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九、萬里寄蹤（一）·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上）

一九四九年我就任客座教授的時候，華盛頓大學的「遠東」研究和教學工作已進行了十五年左右。因為主持人的努力和大學當局的協助，時間雖不算長，成績已頗可觀。不少人把「遠東」（Far Eastern），「漁業」（Fishery）和「林業」（Forestry）相提並論，認為華盛頓大學三個有聲望的單位（「Washington's Three F's」）。其實「遠東」不是一個單位而是兩個關係密切的組織：遠東與斯拉夫語言文學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and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和遠東與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兩組毫不相關的語文併入一系，是遷就事實的一個安排。據說在創設的時候，不但學校撥給的經費很少，教授遠東和斯拉夫語文的師資也極缺乏。因此「遠東」與「斯拉夫」各立門戶，自成一係為環境所不許。研究所同樣是遷就事實的安排。（到了一九六九年秋季，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擴充，語文系和研究所才決定改組。「遠東」與「斯拉夫」分為兩個完全獨立的語文學系。研究所在原則上也決定剖分為二。但因為經費和其他原因，暫時仍舊。） 語文系的主任和研究所的所長由戴德華教授兼任。研究所副所長由梅谷教授擔任。（後來添設一位副所長。遠東和俄國研究事務由兩位副所長分領。）我到校時，講授有關中國課程和從事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同人為李方桂、施友忠、戴德華、梅谷、賴福來（Erwin Reifler）、衛德明（Hellmut Wilhelm）等教授。戴原籍英國，抗戰前曾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梅原籍德國，曾在浙江大學任教。賴原籍奧國，也到過中國。衛是久居青島的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兒子，熟悉中國情形。當時教授級的同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土生美國人。（這個現象後來慢慢地改變了。）教授以外有少數講師（lecturers）、教員（instructors）和助理員（assistants）。助理員分兩種：授課助理員（teaching assistants）和研究助理員（research assistants），全由成績優良的研究生充任。前者幾乎全是土生美國人。 華盛頓大學採行「學季制」（Quarter System）。一學年分為秋、冬、春、夏四個學季，每季十一個星期，其中授課十星期，餘一星期留作季終考試之用。每星期五小時課程的分量略等於學期制（Semester System）每星期三小時的課程。學季制的優點是學生可以在三個「夏學季」里註冊上課，提早一年畢業。短處是一個每星期五小時的課程，連日上課，學生不容易有充裕的時間去細讀，多看參考書，去思索、考量在教室里所聽見和書籍里所看過的一切。學期制的時間較長，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去吸收，消化。 我每學季授課一門，每星期上課五小時。在十九年當中我所授的課程一共三門：「中國政治思想」（這是政治系的課，但有許多歷史系和遠東系的學生選修）、「中國社會制度」（這是遠東研究所的課程，他系的學生，如人類學、社會學等系學生多來選修）、「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資料閱讀」（這是遠東語文系的課程，限於語文系和研究所的研究生選修）。中國政治思想是我的「本行」，講授這門課程可以說是我分所當為，也樂於從事。研究所本來想讓我授「中國政府」。因為這課由梅谷講授有年，我不願「喧賓奪主」。因此我堅決地推辭了。「中國社會制度」那時沒有人講授，我勉強「承乏」，後來成為研究所頗受歡迎課程之一。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資料閱讀」是我自己建議，學校核准設立的課程。我到校不久，發現許多研究生閱讀中文書籍的能力不高，做研究工作時感困難。我又覺得若干頗負時譽的美籍大學教授所著關於中國歷史的書籍論文，因為作者的中文修養不夠充分，時有誤會誤解的論斷。因此我不自量力，想幫助學生，培養一點閱讀原始資料的能力。 我是華大研究院（Graduate School）教授之一，除授課外還有指導研究生的職務。各系主任按照每一名學生的學術志趣和研究範圍，指定系裡（或系外）具有研究院身份的若干教授組織一個指導委員會，並提請研究院長（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聘任。十幾年當中我「指導」過的當然以遠東研究所和語文系的學生為最多。我也曾被派參與指導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等系選擇「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生。 我也是遠東研究所的教授，有參加研究工作的職務。研究所的工作在近年改變方針以前，以中國近代史為範圍，並擇定十九世紀為工作的重心。同人等各就興趣所在，選定研究題目。梅谷、衛德明等建議我研究十九世紀的中國鄉村。他們說，這個極端重要的題目，早想請人研究。但牽涉的問題既不簡單，資料的搜集又不容易，十年以來，沒有人肯應承。如果我能擔任，那就好極了。我想「墾荒」工作誠然艱苦，但如肯耕耘，未必竟無收穫。我安步於「政治思想」的熟路上太久了，現在正好借這機會，換一個方向，開一下眼界。我接受他們的建議。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決定了研究的步驟。我打算首先探察十九世紀中國鄉村的形態和情況，然後考證清政府管制鄉村的制度和措施，最末檢討政府管制對於鄉村的影響和村民對於政府管制的反應。 搜尋有關的中西文資料當然是我的第一步工作。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國的書刊和研究所附設遠東圖書室所藏的中文書刊不能算豐富。所幸本校沒有的資料，可以由「館際借書」（Interlibrary Loan）的職員去信向全國各大學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東方部（Orientalia Division）借來參考。從一九五○年初起，到了一九五三年夏初止，我翻檢了將近千種的中西文書刊，雖然研究時實際上引用的不過半數左右。 中文書里有關鄉村生活實際情形的記載比較缺乏。幸好十九世紀到中國來遊歷、傳教或做其他活動的西洋人士對各地鄉村的實況偶然有具體而親切的描寫。本國人看慣了而不留意，或根本上不曾看見，像似瑣屑而卻有意義的許多事物，在這些人的眼裡都很新奇，值得「筆之於書」。因此他們的記載可以補中國文獻之不足。抗戰以前我在天津南開大學，北平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先後任教八年以上，一向住在郊外，對北方的鄉村狀況、鄉民生活略有觀察。抗戰發生之後，我在成都鄉間住了七年多（在一個普通的農家住了兩年多），時常與鄉民接觸，因而對於他們的生活和心理頗能了解。現在把自己觀察所得與中西人士所述相互比照印證，在選擇和運用資料時便不至於茫然無據。 直接或間接有關鄉村管制的中文書籍為數不少，但其中所載不免有一些是不著邊際，甚至歪曲事實的「官樣文章」，而不是可靠的實錄。另有一些著作表示作者的偏見而不能當作客觀的陳述。資料的甄別頗不容易。有時覺得某一記載未必可信，但因為別無可用的資料，也只好「疑以傳疑」，姑且引用。我沒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或照抄原文，或撮取大意，寫在四寸寬六寸長的紙片上，分類儲集備查。幾年之後，寫存的紙片以千數，鄉村生活的輪廓也在我心目中出現。 美國一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設立「假定」，然後搜尋資料來「證明」所設的假定。我不敢，也不能採用這種研究方法。我認為不曾認真研究過鄉村生活而先設立任何假定是一個不很妥當的辦法。我覺得三十年前，我在學生時代寫畢業論文的一套方法還有用處：「放眼看書」、認清對象、提出假設、「小心求證」。但現在因為適應實際上的需要，我加以修改。「放眼看書」輔以「小心抉擇」。這一步工作做得相當充分了，不必去大膽假設，假設自然會在胸中出現，不必去小心求證，證據事先已在眼前羅列。其實「假設」是」證據」逼出來的，不是我主觀的、隨意的構造。假設成立了，還要繼續「看書」，繼續「抉擇」。如果發現了與已得證據相反背，或不符合的新證據，我也會被迫而修改或放棄先前的假設，另外提出假設，這與先前一樣，證據是「前因」，假設是「後果」，並非事先修改舊假設或提出新假設，然後才去繼續求證。 到了一九五三年秋天，收集和分析資料的工作大體上完成了，我開始草寫計劃中的《中國鄉村》這部書。每章初稿寫成後，印製複本，送交「中國近代史討論會」（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lloquium）的同人，請他們閱讀，然後到會，提供意見。他們的批評未必完全中肯，但時時指出我應該注意而忽略了的問題，使我受益不少。 這個兩星期一次的討論會是一種制度化的學術意見交換。每人提出他研究的初步結果，讓同人自由檢討。提供的意見，作者有接受或拒絕的完全自由。與會的同人各就自己的學科觀點（disciplinary approach）（哲學、文學、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觀點）發表意見，討論的作用是個人意見的交換，也是學科觀點的交流。同人各就自己的學科觀點從事研究。意見交換，觀點交流，讓每一個人知道、了解別人的意見和觀點，因之他對於自己的觀點也有更清楚、更確當的認識。視界狹窄、觀點孤立的現象便不容易發生。 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中國鄉村》全書脫稿。研究所送華盛頓大學出版部付印。出版部照例送請校外兩位專家審查。第二年夏末，審查意見書寄來了，兩位專家一致主張付印，但其中一位認為篇幅太長，建議作者削減，並將書中引用的許多原始資料一概刪除，由作者簡述其大意。我想他的建議顯然針對時下美國一般讀者怕看冗長著作的「不耐煩」心理，而忽略了我著書的體裁和目的。這是一部「開荒」的初步著作。為了學力有限，我不希望在書中提出高深廣泛的學理。我只想把尋得來的資料經過整理之後貢獻給讀者。這些資料的絕對多數從中文書籍中斟酌摘錄，一一註明出處，譯成英文，以使讀者稽考、覆按或引用。如果全數刪去而代以概述，這書的用處（假使有用處）便要減少。我在書中也提出了若干論斷，同時把論斷所據的資料一一列入，以便讀者判定我的論斷是否正確。這是我不憚其煩，引用許多資料的另一理由。如加以刪除，讀者便要失去這項便利。篇幅確是冗長（全書共約三十五萬字。其中正文約二十四萬字，附錄三篇共約一萬六千字，正文各章及附錄的二千一百八十多條的註腳共約八萬七千字），但我相信評騭學術性的著作應當考量內容的好壞，不必計較篇幅的長短。研究所的同人一致同意我的看法，決定不加刪改，校訂之後送出版所印行。研究所專任校訂工作的古林女士（Miss Gladys Greenwood）正忙於校訂另外一書，只好把《中國鄉村》書稿暫時擱下，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才校訂完畢。出版部沒有自己的印刷廠，書籍都送交別處印刷。因為《中國鄉村》書里有一些中國字，美國國內的印刷廠不能承印，只好向西德、日本、香港等處去接洽，因索價頗昂，久無端緒，最後決定用一種特殊方法，在國內印刷。一九五五年脫稿的書延到一九六○年尾才出版發行。這書所述是歷史上的陳跡，遲幾年出版並無妨礙。 這書發行後頗承讀者獎許，不久出售一空。因各處催問再版，終於一九六七年重印發行。除布面本外，另印紙面普及本。 《中國鄉村》脫稿之後，我與研究所同人商量此後的工作。梅谷教授說：「二十年前，我在北平的時候，與Marry C. Wright教授（先後在司丹福及耶魯大學任教，現已去世）商得康有為次女康同璧女士（羅文仲夫人）的同意，把家藏南海許多已刊未刊的遺著攝影，攜回美國。這些資料至今還不曾加以整理。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導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占重要的地位。你如願意把『康有為』作為你第二個研究題目，必然有滿意的貢獻，不辜負這些史料。」我審閱資料的時候，發現其中有不少是我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時不曾見到的。讀了這些遺著，使我覺得從前所下的論斷有修正補充的必要。我決定從事「康有為研究」。 此後不久羅榮邦教授到校，加入遠東研究所。他是羅夫人（康同璧女士）的公子，康南海的外孫，幼年時在上海曾受外祖父的訓迪。他送給我《南海先生自訂年譜》（抄本）、康同璧編《年譜續編》（油印本）、任啟聖編《年譜補遺》（油印本）、康同璧編《萬木草堂遺稿》（油印本）、康有為《諸天講》（排印本）和其他幾種不易得到的資料。（其中《年譜》和《諸天講》是羅先生自藏，《續編》《補遺》和《遺稿》由羅夫人從「北京」寄交住在香港的南海長女康同薇女士轉寄美國。）這些資料增加了我研究「南海聖人」思想和生活的興趣。此外從本校遠東圖書館和美國其他大學圖書館借來若干直接或間接的資料更給我以工作進行的便利。（我商得研究所的同意把梅谷教授帶回的影片複製全份，又請羅教授把上列的和其他一些資料另備一套，一併寄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便國內學者參考，並編印康氏遺著。） 研究的結果我分題做報告，在中國近代史討論會提出討論後，擇要送交學術性的期刊先後發表。其中較受讀者稱許的有下列的幾篇：《康有為與孔學》（K'ang Yu-wei and Confucianism）、《康有為的哲學思想：一個新綜合的嘗試》（K'ang Yu-we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 Attempt at a New Synthesis）、《君主立憲：康有為民主化中國的計劃》（The Case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K'ang Yu-wei's Plan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經濟現代化：就歷史配景看康有為的主張》（Economic Modernization: K'ang Yu-wei's Idea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以上四篇交《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八年先後刊出］。《在烏托邦里進出：康有為的社會思想》（In and Out of Utopia: K'ang Yu-wei's Social Thought）（交《崇基學報》分三次於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刊出）。《康有為的科學涉獵：諸天講》（K'ang Yu-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 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收入羅榮邦教授編譯的《康有為：傳記與論集》（Jung-pang Lo,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1967）］。這些已經發表的論文合計約十二三萬字。 二十多年前草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我所看見康氏的著作不過是現在所看見的一小半。他的思想，我既不能有全面的認識，也不曾做深入的剖析。因此我的論斷不免有舛誤的地方。例如我說：「康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托孔子以為變法之口實，故其所號召者為假維新。」多看他的著作，細研他的思想之後，我發現這個論斷幾乎與真相恰相反背。現在我認為這兩句話可以改為：「康氏以保皇為立憲之手段，其所號召者為漸進之真民主。謂孔子為改制之聖人，其所企求者實為制度與思想之一體維新。」我現在的看法也未必果然正確。但就我再思所得，發我今日所見，藉以糾正前此的若干誤解，或者可以說是遵行「過則勿憚改」的古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