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兩個關於科學和文學的採訪

一、《文學之岸》（L』Approdo letterario），1968年1—3月，第41期。整理自電視採訪的回答。 二、馬拉頓·馬基耶多（Mladen Machiedo）為扎加布里亞的雜誌《克羅》（Kolo）做的採訪，1968年10月，第10期，第341—343頁。問題涉及：1）「新啟蒙主義」這個術語；2）科學和道德：「就像您在短篇小說《跟蹤》（L』inseguimento）中所寫的那樣，用科學（比如相對論）取代意識形態」，會對所有現存的倫理學提出質疑？3）先鋒派作家變身科學家的必要性（這個想法可能來自《時間零》）：「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東西可以在科學面前為文學辯護？」 一 在您看來，如今科學和文學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最近，我讀了羅蘭·巴特的一篇題為《科學對抗文學》的文章。巴特傾向於將文學看作是語言對自身之為語言，以及自身分量和獨立現實的意識。對於文學來說，語言從來不是透明的，也從來不是純粹用來說明「內容」或者「現實」或者「思想」或者「真理」的工具。也就是說，文學無法說明自身以外的某種其他的東西。然而，科學認為語言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可以用來說明一個與之不相干的別的東西。正是在語言的概念上，形成了科學與文學的差異。沿著這個思路，巴特認為文學比科學更加科學，因為文學明白語言的表達從來都不是沒有目的的，明白在寫作的時候，不可能說出任何寫作以外的東西，也不能說出任何與寫作這個行為無關的真理。根據巴特的說法，假如語言的科學仍要作為科學，就註定要變成文學，成為一部完整的著作，為自己爭取如今只有文學才能獲得的語言帶來的快樂。 然而，當今的科學果真可以用這種對於一個作為參考的絕對規則的信任來定義嗎？又或者，科學本身就是對自己語言習慣的不斷質疑呢？在巴特對科學的指責當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個比在現實中更加堅實和自信的科學。至少對於數學來說，我們所面對的這種科學，更多是一種自身形成過程的遊戲（一種不僅對它特有的物質，也對構建真理的過程進行研究的科學），而不是奢望對該領域以外的一個真理進行探討。 我現在討論的這篇巴特的文章，發表在幾個月前《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討論歐洲大陸文學的特刊上面。更確切地說，它涉及了文學和其他研究領域之間的關係。[53]在同一期上面，另外一位更加年長而且屬於另一個文學領域的作家雷蒙·格諾，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談到了科學。格諾是一位愛好數學的作家，他的朋友里數學家比文人還要多。在他的文章中，格諾強調了數學思想（通過人文科學的不斷數學化）在人文學科（因此也包括文學當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格諾與他的數學朋友一起創建了潛在文學工場，簡稱烏力波（Ou-li-po）。這是一個十人小組，專門進行數學和文學方面的實驗和研究。這個小組的氣氛，與巴特的分析以及《原樣》雜誌小組作家的文章中那種嚴肅與抽象的氣氛完全不同。在這個小組中，最重要的是娛樂，是智力和想像力的雜技。啪嗒學院是潛在文學工場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由阿爾弗雷德·雅里創建的一個對各種社會現象做鬼臉和惡作劇的學院。《啪嗒學雜誌》（Subsidia Pataphysica，半地下性質的）刊登了潛在的文學工作室創作的作品，比如說對於一些數學問題的研究，這些問題來自普羅旺斯詩人（還有但丁）創作的六音階詩的韻律形式中那些連續出現的韻腳，這種連續可以用螺旋形的圖形來表現。我認為，我描述的這兩個立場可以比較好地定義目前的情形：我們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或者至少我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既感到兩者的誘惑，又覺察到它們的局限。一邊是巴特與他的科學家「對手」，他們思考和說話時都帶著科學式的冷漠和精確；另一邊是格諾與他的科學家朋友，他們思考和說話的方式都是異想天開，以及語言和思想的雜技。 您最近說過，義大利最偉大的作家是伽利略。為什麼？ 萊奧帕爾迪在《雜錄》（Zibaldone）中表示自己很欣賞伽利略精確而優雅的散文。只要看看《義大利散文選》（Crestomazia della prosa italiana）中，萊奧帕爾迪從伽利略作品中選取的那些段落，就會明白萊奧帕爾迪（還有作為詩人的萊奧帕爾迪）的語言受到了很多來自伽利略作品的影響。不過，重新回到前面的話題，伽利略並非將語言當作一種中性的工具來使用，而是作為一種具有文學意識且不斷進行表達、想像甚至抒情的方法。在閱讀伽利略作品的時候，我喜歡尋找他描述月亮的段落。對於人類來說，月亮第一次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物件。伽利略通過細膩的手法，將它描繪為一個觸手可及的東西。儘管如此，月亮剛一出現，我們就能從伽利略的語言中感到一種稀薄與輕盈：月亮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懸浮在天空。因此，伽利略表現出對那位描繪宇宙和月亮的詩人阿里奧斯托的欣賞，並且對他進行評論（伽利略也曾評論過塔索[54]，卻算不上一個好的評論家：正是出於對阿里奧斯托的那種甚至痴迷的狂熱，使他幾乎總是以不公平的方式猛烈批評塔索）。即使對作為科學家的伽利略來說，觀察世界的理想方法同樣受到文學的薰陶。我們甚至可以畫出一條阿里奧斯托—伽利略—萊奧帕爾迪的路線，將它作為我們文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當我說伽利略是義大利最偉大的作家時，卡爾洛·卡索拉突然說：「怎麼會，我還以為是但丁！」謝謝，真是個大發現。首先，我所說的是散文體作家，這樣一來，就要在馬基雅維里和伽利略中間選擇。我覺得有點難辦，因為我也非常喜歡馬基雅維里。可以說，按照目前的工作方向，我在伽利略身上獲得了更多啟發，比如語言的精確，比如作為科學家和詩人的想像力，以及對作品設想的架構。卡索拉說：可是，伽利略是一位科學家，而不是作家。這個問題我認為很容易解決：但丁從不同的文化視野出發，同樣創作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和宇宙學的著作，他也藉助文學詞語勾勒出一幅宇宙的畫面。義大利文學所具有的這種深遠的志向，從但丁傳遞給了伽利略，也就是文學作品要作為世界與知識的地圖，文學創作處於認識論的推動之下。這種認識論時而來自宗教，時而來自思辨、巫術、百科全書、自然哲學，或者是進行觀察和改變，並加入幻想。歐洲的所有文學都具有這種志向，不過我要說，在義大利文學中，它處於主導地位，而且具有幾種不同的形式，這也使得義大利文學如此不同於其他文學形式，如此難懂，又如此無法取代。在最近的幾個世紀，這樣的靈感變得稀少，當然，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義大利文學也漸漸失去它的重要性。如今，或許已經到了重新拾起這種志向的時候。我要說，在最近一段時間，或許因為我開始創作的這些東西的緣故，義大利文學對於我來說比以前更加不可或缺。在某些時候，我覺得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將我帶往一條被義大利傳統遺忘的真正河床。 從您最近的一部著作來看，相較於人您對細胞更有好感，相較於情感因素您對數學計算更有好感，相較於想法您對思想衝動更有好感。這意味著什麼？ 對細胞更有好感，而不是人類……果真是這樣嗎？其實，有的人會對我的「宇宙奇趣」做出完全相反的批評，說我把話語權交給了細胞，就好像它們是人類一樣，說我編造的是世界初始而人類尚不存在時的形象和語言，仿佛一個古老的擬人遊戲。讓我們回憶一下，幾年以前，羅布—格里耶曾經起草過一份簡潔的訴狀，聲討擬人遊戲，反對作家不停地將風景人格化，比如說「天空微笑」、「大海發怒」。 與他的想法相反，我接受了這個擬人遊戲，要求徹底將它作為根本性的文學方法。而且，首先是作為與對人類原始世界解釋之一的泛靈論有關的神話方法，然後才是文學方法。我這樣說，並非因為羅布—格里耶的文章沒有說服我，而是因為在後來的創作過程中，我遵循了一條相反的道路：我的短篇小說是某種瘋狂的擬人遊戲，因為我無法不通過人類形象去思考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藉助人類扮的鬼臉和他的嘟囔。當時，這也是對人類最為明顯、懶散、自負的形象進行檢驗的方法：在他的周圍，將他的眼睛和鼻子成倍增加，以至於他辨認不出自己身在何處。 像我這樣不為心理學、情感分析和內心反省所動容的作家而言，在我們面前展開的視野，那些以個性鮮明的人物為主導或者對人類靈魂內部進行探索的作家發現的視野，並不顯得更為狹窄。我感興趣的是人類被鑲嵌其中的鑲嵌畫，是關係的遊戲，是地毯上阿拉伯圖案中有待發現的形象。反正我明白，即使我沒有努力使自己周身散發出人性，自己肯定無法逃出人類的範圍。我寫的故事，是在人類大腦中構建出來的；我使用的材料，是通過對我出生之前各種人類文明加工過的符號進行組合而形成的。就這樣，在《時間零》這本書結尾處的幾個故事裡，我試圖將純粹演繹式的推理變成短篇小說。在這部作品中，我的確遠離了擬人遊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遠離了某種擬人遊戲，因為恰恰是這些僅僅由關係的體系和功能確定的人類存在，充斥著我們周圍的世界，這就是我們如今的日常生活，無論這種情形在我們看來是好，還是壞。 二 （一）「啟蒙主義」這個詞，現在已經不太流行了。人們指責啟蒙主義是專家治國論思想的根源。該思想控制著工業國家的權力，卻遭到全世界青年的反抗。這種批評來自一部根本性的作品，那就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的著作《啟蒙辯證法》（Dialektik der Aufklarung）。三十多年前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十五年前又在德國出版。兩位作者甚至從《奧德賽》開始講起，將它作為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和專家治國論思想的第一個宣言。對於這些觀點，我並不十分肯定。我始終對尤利西斯懷有好感，但無法簡單地接受很多評論家給我貼上的「新啟蒙主義者」這個標籤，有些人對我的評論是正面的，另一些則具有局限性。當然，18世紀始終是我所著迷的歷史時期之一，那正是因為我越來越發現這個世紀非常豐富，具有多面性，充滿互相矛盾的因素，而且這些因素也一直延續到今天。十一年前，我寫《樹上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時的那種精神，如今我仍舊覺得鮮活。從某種程度上講，科希莫就像是受到「光明哲學」照耀的堂吉訶德。 （二）我不認為通過現代科學，尤其是從相對論發展出來的現代科學，能夠為道德相對主義進行辯解。相反，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將關於科學和關於價值的討論截然分開。這就意味著道德責任不能躲藏在相關的辯解後面。另一方面，我認為即使是在過去，真正重要的也並非那些確定的道德準則是否堅固，而是對道德的一種探討，不過這種探討始終是存在問題和風險的。我認為一個過分確定何為對、何為錯的基督徒，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最具有理性和普遍性的倫理學結構是康德所做的嘗試，他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從零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對倫理學問題進行了徹底的研究：他們明白，在歷史發展過程當中，任何一個價值都有可能被與之相反的價值所否定（或者再次確認）。貝爾托·布萊希特的大部分作品都建立在這種無情顛覆的基礎之上。 無論如何，道德問題並非出現在文學領域，而是在實踐行為的領域。文學創造的獨立自主的形象，可以作為經驗或者其他大腦思維成果的參照標準。只有通過讀者的這種思考，也就是必須通過讀者所尋找的價值與文學作品好像在建議或者暗示的價值之間的對比，文學才能夠與一種道德行為聯繫在一起。不過，這種對比必須是評論性的，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只有對於那些揭開文學神秘的外衣，並能發現它的虛假和虛偽之處的讀者來說，「說教的」、「創造的」、「教育的」文學，才能成為道德的動力。 在我看來，在《跟蹤》那篇文章中，在由跟蹤者和被跟蹤者構成的體系當中，任何一個被跟蹤者同時也是一個跟蹤者（又或者必須變身為跟蹤者）。那是因為，我首先遵循的是一個形式上的邏輯，它幾乎是幾何式地隱含在我小說中的邏輯。但是我還要說，它或許也是某種可以促成讀者進行道德活動的東西。讀者可以拒絕或者接受這個隱喻。不過假如他拒絕，那麼就能更好地理解他想要拒絕的東西；即使他接受，也可以促使他從評論的角度深入了解一種如此無法承受的形勢。重要的是，讀者能夠在故事中找到奇妙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與他的特殊語言產生共鳴，並促使他的內心產生反應和衝突。 （三）科學上的討論傾向於使用純粹形式化、數學性、建立在抽象邏輯基礎之上、對本身內容並不在意的語言。文學上的討論則傾向於建立價值體系，其中的每個詞語、每個符號，僅僅因為作者將它選定並寫在紙上，就獲得了價值。兩種語言之間不可能存在任何一致性，卻可能存在（正是因為它們之間極端的差異）一種挑戰，一場發生在它們之間的賭博。在某些情況下，文學可以作為一種推動力間接地服務於科學：作為想像和將假設發展到極端的後果的勇氣的實例。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事情可能正好相反。如今，數學語言和形式邏輯學的模式，可以將作家從因為錯誤使用而被消耗的詞語和形象中拯救出來。即使如此，作家也不應該認為找到了某種絕對的東西。在這裡，科學的例子同樣可以為文學所用：耐心而謙虛地，將所有結果都當作一系列或許無窮無盡的近似值中的一個。 為了一種能夠提出更多要求的文學（維托里尼與1968年運動） 刊登於《橋》（Il Ponte）雜誌，1968年8月31日。這是一篇對維托里尼的遺作《兩種緊張的形勢》進行討論的文章。維托里尼去世兩年之後，我在想像他面對1968年5月的動盪會做出如何的反應。 如今，維托里尼的形象主要和一篇文章聯繫在一起，儘管它的發表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維托里尼從一位學生代表在某次活動上遭到一個顯赫的學者（和政客）辱罵的事件說起，撰寫了一篇針對義大利大學，甚至是學校和它的家長式專製作風的有力文章。這篇文章本來是為一本國際作家雜誌撰寫的，但沒能發表，所以它創作的時間應該是1963年（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1964年，這篇文章和為創辦那份雜誌準備的其餘材料，在《梅那坡》第7期上面發表。這篇批評文章的猛烈程度非同尋常，而且它所涉及的主題，在當時對於我，而且我覺得也是對於很多人來說，都顯得無足輕重。今天，我們應該說，在那時的文學積極分子當中，只有維托里尼感受到大學中提出徹底變革要求的力量正在成熟。 此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使得1967至1968這一年意想不到地成了維托里尼年：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他點燃激情的能力將會增強，他的發言也不斷獲得恰當的證據。可以說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是最近二十年里，如此異彩紛呈的年代並不多見。更多時候，他所處的環境並不友善，而且他的想法也與潮流相左。就這樣，在世界上所有變化的事物當中，反鎮壓和反專制的時刻獲得了決定性的意義。這是伴隨作為知識分子的維托里尼一生的主題，也是令人振奮的同時又充滿諷刺的隱喻。 當然，我們尤其會想到巴黎的五月運動，想到對於「對權力的想像」（也就是相對於到現在為止使用的政治詞彙而言的一種新語言）所抱持的微弱希望。他會把那些當作自己的想法，而且，會像十年前那些沸騰的日子一樣奔赴那裡。在工業化世界的中心，工人革命的希望重新燃起，並將確認他不願意放棄的那個立場（以及與此相應的是對於一種新的工人力量的強烈需要；這種力量應該是有組織的，而不是官僚主義和僵化的工人力量）。 毫無疑問，這將是他的一個「新」起點。他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居民，從事件的燃燒中獲得力量與氧氣。不過，早在1968年5月以前，他就已經對一系列活動提供支持，並且將他在隱喻方面的能量注入其中。我們只要想一想，越共通過發明真正的「科技」，並用它來對抗凝固汽油彈經銷商的虛假科技時取得的勝利。 《兩種緊張的形勢》中收集的筆記，要求我們將這種思想一直延伸到今天，因為這份資料代表著在一項研究的最初階段，是對討論主題的提議和卡片的收集。我們不能將它作為一篇已經完成的發言去閱讀，也不能當作一幅確定的文化狀況的畫面。其中的所有「人物」（引用的作者或令他生氣的朋友）都只具有入場時的臨時功能，也就是說，在另外一種背景下，他們的角色有可能會發生改變。正像維托里尼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那樣，那些專有名詞並不意味著一些人，而是意味著他們在作品所涉及的狀況下扮演的角色，不論這個名詞表現出的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功能。閱讀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指示，而是進行一篇獨立發言的理由。所以，閱讀這篇文章的人會在頭腦里對其參考文獻進行更新，並考慮到最近幾年趨勢圖上的橫坐標和縱坐標，並將發言的曲線進行延伸。我知道，這種在現實基礎上對作品進行修改的閱讀方法可能會顯得非常專橫，而且我們應該宣布，歷史化的時刻已經到來。然而，將文章與當今的形勢進行對比，始終是閱讀這類文章最正確的方法。 那麼，讓我們對今天的形勢進行分析。在政治文化領域，唯意志論和黑格爾哲學的淵源，與建立以「人類科學」為基礎、具備所有嚴格決定論的解放力量的革命性人類學的動力之間，正在進行著一場關於爭取解讀或者領導上主導權的鬥爭（維托里尼已經對發生在他內心的這種鬥爭進行了闡述，也就是他對於文化狀況的不滿，因為這種狀況僅僅提供了片面和錯誤的選擇）。無論是一方，還是另外一方，一開始都賦予這種學說很重的分量。不過，幸好這種鬥爭是以事實為基礎進行的。非學說性的選擇（假如維托里尼如今在世，會不會也成為那些不給予這種教義如此分量的人中間的一員呢？）意味著站在革命中已經發生但暫時沒有名稱的事情一邊（它們面臨著還沒有名稱就會被扼殺，或者任憑別人立刻為它們取名，然後就被扼殺的危險）。 在文學領域流傳著一種失敗感，或者說需要從零開始的感覺。我所講的不是最近二十年義大利的微觀文學，它衰落的程度是與它的懈怠成正比的。我所說的，是變得越來越令人不滿的20世紀歐洲那些最為雄心勃勃的建議。這一點表現在對知識最為苛求的年輕人身上。並非因為他們對文學更感興趣（就像今天似乎發生在義大利的那樣），而是因為即使文學成為革命的理由（就如同在法國是出現在青年人中間，在大眾的層次，而不是領袖層次），它也還是需要滿足的要求，是大部分尚屬空白和需要書寫的篇章（它的作者是那些希望製造饑渴而非滿足這些要求的人）。 正是在這種普遍的背景下，如今我們還可以讀到維托里尼的筆記中對60年代最初幾年的展望：比如建立一種反專制的文化和文學，嘗試一種不去延伸到時空以外，而是從內部、從工業化的西方文化內部爆發的思想意識革命，還有對文學所獲得的一切提出質疑。 對於即將成為我們正在生活的這個世紀初的特點的文學，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文學討論的重要性在於文章中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它建議的可以滿足這種要求的方法。文學應該用於不斷提高賭注，提出越來越難以滿足的要求，卻不要急於回答。原因是，假如回答過早到來，就會與我們現在反對的那些回答過於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