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作為欲望表現的文學（針對諾思洛普·弗萊的《批評的解剖》）

刊登於《新書籍》（Libri Nuovi），1969年8月，第5期。 作為一名新近閱讀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作品《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埃伊納烏迪小圖書館」叢書最近出版了譯本）[55]的讀者，我想把某些感想和建議傳達給這本書其他新近或者不久之後的讀者。我承諾，我的評論完全是主觀的。所有人都會在每本書中挖掘他所需要的那一本，尤其當那本書像這本一樣，內容豐富而又複雜。 本書義大利語譯本的第139頁令我明白，這對我來說是一本重要的書： 文明並非對自然的單純模仿，而是通過自然元素建造完整人類形式的過程，而推動文明的力量便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欲望。人類對於食物和房屋的欲望並沒有因為啃食根莖和蟄居山洞而得到滿足，於是就產生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兩種形式：農業和建築業。所以說，欲望並非僅僅是對於需求的反應，就好像動物可能會需要食物，然後就會獲得它，卻無須耕種土地。欲望也不是針對某種特定東西的缺乏或者願望而做出的簡單反應。欲望既不局限於謀取某些物體，也不會因獲得它們而感到心滿意足。欲望是一種力量，它引導人類社會創造出特有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欲望之於社會就等於熱情之於文學，是表達的衝動；然而，假如詩歌沒有令這種衝動獲得自由，並且贈予它表現的形式，它仍舊會歸於無形。同樣道理，文明也使欲望的形式獲得了自由，並且變得引人注目。促進文明的有效成因是工作，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詩歌作為文明的語言前提，目的是表達對於工作目標和欲望形式的看法。 這段話清楚地闡述了弗萊的一大主要觀點：「對於典型模式進行研究的評論家，把單獨的詩歌視為整體詩歌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對自然界完整模仿的一部分，我們把這種模仿定義為文明。」 為什麼我對這段文字感興趣呢？因為在這段當中，作者使用的語言令人回憶起先前的偉大作家，也使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始終非常關注卻越來越無法將它們囊括在一篇連貫的文章當中的那些題材。最初，我習慣採用歷史循環論的解讀方法，因為它能夠使我將文學納入人類活動的背景；然而在保證這一點的同時，歷史循環論卻歪曲了文學和歷史。所以，我又開始尋找從文學對象內部對其進行解讀的方法，這樣，我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歪曲事實的人；但是，這些方法並不能填補因為將文學抽離人類活動的背景而造成的真空。我知道不應該因為這個原因而匆忙排除這種區域的存在，或許它會在一次漫長的旅程結束時出現。不過我也知道，假如不想打破嚴格的方法論所具有的那種理性的美麗，就應該儘可能阻止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如今，對於這位加拿大評論家作品的閱讀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將這個範疇內的擔憂與這段時間最激烈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討論中表現出的那些擔憂聯繫了起來。回歸欲望的因素，在文學中找到了那些能夠使我們超越前進道路上遇到的障礙的形式。這個回歸欲望的建議顯得非常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它建立在對於令人無法生存的現實的反感和對令人渴望的社會的設計基礎之上。 當然，如此樂觀而系統性的詮釋，假如將它放在任何其他背景下，如今在我看來都會顯得可疑。然而，我們是處於一個由分類和假設構成的巨大網絡的中心。或許僅僅是因為這是第139頁，而不是該書的開頭或者結尾的一頁（也就是說，既非用來表明原則，也非總結）。假如是在那種情況下，文章就會通過各個章節，如同樹枝般向四處延伸，或者像同心圓一樣擴展。另外，這一段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地勾勒出一幅關於弗萊的準確而且可能正確的畫面：一個以考古學為基礎來詮釋文學功能的評論家，他開創了「季節循環」論，以及文學類別與農業儀式之間相互對應的理論；在他身上，我們所期待的主要是一種高貴而仿古的做法，是通過文學來反映人類本性的亘古不變、歷史運動循環性，還有他的目的論。 現在，我要做的並非匆匆忙忙地確定如何才是真正的弗萊，而是強調作為《批評的解剖》之基礎的一個矛盾，也就是儀式與夢境之間的矛盾。弗萊將文學形式與儀式性的慣例（也就是對於神話在技術和制度上的使用之間的對應），同文學形式和夢境之間的關係對立起來。夢境指的是對欲望和反感的表現（或者併入其中，或者並列存在，在他看來，這些運動從來都不是那麼清晰和單一），它與現行制度之間形成對立。與其他角度相比，我更喜歡從這個角度來閱讀這本書，而不是將弗萊看作一個「循環論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對文學中表現的那個世界的循環概念進行描述的弗萊），或者一個「目的論者」（不要忘記，這位研究人類欲望的歷史和地理學家，還是一位基督新教的牧羊人）。 比如說，對於工業革命以來作為象徵，而且反映當今人類恐懼和欲望的「城市」的研究仍在進行。弗萊對我們說，城市是礦質世界中的人類形式，表現為世界末日—天堂（上帝之城、耶路撒冷、向上發展的建築、國王和宮廷的所在地）或者魔鬼—地獄（狄斯之城、該隱之城、迷宮、現代大都市）般的畫面。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在最近的兩百年間，人類世界、動植物世界和礦質世界的關係發生了很多變化既有結構上的改變，也有價值歸屬上的改變，這些都需要在文學和社會想像的層面進行核實。《批評的解剖》對這種關係進行了發展和延續，並提出了很多其他類型的關係。這本書中始終存在著一股離心力。有的時候，你需要抵抗這種力量，以免丟失這個複雜過程的線索。 我建議首先將注意力集中在涉及悲劇或者喜劇的「創造方法」、作為原型的象徵、關於世界末日或者魔鬼的形象，以及四季神話的閱讀等方面。藉助這些章節，讀者手中就掌握了本書的主線，而且可以通過擴展閱讀的區域和深化主題，使這條主線更加準確和完整。 跟隨這條主線，意味著穿越遭到社會排斥、加入社會並對其進行反映的文學的歷史，其中包括了：被驅逐出神的社會而註定死亡的神祇；被神祇世界接受的英雄；為逝去的英雄哭泣（在輓歌中），或者接納逃亡的英雄（在牧歌中），從而變成一種理想社會的自然界；悲劇中國王或者首領的死亡；阿里斯托芬式喜劇中一個新社會的建設；米南德[56]和後來普勞圖斯[57]的喜劇中，作為青年人世界核心的一對新人戰勝了老年人強加給他們的障礙；於連和艾瑪·包法利在不屬於他們的社會中努力向上高攀時遭到的失敗；幽默、有知識，卻自我放逐的英雄；或者是像儀式上的替罪羊一般，被追捕和驅逐的敵人。 弗萊從悲劇和喜劇這兩種主要「方法」的視角，對文學創作的歷史進行研究，從而辨別出那些被社會排斥的人物，無論是當詩歌作品站在他一邊（悲劇的方法，即使是出現在喜劇、浪漫主義詩歌，或者自然主義小說當中），還是當他被看作需要放逐的敵人、可笑或可惡的受害者，又或者是替罪羊（喜劇的方法，即使是在遠離喜劇的背景下）。無論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的是一位英雄還是詩人自己，是本人還是變成其他人，這個話題都能夠適用。在此處，現代文學提供了一系列關於「幽默」或者自我放逐運動的實例。 對需要放逐的敵人的甄別，同樣也是偵探小說所使用的方法。然而在這本書第64頁，弗萊提醒大家注意所有文學形式都具有的「宣傳性」功能（既定社會中警方的合法性），也就是敵人被認為是社會之外的某個人（歌劇的慣例），而喜劇幽默真正的功能，是「將社會的敵人定義為一個社會內部的魂靈」。 這本書中最為生動的一點，也是對我來說最為新穎和具有刺激性的想法，是所有那些有關喜劇的部分，其中的高潮是關於春之神話的那一章。書中最優美的部分是由抒情史詩這種非同尋常的材料組成的章節。關於悲劇的部分留給我們的驚喜比較少，因為關於悲劇，話好像已經說盡了。幽默與諷刺可能是弗萊所從事的調查當中最為個性化的領域，此處的討論更加複雜，而且是開放性的，更多是作為一系列的建議，而非有機的觀點。 弗萊書中豐富的實例首先是來自《聖經》、荷馬史詩、古希臘和拉丁文學的悲喜劇，以及中世紀騎士文學和基督教教規；有來自但丁和斯賓塞的作品，還有很多來自莎士比亞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喜劇）；也有很多實例來自彌爾頓和18至19世紀的小說（尤其是英國文學）；書中多次提到20世紀著名或者不太知名的作家（甚至電影也占有一席之地）。擺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書由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很大差異的各種事例編織而成，但是它們之間又在不斷地建立起彼此呼應與親近的關係。這就已經能夠保證，當你坐在沙發上進行第一次閱讀或者快速翻閱時，就能夠獲得非常愉快的感覺，而且會不時從章節中得到教育，而無須回頭去看前面的章節或者停下來進行概括。弗萊將他的這些章節稱作「雜文」，而他這樣做也有某種道理：讀者可以像讀雜文家的作品那樣，跟隨他的「離題」，從中捕捉知識氛圍中本質上的統一，而不去做更多的要求。 假如從快速翻閱過渡到系統閱讀，也就是坐在茶几邊，試圖通過概要的圖表，將每個章節中充斥的分級和分類寫下來，那麼讀者就會發現，面前是一本比表面上複雜很多，有時候甚至令人沮喪的書。這位加拿大評論家是一個分類和列舉的魔鬼：他想要建立一些你永遠無法逃脫的體系。因此在每個章節中，他都會提出一系列新的圖表，使用的術語又互不相同且始終搖擺不定。更確切地說，那些術語之間僅僅存在些微差別，或者是對於同樣術語的不同理解方式。他用線條將一個個圖表連接起來，構成一個網絡（比如說，第一篇雜文中定義的五種方法，對應第二章的五個階段，但順序相反）。另外，在弗萊面前總是擺著亞里士多德和中世紀的分類系統，他將它們疊加起來，再與自己使用的系統相比較。總之，他堆積了需要同時進行篩查的一系列篩子，文學在整體上處於這種篩選當中，而且各個系統也在彼此篩選。 可以說，在弗萊的作品中，存在著他對於嚴格分類的熱情與作為評論家的敏感之間的鬥爭。作為評論家，他不斷覺察到有些範疇在逃離所有圖表，並促使他增加新的圖表。對於這個系統化的魔鬼，弗萊一方面加以炫耀，另一方面又將他隱藏在「離題」當中，也就是那些從不同角度出發的方法，還有某種不時會控制他的饒舌的興致。可惜，還存在著一個僅僅喜歡閒聊的弗萊，最近翻譯成義大利語的另一本書［《我們時代的文化與神話》（Cultura e miti del nostro tempo）］就證實了這一點，該書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為加拿大聯邦成立一百周年所做的三篇講演。即使是一位不懈研究弗萊的學者，也就是一年之前以最具說服力的理由要求我對這部著作的寫作方法進行了解的那個人［賈尼·契拉提（Gianni Celati），《無盡的夢》（「Il sogno senza fondo」），《十五》（Quindici）雜誌，第9期］，也傾向於對《批評的解剖》作非系統性的閱讀和使用（但事情並不因此變得更加容易）。對於我來說，系統性地接受弗萊的理論，並且繪製概要的圖表，意味著面對一團解不開的線和重新使用「雜文」的閱讀方法。 如此，我們就說到了當今評論界的評價中最為關鍵的一點：評論是否可以具有「科學性」。當然，自從最近幾年，法國結構主義使我們習慣於簡單化而樸實的解讀形式以來，即使是英語國家最為嚴格的評論，最後也會變成可愛的雜文。我們把對中世紀抒情史詩中的元素進行編目分類的弗萊，與最近出版的一篇關於《格拉爾的探索》（Quête du Graal）的結構主義雜文［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探秘的故事》（「La quête du récit」），發表在1969年3月第262期《批評》（Critique）雜誌上］相比較。面對一個充滿象徵的植物群落，弗萊好像總是在氣喘吁吁地追逐四處奔逃的野兔；而擺在托多羅夫面前的卻是一個線條和對稱的世界，他在其中從事著精確、優雅和經濟的運動。在這本13世紀的法國小說中，三個層次的意思彼此呼應，而且每一層意思只有在與另外兩層意思的關係當中才具有意義。格拉爾的探索就是對敘述的探索。弗萊開啟了一場鏡子的遊戲，在每部作品當中，人類文明的百科全書都會被打碎；而托多羅夫則將作品變為一個封閉的結構，沒有窗戶可以向外面張望，他甚至藉助方法論，排除了一個可以注視的「外部」的存在。 或許我所尋找的評論分析，是一種並不直接指向「外部」，而是通過探索文章的「內部」，通過它向中心的深入，來開啟的投向「外界」的出乎意料的目光。這個結果，並不取決於方法，而更多取決於如何去使用那種方法：為了進入格雷馬斯的「語義世界」，我服從於苦行主義，它將普洛普那種已經非常簡單扼要的格式極端地簡單化和理性化。這樣做的結果，使我滿意地看到「行動元模型」（modèle actantiel）能夠在一次社會學研究中將村里傻瓜伊萬的行為與經濟投資者的行為相對比，也就是在幾種我無法用其他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經歷之間建立起了聯繫［A.J.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Sémantique structurale），里佐利出版社，1969年，第220—222頁］。 我一直閱讀文學評論，是因為我始終在等待它們為我提供這樣的驚喜。其中最大的驚喜，就是在米哈伊爾·巴赫金（Michail Bachtin）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與風格》（Dostoevskij，poetica e stilistica）的一個章節當中（義大利語譯本，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68年，第159—172頁）找到隱藏的「永久革命」的模式（它被認為是古代，也就是中世紀所特有的），它完全可以宣稱自己是未來的社會。唯有這種模式可以使無法統一起來的所有要求和諧共存。這個模式，就是一個以狂歡與消費顛覆性時期與嚴格生產的時期彼此有規律交替為基礎的社會。 每一部真正的評論著作，都可以被當作它所涉及的幾篇文章中的一篇來閱讀，如同用詩歌式的暗喻組成的結構，弗萊的作品也是一樣。他試圖將分析工具延伸到文學創作以外，而這也是自然的事。他超出「非文學性散文的修辭」這一章的內容，試圖理解在每個關於人類的討論、每個理論方法和每個世界觀當中，方式、象徵和文學原型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我記起了幾年前閱讀的一本美國著作［斯坦利·E.海曼（Stanley E.Hyman）的《糾纏的海岸：作為富於想像力作家的達爾文、馬克思、弗雷澤和弗洛伊德》（The Tangled Bank：Darwin，Marx，Frazer and Freud as Imaginative Writers），紐約：雅典人出版社，1962年］：作者對19世紀四位革新性思想家的作品進行分析，仿佛它們是想像、宇宙起源之謎、史詩、悲劇和系列偵探小說；它們強調故事中的人物、情形、畫面、衝突，還有自然的意義，卻從來不會脫離文學評論的方法。這僅僅是一種過分講究的消遣嗎？對於我來說，海曼的著作就像一門非常有用的閱讀課。 我認為，弗萊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可以被寫進這本書。在《批評的解剖》中，他用大量篇幅來講文學評論家應該把宗教作品僅僅作為文學作品來讀。對於一名神職人員來說，這並非容易之事。在弗萊的作品中，正是在他對柯爾律治將評論變成一種自然神學的偏好進行指責的部分，因為涉及宗教方面的爭議，他的強調變得激烈起來。 儘管如此，弗萊的文學世界和宗教世界也存在著一個交點，那就是這兩個世界都以《聖經》為中心。在關於「特定的百科全書形式」的那個章節當中，弗萊把《聖經》（《舊約》和《新約》）當作一個完整的原型結構，以及對世界文學中所有方式、象徵和神話的概括。對於他的作品，文學評論可以提出的異議是，《聖經》並非一本書，而是一座圖書館，被選擇出來，一本挨一本地放在那裡。它們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整體價值，而在它們的周圍，又按照順序放置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書籍。 「圖書館」的概念並不屬於弗萊使用的術語，但也可以加入其中。文學並非僅僅由單獨的作品構成，而是由圖書館組成。在那些體系當中，不同的時代和傳統創造出「規範」的和「不合規範」的文章。這些體系當中的每部作品假如孤立存在，或者被放到另外一個圖書館中，情況都會不同。一座圖書館可以採用一個固定類型的目錄，或者可以試圖變成一個普遍性的圖書館，但始終以「規範」的圖書為核心向外拓展。與圖書目錄相比，那裡更是區分不同圖書館的關鍵所在。我所偏愛的理想圖書館，是那個受外力影響，向「不合規範」的書籍延伸的圖書館。此處所指的是「不合規範」在詞源上的意思，也是「隱藏」，是隱藏的書籍。文學就是對遙遠、隱藏，而且會改變已知書籍的作品的尋找，是對不合規範的新書的發現或者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