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痙攣的機器

刊登於《咖啡》雜誌，1969（1970）年，第5—6期。這篇文章是對《關於作為組合式過程的敘事文學的筆記》（即本書《控制論與幽靈》一文）引起討論的回應（文中有所提及）。 親愛的維卡里（Vicari）： 非常高興在《咖啡》雜誌，1969年，第2—3期讀到你的文章《出乎意料的意義》（「Il significato inatteso」），以及切薩萊·米拉內塞（Cesare Milanese）的《從組合式過程到神話創作的思辨》（「Dal processo combinatorio alla teoresi mitopoietica」），其中對我《關於作為組合式過程的敘事文學的筆記》（《新潮流》，第46—47期）做了進一步闡述和討論。 我的文章有一個去和一個回：一個簡化和令人放心的去（世界無限可怕，但請放心，可以思考和講述的事物是有限的）和一個向不可預測和未曾探索延伸的回（大腦思維成果和語言仿佛在以一種有限得可憐的數量重複著；但是不要因此而泄氣，因為它們開啟了通往世界上無限的恐怖與財富的一線希望）。總之，我的態度一半處於廣場恐懼症的控制之下，另一半則受制於幽閉恐懼症，我的推斷中也因此產生了矛盾和猶豫不決。你們的贊同對我有所幫助，也是因為其中包含了一些能夠戰勝這些矛盾和猶豫的因素。你的文章將這個話題帶回了它唯一的方向，米拉內塞則進一步闡述了它內部所包含的兩極之間的對立。 在我寫下那些筆記直到今天（兩年多）的這段時間裡，我思想中的廣場恐懼症和幽閉恐懼症始終沒有停止過爭吵，我也再沒有為思考一個有限和可數的宇宙（這個想法更多的不是錯誤，而是可怕）感到吃驚。對於我來說，組合過程的分析僅僅像是一種必須和永遠不會終結的方法，可以用來深入探究無窮無盡而又錯綜複雜的可能性。 我寫這些，或許也是因為受到最近閱讀的吉安·卡爾洛·羅西奧尼（Gian Carlo Roscioni）作品《預設的不和諧》（La disarmonia prestabilita）的影響。他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基礎上，重新構建了卡爾洛·埃米利奧·嘉達這位最後的「自然哲學家」的世界體系。事實上，藉助萊布尼茨（Leibniz）的組合藝術，嘉達（哲學家和作家，因為在他作品的每一行里，二者都融為一體）研究的核心，也正是我們這個話題的核心。嘉達的寫作對象是事物之間關係的體系。這個體系通過組合式的起源，創建了一個關於可能性的地圖，或者目錄，或者是百科全書；通過追述一個由原因和並存原因構成的譜系，將所有故事合併為一個，目的是勇敢地從被迫接受的那些錯綜複雜的事情中解脫出來，並且用一種「錯綜複雜的認識論」，或者說是一種「模式」，去與之對抗。這個意圖在不斷地受挫：那些旋渦般變化過程的複雜性擴展為密集的迷宮，並且毫不遲疑地戰勝了最頑固的認識論上的樂觀主義。嘉達的思考是英雄式的，因為它具有悲劇性。很久以來，我都沒有讀到過像這篇文章一樣令我著迷和「信服」的哲學闡述。 我看到，你的文章與這個思考脈絡並無異處。在對我文章的評論當中，你不斷發現其中隱含的過度注重技術的危險（對於過度注重技術的簡單化和神秘化），以及思想中的規則如何壓倒了解放的力量。你所建議的解決方法，是用爆炸性的現實與固定的事實（由權威以及社會結構的惰性決定的事實）相對抗。這個現實處於詞語的守護之下，而且需要不停地讓這些詞語活動起來，並將它們置於僵化的形式以外，置於「新的標誌和象徵」當中，從而不斷地對現實進行新的發現。 在對你的文章表示贊同之外，我還要指出，你開始希望能夠逃避的重複，後來又成為基本含義和原始畫面，也就是說，僅僅作為語言在不停地傳播、掩蓋和揭示的根本性的神話結構，被你重新找了回來。所以，有人說任何新的神話和任何新的童話都與古代的神話或童話有關，這樣說是有道理的。那麼相對於這些根本性的神話結構來說，所有其他的形式，不論是神話還是童話，都是由它們變化而來的嗎？是的，他說得有理，只要他考慮到，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和魯濱遜，這些都是「新」的神話。假如說，這些人物也能夠被縮減為合乎原理的圖表或者機制，這只能證明它們是按照應有的方式創作出來的，以便具有神話的功能。至於「新」，它的意思僅僅是它們自身攜帶的那種「新」，就像你所說的，為了對抗「事件」，或者為我們指出一個道理，以便能夠控制「事件」。 （我發現，在這個段落的開頭，我談到了目前的思考視野與嘉達思考視野之間的根本不同：嘉達傾向於使用的唯一的故事「模式」，並非普洛普或者格雷馬斯那種縮減和簡單化的模式，而是一個包含和涉及一切的模式。嘉達所採取的方式是從複雜到複雜，從被迫接受的複雜到預先確定的複雜，然後立刻發展到能夠壓倒一切，而他使用的代數公式僅僅是一層脆弱的屏障。） 米拉內塞很好地定義了冷漠狀態（超越作者而起作用的模式）和戲劇狀態（只有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時才有意義的遊戲，以至於作品完成之後，作者不可能還是之前的那個樣子，或者之前認為的那個樣子）之間的矛盾（真正完成的作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自己生命的遊戲，堅持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是對的（因為假如對遊戲的定義稍加調整，我也可以說同意米拉內塞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一個詞是遊戲，因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傾向於在文學性發言周圍形成的閃光的一面，會使思想意識的重心產生裂紋和分解；第二個概念是自己的生命，文學不同於其他的思想活動和實踐性的實驗，因為它們總是傾向於用別人的生命去冒險。 我要模仿羅西奧尼書中指出的，嘉達對語言（和理智）的痙攣式應用[58]，把米拉內塞所謂的「操作模式」（工具論）定義為痙攣模式。這台痙攣式的文學機器，正是通過作者（作品真正的負責人）才得以運轉起來。然而，缺少了一個沉浸在歷史時間中的「我」的痙攣，缺少了他的反應和他瘋狂的快樂，以及他的那種以頭撞牆的憤怒，這台機器也就無法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