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為誰創作？（假想的書架）

刊登於《復興》雜誌，1967年11月24日，第46期。回應姜·卡爾洛·費雷蒂（Gian Carlo Ferretti）在第39期上發起的一項調查，題為《為誰創作一部小說？為誰創作一首詩歌？》。 為誰創作一部小說？為誰創作一首詩歌？是為了閱讀過某些其他小說和其他詩歌的人。創作一本書，是為了能夠把它和其他書放在一起，為了它能夠被放入一個假想的書架。從某種程度上講，放進這個書架就意味著對它進行改變，把其他書從它們的位置趕走或迫使它們退到後面一排，要求把另一些書提前到第一排。 一個「懂得銷售」的書商會怎麼做？他說：「您讀過某本書嗎？好吧，那麼您應該把這本書也買下來。」作家對於隱形讀者所做的想像或者無意識的動作也是如此。不同之處在於，作家不能僅僅把自己的目標定義為滿足讀者意願的人（再說，一位優秀的書商也應該看得更遠一點）；他需要假設一個尚不存在的讀者，或者使讀者針對今天的樣子有所變化。這種事情並不經常發生：在所有的時代和社會，一旦某種美學原則、某種詮釋世界的方法，或者某種道德和社會價值的等級建立起來，文學就可以通過隨後的證實、有限的修正和深化，永遠延續下去。然而，我們所感興趣的是文學的另外一個可能，那就是對價值等級和已經確定意義的標準進行討論的可能。 假如作家想要創建的理想書架尚未確定，上面擺放的圖書還不習慣一本挨一本地待在一起，因為它們的彼此接近可能會導致電擊或者短路，那麼，一位作家的活動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裡，需要對我的第一個回答進行糾正：當我們不只是為了小說讀者，而是為所有人創作小說的時候，當我們在從事文學創作時，想像到的不僅僅是擺放文學書的書架的時候，文學就開始變得有趣了。 以我們義大利人的經歷來舉幾個例子：1945至1950年，義大利小說希望能夠進入一個以政治或者歷史—政治題材為主的書架，從而滿足主要對政治文化和當代歷史感興趣，而且好像迫切需要滿足文學方面的「需求」（或者缺乏）的讀者。按照這種思路確定的活動，結果只可能是失敗，因為並不是說政治文化代表某種事實，文學價值就必須去靠近或者適應這種事實所具有的價值（因為除去少數個案，這些價值都是一些所謂「經典的」價值，也就是已經存在的價值）；政治文化是某種尚需完成的東西，甚至始終需要對它進行建設和討論，並且將它不斷地與文化的其餘部分進行對比（放在一起討論）。 在1950至1960年，人們曾經試圖將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頹廢派文學，以及義大利歷史主義「道德和文明」感的著作，都放入同一個假想讀者的書架。這種做法比較符合那些年間義大利普通讀者的情況（知識分子謹慎的資產階級化，以及資產階級謹慎的研究）。然而，從一個已經開始而且範圍更廣的層面上來說，這樣做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僅僅適用於各種霸權和隔離為我們的文學限定的那個空間。總之，要想了解世界上以及我們中間發生的事情，義大利普通知識分子的書房（儘管後來幾經擴大）幾乎起不到作用。所以，它被徹底破壞也是不可避免的。 這種現象發生在60年代。最近十五年里上學的人，他們享受到的廣泛信息，比義大利「二戰」之前、戰爭時期和戰後的信息要豐富很多。如今，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與傳統，而是與開放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作為我們參考的不再是與經過檢驗的體系的相容性，而是這個問題在世界上的存在狀況（各種發言試圖向我們展示，以前的狀況比現在更加美好。然而，即使是那些正確的發言也是無益的，甚至成為反證）。 在文學領域裡，作家們如今考慮的那個書架上擺放的，首先是能夠將文學事件分解成最根本的元素和動機的那些學科，那些進行分析和解剖的學科（語言學、信息理論、分析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治療的創新用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用法）。在這座由各種專業構成的圖書館裡，人們並非一定要增加一個文學書架，而是否定它所處的位置，因為目前文學所經歷的主要是對自身的否定。所以，針對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回答就變成了：小說創作的對象，是一個終於明白再也不應該讀小說的讀者。 正如很多人所說的，這個立場的脆弱之處，並不在於來自起決定性作用的文學以外的影響，而是與此相反，它的脆弱之處在於，新作家設想的非文學類圖書館，仍然過於具有局限性和行業化。反文學還僅僅是一種文學熱情，卻不能滿足目前文化的需要。我們為自己作品預先設定的那些讀者，會有認識論、語義和實踐方法等方面的要求，而且希望不斷地進行文學層面上的對比，比如象徵性方法的實例，或者邏輯性模式的建構（我所說的，或者尤其要提到的，是政治書籍的讀者）。 說到這裡，我不能迴避《復興》雜誌的調查肯定會關心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對於讀者會越來越有修養的這種設想，是否無法避免需要儘快解決的文化差異的問題？如今，無論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問題都被嚴肅地提了出來。文化差異有可能會使作為其根源的社會差異永遠存在下去，這是現在整個世界的教育學都要面對的關鍵性問題，隨後會立刻發展到政治領域。在這個問題上，文學的貢獻只能是間接的，比如說，果斷地拒絕任何家長制的解決方法。假如文學設想的是低於作家文化修養的讀者，並對他採取教育、普及以及令其安心的態度，那麼，我們就只能確認這種差異。任何用緩和劑（一種大眾文學）來使形式變得柔和的嘗試，都意味著後退，而不是前進。文學不是學校，我們應該假設一個更有修養的讀者群，一個比作家更有修養的讀者群，而這個假設讀者群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作家是在對比自己更有學問的讀者說話，要裝成一個比自己有學問的自己，以便與某個更有學問的人對話。文學只有抬高行情，靠漲價，增加賭注，並遵循形勢的邏輯，而這個形勢必然會惡化，所以要從整體上接觸社會，進而找到解決方法（不言而喻，這裡所說的是作家身處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因此需要承擔的所有責任，甚至是與他工作的內部邏輯相悖的責任）。當然，在遵循這條道路的同時，文學應當意識到它會遇到的危險，包括革命可能會為了創造一個平等主義的初始平台而將文學排除在外（還有哲學、純科學，等等）。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災難性的自我殘害，但具有自己的邏輯，所以，它在這個世紀重新出現，而且在以後的幾個世紀會經常出現，直至找到一個更好的同樣簡單的解決方法。 第二個問題（我用簡單的詞彙來闡述）：鑒於世界被分裂為資本主義陣營和無產階級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革命陣營，作家又要為誰來創作呢？我的回答是：既為一些人，也為另一些人創作。每一本書（不只是文學書）儘管是寫給某些人的，閱讀它的卻不會僅僅是它所針對的那些人，還會有他們的敵人。這並不是說，敵人從書中學到的比這本書所針對的那些人少（嚴格地說，這一點對於像《資本論》和游擊隊手冊這樣的基礎革命讀本，也同樣適用）。對於文學來說，一本「革命的」文學著作，會在短時間內被資產階級據為己有，而且變得中立。這是義大利左派的文章在最近幾年多次討論的話題，而且，它們得出的結論悲觀也很難反駁。我們還可以利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進行這個話題的討論。首先，文學需要承認它的政治分量是微乎其微的。戰鬥的勝負，是以普遍的戰略、戰術路線和力量關係為基礎決定的。在這種情形下，一本書，僅僅是一粒沙，文學書尤其如此。一本（科學或者文學的）重要著作對正在進行的普遍鬥爭所產生的效果，是將它帶到一個更高的意識水平，為它提供認識、預測、想像、集中等工具。這個新的水平更加有利於革命還是反革命，取決於革命是否懂得如何行動，取決於它希望他人如何行動和是否懂得如何去影響他們的行動。這一點，只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作品創作者的意願。一個反動派寫的書（科學發現），對於革命的前進可能是決定性的，不過也有可能相反。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具有革命性的並非作品本身，而是對作品的使用。即使是那些希望在政治上以革命書籍的形式誕生的書，也只有在使用的過程中才能成為一本革命書籍，而它的革命效果經常是滯後和間接的。所以，在涉及鬥爭的時候，評價一部作品的決定性因素是它所處的水平，以及認識在它的推動下取得的進步。至於作品誕生於一個或者另一個陣營，它的動機或者意圖如何，這些因素可能具有遺傳或者情感方面的意義，但這些主要與作者有關，而對於鬥爭進程的影響很小。我們在作品當中幾乎總能尋找到明確或者隱含的「傾向」。自認加入戰鬥的作家，當然會認為作品是寫給自己戰友的。但是，他應該首先考慮到作品所處的普遍背景，應該意識到，戰線也可能從他的作品中間穿過，是一條永遠處於運動中的戰線，那些在樹立之時自認為堅定不移的旗幟，也因此始終在變換位置。安全的領土並不存在，作品本身就是也應該是一個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