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 · 第一章 一個時代中的三種集合F

夏目漱石 《文學論》
一個時代的人的集合意識,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即「模擬的意識」、「能才[1]的意識」、「天才的意識」。這裡所謂的「意識」,不用說當然是指「意識的焦點」,即F。而此種區分,是就內容的形質[2]而言,是從這三類意識之間的關係中產生出來的,並不是列舉內容的實質所得出的結果。「實質」依照時代的推移而推移,若不從某一時期加以考察,就無法加以說明。 (一) 模擬的意識,指的是自己的意識之焦點容易被他人所支配。所謂「被支配」,是指當你去「甲」就「乙」的時候,自然而然追隨他人,亦步亦趨。總之,在嗜好方面、主張方面、體驗方面,都模仿他人而行。模仿,對社會的構成,正如膠合劑一樣。假如社會缺乏相互的模仿,就仿佛萬有引力的失效使宇宙天體大亂一樣,社會便會四分五裂、瀕於瓦解。所以有學者說:社會即是模仿。人們喜歡模仿,才使學者做出這種總結。曼特伽扎[3]在其所著《臉型與表情》(Physiognomy and Expression)中寫道:「試在稠密的人群中喊道:著火啦,著火啦!或者再手舞足蹈地拚命奔跑。第一種情形是,多數的人將停步詢問其故。第二種情形是,人們會將忘掉自製,應聲而跑。動作較語言更具有機械性,由其機械性而生出模仿。如有人不信我的話,那就請他在陰晴未定時,站在大街上忽然撐開雨傘,或坐在公共馬車裡,把手插在褲袋中做掏錢付費狀,你就會發現接下來撐雨傘、掏錢者決不止一兩人。這不過是為機械性的習慣所控制,而對他人加以模仿而已。」(第84頁)曼特伽扎就人體動作所說的這段話,不用說也可適用於動作以外的複雜的思想。我以為人們之所以如此,是基於生存競爭的大法,假如在這一層面的模仿上處在社會水平線以下,那就會在社會上無以立足,而在日常的人事交往中遭受挫折。嬰兒的發育雖有賴於乳母餵養,但若使嬰兒缺乏模仿的能力,那也許會使其在不到髫發之齡便夭折吧。每日吃三頓飯,是模仿;入夜而眠,是模仿;起居有節,是模仿;進退有度,是模仿。路上避車,鬧事避馬,而不致毀傷髮膚,也是模仿。模仿便是如此的必要。生存於成人社會,而無不測之變,是因為其思想、行為、言論適合於那個社會。而小孩兒模仿大人,一般也是為了具備適當的資格以生存於社會。我們也是接受了模仿他人的自然之命令而出現於這個世界上。社會的存在,足以證明了這種模仿性是以怎樣的程度在人與人之間通行。 模仿是如此的必要,是形成人類社會並維繫之的根本要義。我們把生存上必需的模仿性,應用於其他方面,於是就產生了第二義的模仿。所謂「第二義的模仿」,是指本無必要,卻為好奇心驅使而模仿他人。例如小兒之模仿其父,奴婢之模仿其主婦。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是模仿病態的嗜好,而使世人瞠目結舌。像十九世紀初大逞其威的厭世文學的潮流就是。勃蘭兌斯[4]曾說:「發生於十九世紀初的厭世觀,就帶有一種病患的性質。而此病患,不是一個國家的某個人所有,而是一如中世紀傳播全歐那個宗教狂似的流行病。勒內[5]不過是罹患此病的天才的人物最早的例子而已。」如果有人說這不是模仿,那我就要回答道:普通的模仿,是有意的模仿;而此時的模仿,乃是受自然之命的模仿,是超出自我意志的不由自主的模仿。 模仿是為了消泯社會的差別,而使各人都趨於齊整狀態。在紛紜錯雜之上,添上統一的外觀,彼此互通,而使生甲乙無二致。因此,富於模仿意識的人,作為個人,不會成為他人的靶子,故而少有生存的風險,處境比較安全。富於模仿意識的社會,最能夠維持現狀。因為只是遵守歷來的習慣,把守父祖的遺業,傳承歷來的趣味嗜好,與左鄰右舍步調一致,好惡相同,故而秩序井然。富於模仿意識的人,在平時則構成了社會的大部分。因為是大部分,故在數量上最為強有力。不單是在數量上,多半在實力上也占優勢。然而,反之若以創造力(originality)的多寡為標準來看待這種模仿意識時,那它的勢力可就很貧弱了。一般而論,富於模仿意識的都被視為平凡、平庸,是因為他只是一味地模擬他人,只想與他人保持一致。從文學上說,這樣的人便是可有可無的詩人、小說家了。歌他人所歌,美他人所美;人說這是詩、這叫小說者,他就認為這是詩、是小說 —— 所謂「模擬[6]的綜合性的F」,意思就是如此。 (二) 然而,所謂「模擬」這個詞,需要先將模擬者和被模擬者對立起來,然後才能使用。關於模擬者F,已在上一段述其大意了。欲使模擬者成其為模擬者,就要給他提供作為目的的F。這種F,未必是從同時代人傳授來的,在意識的頂點中也不顯著,表現在習慣也好,表現在讀書上也罷,在一代人中,這類人並不是沒有出類拔萃、富有影響力的人物的。我不知道這種積極性的F何以名之,不過可以姑且稱之為「能才的F」,以方便論述。 關於這種F,要闡述其實質,正如開頭所說,是頗為困難的事情。因為它們也和我們一樣,一分鐘不停地始終推移著,而不滯留於一處。因此,欲了解其實質,便須劃出其發生作用的某一時期,在這個範圍內才能加以具體的說明。也就是說,雖是具體的,但因為只限於某一時期,而不能轉用於其他時期。而脫離時空二維空間的一般性議論,都不過是就其形質,所做的抽象說明而已。 我們的意識的特點,無論是一分鐘、一小時或一年,都從朦朧的「識末」開始,達到明晰的頂點,逐次又增加朦朧之度,自起點下降到識閾[7]。如此完成了一條波動曲線時,又反覆如上的過程,再顯出新的波動。只要生命繼續,社會存在一日,流動的曲線就一日而不停止。因此,F必定意味著推移(想像一下沒有活動的F,那我們不得不脫離記憶的觀念。只是因為不能停留於一個F而左顧右盼、前後連接,所以我們便和F合二為一了。甚至意識不到這就是合二為一)。要想看那個要推移的F時,我們至少不得不想像a、b、c是連續的三個F的狀態。現在假定一個時代的綜合意識(模擬的)在於b,那麼在其前面的a,便不過是在識閾的近旁存在一個渺冥的幽影罷了。同時,可以假定在其後面的c的狀態,將從識閾之下生起,暗中準備著要來奪取這個頂點。換言之,b此刻雖然占據著意識的焦點,但是它就像是驕橫的平家武士[8],早晚非讓大位於c,而不得不從焦點降下來。因此,b的傾向逐漸變成c,同時形成了意識的內容。此時,天下大眾的F,大都向同一方向移動,所以早一步行動的人,便能早一步達到大眾的目的地c;能早兩步的人,便早兩步達到大眾的目的地c。「能才」的F,一般是先大眾十步或二十步,達到大眾將到的下一個焦點,回頭來指揮大眾。落後的大眾不甘落後,又不能半途折回,而轉到別的焦點方向。一般說來,b具有非推移到c的位置不可的宿命,而不論是快是慢。正如一定要到達品川[9],無論是坐電車還是步行。非到品川不可,這是前提條件。如因為趕不上火車,便不去品川了,這就無視當初的前提了。因此,「能才」的意識波動,照例是每個波動都走在天下大眾之前。此波動與大眾不並行,雖然有時不免處心積慮地加以籌劃,但是多數時候受制於身心的因果。例如在講堂聽講義時,講義的題目、講述的巧拙、堂外的天氣、室內的空氣,都一樣影響學生,有時會使他們生起厭倦之意。這時候,厭倦雖是一般聽講者所必有的,至於厭倦發生得遲早,則是不能預知的。最初意識到厭倦並打呵欠的「能才」,並非是為了將「能才」發揮在打呵欠上,也沒有理由在這個事情上領先其他的聽講者,操縱厭倦情緒的波動,並把呵欠的意識明確置於焦點之中。同樣地,最後打了呵欠的人,也不一定是以庸才自甘的,他也未必因為連打呵欠都落後於人而感到羞恥吧?然而無奈機緣未熟,終不能悟得呵欠之意,故而最終免不了受嘲笑。 「能才」的F,在模擬的F必須到達的點上,先於「模擬」的F而到達,所以在數量上遠不如後者多,可是在逐漸吸收後者於自身這一點上,則較後者要占優勢。世間評價這種人物,說他們是見機行事者,或是審時度勢者。這些世俗評論中,似乎沒有區別偶然先行一步和有意走在前頭這兩種情形,更沒有意識到在這兩種情形中,前者為數較多。日俄戰爭時,有預知戰後工業將勃興,於是收購了很多股票,以致身家千萬者,顯然是具有這種F的人。商業上的事不僅要深思熟慮,還有甘冒很大的風險,故而與詩人作詩,文人作文大不相同。創作之士,立足於趣味之上。趣味不是思索,而只是時尚、流行和自我的結合,只是一樽芳醇釀於胸中,應機而吐醇香,而且多半是無意識的。若在內無所醞釀,則無論怎樣挖空心思、周密設計,試圖引領天下潮流走向,只因是隨理智之命而運筆,依人為設計而著句,而最終要歸於失敗,這是顯而易見的。「能才」的F之成功於文壇者,自古以來舉不勝舉。拜倫一大早在床上揉著睡眼,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名人。吉卜林[10]因寫印度的故事而得名,都屬此類(像那著名的瑪麗·科萊麗在文學界的影響,則與此大不相同。他之所以有很大影響,不過是具有一般的「集合的F」即「模擬的意識」而受讀者歡迎而已,因此讀者愈多,其作品便就越庸俗)。 (三) 第三種意識,可以名之曰「天才的F」。倘若要求對「天才的F」和「能才的F」加以根本的區別,恐怕任何人都是難以做到的。我只是將帶有以下形質的人統括起來,名之以「天才的F」(希望讀者不要拘泥於「能才」與「天才」的用語而徒增困惑)。 「能才的F」能為社會所歡迎,將成功之桂冠戴在頭上;反之,「天才的F」不但不能得到俗眾的讚賞,有時往往要和時代的風尚背道而馳,而不幸為社會所不容。所謂真言不入俗耳,所謂對牛彈琴,所謂馬耳東風,說的都是「天才的F」迥異乎俗眾。我們不得不再回到「焦點意識的波動」說,探討天才的F何以不見容於社會。 在上一節中已經說過,當停留於「模擬意識」的F,眼有一片黑暗時,在能才的腦里,已在預想將F發展到下一步的F′。當能才在預想F′之時,有人已經將F′作為焦點意識了,那麼這個人便是比能才先行一步,有了先見之明。假如有人不僅意識到F′,而且能預想下一步的F″,不僅是預想,並且是意識,更進而及於F′″。又不安於F′″,而及於F″″,最終達到Fn。這個人便是在多數民眾固定於F的時候,少數能才在預想F′的時候,已經越過了許多波動,而到達了Fn。Fn雖是F遲早必到的目的地,但在多數人的「現在之F」的判斷中,因其間隔太遠,在現在意識的周圍無論如何也看不到Fn的影子。因此,他們不但不能認可,而且還加以排斥。人們之所以有同類相聚的稟性,是因為在同類之中,將離自己最遠的加以疏遠、並予以驅逐了。「天才的F」遭受失敗和壓迫,將這一事實,放在「焦點意識」的理論中加以理解的時候,似乎可以把這作為一種理解的方法。依此我們可以總結出凡人和天才的如下差別:凡人和天才,是依照F在意識中的快慢而決定的;凡人和天才的距離,是F和Fn的間隔。F可以具有沿著自然之流,而自行到達Fn,故不能在其性質上決定兩者的差異。因而凡人和天才的差異,不在其所意識的內容的性質,是在其意識的先後快慢。但是先後,並非無關乎實質。嚴格說來,是從發生波動的時候(而不是其他時候),其意識的內容就有了差異。比方一個人的幼年和壯年時的差異。就這個人而言,兩個時期都是同一人,然而不經過一定的時間,幼年便不能達到壯年,所以兩個年齡段,從其所受不同時間的支配一點上看,是不同的;而如果對那少年出示一張照片,說他二十年後體態容貌非長成這樣不可,那麼少年肯定因其時間距離太遠,不但不會認可,反而要憎惡了,這就是凡人對天才的態度。 我們不認為這種解釋是不對的,然而不能以此為唯一的解釋。從「焦點意識」的原理看來,凡人和天才的差異,似乎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如果依照上一節的解釋,天才的意識流動與一般的推移,僅是其階段(stage)的差異。至於推移的過程與次序,不但絲毫不矛盾,並且是十分一致而不相違背的。然而我們既容許這種解釋,同時又相信想像的自由。 (甲) 在天才的「意識焦點」中,有一個為他人所不能發現的東西,可以稱之為「核」,為此焦點F的主腦。這個主腦,怎樣發現,又怎樣處於現在的狀態,這不是我們所要說的。我們所要說的,只是這個「核」的存在。假定「核」的存在之後,我們還要說:天才的F,也像常人一樣推移,形成不斷的波動。不過將此波動的一個起伏曲折,切取短短的一段,而考察其焦點時,我們常常要遇到特殊的現象。所謂「特殊的現象」,就是說,在任何焦點裡面,此「核」作為要素都保持其地位。於是,在從F移到F′,從F′變成F″,只為了一個「核」的存在,這些和常人無異的焦點,在任何焦點中,就都呈示異乎常人的奇觀。而此「核」,在數學上就是所謂的常數(onstant),於其量與質上,始終一貫地影響許多焦點,故而本來與他人一樣的焦點,也因為這個「核」不但隨時隨地產生異於他人的結果,並且還能將駁雜散漫的、變化不定的F統一起來。 以上所說的天才,因其放眼千里之遠,聆聽千里之外,故與凡人不同。而照現在這種解釋,則是因為天才是因其無論在何種地方、何種時候,都隨心所欲地用自己所特有的「核」去看、去聽,故而與凡人不同。因為這個「核」是常數,在流轉顛沛之時也不能離開他的意識,雖在反乎常見、背乎常識的時候,也義無反顧,於是「核」的影響也就有異於一般的F,而產生出自己特有的F了,而且還常常把它當作具有普遍性的F。於是他們有時便不免招流俗之怒,或遭人嘲笑,或者因其與某種神經病症狀相似,而不幸被視為病態。自古以來,龐大的體系常常是集零碎的事實而成。普通人的意識,都為紛繁的現象變化所左右,而在變化無定的生計中耗費生命,無非是為世相所蔽,在浮世中沉浮流轉而已。所面對的每一天都是千頭萬緒,而在千頭萬緒中渾渾噩噩。那街頭絡繹不絕的人流,也終究無異於映照車馬行人的鏡中光景。唯有拈住這個「核」而始終不動者,是應此「核」之形,隨此「核」之質,聚攏那浮游不停的塵埃,或為一元之會,或為二元之會,或為萬物有靈之會,或為物質不滅之會,或為樂天之會,或為悲觀之會。當此會貫穿天地、橫斷人生時,耳目所觸者,便和常人無所不同,所意識者,則迥然異乎常人。有以方形為「核」的人,他們把升斗看作方形者,把以硯看作方形,並且把圓盆看作方形,把月亮看作方形,把日頭看作方形,不一而足。這是因為他們的解釋,悉為方形的「核」所支配的緣故;因為他們不管什麼事物,都從方形出發加以看待的緣故。他們也把圓形作為方形之變形,把三角形看作四角缺一邊者,把菱形看作角度傾斜之角。這樣一來,天下就沒有什麼不是方形構成的。也有以「三」為「核」的人,據他們說,天、地、人三者合而成「三體」;現在、過去,未來合為「三世」;日余夜、歲余冬、時余雨而成「三餘」。不但如此,一是從三減二而來,四是一加於三而來。這樣地,宇宙無一不是由「三」構成的。孝子看到飯食便想到送給父母吃,是因其「核」存於親;乞丐見到好吃的便想偷錢,因其「核」在於錢。福斯塔夫以滑稽之「核」橫斷天地,堂吉訶德以騎士之「核」縱貫一生,達爾文以進化之「核」看鳥獸、看妻子、看天子。與謝蕪村[11]以俳句之「核」看日月、看星辰,看奴婢,又看王侯。他們每次的意識活動,都以其「核」為主腦。因此,意識起於一波,滅於一波,而其內容又與凡人無所異,只因始終受此「核」之影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為有這一特色,所以常人覺得威嚴之處,他卻覺得可笑;常人所尊敬的,他卻予以輕侮;常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他卻認為可以理解。所以,天才之所以有著和世俗不相容的意識,似乎都可以假定是因為有這種「核」的存在。 (乙) 現在再回到「意識焦點」之辯,加以第三條說明如下:常人的意識,依從支配常人的原理,由F推移而F′,由F′而F″,而無止境;天才的意識,不依從支配常人的原理,自F推移而A,自A而B,而無止境。要對此加以解釋,有一個便利的辦法,就是先假定天才和常人都有一個共通的F處於波動的頂點,而分別朝不同方向行進。 常人的意識,在一定時間裡停滯於F之後,而移向F′之時,有人的意識有時卻不肯和常人一同推遷,在此滯留的時間超乎尋常,別無他顧。何以有如此的快慢之差,現在不必討論。想來,他人慾移動而唯獨我堅持不移動(不是故意堅持,而是受自然之命),不能不說這表明此刻的焦點F在此人身上是比較強烈的。強烈地意識到的F,專心致志,對其他的刺激無動於衷,在一般情況下,並不是要等到這強烈的F降到「識末」,並不是步他人之後塵,而是不惜姍姍來遲地走向F′。為什麼呢?因為F越是強烈,他便越有可能在這個F上,見他人所不能見,聽他人所不能聽,感他人所不能感,想他人所不能想。當這個人有機會將F移向他處時,也不是普通人常常移往的F′,反而是與此大異其趣的A。而A正是強烈地意識到F的結果,並表現在下一次的波動上。只要沒有特別的原因,就可以斷定它不是來自F的外部,而是發現於F之中。若是發現於F之中,那自然就不是與F無關,而是F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在上次的波動中,並沒有被明確地意識到。可以把這看成是F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F的屬性,或者看作是F的屬性與屬性之間的關係。 如上文所說,常人的意識是自F而F′,可是這種人卻不然,而是自F而A。而對A的性質我們也已經做了說明。可以看出,在上述的關係上,當A的意識再赴B,B的意識再赴C時,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人的「意識焦點」的連續和常人的「意識焦點」的連續,只是在這個F上是共同的,而每經一次波動,便多一次分歧。常人的意識,可以說是平面地離開F,而這個人的意識,可以說是立體地離開F。所謂平面的,是指不固執於F,故而隨應外界的機緣而隨時不厭散漫地朝著外部延長波動;所謂立體的,是指因為固執於F,故在於F的內面發現新焦點,又在其新焦點內發現新焦點,從而貫穿F,向深層切入波動。 在兩種波動延長中,我們可以發現,前者多存在於所謂非專業的外行人中,而後者多存在於專業的人士、藝術家,專家學者中。而這種波動的延長若超過某種程度,在某專業領域中任其發展時,進一步說,僅在F的內面擴大波動,而絕不求焦點於外部時,他們膠著於狹隘而深奧、綿密而周到的知識與情緒中,對於其他的人情世事,完全不以為意時,我們就可以想像這是一個畸形的而且是天才式的人物了。這個人物,因為是天才的畸形兒,所以不諳世間之習慣,不從流俗之禮法,有時甚至連普遍一般的道德心也缺乏,因而難免不受社會大眾的排擠。 有些高級專家學者,竟沒有可以令人尊敬的性情。有些著名藝術家,竟絲毫不重德行。那些人都是作為畸形的天才而生於此世的。他們不惜做畸形兒,在內部擴充其F,故在其專門的學科或技術領域中,千百倍地敏銳於普通人。有人說,提香[12]在尋常人看出一色的地方,可以鑑別出百色,這就叫專修之功,也是最有榮譽的一個例子。若在某專門方面一無可取,只是有天才,那麼不單是不名譽的天才,並且還以醜陋的畸形兒而臭名遠揚。如一些實業家,是專門牟利的天才,還有偷盜的天才、騙人的天才,濫用財力或濫用權力、恃強凌弱的天才。這就叫做有害無益的天才。有害無益的天才,沒有可以抵償的功德。這些危害社會的天才,還有其他值得尊敬的天才,都兼有畸形兒的毛病。所以應像對狂犬那樣,撲殺之,投諸坑內,這是全社會的責任。 我根據「焦點意識」說,對於看上去像是不可思議的天才之F,做出了三方面的說明。三方面之間,應以何者為恰當的解釋,或三方面可以共存否,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的解釋不超出這三個方面,所以關於天才的說明,就到此結束了。 模擬的意識、能才的意識天才的意識,是適用於一個時代三種人物類型的層次區分。但是這種區分,只是為了說明的方便,當征之實際的時候,當然就會發現人們是不會局限於我們所截然劃分的範圍內,而不越雷池之一步的。「模擬」和「能才」之間,可以舉出兩者兼有的例子;而「能才」與「天才」之間,也可以舉出兩者相混的例子。這樣地不斷分化、組合、衍生,一層一層將劃分的領域縮小,而這三種意識,便最終失去了沒明確的界限,一如墨暈染白紙,黑白界限不清,甲流而入乙,乙融入丙。而文學家作為社會階層之一,他們也擁有意識的這一特性,而明顯地介乎這三種意識之間。(諸君如欲知F的發育過程,可參考鮑德溫的《心理發展中的社會和倫理詮釋》(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欲就實例窺知天才之風貌,可以翻閱龍勃羅梭的《天才》(The Men of Genius),和古斯塔夫·勒龐[13]的《社會主義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其觀點通俗而無深奧之處,但便於了解綜合的人心之活動狀態,故值得一閱。) 最後,對這三種意識,作一個總體的概括。 (一) 「模擬的意識」,在數量上最占優勢。因而從社會利害關係上說,是最安全的。而至於其獨創的價值,則完全不存在,無聲無息,與草木共生共滅。 (二) 「能才的意識」,在數量上原不如模擬的意識多,然而他有其特色,因為能預想「模擬的意識」的目的地,可以作為一輪波動的先驅者,故而大多是社會的寵兒。自從利害上來說,固然是安全的。但從其特色上看,與其說在於獨創,不如說在於機敏。機敏不過是一個反應快慢的問題,所以除了快慢之外,不能對社會產生影響。若用通俗的詞彙以品評這種人,「才子」二字大概較為適當。世人常常誤認「才子」是「天才」,這是由於為他一時的成功所眩惑,而不了解其實質。 (三) 「天才的意識」,在數量上遠不及前兩者,而且因其特色是突兀,所以招致的危險也多。在很多情況下,尚未達到成熟期的時候,就被俗物們給扼殺了(而且那些俗物,卻又自稱是天才的謳歌者。這些俗物一邊稱頌著歷史上的天才,一邊卻問道:為什麼天才不出現於今天?為什麼不出現於現世?卻把生活中的天才人物加以踐踏而不自覺。此乃俗物之所以為俗物是也)。然而天才的意識,無論如何都是非常強烈的,所以除了和世俗衝突而夭折的外,都是非將自己的想法加以實現否則便不肯罷休。從這一點看來,天才是最為愚頑的人。若其想法得以實現,其獨創價值為社會所承認,那麼先前的愚頑便一變而成為偉大的人格,愚頑的腦袋便赫赫發光了。然而他自己,不問其偉大還是愚頑,都不過是為自己強烈的意識所支配而付諸實施而已。故你若想阻撓天才實現自己,那就不要忠告他,不要反對他,不要嘲罵他,不要徒費這些無用之功。你可以出其不意,捕而殺之。正如你如果厭惡日蓮[14],便可將日蓮殺掉;若厭惡耶穌,便將耶穌釘在十字架,此乃最上策。你看那困於陳蔡之野的孔子,終於不棄其道;那被開除學籍的雪萊,終不能放棄其無神論。倘若讓他們隨著流俗的標準而進退,哪裡還有什麼天才呢? * * * [1]能才(のうさい),日語詞,意即有才能、有才能者。 [2]形質(けいしつ),日語詞,「實質」的對義詞。意即形式之性質,外形特徵。 [3]保羅·曼特伽扎(Paolo Mantegazza, 1831—1910),義大利神經學家、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虛構作家。 [4]格奧爾格·勃蘭兌斯(George Brandes, 1842—1927),丹麥文學評論家,代表作有《19世紀文學主流》。 [5]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國作家、政治家、歷史學家。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代表作有《阿塔拉》、《墓畔回憶錄》等。 [6]此處由上文的「模仿」轉用「模擬」一詞,下文的「模擬」與「模仿」意思大致相同。—— 譯者注 [7]識閾,心理學概念,指意識作用發生和消失的界限。 [8]平家武士:中世紀武士集團,因驕橫跋扈而被消滅。 [9]品川,地名,東京都三區之一。 [10]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其作品多表現英帝國的擴張精神,代表作有《吉姆爺》、《叢林故事》等。 [11]與謝蕪村(1715—1783),江戶時代著名俳人、畫家、作家。 [12]提香(Titian, 1488—1576),義大利畫家,擅長肖像畫、宗教和神話題材畫,代表作有《聖母升天》、《烏爾賓諾的維納斯》等。 [13]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代表作有《烏合之眾》。 [14]日蓮(1222—1282),日本鎌倉時代僧人,日蓮宗的開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