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
刊登於《梅那坡第7期：一份國際性雜誌》，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64年。本文是為了設計一份國際性雜誌而撰寫的文章，旨在敦促文學類發言對當前生活的所有問題負起責任。我嘗試在對這個主題的進一步闡述（我之前在《梅那坡》上發表的文章）當中，加入對於工人階級歷史責任的各種評價，而且，實際上是對那些年左派問題的審視。這個目標明顯雄心勃勃，我所嘗試的體系也比較複雜。從文學角度來講，與前兩篇引起很多爭論的文章（《物質世界的海洋》和《挑戰迷宮》）不同，這一篇引起的反響很小［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說：「這一次的主題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引自《比較》雜誌，1964年6月，第174期］。從政治角度來講，我對將在此後不久形成的「新左派」立場所持有的保留意見，使得當時忙於提出新的工人主義理論的朋友們［那是倫涅羅·潘澤瑞（Raniero Panzieri）主持《紅色手冊》（Quaderni Rossi）雜誌的年代］用自負和諷刺的目光來看待我［只有羅桑娜·羅桑達（Rossana Rossanda）在1964年6月的第73期《當代》（Il contemporaneo）雜誌上，針對我的《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認真地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我認為應該把這篇文章加入本文集，因為它是我文學之路上的一個階段，與前面的階段緊密相連，而且或許代表著我最後一次嘗試將各種不同的問題囊括在一篇統一而和諧的文章當中。所以，我將雜文中的重要段落重新發表，包括一篇文學性前言，對於理論上一些開放性展望的列舉，以及得出的結論。我省略了其中的第2章，因為我當時就已經聲明，從某種程度上講，它與其他部分的風格截然不同：這個章節包括對義大利現狀的一系列看法，風格更加具有新聞特性，與那個時代有關，而且某些地方更加表面化。
一個多世紀來，「工人」這個詞從用來定義一種社會或者職業狀況，變成了任何一般性文化性記述中所包含的明確或者隱含的因素。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工人的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呈現出差異性，或者在幾種狀態之間搖擺。在文化史上，「工人」這個詞的變化、差別和搖擺更為嚴重。今天，在這個詞發生了明顯的外在變化，且有必要對它獲得的新概念進行核實的時期，我想提出幾個要點，以便重新審視工人在社會上的存在和對於文化的意義。這些要點更多涉及當代文化的歷史，而非社會歷史。不過，在就這些要點對時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傾向進行觀察的同時，我將試圖儘可能使用與社會現實、社會的發展和傾向相關的比較、觀點和事實。
「工人」這個詞，是作為某種對立面的化身進入思想史的，也就是作為工業體系非人性化的極端客體，與此同時（或者可能已經成為）也是這個體系的解放和重新人性化的極端主體。我們沒有必要將文章停留在這個傳統的用語上面，而是需要在我們這個世紀的文化中，找到那些從這種存在中獲取力量的態度。概括地說，我可以指出兩種從當代文化角度看待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方法。
一、它是徹底革命的力量源泉。這場革命同樣而且尤其發生在個人的內心當中，也就是說，革命不局限於所有權和國家機構，還取代了傳統的價值等級（宗教和所有權的等級），也改變了道德、家庭、習俗，以及對各種想法與形象進行整理的方法本身。這曾經是各種文學和藝術先鋒派的夢想，是到目前為止，一旦重要革命的時刻結束，就會失望的夢想。這種夢想始終試圖將它和工人運動的關係（或者至少是與它的一個極端性分支，比如托洛茨基—布勒東聯盟的關係）在理論或者機構的層面上體制化。
二、它是囊括和實現以前的統治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表達並拋棄的一切積極價值（認識論的、道德的、美學的，等等）的因素，也就是說，它繼承和保存了所有能夠從歷史的衰退中拯救出來的東西。這種工人階段認為文化具有革命與保守兩個方面的觀點，同樣也啟發了共產主義的官方政治文化；而且，無論在這種文化的內部，還是它最不成功的經歷當中，或者是迄今為止曾經嘗試過的理論體系的建議當中，這個觀點都依然存在（語出盧卡奇）。
以上兩種看法，尤其標誌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些年的形勢，而它們影響的延伸甚至遠遠超出了那個時期。我們還會在過去的幾個時期，在受到各種形式反對的文化遺產當中，重新找到它們的淵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我們去考察當今文化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態度和傾向，那麼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對立，在我們看來並沒有那麼重要和具有特點。假如想通過一種概括性的對立來表現今天的形勢，我們可以指出，一方面，文化的軸線位於科學和技術方法當中，而且旨在建立現實的結構模式（文化對於「改變世界」並沒有直接的興趣，也並不特別關心對於被遺忘價值的拯救）。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心就處於那個區域當中，而心理學、宗教史、人類學都在那裡進行著盲目的試探，也就是說推動人類通過事物之間關係的猛烈分離，通過對於個人和集體生活的描述—不同於一個理智的「進步」思想的描述—來實現他的完整（這個研究計劃中明顯或者隱含的能量希望恢復的，不僅僅是資產階級誕生之前的價值，甚至還有史前的價值）。
在文學上，我們可以在涉及認識論—客觀主義，或者是關於作品語言和結構的問題的文藝思想中，見到前一種態度的痕跡，而後一種則存在於涉及對人類生存的直接表現，和對不變條件的人性的反抗性爆發的文藝思想當中。正是在這些極端的文學實例中（我們說，一方面是新小說，另一方面是完全處於另一個極端的「垮掉的一代」），兩種文化傾向表現出它們之間根本性的矛盾：假如要生存下去，二者都需要一種相反原則統治下的社會—歷史環境。
作為年輕人對生產和消費文明的反抗，「垮掉的一代」身處他們反抗的社會當中，並抱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安然的自信。他們感覺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滿足，而且是處於一個即使自己不被接受，它也不會停止運轉的機制當中。只有一個具有高度的經濟理性化、為非生產性花費和能量無用化提供空間的社會，才能為「垮掉的一代」奠定實踐的基礎，使他們能夠表達出人類相對於生產所具有的優先性。「垮掉的一代」的反抗態度，不僅出現在美國，而且會出現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只要這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發展到了採用美國化模式的時候（其中好像也包括蘇聯的大城市，但要排除義大利，因為這裡的美國化僅僅是表面上的，並不觸及經濟的本質），而這一點意味深長。
新小說這個話題與它類似，只是情況相反，而且更加複雜。我們只需提一提新小說在語言上的不動聲色，和它已經停止對世界進行任何評價。這樣的做法，僅僅在一個已經明顯存在問題且充滿著各種意義，幾乎成為自身象徵的世界裡，才會產生意義。新小說的發展並非處在一個歷史的停滯期，而是幾乎與一種明顯、無節制和兇殘的鬥爭的歷史形勢同步，與它攜手同行。在這種形勢下，不同的語言和方法的活動領域好像非常明顯而又彼此分離。
在用這些字眼定義且由各種傾向構成的畫面上，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歷史功能失去了它在文化領域的重要性。在這幅畫面上，缺乏一個體現歷史方向和目標的元素，與此相應的是歷史感的普遍缺失。如今，歷史感的缺失就等於價值感的缺失：新實證主義—結構主義的態度傾向於有計劃地撇開價值，將現實懸浮在一個被歷史前進的軌道衝破的不確定的狀態當中，無法對它做出任何評價；而存在主義的態度渴望恢復那些絕對或者首先是人性的價值，因此，它傾向於將在實踐中沾染的油煙和木炭，將總是帶著行動留下的不同烙印的東西，從價值等級中清除掉。
我提出的這些特點，都是來自對時下文化中存在的這些缺失的不滿，它恰恰建議我們去思考一下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如今是否存在，又是如何存在，以及在普遍的文化討論中，從它身上能夠發展出哪些相關問題。
一、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最初定義，既包含在對其採取接受和理解態度的那些方法的歷史當中，也存在於對這個定義表示拒絕和批評的那些方法的歷史當中，兩個歷史同時發展。想要明確當今的形勢，我們恰恰是要嘗試著，從列舉最近提出的對於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最初定義的主要反對意見及其變種，以及沒有得到回答的疑問開始。
（這裡所說的是一個簡單的指示性清單，我會避免在其中加入個人性的評價；或者，當這樣做有利於使我正在繪製的圖表更加清晰時，我會僅僅將表達每個命題的詞語稍稍絕對化。）
（一）人類對機器的服從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越來越淪為體制中簡單的齒輪。這樣一來，它構成對立面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還需指出的一點是，即使將這個體制的階級本質顛倒過來，作為工人的工人的生活也不可能有很大改變。一種作為無法解除的刑罰的「工人狀況」的畫面（西蒙娜·韋伊[34]為此提供了一個著名的範例），是傳統反工業論戰的最新體現之一。我們可以將它與相關的樂觀主義聯繫起來，也就是對科技領域完全自動化的幻想。根據它的說法，工人階級是一個註定滅絕的物種，或者說，在數量和歷史影響上，它至少會變成一個可以忽略的實體。
（二）體制對於工人的強制作用並非僅僅在工作時間和當他作為工人的時候，甚至在工廠以外，當他作為消費者的時候，也強迫他去滿足一些並非本能的需要，使他距離自我實現越來越遠。另外工人期望、思考、想像成為不同於系統強加於他的東西，這成為他的一項絕望的事業。「大眾文化」是體制生產出來的一種同質的膠狀果醬，其中也包括了彼此對立的階級，從而消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差異。一種作為自主階級的意識無法從這塊混亂而黏性的麵團中分離出來。這個公式幾乎是觀點（一）的必然結果，在美國社會的社會學和經濟學批評中得到了廣泛的例證；在文化層面，T.W.阿多諾（T.W.Adorno）和其他一些「工業文化」評論家通過實例對它進行了證明。
（三）在富足的社會，工人階級的未來是（就像在美國）以作為具有經濟訴求能力，而且非常有效的工會力量為特徵的，但反對提出結構上哪怕是最小的改變。鑒於貧窮化的不斷增加並沒有發生，鑒於工會運動把一個建立在擴大大眾消費基礎之上的經濟和分配方針強加給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完全加入到體制當中，體制的對立面變成了一個內部的對立面，工人的訴求形成的壓力變成了生產動力的一個必要因素。在這個預測中，改革（不論是工人的還是企業主的）和極端主義的觀點達成了一致：前者認為工人政治的前景是美好的，後者卻認為它是一種不幸；然而在此基礎上，二者都認為工人政治和工會組織的傳統形式已經老化。最先進的工業體系與工人階級，在消滅更加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上的興趣不謀而合。工業體系因此變得更加強大，工人階級同樣將社會道德救贖放在首位，因為它與一個革命性中斷的畫面密不可分，從而得出一種對經濟「進步」現象，以及所有與越來越加劇的正面戰鬥背道而馳的東西本身系統性的否定評價：傳統資本主義演變為「新資本主義」；在某些領域裡，國家資本主義取代了私人資本主義；國家干預旨在實現一種計劃性或者理性化經濟。
（四）作為（三）的必然結果，鑒於在最強大的工業化國家裡，工人階級成了體制的內部因素，如今唯一的受害者，唯一可能的對立因素，只剩下以貧農和落後人民為代表的前工業世界。前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使這個思想意識路線重新恢復了它的現實性，尤其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法國，這也是由於嶄新而又天才的理論化（法農）的影響。然而，這是一種具有漫長歷史的傾向，從俄羅斯民眾主義的反工業論戰，到一些義大利「南方問題」理論家反工業的論戰和北方的工人運動中，都存在著這種傾向。反對思潮之所以變得更加強大，是因為到現在為止，完成了社會革命的國家大部分是未經過工業革命的貧窮農業國。他們把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爭執，解釋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工業化世界和蘇聯國內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西方世界，最近幾年的經濟科學［米達爾（Myrdal）］表明，世界上的不平衡並沒有減少，反而傾向於增加。不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越是降低，工業化國家的生活水平就越是提高。不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這種不平衡表現在所有政治和經濟的分歧上，並正在成為最典型的世界問題。
（五）與前面幾段描述的前景（都是長期的前景）形成對立的，是一次越來越迫近的、潛在的和災難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根據一幅著名的圖畫，資本主義工業體制「如同烏雲攜帶著颶風」，始終隨身攜帶著戰爭。自從在國際緊張氣氛當中，加入了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個或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作為戰爭對立面的工人階級就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過，從本質上講，這個對立面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原子時代的來臨，以及隨之而來的普遍性破壞的危險（按照最悲觀的假設，那將是地球上人類生活的末日；而按照最樂觀的假設，那將是文明的終結和一部分人類的僥倖存活），卻標誌著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假如這個體制的非人性化發展到頂峰意味著原子時代的來臨，那麼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存在的理由就會變得蒼白，並且與人類存在的普遍理由混雜在一起。哲學家呼籲人們要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了一種「末世」，而首要任務是使它「沒有終點」（安德斯），並賦予「工作」與「產品」的概念以新的意義。面對一個像物種滅絕這樣徹底的敵人，假如直接要求採取一個政治性的解決方法，那是過於簡單化了（即使是以社會革命的形式）：只有一場普遍的道德革命，一種人類的再生（除此以外，就無法對社會進行真正的轉變），才是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選擇。另外，面對炸彈，政治為我們建議了怎樣的道路呢？假如將巨大的危險作為一個事實來接受，那麼階級鬥爭的戰略就需要依賴「大國」之間的高層談判；假如敢於挑戰災難（就像某些輕率的官方論點所肯定的那樣），我們就可以假設人類願意從現在開始把碎石頭作為工具，置身在一個荒涼的世界上，身處他們之前從來沒有感到屬於自己的商品的遺蹟中間，重新開始他們的歷史。
在此，我們可以對關於如今思想意識假設的第一次審視進行總結：我們得到的這幅景象完全超出了對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質疑。我們所討論的，是設想一種能夠通過所有自身矛盾，為進步（不只是啟蒙主義或者實證主義的線性進步，還有辯證歷史主義曾經奢望永遠能夠勾勒出來的充滿波折和困難的進步）描繪出一份清晰畫面的歷史，而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是作為具有積極潛力的催化劑加入這個歷史的。在這裡，取得勝利的是歷史消極性的總和：這個體制的建設性理智所取得的進步（資本主義工業，或者簡單地說是工業，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是關鍵性問題）表現為一個「美麗新世界」。在這裡，人類的所有活動都預先由生產和消費、大眾文化，或者「神秘說服者」的利益決定。這是一種地獄般的未來。假如體制的勝利本身是以某種非理性和破壞性潛力的形式，也就是將它帶到用原子彈來自殺這條道路上來實現的，那麼未來會更加黑暗。
很明顯，在這種形勢下，無法希望從一個業已包含在體制內的因素中獲得一種普遍性的解決方法。假如有人對理性—工業地獄的願景抱有信心，並且將它作為一種不可逆轉的事實來憎恨或者接受，那麼他就會認為，只有藉助個人來完成的救贖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要依靠一定數量的優秀人才：思想家，或者詩人（也不乏對於被認為主要由這類英才構成的歷史的回顧）。那些希望帶著悲劇英雄般的偉大精神去直面未來原子威脅的人，創造出一種類似貴族的概念［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無論是雅斯貝爾斯（Jaspers）這樣的哲學家，還是從丘吉爾開始的那些提到原子對我們提出的挑戰的政治家，都曾經提出，在這個挑戰中包含著一個偉大的道德範疇］。
認為這幅絕對悲觀的畫面，無論是生存還是災難，都一定會到來的人，仍然在祈求革命的救贖。他不再要求處於體制內部的工人階級去扮演顛覆和解放者的角色，而是求助於處在體制以外、遭到歷史和價值排斥的人，又或者至少是自認為處於如此情況下的人：被拋棄的種族、殖民地的人民、住在大都市貧民區的人［而且意識到這一切都是暫時性的，因為體制能夠通過經濟改善的幻想，以及文化或者僅僅是語言（對於那些被拋棄的人來說，它們表現為體制的文化和語言），迅速地將他們收入囊中］。或者是求助於一些倖存者，他們因為原子對所有符號和工具的破壞而受到歷史和價值的排斥。同樣地，鑒於工人大眾是自發和缺乏組織的，對於工人大眾的理解與設計（又或者是在消極的動力中重新尋找一種積極意義時，所需要的少量或者很多的文化遺產）應該屬於數量有限的，從烈火中穿過卻未被灼傷的開明人士。
二、（關於義大利現狀的觀點）……
三、再回到文章開始的那個問題（審視在當今的現實中，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所具有的普遍歷史意義），可以說，根據以上事實，我們已經能夠描繪出：
（一）一個從很多方面來看具有新傾向的形象，也就是指出在工業體制中，工人階級以絕對的理性化要求的唯一維護者的形象出現。他們提出這種要求，是為了人類社會能夠完全控制經濟和歷史的發展。意思是，對於工人來說，科學和工業化的徹底勝利與本階級的勝利恰巧吻合。針對工業體制已經被迫施行的理性化進程來說，這並非是一條顛覆性的路線，而只是要迫使這個進程朝著將所有人類和自然力量用於人類目的的方向發展。工人的未來最終會與啟蒙主義技術和科學家的未來相一致，並且為它們的實現提供必要的社會基礎。這條路線（儘管這裡僅僅是粗略地將它作為傾向勾畫出來）更有可能為西歐工人運動創造一個未來。然而，同樣的事實還顯示出：
（二）那些對這條傾向性路線持反對意見的人的立場，他們關心的是首先挽救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對於體制的純粹而簡單性的否定，以及革命概念中包含的正面和絕對的階級鬥爭的內容。儘管這種態度不能創造一個未來和一條行動路線（也就是在西方工人階級中，它僅僅在一個階段內得到贊同），但是，鑒於它不容置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的內涵，還是給知識界留下了一種有力的影響（與我們在第一部分中列舉的那些理論上的影響匯集和聯繫在一起）。
根據（二）的這種立場，現實中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因為自身具有的積極方面未被重視而受到貶低，又會因為它的顛覆性潛力而得到讚頌。從這個角度來講，體制的理性化仿佛是主要的敵人，也就是作為對資本主義進行拯救的計劃。正是因為「一切都包括在體制當中」這句套話，工人階級在生產過程中賦予自己最大權力的任何嘗試都受到了譴責。資本主義體制包含了所有的人類活動，而且除了拒絕服從以外，沒有給自由留下任何空間。這種體制可能已經不再與資本家（這個人物或許正在消失）的個人意願，甚至不再與作為獨立實體的企業的意願相一致。這個體制既包括私人信託基金和國家工業，也包括所有社會機構。在生產需要的框架內，是普遍的意願在決定著每個選擇，並使其智能化。福利水平、房屋、交通、學校、安全，已經是資本本身必須解決的問題，目的在於提高工作生產率和消費能力。儘管工人運動保留了思想意識的傳統，相信能夠維護本階級的獨立和擴大自身權力，但是，只要它稍稍接受體制的生產目的，就會落入圈套，並致力於加強這個體制，而不是去削弱它。我們知道，關於現代企業生產力的理論（梅爾曼）已經在考慮這個體系中做出決定的兩個必要因素：管理者和勞動者。以有勞動者參與的決定為基礎的企業行為，是賣主控制市場和計劃經濟時期的特徵，就像泰勒主義是競爭時期的特徵一樣。一切表面看上去是由工人通過努力才爭取到的東西，其實很早以前就已經被資本家預先安排和預計到了：工人對體制計劃進行干預的任何期望，都要求他服從生產和消費的遊戲規則，也就是加強自身的奴役。
我們已經在第一部分結尾處指出，可能存在一種與體制對立的外在對立面，我們幾乎要稱它為處於歷史以外的和災難性的對立面。現在，我們可以說，立場（二）在傾向上與這個畫面一致，儘管它試圖將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傳統和基本形象加入其中。我們在第二部分中列舉的關於義大利現實的各種觀點當中，立場（二）尤其是在工業社會和移民群體之間新的衝突（還有「扎克雷運動」，也就是南方憤怒的農民的反抗，這種運動可能會在已經改變的大都市的形勢下重新出現，就好像1962年7月我們在都靈看到的「法律廣場事件」一樣）中得到肯定；而且從總體上來說，是在所有工會和政黨被工人鬥爭那些出乎意料的舉措超越的情況下，得到肯定（經驗主義和自發的意識先于思考和有組織的意識成熟，這種情形也並不罕見）。在這些情況下，就如同每次為了特別原因決定進行罷工時一樣，我們見識到了工人階級表現出的一種純粹的自我肯定，一種對體制進行否定的潛力，這種潛力超出了任何解決方法本身；還有他對屈從於生產敲詐的拒絕，以及非常完美的體制也可能被推翻的證據。
這種態度，不同於與一幅危機、飢餓和普遍災難的場景聯繫在一起的，傳統的革命極端主義，因為在那個場景中，工人「除了鎖鏈以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失去」。相反，這種態度是與富足社會的氛圍聯繫在一起的。當商品豐富到幾乎可以創造一種自然條件的時候（至少是在想像當中），就有可能發生一場革命，它就像是體制的缺失，是純粹的存在主義的自我肯定，是一場不急於進入建設性計劃階段的破壞性革命。（仔細研究那些文學態度就會注意到，它們與上述情況之間的關聯並非不合時宜。我在前面講到了「垮掉的一代」。）
要想對立場（一）和立場（二）這兩種立場進行比較，就不能不從二者與社會體制的對比入手：它們對現實有多少了解，又以何種程度對現實產生影響。對立場（一）第一個可預見的異議，無疑是問自己，它是否過於接近傳統的改革路線，也就是說它是否最終將對立面的力量降至最小，以便與體制相一致。對立場（二）提出的第一個異議，卻是要問自己，它是否與表面上呈現出的狀況相反，而過分地相信體製革新的能力；它是否通過對理性和計劃的傾向進行普遍化，認定這些傾向已經獲得勝利（然而實際上，這些傾向在其內部完全沒有得到承認），並且賦予它們一種否定的意義，認為它們與體制的精華本身相一致，從而為創造「新資本主義」做出了貢獻。考慮到這些反對意見，我們來嘗試著勾勒出一個總體評價的脈絡。
當前形勢的現實可以概括地描述為：
每當科學和技術不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是能夠使它們的計劃與人類社會的興趣，也就是與一種普遍性文化的未來相吻合的時候，存在於資本主義工業體制內部的那種理性化動力就會表現出來。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這種動力不太可能獲得勝利，因為它最終總會遭遇資本主義固有的那種特殊主義的利益。
存在著工人階級所特有的一種理性主義動力。它的產生是因為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是一種體制的創造者和潛在的裁判，而這種體制可能成為改變世界的決定性工具；同時，工人階級又屈從於這個體制，成為體制的工具，被禁止引導這個體制走向普遍性的目標；當這種動力具有一個清晰的未來，也有能力將自己有組織的活動與一個普遍性戰略聯繫在一起時，它就可以與體制內部的理性化動力結合起來，而不會冒著在其內部消失的危險（傳統意義上的「改革者」），甚至有可能顛覆工人階級和體制之間的關係。
這個體制具備一種特有的災難性動力。它就如同走向一個由事物構成的盲目世界的傾向，無論它是一個以生產增長和科技性為特徵的地獄，還是具有破壞性的原子所代表的地獄。我們可以將該體制本身和工人階級的理性化動力聯合起來，戰勝這種動力（首先是臨時性的，然後是決定性的）。
在由這種體製造成卻不知如何解決，甚至使它惡化並最終自然爆炸的矛盾內部（並非在工人階級內部），存在著一種災難性的動力。它是由被利用和排斥的人類力量構成的動力，而工人階級是這些動力的最前鋒。這種動力可以稱為災難性的，也就是說，假如一個普遍性新社會的前提條件建立在最大限度的浪費基礎之上（人類工作的成果，經驗和文化的財富），那麼任何價值，不論是世界末日般的，還是再生的，或者僅僅是道德主義的，都無法補償這種損失。而且，假如這種動力不能進入體制災難性的遊戲當中，就沒有希望獲得勝利。
理性化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天生的志向，災難性的動力則是這個任由盲目的「物質力量」支配的體制天生的志向。體制的理性化動力，始終需要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的理性化動力；對立面的災難性動力是這個體制良心譴責的反映。
在體制內部，理性化動力與災難性動力形成對立。假如說前者在利用後者，那也僅僅是為了指出，存在著另外一個需要恐懼或者避免的選擇。在工人階級當中，理性化動力可以包括災難性動力，並將它變成具有建設性的對立面所施加的壓力。
在體制和工人階級的理性化動力之間可以建立一種辯證關係，而它必然會創造歷史；在災難性的動力之間可以做一個加法，而它的結果可能是停滯的零，或者破壞的零。
在繪製出這個由歷史力量構成的平行四邊形之後，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用一種新的批評意識對文化傾向的形勢進行研究。我列出這些要點，只是希望對材料進行初步整理。我們現在試圖重新定義的（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所代表的歷史和社會動力與文化動力之間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