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談傅立葉（其三）：告別詞，烏托邦的塵埃

刊登於《1974年邦皮亞尼大事年紀》（Almanacco Bompiani，1974），1973年12月。我的這篇標題為《何種烏托邦？》（「Quale utopia？」）的文章，開啟了關於重新審視烏托邦這個主題的大事年紀。 當一個國家試圖建立起一個相比其他可怕的社會來說不那麼可怕的社會，卻遭到軍隊之手鎮壓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讀到這句話：「烏托邦的終結。」然而，冒險、打賭、命懸一線和每天都要應付意想不到的問題，這一切正是日復一日經歷的革命給我們造成的創傷，而它們都與落在紙上的烏托邦無關。那些烏托邦，就仿佛每個輪子都能起到功效的裝置，它自給自足，自動調節，自我繁殖，對於每件事情開始的危險，以及永遠存在的可能的終結，都一無所知。 烏托邦置身於一個非場所，否定與另一個世界（而且必須是敵對世界）的關係，以此來挑戰時間。（當然，比如說傅立葉確立了一種漸進性，一套存在於和諧制度內部的演變史。在開始階段，他承認與比鄰而居的那些「文明化的」關係，可以將這種關係稱作文化交流；然而，後來他卻叮囑人們要與世隔絕，而且，也預見到自己的學說會豎起與世界之間的「屏障」。）烏托邦感到有必要用自身的堅固與持久，來對抗它所拒絕的顯得同樣堅實和頑固的世界。 這一點，就已經使烏托邦成為那個實踐行動宣告失敗的時代最受歡迎的生產活動。最重要的烏托邦時期有兩個：改革重生的希望顯得渺茫的時期（儘管用來給這個活動命名的托馬斯·莫爾爵士的文章，完成於馬丁·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的前一年）；還有法國大革命的洪流湧入河床的時期，而這也並非毫無來由。 我們立刻會問自己：既然烏托邦無一例外都遭遇了重大的失敗，那麼，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它是否仍然有效？目前人們對於烏托邦的興趣，確認了我們這個時期與前兩個時期之間的相似性。不過，這種相似性僅僅是理論、歷史和批評層面上的。我們還是要問自己：我們這個世紀創造出了什麼等同於烏托邦的東西呢？在我們的創作當中，能夠找到的並非傳統意義上有著文學類結構的烏托邦，而更多是烏托邦的能量場，是主要由文學和藝術來傳播的堅定而又不為習俗所接受的建議（在這裡，我們會聯想到那個希望成為最苛刻的超現實主義的潮流）。我們可以在青年的流派中，尋覓到直接或間接地從這些建議派生出來的路線。那些流派，以藝術的、清醒的，或者無論如何是反對美德的方式，來理解解放和生命。 然而，作為文學形式，烏托邦僅僅以反烏托邦的形式重現（赫胥黎、奧威爾），認為未來是一座地獄，而在那裡，可預見性受到了指責。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考慮到，與此相反的烏托邦和科技式的嘗試，更加傾向於濃縮為集權主義模式，儘管渴望科學化的未來學家，強迫我們僅僅從事趨勢性和局部的評論。 無論如何，現在任何人都不想對一座完美城市或者是居民的日常生活進行描述。我們周圍厚重而複雜的世界焊接了起來，沒有給我們留下縫隙。政治的想像總是需要一個別處，而這個別處在地理上的位置應該是確定的。當然，假如想像存在（儘管這種想像，已經遠遠沒有逝去的那個五月用慷慨的口號賦予它的那種「權力」），那麼，應該首先考慮那些動盪不安的，為詮釋者的創造留下自由詮釋空間的地方，比如「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的中國。然而，即使是在那裡（我所說的是西方左派談論的中國，而不是在中國的那個中國，那個中國屬於另外一個邏輯，是另外一百個我們都無法了解的邏輯），也並不是烏托邦，而是烏托邦式的激情。這種激情始終需要考慮到新近加入的數據，並把不時會嗆到它的那些信息嚼碎。 對於未來的一種全球性看法，受到政治思想排斥，被流放到一個並不重要的文學種類當中，也就是科幻小說（即使在這種文學類型中，居於主導的也是一種消極的烏托邦，是在未來地獄中的旅行）。也就是說，以這種方式創作的作品，奢望將它這個由符號構成的組織，擴展到由事物構成的組織當中，卻因此成為另外一個更加有效的文學手法的囚徒，被用來進行瞬間情緒的發泄，它們都是製造茫然和奇遇效果的小說，同樣可以迅速地對明天進行思考，但不能對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造成危機。 烏托邦曾經具有這樣的能力嗎？在康帕內拉看來，它毫無疑問具有這種能力，或許對於追隨安凡丹的那些怪誕的聖西蒙派來說，烏托邦同樣具有這種能力。預見到一個可能而又不同的世界，仿佛它是一個已經建立和有效的世界，就等於獲得了反對這個不公正世界的力量，等於否定了它存在的絕對必要性。 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對於現實的抨擊，更多出現在以黃金時代的回歸、神秘的過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勉強的接受，是回歸阿卡迪亞）和以善良的野蠻時期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當中；另外，它也會不斷地出現在按照理智而構建的正義和幸福的未來城市—這個同質而又對稱的神話當中。這一點表明，人們面對無法接受的現實時更容易出現後退的動力，而不是指向末世的動力—因為它始終要求一種有力的思想意識的投入，而且會遇到很強的抵抗（這裡我所說的，僅僅是那些內部的抵抗）。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每次向黃金時代的回歸，其中都有烏托邦的成分（就像在烏托邦中，不會缺乏表現向過去回歸的一些特徵）。 逃跑？在歷史和文學的評論語言當中，針對逃跑這個詞的否定含義，我始終有所保留。對於淪為囚徒的人來說，逃跑始終是一件好事；而且，個人的逃跑，也可能是推動集體逃跑必要的第一步。這一點，應該也適用於詞語和幻想的層面：對於監獄般世界的表現，每一句話都在重申你作為奴隸的身份。從這座監獄裡逃跑，意味著建議另外一種準則、另外一種句法、另外一種詞彙，從而鑄造你願望的世界。當然，假如一個人認為通過這種方法找到了自由，而且對此滿意，那麼他就成了殘酷和模稜兩可的受害者，而不是一個滿足於口頭和象徵性的解放的人，儘管他使用的語言不會為「逃跑」這個壞名聲提供那麼多機會。總之，假如任何人都不能以可信的方式，對「科學」的政治思想優於「烏托邦」思想提出質疑，那麼總有一天我們會問，走向科學性的步伐，會不會同樣具有它消極的一面？也就是在否定烏托邦紙上談兵的時候，是不是也因此失去了它給予我們的某種無法替代的東西？在烏托邦的外在結果當中，我們已經想到，甚至看到了世界的終結，以及它的再生。它的外在結果就是一座城市，一種共存，一系列的行為。而科學的理論化對它的思考甚至是解釋，則是通過抽象和更加不確定的核實，以及哲學討論的術語。總之，空想家們的唯物主義，總是比哲學家的內容更加豐富。 在很多年中，我始終認為，馬克思拒絕預測社會主義社會的模樣，這是他的思想中一個嚴重的缺陷；後來，我花了很多時間才弄明白，那是他的方法中一個決定性的原則。我們不可能為未來的飲食提供烹飪法，為什麼呢？一種烹飪法總會對未來飲食進行假設，否則，就沒有必要去寫烹飪法，把菜做出來就可以了。在馬克思進行創作時，以及很長時間以後，在通往烏托邦的那條道路上擺放的禁止通行的標語牌，意味著將思想和實踐集中在針對唯一存在的社會的抨擊和進攻戰略上面，這意味著一種嚴肅和有效的紀律。然而，自從出現了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社會，在它最初流暢與歡快的實驗之後（甚至那個時代也可以被稱作烏托邦式的時代），是對於鐵一般現實的正式辯護，仿佛它已經是最受期待的未來。拒絕預測，就意味著（不言而喻或者明顯地）除了那個模式以外，不會再遵從其他的模式。 我這樣說，並不是為了繼續那個老掉牙的抱怨（在我們這裡，大約十五年來，出現了很多奢望能夠反映新的社會現實的模式，而任何一個模式內部的不同階段，也同樣作為一種模式出現。這一點，至少為我們提供了需要避免的各種缺點和錯誤的樣本，建議進行近似烏托邦的練習，也就是用檢驗合格的零件來構建一個模式，用已經成為歷史的模式的碎片進行拼貼，由此追溯一種對於預測的渴望的根源。在很長時間裡，我們始終抱有這種渴望；而且，同樣是那些年裡，在普遍和特殊的層次上，資本主義也希望對人類幸福進行設計（至少是在工作時間以外），而這種渴望也因此受到了激勵。 在已經成為過去的戰後時期，城市化成為一門實驗性學科，並且為我們生活的舞台提供了社會、技術和美學的形式。同樣是在這塊土地上，也誕生了對烏托邦進行重新審視的前提條件。從那時候開始，在對於理性設計和預測的信心經歷了所有那些徹底失敗之後，在那麼多念頭都因為撞在利益的惰性和受到限制的行為的牆上而變得遲鈍之後，在眾多調整計劃的網看到自己被過大的魚撕破之後，現在，資本主義文化的視野在圍繞著一個災難性的畫面旋轉，而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這個畫面上（對災難的預測、預防、管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要重新審視烏托邦呢？到底是出於何種精神呢？ 它們並不是像達·芬奇繪製的圖樣。那些圖樣是幻想出的汽車，是可能被發明和製造的汽車家族的開始，而烏托邦的設想卻恰恰相反。它們誕生的根源，使得它們無法與今天，或者可能的明天之間產生任何妥協；它們是一種誕生於邏輯思考和幻想的自由的汽車。它是眾多超前的想法中的一個，但誰又知道它會不會是別的什麼？又或者，更加糟糕，它也許是知識分子的託詞，是善良靈魂的庇護所？我們中間並不缺乏對良心譴責進行診斷的人，他們也會就此給出回答。在此，我僅僅是嘗試寫下自己與烏托邦之間關係（尤其是個人關係）的日記，時而積極，時而消極。我所在意的，是這輛誕生於邏輯思考和幻想的自由的汽車，服務於（或者是否服務於）某種不可取代的東西，也就是擴展我們能夠表現的那個領域，能夠在我們有限的選擇中，加入「絕對差別」，也就是一個所有細節都是按照其他價值和其他關係設想的世界所具有的絕對差別。總之，烏托邦是一座不能由我們來建設，而是在我們內心自我建設的城市；是依靠我們對它的想像，甚至徹底思考的能力，一磚一瓦建設起來的城市。這座城市奢望能夠居住我們，而不是由我們居住，這樣，它就使我們成為第三座城市中可能的居民：這座城市是在新的內部或者外部條件的碰撞中誕生的，它不同於烏托邦，也不同於如今所有能夠居住的或好或壞的城市。 所以說，有更多事情要向我們講述的，是烏托邦的不去理睬可實現性的那個方面。這一點，同樣適用於19世紀那些認為自己不是空想家，而是制定能夠即刻實現的計劃的發明家的那些人。他們建立了新的團體，然後進行冒險，就像歐文和卡貝一樣，而且不出意料地失敗了。 令烏托邦陷入危機的，始終是場所。要在哪裡實現它呢？要在現存社會的邊緣，以便用典範的美德來令它轉變嗎？那麼，從改革的激進主義過渡到改革主義的妥協，僅僅需要邁出一小步。在一個新的世界中，在一些處女地上，還是在一座荒島上面？（我們不能忘記，烏托邦誕生於哥倫布的旅行之後。）然而，我們知道，不屬於任何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輸出一種文明的行為叫作殖民主義，儘管他們確信是建立了一種嶄新的不同於大都市文明的文明。傅立葉說，自己期待的僅僅是一個藝術資助人，以便開啟他的和諧社會。然而，當他的追隨者準備將他的社會模式付諸實施時，他卻匆忙地解散了他們。他明白，或者至少是預感到，在脫離了書面的文章，脫離了說教性的講話之後，他的體系就會失去反對所有已經做過或者說過的事情的力量，也就是那種絕對的反對力量。 今天，在傅立葉作品的讀者當中，不乏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人：在今天，在我們由消遣構成的文明當中，或許在像地中海俱樂部這樣對時間進行詳細計劃的機構當中，傅立葉的夢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碰巧得到了實現？這個懷疑足以摧毀他所建築的整個學說！然而，我覺得傅立葉的學說能夠抵抗這樣的打擊：與現狀的對比，顯示出傅立葉那套建立給予所有人幸福的極端組織的思想，與商業幸福可憐的未來，是無法相容的。 我認為，關於19世紀初另外一個龐大規劃，也就是聖西門的想法，要講的內容則完全不同。聖西蒙提出了「工業社會」和技術統治論權力的模式。可以說，他的模式獲得了勝利，並且引導著美國和蘇聯的衝突達到了頂峰（儘管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軍事排除在外，而在這一點上，現實相對預言要滯後很多）。與可能之間距離的減少，對於烏托邦來說是試金石：正像聖西蒙所說的，或者僅剩灰燼，或者升華。 相比之下，西哈諾和勒蒂夫·德·拉·布雷東更具幻想的烏托邦思想，要勝出一籌。所以，在1968年前後，我曾經想閱讀傅立葉的作品，就像閱讀一位詩人、一個小說家、一個道德家的作品一樣，也就是說，為了獲得一種幻想和道德的體系（我所感興趣的，是建立在確切性、嚴格的方法論，以及分類基礎之上的一種反鎮壓的道德。這樣的例子與其說是稀少，不如說是獨一無二）。 假如說我在這篇文章里提到那個建議，那是因為它的追隨者很少，而我很想證實一下，這個建議在其他人那裡是否得到了和在我這裡同樣的結果，也就是不滿。我的方法有某些不正確的地方。詩人、小說家和道德家（我說的是那些貨真價實的），這些人一旦為你所有，就會始終跟隨著你，而空想家則不會。烏托邦並非一種堅實的存在：你可以分享它的精神，相信它；然而，離開了紙張，它不會向現實世界延伸，你無法靠自己將它延續下去。合上書，傅立葉不會跟隨我，我必須回去翻閱那些紙張，才能在那裡重新找到固執而清晰的他，並且欣賞他。然而，我覺察到，一旦還清了因為這份欣賞而欠下的債，隨後所走的每一步，都使我離他遠去。 當然，最近連我自己也覺得，通過感覺器官來反映未來社會的需要在逐漸減少。這並非因為生機論對不可預知的訴求，也不是因為我出於冷漠而屈從於更加糟糕的東西，或者因為認識到哲學抽象的優越之處是能夠為我指出可以期待的東西。這其中的原因，或許僅僅是我所希望的更好的東西還不在於此，而是要到隱藏的在陰影籠罩下的地方去尋找，要到那個經過最為精確的計算，具有很多無意中造成的效果，卻不知道真理就在這些效果當中而非其他地方的體系當中去尋找。如今，我所尋找的烏托邦，既非固體狀態也非氣體狀態，而是一種粉末狀的、微粒狀的、懸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