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政治對文學的正確和錯誤應用

《政治對文學的正確和錯誤應用》（「Right and Wrong Political Uses of Literature」）是1976年2月25日卡爾維諾在由阿默斯特學院（馬薩諸塞州）歐洲研究項目組織的關於歐洲政治的座談會上做的發言（直接用英語撰寫而成）。發言的英語和義大利語版本此前均未出版。 在收到貴方座談會的發言邀請時，我的第一個想法，同時也是此類情況下習慣性的想法，就是試圖回想是否最近某篇關於文學和政治的文章，或者眾多關於這個主題的討論中的某個發言，可以給你們讀一讀。然後，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寫過任何成熟的東西：很多年來，我都沒有針對這個主題寫過或者說過什麼。 再想想，這件事情非常奇怪。在我青年時代的那些年，也就是從1945年開始，到整個50年代甚至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正是作家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可以說，任何討論都圍繞著這一點展開。我這一代人，可以被定義為同時開始涉足文學和政治的一代。 最近幾年，我經常關心政治上的事情正在如何發展，文學上的事情進展又如何。然而，當我想到政治，我僅僅會考慮政治；當我想到文學，也僅僅會考慮文學。今天，當要同時面對這兩個問題的時候，我會產生兩個範疇彼此分離的感覺，而且，兩種都是空虛感：一個我能夠相信的空洞的政治設想和一個我也能夠相信的空洞的文學設想。 不過，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我意識到，青年時代羈絆我們的那個關於政治和文學關係的結，時至今日尚未解開。它的剩餘部分儘管松垮和磨損，卻仍舊影響著我們前進的腳步。 20世紀6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深刻地改變了很多我們曾經打過交道的概念，儘管我們仍然在用以前的名字稱呼它們。這一切對於我們社會的未來會產生怎樣根本性的影響，我們仍不得而知。不過我們明白，一場思想上的革命，一個知識層面的轉折已經發生。假如我們需要為這個過程下一個概括性的定義，可以說，把人作為歷史主體的想法已經過時了，將人拉下寶座的對立者，還應該被稱作人，不過那是一個與之前完全不同的人。這意味著在整個星球上以指數形式增長的「數量眾多」的人類；意味著大都市的爆炸，社會和經濟的無法管理，不論它們屬於怎樣的體制；意味著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歐洲中心論；也意味著所有被排斥、壓迫、遺忘和沉默的人們提出的，獲得所有權利的要求。我們用來對世界下定義、分類和規劃的所有參照、種類、對立面，都遭到了質疑。不僅僅是那些與歷史價值緊密相關的因素，還包括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好像穩定的因素（理性與神話、工作與生存、男性與女性），甚至是意義相反的基本詞彙（肯定與否定、上與下、主體與客體）。 在最近的幾年，我在政治和文學方面所關心的，是它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思想變化強加給它們的任務。 我認為，或許首先要更好地定義義大利文學這個微型世界內部的形勢，才能解釋60年代為我們帶來的新東西。 在50年代，義大利文學（尤其是小說）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夠表現當代義大利的倫理和社會意識。在60年代，這個奢望從兩個方面遭到了攻擊。在文學形式上，或者確切地說不僅是形式上的，還包括認識論和末世學的角度，新先鋒對敘事文學展開了進攻和抗議，指責它多愁善感、過時、進行虛偽的安慰；只有通過語言、空間和時間上的決裂，敘事文學才能夠對當代社會進行反映，並消除它的種種幻想。 同時，在具有政治傾向的評論界這條陣線上，評論家中最極端的一派，對具有政治和社會立場的文學所奢望的典型性發起了進攻和破壞，指責它是民粹主義。[125]在這條陣線上，先鋒派，或者無論如何可以稱作否定文學，同樣在為他們的復仇做準備。這裡所指的是那種並不奢望進行積極的教育，而僅僅是作為我們所處境況的一個信號的文學態度。 我們還需要考慮與這兩條陣線同時存在的第三條進攻陣線，它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那就是義大利文學的文化背景也正在進行完全的更新：語言學、信息理論、大眾社會學、人種學和人類學、對於神話的結構研究、符號學、通過新方式使用的分析心理學、通過新方式使用的馬克思主義，所有這些都成為慣用的工具，可以拆卸文學物件，把它分解為最基本的元素。 我認為，在那個時刻，文學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希望。在它的領域內，在戰後論辯中，那些沉重而模稜兩可的重大問題已被肅清。對於文學作品的分解，可以開啟一條新評價和新結構化的道路。結果是什麼呢？什麼結果也沒有，或者說恰恰與可以期待的結果相反。其中的原因，既來自文學運動的內部，也來自它的外部。 1968年學生運動中新的政治激進主義，在義大利表現為一種對文學的拒絕。他們的建議並非是「否定文學」，而是對於文學的否定。文學主要被指責為浪費時間，而與之相反的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則是行動。對於行動的崇拜，首先是文學的一個古老的靈感源泉，然而對於這一點的理解（或者正在理解）非常緩慢。 我想說，這種態度並非是完全錯誤的：它意味著拒絕一種所謂社會性的平庸文學，拒絕接受賦予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的一種錯誤形象。如此，就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而不是通過任何對於文學的傳統而錯誤的崇拜，去接近對於文學之社會功能的正確評價。 不過，這也曾經（在這裡，我用的是過去式，是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標誌著自我限制、視野的局限和沒有能力看到事物的複雜性。 當政治家和政客對文學過於感興趣，這就是不祥之兆（主要是對於文學，這是個不祥之兆），因為這將是文學處境最為危險的狀況。不過，假如他們不願意聽人談到文學，那同樣是不祥之兆。這種情況不僅會發生在更加傳統和麻木的資產階級政治人物身上，也會發生在那些具有意識形態特色的革命者身上。後面這個不祥之兆主要是對於政治家而言，他們會對於任何可能對其語言的確定性造成疑問的語言的使用表現出恐懼。 無論如何，文學和政治上的兩種新先鋒派的相遇並沒有發生。先鋒派文學自感失去了他們期待的潛在的讀者儲備。50年代已經失敗的作家恢復了原來的地位。文學不能留有空閒的位置：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這些位置會被蹩腳的作家占領；而最好的時候，占據這些位置的會是傳統型作家。 最近幾年，所有將問題過於簡單化的政治態度都遭到了失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複雜性，儘管沒有人能夠奢望從口袋裡掏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當今的義大利，一方面，我們的機構狀況不斷惡化和腐敗；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一種集體的成熟和對自治之路的探索。 在這種形勢下，文學的位置到底在哪裡？我要說，文學領域的形勢並不比政治領域更有秩序。義大利小說，尤其當它涉及政治和近期歷史的時候，在國內擁有廣泛的讀者群；並且，文學創作不再遵循三十年前的說教形式，而是採用提出問題的方式。另外，作家還面臨著媒體的壓力，促使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參加電視裡的圓桌討論，針對所有他可能明白或者不明白的事情闡述觀點。作家或許可以在能夠理解的政治討論中，占據一個閒置的空間。這個使命看上去輕而易舉（僅僅闡述一些普遍性的觀點，而沒有任何實際的責任，這樣做太容易了），然而，它應該是作家肩負的使命中最為艱難的一項。政治語言越是變得抽象和令人厭煩，我們就越是能夠感覺到需要一種不同的更加個人化的和直接的語言，儘管這種需要並沒有被表達出來。這種語言也更具挑釁性。在當今的義大利，挑釁是最需要的公共功能。帕索里尼的生命、死亡，以及死亡之後造成的影響，使作家的角色被確定為挑釁者。 這一切當中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我們要求作家在一切都以非人性的形式存在的世界裡，保證被稱作人性的討論能夠存活下去，還要安慰我們，因為任何其他的討論和關係都已經失去了人性。可是人性意味著什麼？通常情況下，它意味著情緒化的、感情的、天真的和不嚴肅的東西。很少有人相信文學具有嚴肅性。其實文學的嚴肅性，超越了如今統治世界那些語言虛假的嚴肅性，而且與之形成對立。 今年，諾貝爾獎授予埃烏傑尼奧·蒙塔萊。但是，如今很少有人記得，他的詩歌所具有的力量就是低聲細語。他的詩歌作品，從來沒有任何形式的強調，而是使用謙卑和懷疑的腔調。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詩人才得以使很多人傾聽他的聲音，而且對三代讀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學正是用這種方法開闢它的道路：假如文學的「效率」和「力量」存在的話，那麼它們就會是這樣的。 然而在當今社會，假如作家希望被傾聽，也希望他們提出的想法能在公眾中產生影響，並將他們每個自發的反應極端化，那麼就要提高嗓門。然而，即使是最為聳人聽聞和爆炸性的觀點，讀者也會充耳不聞：一切仿佛如同風聲，都不存在。評論界最多像是對待淘氣的孩子那樣，搖一搖頭。所有人都知道，文字僅僅是文字，不會對周圍世界造成任何影響，也不會對作家或者讀者造成任何危險。在汪洋大海般的印刷品或者口頭傳播的文字中，詩人或者作家的文字消失殆盡。 這是文學力量的悖論：好像文學只有在受到迫害的地方，才會表現出它真正的力量，並且向權威挑戰。在我們這個寬容的社會和普遍性的文字泛濫當中，文學覺得自己只是被用來製造某種令人愉快的反差。（儘管如此，難道我們瘋癲到要為此而抱怨嗎？但願上天也希望專斷勢力能夠理解，要想清除書面語言的危險，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得一文不值！） 首先我們要記得，假如作家受到迫害，也就意味著不僅僅是文學受到迫害，很多其他類型的討論和思想（首先是政治思想）也會受到禁止。在那些國家，敘事文學、詩歌和文學評論，特別是在政治上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分量，因為這些形式給予了所有無聲的人話語權。我們生活在可以自由地進行文學創作的條件下，明白這種自由意味著一個社會處於運動當中，很多事情都在發生改變（變好或者變壞，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問題還是在於文學傳遞的訊息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訊息與創造一個接受訊息的社會的可能性之間的關係。真正重要的是這種關係，而不是文學與政治當權者之間的關係。如今，統治者不能說已經將對於社會的領導權掌握在手中，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所進行的，民主還是專制的統治，都不能這樣說。文學是一個社會自我意識的工具之一。當然，它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最根本的工具，因為文學的淵源與很多類型的知識、準則，以及各種評論思想的形式的淵源彼此相連。 總之，我相信，針對文學對政治的有用性，存在兩種錯誤的看法。 一種是奢望文學能夠闡明政治已經獲得的真理，也就是相信所有政治價值的總和是首先產生的，文學只需要與它們相適應。這種觀點隱含著一個可能會帶來災難的想法，那就是文學是某種裝飾和多餘的東西，政治卻是某種固定和自信的東西。我覺得，只有糟糕的文學，或者糟糕的政治，才會想到類似的政治教育功能。 另外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為，文學是由各種永恆的人類情感拼湊而成，如同政治傾向於忘記但又需要不時記起的一種人類語言的真理。從表面上看，這種想法給文學留下了更多的空間，實際上卻是賦予它一種使命，也就是對已知事物進行確認；又或者僅僅是進行天真而初級的挑釁，包含著青年人的快樂所具有的那種新鮮與自發性。在這個概念背後，是對於文學需要維護的一系列既定價值的想法，存在著一個傳統而一成不變的想法，那就是文學是特定真理的保管員。假如文學接受了這個角色，就會將自身的功能局限於安慰、維護、倒退。而在我看來，這種功能更多是有害而非有利的。 這就意味著政治對文學的任何使用都是錯誤的嗎？我認為不是。就像存在兩種錯誤的看法一樣，還存在著兩種正確的看法。 對於政治來說，文學的必要性首先在於給予無聲者一種聲音，賦予無名者一個名字，尤其是對於政治語言排斥或者試圖排斥的那些東西。我所指的，是外在和內在世界的各種特徵、形勢和語言，是受到個人和社會壓抑的傾向。文學就如同是一隻能夠聽到政治所能理解的語言以外聲音的耳朵；如同一雙能夠看到政治所能覺察的色階以外顏色的眼睛。正因為作家是在孤獨的狀況下工作，才能探索任何人都不曾探索的地域，無論是自己的內心世界，還是外部的世界；還能發現早晚會成為集體意識的重要研究領域的東西。 這還僅僅是文學的一個非常間接的，並非有意，而是偶然的功能。作家遵循著自己的道路，同時，偶然現象或者社會與心理的確定因素，也會帶領他發現某些有可能對政治和社會行為具有重要性的東西。政治和社會觀察者的任務，就在於不能讓任何偶然的事件發生，要將自己的方法應用於文學實踐當中，以免忽視任何事情。 不過，我認為文學還有另外一種影響。我不知道它是否更加直接，但是它一定更能代表文學的意願，那就是制定語言、觀點、想像、腦力勞動，以及事實之間關係模式的能力，總之，是創造（我所說的創造就是組織和選擇）那種類型的價值模式。同時，它們又是美學和倫理學方面的價值模式，是每個行動規劃，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的關鍵性價值模式。 所以，在排除了文學的政治教育功能之後，我還要重申，我相信存在著一種通過文學來進行的教育，一種只有通過困難的和間接的方式，只有當其中隱含著為實現文學嚴肅性而做出的艱苦努力，才能達成其效果的教育類型。 文學達到的任何結果，只要是嚴肅的，那麼對於任何實踐活動，對於旨在建立一種如此堅固和複雜，甚至能夠包含無序世界的精神秩序的人，對於想要創造一種如此微妙和堅韌的方法，甚至可以認為是方法的缺失的人來說，這種結果就可以被認為是一套活動綱領。 我已經講了兩種正確使用文學的方法，但是，現在我要明確地指出第三種方法，它與文學那種以批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方法相關。假如說文學曾經被看作一面反映社會的鏡子，或者直接表達情感的方式，如今我們已經無法忘記，書籍是由詞語、符號，以及創作方法構成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書籍所傳遞的東西，有時候連作者本身也沒有意識到，因為有的時候，書籍真正講述的與本來決定要講述的東西，可能會有所不同。在每本書中，都有一部分是作者的創作，還有一部分是匿名和集體創作的結果。 這種意識不僅僅影響到文學，也會有助於政治，令它發現自己有多大一部分僅僅是文字的結構，是神話和文學的類型。像文學一樣，政治首先應該了解自己和懷疑自己。 我要說的最後一點是，假如今天沒有人能夠自認為是無辜的，假如在每個人所做或者所說的任何事情當中，我們都能夠發現一個秘密的原因：作為白人，作為男性，作為享受既得利益的人，屬於某種特定經濟體系的人，或者是遭受某種神經官能症情結折磨的人，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而背負某種普遍的負罪感，或者持有某種普遍性的指責態度。 當我們覺察到自己的疾病或者秘密動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將它們置於危機當中。重要的是，我們要接受這些動機，學會在它們的危機中生活。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變得與自己不同，也就是說，這是唯一能夠創造新的存在方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