得清楚，並且把這種書的價值與影響研究得詳詳細細，才能夠無疑的回答說：「這是文學。」或「這不是文學。」
欲確定中國文學的範圍，尤為不易。中國的書目，極為紛亂。有人以為集部都是文學書，其實不然，《離騷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謂「詩話」之類，尤為蕪雜。即在「別集」及「總集」中，如果嚴格講起來，所謂「奏疏」、所謂「論說」之類，夠得上稱為文學的，實在也很少。還有二程（程灝、程頤）集中多講性理之文，及盧文弨、段玉裁、桂馥、錢大昕諸人文集中多言漢學考證之文，這種文字，也是很難叫他做文學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說家。真正的小說如《水滸》、《西遊記》等倒沒有列進去，他裡邊所列的，卻反是那些惟中國特有的「叢談」、「雜記」、「雜識」之類的筆記。我們要把中國文學的範圍，確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現在憑我個人的臆斷，姑且把他分為九類如下：
（一）詩歌 這裡詩歌一字，所包括的頗廣。自四言的詩，五言、六言、七言的詩，以至樂府、詞、長歌、賦等等都包含在內。詞是從詩變化出來的。中國舊的分類雖與詩分開，其實性質是一樣，只不過音調不同而已。賦自《離騷》以後，作者繼出，而《離騷》實為後世詩人之祖，故賦也不能與詩分開。還有民間歌謠，也須附在這一類中。
（二）雜劇傳奇 元人雜劇及湯若望、李漁、蔣士銓諸人之作，都包括在內。董解元的《西廂記》，體例與王實甫不同，他這本書是預備給一個人唱演的，不是預備給許多人扮演的，後世彈詞與他極為相近，亦可附在此類。
（三）長篇小說 中國長篇小說極少，自宋元以後，始有作者。而所謂文人學士，對於這種書並不重視。所以除了《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鏡花緣》、《儒林外史》以及其他歷史小說如《開闢演義》、《東周列國志》、《秦漢演義》之類百餘種以外，長篇小說幾於絕無僅有。
（四）短篇小說 唐人的短篇小說，如《虬髯客傳》、《馬燕傳》、《柳毅傳》、《長恨歌傳》、《霍小玉傳》等，都是價值極高的。自唐以後，作者絕少。蒲留仙之《聊齋》與流行民間之《今古奇觀》，可以附在此類。
（五）筆記小說 此為中國所特有者。《四庫總目》所列子部小說家，幾皆為此類。而往往一書中，有許多篇是雜記掌故的，有許多篇是記奇聞的，還有許多是雜記經籍考證及音義的，不能把他們完全當為小說。
（六）史書傳記 長篇傳記，中國極少。至於史書，則《左傳》、《史記》、兩《漢書》、《三國志》之類，都是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他們的影響極大，後世言文者多稱左、馬。在文學史上，他們與《詩經》、《離騷》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論文 論文在中國文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諸子及賈誼、揚雄、王充、仲長統、韓愈、蘇軾、黃宗羲諸人所作的《論衡》、《昌言》、《明夷待訪錄》之類，一面與思想界極有關係，一面在文學上也各有相當的地位。
（八）文學批評 中國的文學批評，極不發達。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學誠之《文史通義》亦多新意。其餘如詩品、詩話、詞話及《唐詩記事》之類，大半都是不大合於文學批評的原則的。
（九）雜著 如書啟、奏議、詔令、贊、銘、碑文、祭文、遊記之類，皆歸於這一類。
以上九類，略可以把中國文學包括完盡。惟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界限極嚴而隱，有許多奏議、書啟是文學，有許多奏議、書啟便不能算是文學。所以要定中國文學的範圍，非靠研究者有極精確的文學不可。
（二）整理的方法 我們研究一種學問，不能受制於他人所預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樣的，我們也決不敢替別人定什麼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研究的趨向我想總要稍稍規定一下。因為這種研究的趨向，正如走路一樣，無論走到哪裡去，都是非經過這一個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學問都只信仰相傳的成說，並不自己考察。在達爾文以前，講生物原理的人，也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說，並不去研究生物進化之原理。到了培根、達爾文以後，則研究學問的自然而然的都趨向于歸納的研究與進化論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紀以前，西歐的批評文學家都以希臘的傳統的學說為惟一的批評的方針。莎士比亞的戲劇，因為不遵守亞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當時的人攻擊得很厲害。到十八世紀以後，文學的研究者便沒有人信仰這「三一律」，而另有他們自己的新趨向了。如果在現在的時候，而還有人拿「上帝創造說」來批評「進化論」，或拿「三一律」來做現在的戲劇的準繩，則這人是個「非愚則妄」的人了！所以我們站在現代而去整理中國文學，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傳襲的文學觀念的勇氣與
（二）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現在先就第一項略說一下：中國文學所以不能充分發達，便是吃了傳襲的文學觀念的虧。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學的毒，以文為載道之具，薄詞賦之類為「雕蟲小技」而不為。其他一部分的人，則自甘於做艷詞美句，以文學為一種憂時散悶閒時消遣的東西。一直到了現在，這兩種觀念還未完全消滅。便是古代許多很好的純文學，也被儒家解釋得死板板的，無一毫生氣。《詩經》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被漢儒解釋，便變成「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了。雖然朱熹能夠打破這種解釋，而仍把他加上儒家的桎梏，說什麼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喓喓草蟲，趯趯飛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一首詩明明是「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話）之意，漢儒卻把他當做「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之意，當做敘述婦人適人，未見其夫與既見其夫的心境變化之文，這真是大錯特錯了。第一段「未見君子」，解做「在途時」，還勉強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則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採薇。做什麼？下邊緊接著「未見君子」。「在途時」則更說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採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還有奇怪的！詩中「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明明是言未見其夫，故而悲痛，漢儒卻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果要是說女思相離的話，那末見夫前與見夫後總是一樣的相思，為什麼見了夫後，便「我心則夷」呢？這種曲解強釋，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禮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許有懷春之士，不許有思夫之婦，而非把他們拿來裝飾儒家「禮教」的門面不可。其實孔子選詩的本意，豈是每首都含有宣傳他的主義的意義在內麼？
《離騷》與其後的各種小說，也同樣的受了這種曲解的災禍。自《史記》有「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之言，為是後之注騷者，幾無一語不解為怨誹，無一語不解為思君。自朱熹作《通鑑綱目》貶曹魏，以三國正統予劉而不予曹，於是後之評《三國演義》者，幾無一處不以作者為貶曹操，為是寫曹操的奸惡的，無論曹操的一舉一動，都以為是奸謀，是惡行。評《紅樓夢》者竟有逐回斥責賈母為禍首的。評《西遊記》者，則有以此書為言醫藥之書，逐回都是談論醫理的。如此附會之處，幾於無書無之。中國人的儒教的文學觀因此養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說，開卷亦必說了許多大道理，無論書中內容如何。而其著書之旨，則必為「勸忠勸孝」。甚至著淫書者，開頭亦必說他著此書是為「勸書懲淫」。這種文學觀，是我們所必要打破的。還有一種無謂的文學正統的爭論，如言古文者鄙駢體為不足道，言駢體者亦斥古文為淡薄，言宋詩者遂唾棄別時代的一切作品以為不足學之類，我們都應一概打破。
文學貴獨創。前人之所以嘉惠後人者，惟無形中的風格的影響與潛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襲之作，絕無佳構。而中國文學則以仿古為高，學古為則。屈子有《離騷》，揚雄則作《反騷》。枚乘作《七發》，而《七啟》之屬，遂相繼而產生。言詩者不言此詩家之性質何在，獨哏哏然舉某詩似杜子美，某詩似黃山谷，一若學古人而似，即為詩人之最大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評者莫不以摹學左、孟、《史記》、昌黎為榮。這種奴性，真非從根本上推倒不可。
總之我們研究中國文學，非赤手空拳，從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無論研究一種作品，或是研究一時代的文學，都應另打基礎。就是有許多很好的議論，我們對他極表同情的，也是要費一番洗刷的工夫，把他從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證明、新的基礎。
說到這裡，必定有人要問我：「舊的既然要打破，那末新的呢？新的文學的觀念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項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說一說。
我們的新的文學研究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近世精神上面的」。
這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是怎樣的呢？B．G．Noulion在他的《文學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一書里說得很詳細。他以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學統一的觀察。（二）歸納的研究。（三）文學進化的觀念。
所謂文學的統一觀，便是承認文學是一個統一體，與一切科學哲學是一樣的，不能分國單獨研究或分時代單獨研究。因為古代的文學，與近代的文學是有密切的關係的。這一國的文學，與那一國的文學也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我們研究文學，應該以「文學」為單位，不應當以「國」或以「時代」為單位。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則不惟沒有世界的觀念，便連一國或一時代的統一研究，也還不曾著意。他們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個或幾個作家，用這種的文學統一觀，來代替他們片斷的個人研究，實是很必要的。
但是說來可憐，中國人便連這片斷的個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們所謂研究，便是做「年譜」與「注釋」，能夠對於一個作家的性格與作品，有一種明了的切實的批評的，實在是萬不得一！
「歸納的觀察」，是研究一切學問的初步。無論我們做個人的研究工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的中國文學的研究工夫也好，我們必須應用這「歸納的觀察法」，把作品與作家仔仔細細研究個公同的原則與特質出來。
所謂「進化的觀念」，便是把「進化論」應用到文學上來。許多人反對講「文學進化」，以為文學是感情的結晶，人類的感情，自太古至現代，並沒有什麼進化，所以荷馬的史詩，我們還是同樣的讚賞。如言進化，則荷馬之詩，必將與希臘的幼稚的科學知識同歸消滅了。其實這是不然的。「進化」二字，並不是作「後者必勝於前」的解釋，不過說明某事物一時期一時期的有機的演進或蛻變而已。所以說英國文學的進化，由莎士比亞而史格的，而丁尼生，並不是說丁尼生、莎士比亞一定好。這種觀念是極重要的。中國人都以為文學是不會變動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為後起之人的模範，所謂「學杜」、「學韓」，都是受這種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進化的觀念，文學上便不會再有這種固定的偶像出現。後起的文學，也決不會再受古代的傳襲的文學觀的支配了。
這種研究的趨向，是整理中國文學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萬不可不求其一致。至於各人要做什麼工作，則盡可以憑各人興趣與志向做去，不必別人代為預先計劃。不過據我的意見，中國文學的整理，現在剛在開始之時，立刻便要做全部文學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後再進為全體的研究，才能精密詳確。局部的研究，可分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個作家的研究。（三）一個時代的研究。（四）一個派別的研究。（五）一種體裁的研究。但這種局部研究，有時也要關涉全體的。如從事一個作家的研究，對於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是必須研究的。他的性質，他的作品風格，他的人生觀，都是要細細的觀察的。從事一個作品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研究他的風格與所抱含的思想外，至少還須知道他的作品的歷史與性格，及這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因為時間關係，這篇短文便如此的匆匆結束了。還有許多話，只好待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