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考古學家的目光

1972年完成。未出版。本文是為與賈尼·契拉提、圭多·內里（Guido Neri）、卡爾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以及其他朋友共同設計卻從未出版的雜誌撰寫的一篇綱領性文章。這篇文章是準備交付公眾討論的材料中的一份，這些材料中有一部分代表我們一致的想法，另一部分是我個人的觀點。 一段時間來，我們已經發覺：人類用來堆積材料（機械裝置、機器、商品、市場、機構、文件、史詩、標誌、物景照片、繪畫作品、技能與手藝、百科全書、宇宙學、語法、一篇文章的主題與修辭、親屬之間和部落中和公司里的關係、神話與儀式、操作模式）的這個倉庫，我們已經無法保證它的有條不紊。在最近的四百年里，我們為了把每樣東西安置在一個地方，並讓每樣東西都待在它的位置上（把留在倉庫外面的東西另外存放）所採用的那些方法，被不斷校正和更新，而且可以將這些方法統一為一個普遍的方法論，那就是歷史，也就是對一個確定的主語（人類）的選擇，這個主語每次又是由它的謂語來定義的。在那些方法中間，出現了太多裂縫和漏洞，已經無法奢望它們繼續作為一個統一體，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與那個所謂的主語進行對抗並破壞了這些方法的，仍然是人類。只不過與想像中的樣子相比，他發生了很大改變：他就是這個星球上數量龐大而且種群迅猛增長的人類；他意味著大都市的爆炸，是經濟和意識形態中的歐洲中心論的結束；他是被排除的、被忽略的、沉默的人，他拒絕接受建立在對一些角色的排斥、忘卻和消除基礎之上的歷史。所有曾經用來對世界進行想像、分級和設計的參數、等級和對立，都受到質疑。這其中不僅僅有那些與歷史價值歸屬最相關的東西，包括理智與神秘、工作與存在、男人與女人，還有在根本上更加對立的概念，包括肯定與否定、高與低、生物與東西。 我們不滿於這個越來越無法居住的世界，並相信改變世界的工具和理解它的方法是緊密相連的。因此，任何能夠對某種東西進行重新思考的機會，都令我們感到振奮。假如不對某些被認定為終點，而且確信已經被征服和具有可靠性的東西進行新的審視，我們就無法前進。但是，我有一個忠告：以退為進是一回事，將後退的方法神秘化（或者當作一種思想體系）則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在我們對進步為何物並非如此確定的時候，後退也還是意味著一個確定的危險（實驗）。 要想在這種危險面前保護自己，首先就要禁止再給記錄新發現的清單加上重新界定的「人類」這個標題，因為他的未來與人類中心學的未來一樣，始終是有局限性的。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嘗試著永遠站在外界、客體、結構、語言的一邊，試圖獲得考古學家和古文書學家那樣的目光，無論是針對過去還是現在。這個「現在」就如同分布著不完整和分類錯誤的人類產品的斷層：金屬工業、巨石建築、原始的維納斯雕像、大屠殺的遺骨，還有偶像。 在發掘當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不明用途的工具、彼此並不吻合的陶瓷碎片，以及沒有想到會在那裡發現的其他時期的礦層。他的任務是對這些工具逐塊進行描述，尤其是那些無法確定屬於哪個歷史時期和哪種用途的工具，還有那些無法重新建構起它們之間的連續性並將它們組成一個整體的工具。這項工作，或許他們以後才能做到。或許我們之後會明白，並非出於這些客體外在的原因，而僅僅是因為這樣的一些東西，位於這樣的一個地點，就已經說明了需要說明的一切。 與此相似，我們希望自己的任務更多的是進行展示和描述，而非說明。假如我們過分急於做出解釋，那麼，我們的起點又會成為一個連終點都不是的東西，也就是我們自己，這是一種既自誇又令人失望的目的論。另一方面，儘管作為參照的那個主體是未知的，我們也不應該因為事物無法解釋而感到高興，目的論也是一樣。與此相反，拒絕把今天生活在這裡的我們作為對事情的解釋，最終會迫使那些事情對今天生活在這裡的我們做出解釋（這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每個靠近的過程都要包含那個更遠的點，不過，彼此對立的兩極總會相遇）。 如此，我們對自身做出定義時需要明白的另外一點，也得到了澄清。針對揭示了語言系統內部關係、符號系統內部關係，或者人際關係系統內部關係的那個流派（或者一系列的流派），很多人要求將這些關係沿著歷史的縱向軸迅速匯集起來。然而在我們看來，在這種知識當中，更加讓我們好奇和糾結的是它在水平方向上的拓展，也就是有傾向性地了解所有表現和交流方式，使人類繼而是生物的組織者最早的活動準則普遍化和體系化。隨後，就是各種選擇機制和根本性對立的普遍化和體系化，通過這些對立，材料可以發生變化，並與自身構成交流。 所謂結構性或者符號學的方法，越是不再自詡為「哲學」和「文學」，而是保持代數學的冷漠，對我們就越是具有價值（只有在這種方法的視野以外，那些哲學或者藝術的選擇，也就是我們每個人預見性的動機，才有可能任性地幻想自身的實現：迫使偶然性接受意義的那些規則，能夠使我們獲得自由的監獄地圖，或者更進一步，獲得現存事物的普遍法則，也就是畢達哥拉斯理論中的世界起源）。 正是因為我們尊重這種方法最為嚴格的形成過程（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將它應用在自己特定的工作當中），才要在這裡建立一個不同的研究空間，以便拉開與它的距離。接著，首先要接近它的，是這些我們最在意的內容：客體的提煉和意義上的疏遠。我們真正的任務發生在一種方法的採用之前，或者其後，也就是為它提供原材料，或者為它的作坊提供半成品。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文學是一個能量場，它支撐和推動著表面看上去彼此遙遠或者不相干的各種學科內研究和操作的相遇和對立。這就是作為包含了一系列意義和形式的空間的文學，而這些意義和形式的價值又不僅限於文學。我們相信，文學的理論也可以參考一種行為的理論，甚至是自我創造的理論。 這一點，以及對於如今很多所說與所寫的東西普遍性的無法容忍，使我們走到了一起。只有走上合作的道路，才能知道我們合作的道路到底有哪些。 假如新的文學計劃或者新的藍圖能夠誕生的話，它不會是我們的創造行為本身，而僅僅是我們共同完成的一項工作的成果，是彼此視野的拓展。如今，我們不能再對沒有發生過、很少發生，而且效果不好的事情進行抱怨，而是更願意避免它們的發生。我們所關心的並非這件事，而是讓文學獲得意義的那個背景，而且，我們正是要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