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不再講廢話

刊登於《國家晚報》（Paese Sera）（副刊《國家書籍》），1965年4月9日。本文選自寫給阿曼多·維特利（Armando Vitelli）的書信，後者主持了一場題為《小說的安魂曲？》（「Requiem per il romanzo？」）的圓桌會議。出席會議的包括莫拉維亞、帕索里尼、阿爾巴西諾（Arbasino）、桑圭內提（Sanguineti）和雷奧內提（其書信發表在3月26日的副刊上面）。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相繼開展了不計其數的關於小說的辯論。我僅僅躲過其中很少的幾次，而在無數次的討論中，我也加入了那些由普遍性的贊同，僅僅在意願王國內執行的規則，以及沒有根據的預測構成的大合唱，並且說了不少廢話。所以，我希望現在到了能夠稍稍保持沉默的時候。 ……在那些討論當中，我見識過高水平的辯論，嚴肅的話題，某些特別而且具有一貫性的論斷，以及對於想法、文化素養還有能力的澄清。那麼，我會後悔沒有加入那些討論嗎？怎麼會，我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若是加入那些討論，我會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據說那些討論曾涉及一些嚴肅的事情，但是，看到那些東西以小說這樣的存在方式，這樣不確定、邊緣化和短暫的事物作為參照，增加了我對它們的反感，因為那些事情一方面關係到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從整體上關係到我們這種特定活動，也就是文學創作（無論是不是小說）。 在這裡，我引用桑圭內提的一段話：「假如小說存在一種危機，那是因為它試圖用一系列價值尺度，而不是一種明顯而根本性的事件，去衡量現實，從而使現實合理化。」情況是這樣的，桑圭內提指責的那種立場，我認為也就是我的立場：我也曾經是一個想要通過文學活動（無論是不是小說）使現實合理化，並建立（或者選擇）某些價值的人。在一些理論性的論述中，我不斷且自負地確認過這一點。我創作的短篇小說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那裡面提供的信息非常謹慎，同時又充滿了保留與疑問（短篇小說不可能像論文或者雜文那樣，對事情一帶而過。不過，正是因為在那些文章中，一切顯得更加不確定，也就愈發準確）。 那麼，現在呢？我要後退一步，宣布我的失敗嗎？要承認在世界範圍內，這種文學並不存在，承認這種文學態度在所有戰場上都遭到猛烈進攻，而文學的整體面貌與我從前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嗎？ 等一等，我從前所期望的是什麼呢？顯而易見，我的「理性主義」與那種如此容易被擊敗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所以我要說，歡迎那些非理性主義的到來（或者說，希望它們在已經非常漫長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也希望它們能夠清除戰場上充斥的所有那些偽理性主義。 再有，誰說形勢可以用那些詞彙來定義？二十五年前，當我開始環顧四周的時候，任何理性主義的奢望仿佛都遭到了科學文化（在整個科學領域內，從物理學到人類學）的猛烈攻擊。然而，如今在同樣的文化範疇內，我覺得我們所經歷的是一種新的理性主義的勝利；也就是說，相對於20世紀上半葉，文學氛圍有了很大改變。我的想法也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這並非是我所熟悉的領域。不過，讓我們來看一下新文學的發展形勢：恰恰是在小說中，那些對文學最近的發展表現出最熱烈歡迎的聲音，那些最富於力量和新風格的德國作家（亞諾·施密特、格拉斯、巴赫曼、彼得·魏斯、約翰遜），以及最精確和嚴肅的法國作家，他們符合桑圭內提的定義嗎？我認為恰恰相反：我們當然應該用新的方法去理解「理性」和「價值尺度」，但這也正是文學本身所做的研究。 那麼，我需要在自己的信念中加入無數的信仰嗎？某些事情，一旦談論它們，就已經成了廢話。我不想最終變得像奧默先生一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喧囂的時刻，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理想的時代，可以儘可能少地談論和出版作品，同時嘗試著更好地去理解事情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