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二○、萬里寄蹤（二）·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下）

我在一九四九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時候沒有久居海外的打算。後來發現鄉村研究工作既不能夠短期內完成，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對我的教課又表示滿意，戴、梅兩教授和其他相熟的同人希望我不急於回到台灣，並且勸我接家眷來美，做久居之計。那時一兒兩女都在台灣大學肄業。我想趁我在美國，讓他們前來繼續求學，也未嘗不好。於是我決定「且住為佳」，向台大辭去教授職務，進行辦理內人和兒女們入境的手續。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他們在舊金山上岸。我到金山，陪同他們坐火車到西雅圖。我們一家五口，分別年余，又得團聚。兒女們都進華大肄業：慶熙入經濟系，慶華入藝術系（後轉入建築系），慶燕入歷史系（畢業後入研究院學圖書館學）。 一年跟著一年過去，回台的原意終於打消了，學校也終於改聘我為常任教授（professor with tenure）。 一九六○年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授給我一項「人文學術卓著成就獎金」（「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這會是由全國三十個人文和社會學術團體所組織，同時是國際學院聯會的成員（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我接到會長的通知真有不虞之譽，突如其來的感覺。我同著內人和次女到紐約去參加一月二十日舉行的授獎宴會。到會者除受獎的十人外，還有應邀作陪的百多位學者。十人當中有語言學家、哲學家、神學家、政治學家各一人，史學家——包括思想史、文學史、政治史、美國史——共六人。主席在發獎前宣讀獎狀（citation），陳述給獎的根由。我的獎狀說我「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學術傳統的菁華」，說我少年時代著書論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現了「創造性的灼見」（「creative insight」），說我寫《中國政治思想史》，顯示了「自辟蹊徑的史識」（「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說我不僅是學者，也是「詩人、作家和哲學家」（「poet, writer, and philosopher」），說我平生任教，在美國和在中國一樣，贏得了學生的「經久愛戴」（enduring affectic）。溢美過譽，我豈能當。獎狀所提的一切只能說是我幾十年來竭力求進而不曾達到的目標罷了。 國內外許多朋友（甚至一些素不相識的美國人士）陸續給我函電來道賀，盛意至可感激。我在給胡適先生的信里有這樣的話： 自問居美十年，我實在沒有值得稱許的學術成績。這項獎金真是「受之有愧」。柏克哈德會長的通知書里說：「這項獎金贈給你，是為了承認你的崇高學人地位，並且為了承認你在人文學術上的卓著貢獻。」這樣說法更使得我慚愧惶恐。好在我平日尚不曾發出過分荒唐離奇的主張，這或者可以告慰先生和各位友好。 會中邀內人和我於一月二十日到紐約聚餐，並接受獎金。她到了美國十年還不曾去東部「觀光」，經我慫恿，她已同意前去。主要「論點」之一是不必自己花旅費。「窮措大」的打算，附帶報告先生，以博一笑。 從一九四九年秋天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華盛頓大學做了十九年的教課和研究工作。按照規定，教授年滿七十，必須退休。我在一九六七年冬天已經滿了七十。但因為我的生日在下半年，學校循例讓我繼續工作到本學年終了。因此我在一九六七年「冬季」授畢「中國社會制度」之後，接著在一九六八年「春季」（本學年最後的學季）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學生知道我即將退休，爭著來選修這課。一間大教室擠滿了人，進來稍晚，得不著座位的只好站在牆邊或坐在地上。五月三十一日我在華大授我最後的一堂課，結束我四十二年連續不曾中斷的教學生涯。當下課鈴響，我將要走下講台的時候，坐著的學生一齊起立，鼓掌致意。在美國近年來教師尊嚴日趨下降的時候，我得著這樣的禮遇，使我相信十九年的光陰不曾虛擲。我在走出教室之前對他們說：「當五十六年前一個春天，名哲學家兼詩人的珊達雅納（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學授課的時候，一隻知更鳥飛來站在教室的窗檻上。他注視這鳥一下，回過頭來對他的學生說，『我與陽春有約』（『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於是宣布下課，跟著向學校辭職，退隱著書。他那時年紀還不滿五十，竟已從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沒有資格學珊達雅納，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聽見的秘密。照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家邵雍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一一完全重現重演。現在我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我們在這間屋子裡會面罷。」 學生對我的態度不壞，並不是因為我有高深的學理或奇妙的「師法」可以傳授他們。只是年紀比他們大些，看過的書和問學的經驗比他們多些，我可以幫助他們少走錯路。老馬雖不能「志在千里」，卻有「識途」的一點用處。若干年來，我盡力量所及和時間所許，擔負起老馬的義務。任何學生就我商討研究工作或提出有關學業的問題，我一體「來者不拒」。（有時候美籍同人參考中國書籍，發生疑竇，索解不得，來虛懷下問，我當然也舉我所知。） 學生樂意來找我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很簡單的。我提出意見時務求明白有據，不憑主觀，不涉玄虛，不騖「理論」。他們如有誤解錯覺，我提出確切的理由和事實，以為他們自行檢討辨正的根據。假使有時彼此意見不合，只要他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絕不強人從己。我不曾忘記四十年前我寫博士論文時狄理教授給我的指示：「導師的職務不是把自己的見解交給學生去闡發，而是鼓勵他們去自尋途徑。」 我對學生談話時偶然也提供一些持身處世的意見。我勸將要畢業的學生於就業時不要計較名位的高低，薪水的多少，而應當注意工作的機會是否良好。「盡其在己」，「莫問收穫，但事耕耘」，是我常說的話。我相信欲速達，求速成是求學的一個魔障。 我在美國一住二十年。這固然是因為工作愉快，「人緣」不差，使我不想離去。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近幾十年來美國若干大學先後設立了遠東語文系和研究所。中國語言文學的傳習，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往往成為致力的主要對象。師資、圖書、學生的數量陸續增加，「漢學」的重心逐漸從歐洲移到新大陸。這是可喜的現象。但過速的進展引發了一些缺漏，我不禁想就個人薄弱的能力所到，做一點補苴的工作。 對東方語言、歷史、文化有真正興趣，同時也有適當天資和學力的青年投身於遠東研究，當然會有可觀的成就。但主修中國語文、歷史、文化的學生不一定是這樣的青年。（其中可能少數是因為自信沒有特出的天資或特殊的修養在有關歐美文化的學科中去顯身手，又誤會遠東研究是一個方便的「冷門」，才走上這一條路。）不管學生本人的稟賦如何，中國研究並不是一道方便之門。別的不用說，一個絕不可少的敲門磚——運用或了解中國文字的能力——便很不容易到手。美國的大學中很少設置中文的課程，大學生多半是到了三年級（甚至進了研究院）才立志主修「漢學」，即使他們有「語言天才」也難於三五年中培成閱讀中籍的能力。不能閱讀中籍，當然便無力做名副其實的「中國研究」。西文的譯述不能代替原文的「第一手資料」。有許多重要的中國著作還沒有西文譯本，或未經學者用西文論述。完全依賴譯述，可能有「以訛傳訛」的危險。運用不夠充足的閱讀能力去看中文書，更可能發生「郢書燕說」的錯誤。十幾年來，我指導美國學生作論文或專題研究，發現其中閱讀中籍還沒有確實把握者不在少數，因此一有機會我便勸他們多抽時間，多用功夫去學習中文。我為研究生授一門中文選讀的課程，企圖給他們一點幫助。 各大學裡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不願（或不能）廣參細考中文書籍，但又必須時時發表著作，以便維持或增進他們的聲譽，或博取升級加薪的待遇。天資高一點的會從涉獵過的一些資料中「斷章取義」，挑出「論題」，大作文章。只要論題新鮮，行文流暢，縱然是隨心假設，放手抓證的產品，也會有人讚賞。作者也沾沾自喜。這種作風竟有點像王陽明在《書石川卷》中所說：「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教授楊聯兄於一九六○年七月中出席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時，比較中美學者的短長，指出中國學者長於搜集史料，美國學者長於論斷史實。兩者應當相輔相成，使前者不至於見樹而不知林，後者不至於「把天際浮雲誤認為地平線上的叢樹」。這是「一針見血」而出以含蓄的妙語。我平素所做帶著「野狐禪」意味的工作不能代表中國學者的正宗法門，但也想對少數美國學者所走的方便法門有所匡救。 近年來美國各大學的「中國研究」有偏重「現代中國」而忽略民國時代和民國以前歷史的傾向。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會（Ford Foundat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捐撥巨款各大學推進「中共研究」工作，並為從事研究「現代中國」的學生設置豐厚的獎學金。為了便利向基金會申請助款，各大學中國研究的主持人自然會把中共研究作為工作計劃的重心。學生為了獲得獎學金也自然會選擇現代中國為研究的對象。王充曾說，「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就「經世致用」的需要說，研究現代是有用而重要的工作。但從學術立場來看，不知古而只求知今，不明了歷史背景而只著眼於現狀，研究的結果難免膚淺乖謬。 華盛頓大學遠東語文系和研究所同人在過去若干年中致力於培養學生們樸實的研究學風和閱讀中籍的能力。照我估量，成績還不算壞。若干東部「長春藤會」大學（Ivy League Colleges）的高才生，因為有取於華大的學風，不遠千里，轉學西岸來完成學業。但上面所指出的幾個問題還不曾完全解決。在商討研究計劃的會議中，我時時提出研究過去歷史的必要。同人勸我轉入現代研究：我的答覆是：「何必把所有的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呢？留幾個壞的在外面罷。」 矯正「中國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國學者的一個責任。雖然學植不厚，學力不豐，我也想在這方面略盡其責。 無課一身輕。我的生活較前悠閒一點，但不是無所事事。研究所的同人要我繼續參加中國近代史討論會。少數研究生要我「指導」，我與他們商談種種研究問題。學校在我退休的時候送給我「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的聘函、退休教授身份證、校園停車證。我與華大尚未斷絕聯繫。學校當然不給我薪水，但按照成規給我補助金，使教師保險及年金會（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和聯邦政府社會保險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每月發給我的金額總數達到本人任職最後十年平均月薪額數的一個法定百分比。（任職愈久，百分比愈大，但以百分之五十為最高限度。）每月的收入足以維持生活，沒有凍餒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