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義大利語，各種語言之一
刊登於《復興》（Rinascita，每月副刊《當代》）雜誌，1965年1月30日。這篇文章和隨後的一篇，都從屬於一場關於義大利語的辯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關於新型的「科技」義大利語的辯論。這個定義來自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在很多城市進行的一篇講話，那篇講話隨後刊登於《復興》雜誌上面（1964年12月26日）。在此之前，帕索里尼曾經否認存在作為通用口頭語言的義大利語；而今，他宣布需要改變自己篤定的想法：義大利語已經存在。它在大企業中誕生，是「生產和消費的語言」，而且「統一了義大利共通語內所有類型的語言」，也就是說通過這種語言可以進行「交流」，但會破壞語言的表現力。帕索里尼的文章在報紙和刊物上引起很大反響。《復興》雜誌特別利用副刊《當代》（當時由米凱萊·拉格負責）的一期來進行相關的討論，並刊登了維多利奧·塞雷尼（Vittorio Sereni）、埃利奧·維托里尼、佛朗哥·福爾蒂尼的文章。針對我的這篇和下一篇文章［《反語言》（「L』antilingua」）］，帕索里尼也同樣在發表於《復興》雜誌上的《語言日記》（「Diario linguistico」，1965年3月6日）中進行了激烈和廣泛的反駁。帕索里尼在1964至1965年發表的所有這些關於語言的文章，如今都收錄在雜文集《異端的經驗主義》（Empirismo eretico），米蘭：加爾贊蒂出版社，1972年。報紙上刊登的所有參加這次討論的論文，都收錄在雜文集《語言的新問題》（La nuova questione della lingua），帕蘭傑利主編，布雷西亞：派德亞出版社，1971年。
如今，我們不能孤立地對義大利語言狀況進行研究，也不能在一般意義上將它與歐洲大語種對立起來，而是要在目前世界語言的形勢下去審視它。不過，這個形勢問題重重：相對於現代文明的要求來說，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說是完全有效的，不論是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還是英語（儘管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更不要說問題更加嚴重的語言區域，比如非洲、亞洲，以及歐洲本身。
我很清楚，以上看法只是來自我藉助近似的方法做出的分析，還需要得到專家的證實。現在，我僅僅是從自己觀察的依據，也就是義大利和國外的圖書出版業出發，以假設的方式發表一些經驗性的看法。
假如我在前面說過，如今沒有哪種語言不存在嚴重的問題，那並非是為了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我們不應該對義大利語有很多抱怨。儘管應該承認，我們的語言還是具有某些優勢的。比如說，義大利語具有很強的可塑性（這種語言如同橡膠，可以用它製造出任何想做的東西），使我們能夠較好地將其他語言翻譯成義大利語，而任何其他語言則做不到這一點。當然，這種優勢也導致了一種幾乎同樣嚴重的弊端：義大利語是一種孤立且無法翻譯的語言。將一本外語書翻譯成漂亮的義大利語（我們所說的是令一切都變得更加困難的領域：文學），可以保留原文的一些味道；但是，假如將一本義大利作家寫的書翻譯成任何其他語言，即使是最好的譯本，原文的味道能夠保留下來的部分會少得多，甚至蕩然無存。（很多義大利作家因此在國外獲得了成功，因為「通過翻譯，他們賺到了」。）[35]
應該注意的是，即使是其他語言能夠被翻譯成義大利語這個有利因素，也是相對和片面的。比如說，越是口頭和平民百姓的語言，尤其是屬於俚語範疇的語言，翻譯成義大利語就越是不成功，因為在平民語言這個層次，語言立刻超出了界限，進入地方主義和方言的範疇；而在比較隨便的、玩笑式的、「資產階級」式的對話當中，義大利語總是令人厭惡（鑒於風俗習慣在不斷變化）並立刻可以確定其年代。（正像帕索里尼所說的，「通常使用的義大利語」，是一種「令人無法容忍和最好避免使用的語言」。）
這些出現在文學領域的破壞仍然是很小的，或者無論如何是可以預見的。閱讀翻譯文學的人，早已明白要做的是一件近似性的事情。文學寫作越來越成為語言所具有的特定思想的深化（最大程度的表現力、語言上的神經官能症、最大限度的缺乏個性、「客觀」中立性，都發展到了極致），也就變得越來越無法翻譯。
所以，我們就來談談交流中所使用的語言，看看在文化交流的領域，事情到底如何。那個領域內存在的問題，是在義大利語中找到與一個特定語言「法則」，尤其是某個研究領域、某種學派或者傾向的特定語言規則等同的結構。這種問題多次出現，也多次得到解決。重要的是，引入我們語言的這個「法則」應該是一個嚴格的體系，而且要對它進行嚴格的使用，因為它決定著翻譯工作的成功與否。
不過，讓我們看一下一位外國譯者在翻譯義大利作品時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存在於理論方面、評論方面，或者僅僅是信息方面。在這裡，義大利語的靈活性不再是一種幫助，而是成為障礙，同時，我們立刻能感覺到語言和文化上的距離。要想讓一個英語國家的人（對於一個法國人也是一樣！）理解我們想通過「storia」[36]這個詞（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重複這個詞）說明什麼，那會非常辛苦，而且最後的結論經常會是，它是無法翻譯的。當然，理解義大利文化的某些根本性的「鑰匙」（比如說克羅齊），在當時並沒有被義大利以外的人了解，所以，一個特定「法則」的詞彙，也就沒能獲得像在義大利國內那樣的成功（讓外界了解葛蘭西，也遇到了同樣類型的困難）。這是我們在很長時間內經歷的文化孤立所造成的破壞。不過，繼續抱怨這些也於事無補。我們要從今天的角度來對這個狀況進行考察：假設一位譯者能夠明確揭示任何語言「法則」，可是麻煩的是，大部分義大利人在寫作時並不依據任何「法則」，或者說同時依據多種法則。他們將多種來源的詞語堆積在一起，這些詞語有很多誕生於義大利語中，繼而形成它們的歷史，而使用這些詞語的人想要講述的是這些詞語的內在歷史，是在進行影射，在文雅和模稜兩可上面做文章。反正我們之間總能彼此理解。然而，當別人翻譯我們作品的時候，結果又會如何呢？那就是什麼也翻譯不出來。
比如說，假如我想讓別人把我這篇文章翻譯成法語或者英語，那麼，或許我必須將它完全重寫，或許要諮詢講那些語言的人，然後重新構思。我還是一個在詞語使用方面比較謹慎的人（這也是個問題，因為在對自己的想法尚不十分確定的時候，我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將一個觀點弱化，而在翻譯當中，這些謹慎的做法就不復存在了，結果，表達要麼過於一般，要麼過於直接）。然而，假如一個人更加堅定地使用來自不同「法則」的詞語（就像帕索里尼那樣，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語言變成了一幅由本國語和外語構成的「拼貼畫」），那麼，要想翻譯這些作家，就得給每個詞語添加註解。
這僅僅是一種小小的不便嗎？我卻覺得情況非常嚴重。今天，每個文化問題立刻就會變成世界性的問題，需要立刻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是利用一系列世界標準去核實。當然，這種現象尤其發生在政治上。比如說，《復興》雜誌上刊登的文章不僅談到義大利國內的新鮮事物，還包括國際上左派的一些趣事。然而，這些文章從語言的角度是無法翻譯的。
這番話是想說明什麼呢？我想說的是，在用自己的語言創作之前，要先用另外一種語言，或者某種對所有人通用的世界語來思考嗎？對於我們的語言，甚至是另外任何一種語言來說，這個要求都等同於閹割思想，令它變得平庸，不能表現出細微的差別，並剝奪它對微妙的直覺進行描述的能力。儘管所有民族語言如今都遇到了（無論有無意識）危機，但它們還會存活幾個世紀，因為它們至今仍然是無可替代的自由和創造性的工具。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雖然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局限，但它也具備自身特有的可能性。
我想說的是，希望通過寫作來進行交流的人（我所說的也包括我自己），始終應該考慮可翻譯性的問題，也就是可交流性，以及自己使用的表達方法。在這裡，我並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樣號召大家「用清楚的方式書寫」。我們知道，這通常是一種缺乏見識的奢望：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就要用清楚的方式去寫，不過，有些複雜的事情（或者尚未弄清楚的事情），只能通過唯一可能的方式去書寫。然而，我們始終需要意識到我們所使用語言的局限，計算我們的論述中能夠被翻譯的部分和不能被翻譯的部分，以及為什麼不能翻譯。假如我們能夠一邊寫，一邊讀自己所寫的文章（有很多作家還不能做到閱讀自己的文章，不論是在寫作當中還是之後；他們看到的是紙上的一個「會話氣泡」，裡面寫著他們的想法，而不是寫下來的詞語），假如我們能夠把自己一分為二，或者再增加幾倍，化身為很多不同的習慣於使用其他「法則」的讀者，那麼我們也可以創作出很難翻譯的文章，而且知道如何去創作它們。這樣一來，或許語言的複雜性就可以從局限性變成財富，變成可以積累的語言資本。
如今，義大利的政治語言變得非常複雜，而且變得愈發技術化和知識化。我相信，它會嘗試著成為連接基督教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橋樑，從阿爾多·莫洛[37]創建的辦公室和工作室，到工人階級的工會。這是帕索里尼對其誕生加以描述的那種科技語言嗎？在我看來，事實正好相反：一種希望專業化卻又無法統一的專門術語和一種具有眾多分支和多變的語法，使得這種語言的言外之意比它所表達出來的內容更加有效。這種語言並不喜歡那些能夠指明確切、直接和具體行為的動詞，而是使用僅僅用來系統地建立起名詞之間關係的動詞。這些名詞的意思同樣是抽象的，而且只能通過句子的結構來定義。這種語言可以在不使用具體的名詞或表示動作的動詞的情況下，構造出非常長的句子（這種情況，我從前認為只會在德語中出現）。
這種狀況發生在比較高的語言層次。在普通的語言層次上，存在著電視新聞中那種「客觀」的語言。在總結政治領袖的論述時，那些講話都被簡化為一些由沒有主見、缺乏色彩和味道的詞彙構成的類似的組合，彼此之間僅有最低限度的變化。總之，他們始終偏愛那些語義貧乏而非蘊含深刻意義的詞語。
對於說話是為了進行「領導」的那些人來說，政治對他們說話的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感覺（不過，這裡我超出了自己直接的經驗，可能會受到反駁或者得到補充），即使是在董事會、技術委員會，還有貿易代表的會議上，人們說話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在我看來，尤其在專業術語的層次上，我們會明顯注意到義大利語的「科技性」發展，比如說機械術語［汽車上哪怕是最小的零件，它的名稱在整個義大利都是一樣的，每個機械工每天都會使用；而每個省份的農業術語則完全不同；不過，對於很多手工業（比如印刷業）來說，一種統一而精確的詞彙並非新鮮事；在航海領域也是一樣，等等］。
在理論語言這個層次上，義大利語一百年來官僚主義的惡習比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毒害性。迄今為止，官僚語言對義大利語現代化和影響始終勝過來自科技發展的推力。即使來自專業研究的詞彙不斷地豐富（在義大利語中，這個過程已經進行了很久），語言從中獲得的並不是嚴格的詞法，而僅僅是有聲的形象；並不是抓緊現實不讓它逃走，並從中獲得滿足，而是一個進行影射的新方法；並不是語言與事物之間技術關係的根本民主，而是對權威性的再次強調。
所以，我的結論與帕索里尼的不同。不過，首先我要說，無論是從總體概念來講，還是在一些簡潔的風格分析和很多次要的觀點上，我在他的文章中讀到了很多令人興奮和真實的東西（可惜，並不包括談到我的時候）。至於帕索里尼的那句斷言「作為民族語言的義大利語誕生了」，我把它當作他的新詩，並表示歡迎，但並不認為那是事實。這或許是因為之前他說過，義大利語並不存在，而那句話我也並不同意（「義大利語」是作為獨一無二的語言現象存在的，與「法語」、「英語」等現象不同，而那兩種語言也彼此不同）。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方言（這些沒落、疲憊、無力和墮落的方言）代表著健康與事實。不過，這也是帕索里尼的論述中我最贊同的地方：我們在通常情況下使用的那種義大利語使人無法容忍，所以，我不能接受語言中產生了某種全新事物的這個幻想。
我的理想語言是一種儘可能具體和儘可能確切的義大利語。需要打敗的敵人，是義大利人使用抽象和泛泛的表達方法的傾向。要想發展成為一種具體和確切的語言，義大利語已經具備了很多其他語言所沒有的可能性。然而，壞死病想要將義大利語變成一個內部無法看到和觸摸到任何東西的語言組織，而且，正在將義大利語從那些有希望在未來幾個世紀的大動亂中存活下去的語言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