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領域的界定：色情（性與笑）

刊登於《20世紀研究》（20th Century Studies），1969年，第2期，標題為《關於性與笑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Sex and Laughter」），由圭多·阿爾曼斯（Guido Almansi）負責英文翻譯。這期雜誌的主題是「現代小說對性主題的處理」。義大利語原文隨後刊登於1970年7—9月的《咖啡》雜誌第2期。 在文學上，性行為是一種沒有講出的內容比講出的內容更加重要的肢體語言。這條原則，不僅適用於基本上以間接的方式談論性主題的作家（不論理由是對還是錯），也適用於那些將自己作品的所有力量都傾注在這些話題上的作家。甚至希望使色情想像超越任何障礙的作家，最終也會使用一種開始極其明確，然後恰恰在情節最為緊張的時刻變得神秘和含糊的語言，就好像他的目標只能不可言喻。這種圍繞著不可言喻旋轉，或者從它旁邊輕輕擦過的螺旋形運動，是最極端的色情作家們的共同點，從薩德到巴塔耶，再到好像嚴格地將性排斥在作品之外的作家，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將性慾掩蓋起來的那層厚厚的象徵性鐵甲，不過是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屏蔽系統，將欲望和對它的表現分隔開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所有文學都是色情的，就像所有夢都是色情的一樣。在那些明確的色情作家當中，我們可以辨認出一些試圖通過性的符號來談論其他東西的作家。而這個「其他東西」，超越一系列試圖以哲學和宗教詞彙的形式出現的定義，能夠在最後一刻被定義為另一種性慾，終極的性慾，根本性的、神秘和無法達到的性慾。 大部分作家都位於這兩種極端之間。對於很多作家來說，習慣性的做法是通過遊戲、滑稽，或者至少是諷刺的方法，來使用性的符號。今天，知識分子傾向於採取嚴厲的態度，拿與性有關的東西來開玩笑，或者眨眼表示默契的習俗，都會被他們指責為膚淺和守舊（尤其是在法國，出於對傳統中放縱精神的反應）。這種指責非常正確，尤其當它針對的是那些使性的層次降低和對它進行侮辱的習俗（男性習俗）。然而，這種指責可能會讓我們忘記一個深層的關係，也就是人類學上性與笑之間的關係，因為笑也是人在對性的流露感到憂慮時採取的防衛行為，是一種模仿性的咒語（藉助狂歡造成的小小的心煩意亂），以便控制性關係可能會激起的絕對的心煩意亂。在談論性的時候，會同時出現的這種快樂的態度，我們不僅可以認為是出於對幸福的迫切期待，因而將它提前，也可以當作對正要跨越界限，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荒謬和「神聖」空間的認可。又或者簡單地說，這種態度僅僅是在面對過分超越詞語的東西時，面對一種極致或者嚴肅語言可能抱有的拙劣奢望，也就是能夠對現實進行完全的表現時，詞語本身表現出的謙遜。 說到這裡，需要確定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能通過對於性關係的一種直接、客觀和公正的反映，將它們表現為和生活中發生的其他事情一樣的事情[59]，從而使性關係不再如同一種神話。假如這種態度有可能實現，那麼它可能不僅僅占據一個中心的位置，並且與壓制和虛偽的內心譴責，還有認為性關係或神聖或邪惡的思考相對立，它還一定會成為勝利（的選擇），並排除所有其他選擇。不過，最近五十年的文學經歷使我們相信，這種立場僅僅是知識分子和啟蒙主義者的奢望。事實上，只有性行為的語言被置於一系列語義價值的頂端時，它才具有意義：當樂譜需要更尖銳或者更低沉的音符時，當油畫需要更加鮮艷的色彩時，性符號才會加入遊戲。在語言的世界中，這就是性符號的功能：性符號不能離開它優越的紅外線或者紫外線的位置。在每部單獨的文學作品中，賦予性符號的內涵到底是積極還是消極，就成為文章內部每個價值分配系統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可以說，文學想像的價值軸正是在為性關係辯解和為它感到恥辱之間搖擺：一端是興高采烈的頌揚，另一端是「可憐的肉體」墜入地獄。在今天的文學中，第二種態度占據了主導：對於性關係最典型的表現（我想到的主要是最近幾年的美國小說）是關於反高潮的記錄，其中反感、痛苦，以及那些粗俗和諷刺的因素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令人回想起宗教說教中常見的對於性行為的譴責，以及聖人受到誘惑的那些色情而又可怕的畫面。然而，這個主導性的話題，今天我們只能將它作為一種互補性的態度置於對立的立場上，進而研究對於性的辯護如何達到了修辭上的神秘化，以至於除了大眾傳媒這個層次以外，在其他層次上都難以實現。 此處，文章內部的討論（任何可能的文章）已經不夠，我們應該將文章置於它所誕生的社會環境當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具有去性化傾向的時代，都市生存的鬥爭有利於非性化。在大眾傳媒的領域內，性神話的功能是對某種已經失去或者面臨巨大危險的東西進行補償和恢復。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才能對文學作品中的價值分配進行評價。以粗俗或者惡魔般的方式來表現性的人，可以被認為是在針對這種有限的形式對我們提出告誡，或者是提醒我們警惕，不要幻想能夠輕易地恢復那種失去的高潮。而對於性的辯解可能來自一個說謊者，他始終懷有幻想，並通過書面文字來掩飾（我們義大利人立刻會想到鄧南遮）我們面前這個無性的世界是如何無法生存；又或者，可能是一個深刻意識到對我們構成威脅的這種缺失，並因此扮演起性救贖說教者角色的人（這種性救贖或許會表現出某些倒退的特點，就像D.H.勞倫斯作品中表現的那樣，是知識分子對原始的神化）。又或者，賦予性的相遇以中心的位置，並以每段經歷和每個人類存在的關鍵性交流為基礎，確立價值等級，從而嘗試與現實建立一種熱情的人類關係（對於好像集粗俗和辯護的路線於一身的亨利·米勒，文學是一種將性慾歸還給存在的方法）。 如今情況更加嚴重，補救的方法也應該更加極端。造型藝術已經向自身提出了這個要求，就是與我們蒼白的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和事物建立一種色情的交流。文學可以遵循同樣的路線，創造更低語言層次上藉助性符號進行的交流（貝克特作品中表現的世界末日，或者是桑圭內提作品中大眾語言的倒退），或者想像出並非屬於人類的性關係（就像我嘗試過的那樣，講述貝殼類動物或者單細胞生物的愛情）。 在這篇文章中，我引用的都是通過笑的符號來開展的文學經歷。正像我所要展示的那樣，只有笑（系統性的揶揄、自嘲式的假聲、痙攣式的鬼臉）才能夠保證文章充分表現生活的恐怖和標誌一種革命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