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極端主義

刊登於《新話題》雜誌新系列，1973年1—2月，第31期，是去年我對各家雜誌主編［阿爾貝托·莫拉維亞、P.P.帕索里尼、恩佐·西奇利亞諾（Enzo Siciliano）］提出的《關於極端主義的八個問題》的回答。那次調查的開篇是帕索里尼的一篇序言，總共有十九位文化和政治界人士回答了這些問題。 一、你們認為極端主義是什麼？是右派的？還是左派的？ 「極端主義」是一個我不願意使用的詞，因為它並不確切，既不能用於表達看法，也不能幫人做出判斷。通常情況下，這個詞被賦予一種否定的內涵。而且，鑒於我的秉性（我認為自己的秉性就是人們所說的那種「反對任何極端主義」）、最初受到的政治教育（是在共產黨內完成的，他們認為極端主義是一種偏離），也鑒於最近幾年很多次發泄極端情緒的機會到來之時，我都沉默地躲在一邊，我對於極端主義的想法，也不會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假如讓我進行反對極端主義的說教，我也同樣做不到。世界是如何在發展，我們都很清楚。很多人開始感覺到需要讓它發生改變，而且，我們更容易聽到表達極端主義的呼聲，這是很自然的事。關鍵是要看，促成改變的這種動力在實踐中接觸到現實的時候，將如何延續。當這股動力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情況，發現它們並非想像的那麼簡單時，它就會向不負責任和抽象的方向發展。也有一些團體和個人為了應對同樣的情況，找到了一個可以進行探索、獲取知識、令其生存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傳統的左派組織沒有能夠與現實建立起一種謹慎的聯繫。在我看來，這一事實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意味著他們已經懂得，任何革命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首先是一個認識的過程。總之，我認為對於形勢的嚴重性具有極端主義的認識，是正確的。正是這種嚴重性要求我們具有分析精神和現實感，並且對任何行為、言語、思想，總之是從定義上來講並非極端主義的品質所能產生的結果，負起責任。 在這份問卷當中，鑒於問題的背景各不相同，「極端主義」這個詞也會獲得不同的含義。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我會接受這一點，但很難將那些「左派極端主義」加入同樣的討論。對那些左派極端主義的討論，可以在一個原理、一種與問題和特殊形勢之間的關係、一種戰略、一種戰術的基礎之上進行，可以對它們進行討論、衡量或者駁斥；對那些「右派極端主義」的討論，則可以放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進行，在那個時期，反革命的保守派並不具備像民族主義這樣能夠用來動員不滿的大眾的普遍想法。或許，今天我們的確要針對一個話題進行討論，那就是南方主義。在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南方主義的失敗好像成為義大利各種政治力量面臨的主要考驗。需要討論顛覆性的右派如何在南方的抗議當中得到大眾的支持，它的形式當然是最落後的，但也是最徹底的，也就是地方主義。或許，從這個區分新舊法西斯主義的新南方主義模式出發，可以對「右派極端主義」進行討論。再說，談論那些職業打手、殺人犯、帶著極左派面具的挑釁者的「極端主義」，至少是徒勞無益的。然而，從1969年開始，試圖在情感上制約義大利人生活的那些致命和神秘的事件，從一些方面來看，比法西斯兇手和挑釁者習慣性的行為更加嚴重，而且，是籠罩在處於後台的警察和司法機關中的陰影。我要說，在行為的方法和目的仍然具有一種邏輯的時候，仍然可以談論極端主義。然而，沒有受到控制的國家機器逃避了任何的邏輯，越是製造災難，越是可以藉助掩護和攻守同盟而步步高升，這就是最嚴重的政治問題。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時期，無論是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前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後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如此。 二、極端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還是純粹性格的問題？換句話說，極端主義有它的歷史嗎？是一種傳統嗎？有思想體系嗎？或者僅僅是專門維護利益和保守主義精神的暴力的逐漸流露？ 根據我的經驗，極端主義主要是一種性格的問題：由於我的性格不是極端主義的，所以我傾向於懷疑極端的思想、行為和判斷（或者說：由於我的性格並不極端主義，所以我會指責自己的任何極端思想、行為和判斷。因為經驗告訴我，它們都會撞在現實原則的牆壁上，並且迫使我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不過，假如我們想講「極端主義的歷史」，那麼也可以將極端主義定義為一系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人們試圖通過極端主義來應對愈發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並需要進行徹底改變的文明狀況，也就是說，我們要勾勒出這個世紀的思想、精神活動和心理與實踐態度的歷史。 暴力：暴力並非極端主義的一個必要因素。我要說，非暴力是一種極端得多的學說，更加能夠代表極端主義的靈魂，因為它要求世界觀和行為上的嚴肅性；而從某種角度來講，從思考方式和生活形式上來講，暴力鬥爭都更類似軍事行為，而那些行為——人們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想過——與極端主義毫不相干（除非是間接的，以執行者的身份）。假如我要想像出一個極端主義者，就會想到托爾斯泰、晚年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主義」，或者是甘地；想到那些拒絕服兵役者，那些素食主義者，假如他們持有如此的觀點是為了世界觀上的一貫性，那麼他們就是最極端的極端主義者。甚至任何對於不公正和殘酷社會的反對，最終結果都會發展到拒絕食用動物的肉。我們可以認為，世界上存在著更緊迫的問題，有一系列的不公正現象需要解決，但是，這樣我們就離開了極端主義的邏輯，學著用我們生活中的相對和暫時的方法，去進行價值的辨認，就像我們中間很多人做的那樣，他們儘管對素食主義抱有好感，但還是繼續吃牛排，因此生活在矛盾當中。 三、到底是出於何種原因，令極端主義顯得與青年密不可分？青年性格中天生的極端主義與我們在法西斯和納粹時期看到的政治人物的那種系統而且成熟的極端主義，它們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嗎？換句話說，一方面是天生具有極端主義傾向的青年性格，另一方面是極端主義的思想意識。它們之間如何，又是為什麼會出現碰撞？ 青年人傾向於接受那些形式更加簡單和絕對的思想，而且每次都會剝去歷史遺留在上面的、大部分情況下試圖再生的外殼。青年人傾向於行動，而這是逃避抽象理論的唯一道路：他們犯錯誤，把腦袋撞在牆壁上，也就意味著獲得自己的人生經歷，而這種經歷只有親身獲得，才有價值。你提出的這個問題，使我們將年輕人的極端主義與法西斯和納粹頭子的極端主義相對比。即使是這樣，我也覺得這個詞語包含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事實。成熟的法西斯分子，是狡猾而且揶揄權力的機會主義者，或者是像法里納奇[122]一樣側目窺探的狂熱分子：他們利用年輕人的熱情，讓他們去送命。一方面是權力所代表的冷暴力，另一方面是青年人作為天生攜帶者和受害者的熱暴力。但是，即使是在這個問題上，要想繼續上面關於暴力和極端主義的討論，就必須說：青年人更加擅長暴力鬥爭，因為在身體對抗中，他們表現得更加自由和快樂（他們並非那些出於一種強迫性、令人傷心和軟弱的需要，才去使用暴力的年輕人，後者的志向更多是迫害者，而非戰士），其中或許包含著理想信念，不論那是不是極端主義，也有可能僅僅是一個藉口，或者與它完全不相干。至少，它是我這一代人的經歷，而我們分為游擊隊和共和黨人兩派。暴力不需要發明，因為我們發現它已經存在。只要按照每個人的性格，在自己所處的經過選擇或者碰巧進入的陣地上，生活在這種暴力當中，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還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今天生活在街頭戰鬥、棍擊、催淚彈中的年輕一代來說，這樣的討論還有價值嗎？我想，這裡還存在著一個不同的因素，就是那個我們經常提到的，誰是學生，他們代表著什麼的問題。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改變，它使學生鬥爭和階級鬥爭成為一回事。對於法西斯打手或者受過衝擊遊行者訓練的警察，街頭衝突就是目的，是唯一可能的目的；而對於左派組織的年輕人來說，它卻僅僅是另外某種東西的象徵。我的直觀感覺，來自「性格」的感覺，是街頭遊行就如同體育競賽的劇場，只可能對職業打手有利，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一種象徵性表演，而是確認拳頭的原則。當然，我傾向於蔑視某些行動的象徵性價值：比如進攻巴士底獄，這座古老而廢棄的監獄，這種做法在當時可能就像是無謂的能量消耗（當然，假如1789年7月14日，我碰巧從那裡走過，也會這麼想的）；另外，我們看到，攻占巴士底獄的象徵性意義，遠遠超過了它在實踐中微小的價值。 四、極端主義與真誠的或者煽動性的道德主義密不可分。為什麼？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我就絞盡腦汁，想要給道德和道德主義之間的區別，甚至是一種徹底的對立下個定義，因為道德主義對於我始終是一種洪水猛獸。道德主義為他人制定規則，而道德是為自己制定的規則（即使是這樣，我也要說，我們還必須做到意圖與事實之間的和諧，因為自我壓制最終也會變成對他人的壓制）。關於佛朗哥·福爾蒂尼，我在很多年中都賦予他「道德家」的角色，甚至他對待我的態度上也是一樣。最近，我讀到了一個在我看來令人信服的定義。在此，我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句子：「道德旨在尋求價值和行為之間的統一，並意識到分歧的存在。在變成政治以後，道德就成為政治的專有名詞。道德主義是個別人犯下的錯誤，他們否認在一個特定時刻，應該或者可能存在著與他們所展現出的價值和行為不同的另外一些價值和行為。」[123] 五、當談論右派和左派極端主義的時候，我們至少應該區分，其中哪一個把暴力作為目的，哪一個僅僅將它作為手段。作為目的的暴力必然是兩者中更大或者決定性的暴力。另一方面，作為手段的暴力，尤其是當它被不加區分或者系統地使用時，也有可能輕易地變成目的。 按照列寧的著名定義，極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幼稚病，這是真的嗎？在歷史上，不曾出現過哪種思想意識、運動、體制，是以極端主義形式誕生，並始終保持極端主義形式到最後的嗎？比如清教主義、反宗教改革、史達林主義，等等。換句話說，是否存在要求人們進行極端犧牲和努力的天生的極端主義的理論、思想意識和精神運動？如何將它們與利益和保守主義本能所特有的那種同樣極盡兇殘的極端主義區分開？ 一種宗教，一種哲學，一種運動，當它們需要不斷假設上帝的王國降臨世間，卻不能在實踐中將其實現的時候，就始終是極端主義的。一旦它們開始在世間建造上帝的王國，實踐就會開始指導這場遊戲，強行對它進行修改，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極端主義也就不會是原來的樣子。 說到暴力的結束，一個國家在建立獨裁權力之後，會提出各種層次的暴力。對於右派來說，這是對於自己世界觀的確認，對於左派，卻意味著根本性的矛盾、最關鍵的一個問題，而且仍需徹底解決。 六、在藝術和文學上，右派和左派的政治極端主義有哪些共同點？文化中存在一種極端主義的立場嗎？ 我們世紀的藝術和文學是極端主義的，它們表現出與語言、與居於統治地位的文化，以及與世界的徹底對立。整個19世紀，在那些工業化資本主義和議會制的社會具有堅實基礎的國家，一種徹底反對主導體制的價值的文化就已經開始起作用。在像義大利這樣的國家，社會的成長是如此緩慢和脆弱。在很長的時間裡，文化都承擔著建設和維持這個社會的使命。可以說，僅僅是現在，進行徹底反對的空間才剛剛形成，而且遠未達到平衡。 七、極端主義和狂熱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極端主義與革命主義呢？還有極端主義與宗教？所有的宗教，在其形成之初不都是極端主義的嗎？思想在本質上難道不是極端主義的嗎？詩歌呢？ 我從最後開始一個問題開始回答。詩歌從本質上來說是極端主義的。思想可以而且有時候應該是極端主義的。任何思想都考慮到了它的最終結果，這樣很好。那些極端的宗教，它們的出發點是在人類和上帝之間存在著一種無法估量的距離。要想糾正這個觀點，就需要極端的證據。這種說法，也適用於政治理論，它們把上帝理解為世界應有的那個樣子。關於「革命」與「瘋狂」的問題，涉及了這兩個詞語的詞義領域，它們有可能在某些點上與「極端主義」重合，但不是所有的點。「瘋狂」也是一樣，而且應該具有一個否定的內涵。 八、最後，您不認為在所有人類活動中，政治是或許應該是最不極端主義的嗎？您不認為，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是受到美學主義感染的結果嗎？對於極端主義者來說，殺戮難道不首先是一種具有形式和象徵性意義的行為嗎？ 政治需要一個理想模式作為目標（否則的話，它就僅僅是對一種權力的管理），但與此同時，政治還是經驗，它通過事實、嘗試，以及對於錯誤的不斷糾正，來進行核實（否則，就僅僅是抽象的理論）。一個優秀的政治領袖，可以鼓動極端主義（形勢、情緒和思想的極端主義），而他本人卻不是極端主義者。也就是說：他應該向著自己理想的社會景象努力，儘管這種畫面距離實現或許還很遙遠，或許接近這個畫面就意味著極端主義；他也明白，那些極端主義仍然不成熟，而且註定要受到實踐的反駁；他並不願意與那些極端主義相一致，而是轉而走向現實、需要和時間一邊，與極端主義相對立。 至於最後的兩個問題，我要說，極端主義始終具有一種理智主義的根源（更多是教條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根源，而非美學的根源）。我要說的是，殺戮只有作為象徵性行為時才有意義，更何況，在殺死某人的時候，從來不會殺死那個應該殺的人，而是還需要殺死另一個人，以此類推。所以說，最好永遠不要開始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