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反語言
刊登於《日報》，1965年2月3日。這篇文章同樣參加了帕索里尼發起的關於新義大利語的辯論（參考179頁前一篇的引言，此處提到的是其中涉及的篇目）。《日報》在它的《每日讀書》（「Giornolibri」）欄目里開展了這項辯論。參加辯論的除了一篇對帕索里尼的採訪（1964年12月2日）以外，還包括阿爾巴西諾（12月30日）、西塔提（1965年1月20日）、奧蒂耶里（Ottieri，1月27日）的文章，以及帕索里尼的兩篇反駁文章（1月6日和2月3日）。
憲兵隊長坐在打字機前，受審人坐在他對面，稍顯結巴地回答他的問題，但注意儘量採用準確的方式，知無不盡，而且不多說一個字：「今天清晨，我到地窖里點燃鍋爐，發現了放在盛煤炭的箱子後面的所有酒瓶。我從中取了一瓶，準備今天晚飯的時候喝。但是，我不知道樓上賣瓶裝酒的商店被撬開。」憲兵隊長不動聲色而又快速地敲擊鍵盤，忠實地將他的話記錄下來：「敝人在午前早些時候，前往地下室的房間，以便啟動取暖裝置。我聲明碰巧發現了一定數量的酒類產品被置於盛放燃料的容器後面的位置，並取走了上述商品中的一個準備在晚餐時消費，卻不曉得位於上層的商店已經被撬開。」
每一天，尤其近一百年來直到今天，出於一種已經變得無意識的過程，我們千千萬萬的同胞每天都在頭腦中以電子設備的速度，將義大利語轉化為一種不存在的反語言。律師和官員、部委辦公室和行政委員會、報紙和電視的編輯部，都在用反語言來書寫、講話和思考。這種反語言的特點，我想把它定義為「對語義的恐懼」，也就是逃避任何本身具有意義的詞彙，就好像「酒瓶」、「爐子」、「煤炭」都是污穢的詞語，「去」、「找到」、「知道」所指的都是些下流行為一樣。在反語言當中，意義與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被流放到一系列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意義模糊不清而又不可捉摸的詞語的最遠端。「我們的語言是一條非常脆弱的線，靠著由介詞、系詞，或者數量很少而且失去力量的動詞連接起來的名詞構成。」在這幾行文字當中，西塔提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很好的描述。
使用反語言的人，總是害怕對他所說的事物表現出熟悉和興趣，認為應該通過暗示：「我是碰巧說到這些事情的，而我的作用要遠遠高於我所做或者所說的事情，我的作用高於一切，甚至高於我自己。」從心理原因上講，反語言是與生活之間真正關係的缺失，或者說到底，是對自己的憎恨。然而，語言僅僅存在於演變成一種交流的、與生活的關係當中，存在於演變成一種表達的、完全的存在當中。所以，反語言獲勝之處（那種不會說「我做了」，而要說「我實施了」的義大利語），語言就會遭到毀滅。
假如將帕索里尼文章中寫的「科技」語言（也就是完全交流性和工具性的、使不同的用法同質化的語言）和語言聯繫在一起，其結果只會使它變得豐富，會除去它的非理性和沉重，並且賦予它新的可能（首先僅僅是交流上的可能，然後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會創造出一種屬於自己的表現空間）。然而，假如將它與反語言聯繫在一起，它就會立刻受到致命的傳染，即使是「科技」詞彙也會染上一種虛無的色彩。
帕索里尼實際上是在說：義大利語終於誕生了，但我並不喜歡它，因為它是「科技性的」。
我卻要說：義大利語奄奄一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只有變成一種工具性的現代語言，它才能存活下去；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假如停留在目前的狀態，它仍舊能夠存活下去。
不論是文化語言，還是實際工作中的語言，問題都不會有所不同。在文化範疇內，假如「科技」語言被加入一個嚴格的體系（一種科學的門類或者研究的流派），假如它意味著獲得新類型的詞彙，使現有詞彙類型的秩序更加明確，使通過句子表達出的思想具有更加有效的結構，那麼我歡迎這種科技語言的到來，希望它能夠將我們從眾多含糊不清的術語中解放出來。假如丟進反語言裡面的是一些新的抽象名詞，那麼它就既不積極，也不新鮮，而且，其中的科技工具性也僅僅是個假象。
不過，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確方法應該從口頭的使用，從日常的實際生活這個層面產生。我把出了問題的汽車送到修車行，並試圖向機械師解釋「和那個東西連在一起的這個東西，我覺得它在拿那個東西開玩笑」。到此時為止始終操著一口方言的機械師，朝發動機蓋子裡面看看，然後用一種極其精確的詞彙，造出一種簡短而概括的句子，向我解釋那個發動機身上都發生了些什麼。在整個義大利，汽車的每個部分都有一個名稱，而且是唯一的名稱（相對於農業語言的地區多樣性來說，這是一種新鮮事物；而相對於手工業語言，則沒有那麼新鮮），每一個操作都有描述它的動詞，每一項評估都有屬於它的形容詞。假如這就是科技語言，那麼我相信它，我信任科技語言。
這樣說吧，你可以反駁我說，技術—機械語言僅僅是一種專門用語，一種詞彙，而不是語言。我的回答是：語言越是以實踐活動為榜樣，就越是在所有方面同質化；不僅如此，它還會獲得一種「風格」。只要義大利語還是一種文學的而非職業性的語言，方言中（不言而喻，也包括托斯卡納方言）就存在著豐富的詞彙，能夠用來命名和描述田野、房屋，還有工具，以及語言所不能描述的農業和各種行業的那些操作。義大利方言生命力得以延續的原因就在於此。現在，這個階段已經過去很久了。我們面前的世界（房屋和街道和機器和企業和研究，還有現代農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靠義大利語，或者以義大利語為榜樣，或者是靠一種介乎科學—技術—工業之間的語言發展起來的，而不是方言，然後，又通過義大利語或者跨語言的邏輯結構得到使用和思考。語言的普遍性命運，會越來越有賴於這種實用的語言。
從它的表現力來看，情況也是一樣，並不是因為從科學或者技術使用過渡到暗喻、情感、心理學等領域的使用後，這些新詞彙就可能獲得迅速的成功（事情的發展始終是這樣的：我要說，像「過敏的」、「石蕊試紙」、「相對論的」這些已經進入我們父輩的「普通義大利語」的詞彙，我不太喜歡）。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使用的形式也總是具有決定性的，而富有表達色彩的傳統形式會隨即消失，因為它們無法與其他口語表達方式同時使用，所以必須被其他方式所取代。
基本事實是這樣的：當今義大利語的發展並非來自與方言的關係，而是來自與外語的關係。關於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關於義大利語中佛羅倫薩或者羅馬或者米蘭所占據的份額，這些討論如今已經沒有很大的重要性。義大利語是通過與需要不斷面對、需要翻譯或者被翻譯成的其他語言的關係來定義自己的。
歐洲的大語種都有自己的問題。在這些語言的內部，或者尤其在彼此的對比當中，針對當代文明的各種需求，它們都具有嚴重的局限性，沒有一種語言能夠講出所有要講的東西。比如說，西塔提這篇文章中說到的法語的創新性動力，就因為法語句子結構上根本性的古典主義、文學性和保守性，而受到了嚴重的阻礙。第五共和國就生存在穩固的專家治國論統治下的經濟現實，和用模糊而不合時代的文學方式進行表達的語言之間的衝突當中。
我們時代的特徵正是這種矛盾：一方面，所有講出來的事情都需要能夠立刻翻譯成其他語言；另一方面，我們也意識到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獨特的思想體系，所以，從定義上是無法被翻譯的。
我對於語言的預測是這樣的：任何語言都圍繞著兩個彼此獨立的極端而存在，一個極端是可譯性，也就是能夠立刻翻譯成必須與之交流的其他語言，而且傾向於靠攏一種高層次的世界性國際語；另一個極端則滲透了語言最為特殊和秘密的精華部分，是不可譯的部分，而很多體系都會致力於這個方面，比如流行隱語和文學的藝術創造力。
義大利語在精神上受到長期的壓抑，具備將這兩個極端連接起來的所有必要條件：它可以是一種靈活、豐富，以自由的方式構成，具有以動詞為中心的牢固結構，且句子中間具有豐富節奏變化的語言。與此相反，反語言既排斥可譯性交流，又阻礙了深層次的表達。目前的語言形勢是這樣的：對於義大利語來說，變成一種現代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就等於變成真正的自己和體現自身的本質。但是，假如將語言推向反語言的力量不停止，而是繼續蔓延，那麼，義大利語將成為一種無用的工具，並從歐洲的語言地圖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