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顛倒的世界

《皮萊利》（Pirelli）雜誌，1970年，第1—2期。 誰還會想起狂歡節？我想，在當代生活中，記得或者能夠覺察到狂歡節或者封齋節存在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然而，在書籍當中，我越來越多地碰到涉及狂歡節的內容，仿佛這個已經從我們直接生活經驗中消失的習俗，承載著它所有的意義，成為理解西方文明根本源頭的必要因素。 狂歡節是一種沒有舞台也沒有演員和觀眾之分的演出。在狂歡節中，所有人都是積極的參與者，所有人都加入狂歡活動。狂歡節不存在旁觀，也沒有表演。人們生活在其中，只要它的規則仍然有效，就遵循那些規則，過著狂歡節式的生活。然而，狂歡節的生活是被從正常軌道上拉出來的生活。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反向的生活」，一個「顛倒的世界」。 上面這段話來自一個對狂歡節富於啟發性的詮釋，而它的出處卻是我們認為最不可能討論此類話題的一本書。這就是兩年前，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義大利語譯本：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與風格》，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68年）。巴赫金強調：「維持正常生活的社會和秩序的法律、禁令和限制，在狂歡節的時候都被取締。被取締的首先是等級秩序，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形式：恐怖、虔誠、憐憫、標籤，等等，即所有取決於社會等級或者任何其他類型的不平等的東西（包括年齡的不平等）。狂歡節幾乎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開始實行一種特殊的狂歡節類型，人與人之間自由而親密的接觸。這種類型的親密接觸也決定了大眾行為在組織上的特點，自由的狂歡節式動作和狂歡節式的直率言語。」 文學評論會對狂歡節感興趣，是因為這種詞語上的解放使詞語變得如此奇特，使得它除了這種非同尋常的時間以外，不適用於任何其他場合；因為在這裡，莊嚴與瘋狂、神聖與世俗、狂歡與死亡，在屬性上如此接近，而接近始終是文學中的重要主題。狂歡節的儀式，首先是給一位拿來取笑的國王加冕，然後再為他摘去王冠（而且經常有砍頭刑罰的表演）。歐洲民間傳統中，這種象徵著時間以及每種權力相對性的慶祝，具有不計其數的種類。狂歡節的國王（早在他被加冕之時）是最後被逐下王位並遭到取笑的人，既是國王，又是奴隸。這樣，我們在狂歡節的狂吃豪飲中已經能夠預感到封齋節的簡樸：放縱的神話，靠狂歡節來實現的安樂鄉式的烏托邦，其實是在越來越受到饑饉威脅的農業文明的背景下誕生的。 此外，有一些標誌表明，即使是隨後的封齋節，也具有屬於它的抗議性瘋狂。按照一位美國學者的說法，塔羅牌中的「瘋子」就是封齋節的國王。通過對15世紀博尼法喬·本博（Bonifacio Bembo）繪製的一副塔羅牌（這副牌一半放在貝爾加莫的卡拉拉學院，一半被紐約摩根圖書館收藏）的研究，格特魯德·莫克利（Gertrude Moakley）系統地闡述了關於塔羅牌中「神秘者」來源這個有爭議問題的特別理論：他們是狂歡節「凱旋式」遊行隊伍中的形象，至少本博繪製的那副塔羅牌是這樣的。它再現了比安卡·維斯孔蒂（Bianca Visconti）和弗蘭切斯科·斯福爾扎（Francesco Sforza）婚禮時的「凱旋式」遊行，也就是（幾乎像是在彼得拉克書中寫的一樣）對愛情、美德、死亡和時間的象徵。塔羅牌的第一張「巴賈托」（Bagatto，也就是魔術師），正是狂歡節的國王。站在戰車旁邊的是他的繼任者，封齋節的國王，此人光著腳，雀躍著，手持大棒，戲弄和威脅著已經不能久居寶座的君王。狂歡節國王位於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封齋節的國王則斷後。不過，因為戰車是按照一個封閉的環形路線前進的，封齋節的國王光著腳，走在端坐於寶座之上的狂歡節國王前面，並對他的權威提出抗議。這個負責嚴格執行紀律的人物，身上穿著襤褸的懺悔服，走在遊行隊伍里，但始終是個格格不入的形象。從古老的假面舞會來到紙牌遊戲中以後，他變成了「瘋子」，成為20世紀的「神秘者」，他是唯一一張既沒有數字也沒有確定位置的牌［格特魯德·莫克利，《塔羅牌》（The Tarot Cards），紐約：紐約公共圖書館，1966年］。 然而，在巴赫金看來，在那個時期已經能夠看到狂歡節衰落的最初痕跡：那些戴著面具的喜劇演員偷走了狂歡節真正的元素：廣場。 巴赫金認為，狂歡節的功能是在古羅馬和中世紀晚期確立的。不過在文藝復興時期，狂歡節仍然非常活躍，以至於狂歡節給文學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也就是戲仿的做法，正是在那個時候留下了一些傑作：伊拉斯謨（Erasmo）、拉伯雷、塞萬提斯，還有它們那種混雜著崇高和粗俗表達方式的豐富的語言。在巴赫金的闡述中，中世紀晚期的大城市好像照耀在狂歡節社會出乎意料的光芒當中，因為狂歡節也擴展到了市集、收割和宗教劇表演的日子，並會在所有重大的宗教節日中出現。「可以說（當然是有所保留），中世紀的人過著兩種生活：一種是正式的生活，具有單一的意識形態，嚴肅而陰鬱，服從一種嚴格的等級秩序，充滿恐懼，尊重教義，心懷虔誠和憐憫；另一種是狂歡節和廣場的生活，自由，充滿曖昧的笑，對神聖的褻瀆、玷污、墮落和猥褻，與所有人和所有事都親密接觸。兩種生活都是合法的，但它們之間有明確的時間界限。」 這種自相矛盾的社會「模式」（有無歷史根據都不重要）如同是放在一個漂流瓶里的訊息，來到我們這個時代「嚴肅而陰鬱、具有單一意識形態的」文明的岸邊。在像我們這個還同時受到反權威、反壓迫和反自動化的推動，要迫使所有價值服從於生產要求的時代，巴赫金傳遞的信息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現實性。生活節奏和行為「風格」的交替是由古代狂歡節時期的農業季節確定的。未來社會，有可能按照工業經濟的循環，五年計劃，以及生產、積累、緊縮開支、教育的時期，與消費、節日和對權威的抗議，所有層次的非神秘化時期之間的交替等因素的節奏，來實現某種類似的東西嗎？ 目前，巴赫金創立的狂歡節模式在文學評論界被當作一種詩歌的模式。巴赫金的講話尤其在法國引起了反響。最具理論權威性的雜誌《原樣》，在最近的一期上面對巴赫金進行了評論，強調了「狂歡節式宇宙起源」的顛覆性特點，它「在整個西方歷史的官方文化中，是一個經常被低估和迫害的根源」。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醒人們警惕「狂歡節的」這個詞在使用中的模稜兩可之處：「人們傾向於掩蓋其中戲劇性的特徵（血淋淋的、玩世不恭的、從一種辯證變化的意義上來說是革命性的特徵）。」 在巴赫金作品中，這個特點非常明顯。比如說，他強調狂歡節慶祝中火的形象所具有的雙重性：火既能破壞世界，又能使它重生。他引用歌德在《義大利之旅》（Viaggio in Italia）中對羅馬狂歡節的描述：在「蠟燭節」上，每個人的手裡擎著一支點燃的蠟燭，而且試圖熄滅別人的蠟燭，一邊叫喊著「去死吧！」（閱讀歌德的原文，省音符號使聲音顯得更加禮貌，完全不像如今小說中那樣恐怖：滾開，去死。）歌德講到，一個男孩熄滅了他父親的蠟燭，然後高興地喊：「去死吧，父親大人！」 總之，對於巴赫金來說，狂歡節的力量（我認為，這裡同樣是他這篇發言的力量所在，無論是文學的，還是文學以外的）就是本身並不涉及「關於平等和自由、關於一切之間的相互關係、關於矛盾的統一等的抽象思想。不，那裡都是一些具體而敏感、儀式化和表演性、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經歷和詮釋的思想，是幾千年來在歐洲廣泛的人民大眾內部形成和保留下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