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八、轉徙東南
顧一樵兄約我到國立政治大學任教。我們一家由成都乘中國航空公司運貨西上的回程飛機，在三十五年八月上旬的一個晚上到了南京。因為這不是定期航行的客機，我無法先期告知一樵起程和到達的時日。碰巧飛機乘客除我們一家外，有一位四川籍的政大學生度假後回校肄業。他與我攀談，知道我們初次到京，沒有住處，建議我們抵京後到介壽堂去接洽，必然有人照拂。我們從飛機場乘公共汽車在夜色蒼茫之中到了南京市區，雇了幾輛三輪車去到介壽堂。職員某君指引我們到一家旅館住下。第二天上午我到學校去見一樵。他要我們搬出旅館，在覓定住宅以前，暫住介壽堂里的招待所。我們在介壽堂二樓上住了四五個月才遷進學校代為租定的梅園新村四十四號住宅。這是一幢比較精緻的小型西式樓房。房東王太太一家住樓下，我們一家住樓上。地點適中，交通方便。左鄰是某「在野黨」的辦事處。每天來往的人不少，時常有集會或宴會，大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盛況。晚宴後的餘興不是胡琴聒耳的清唱京戲便是聯席接座的雀牌戲。歌聲牌響，每至深宵。一年之後學校另為我們租定建鄴路一七四號一所新建的半西式平房。交通沒有梅園新村方便，但環境幽靜可喜。滿擬在這裡安住些時，但不到半年我們又由南京轉徙到上海。
我在政大擔任「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兩門課程。這是我講授多年的老套，不必用很多時間去準備。但上課之前我還要翻閱手邊的教材，加入一些臨時思索得來的見解，對學生講述。我也鼓勵他們提出問題，以資研討。他們的態度誠懇樸實，沒有一般學生的浮囂習氣。
到校約一個月左右，教務長約我在一個指定的晚上到校內與幾位教授談話。教務長與我本來相識，他介紹了在座的四五位教授之後，我們便開始談話。他們提出許多有關孫先生學說的問題，要我表示意見。幸而我曾讀過《總理全集》，雖然不敢說有心得，尚能勉強略窺梗概。對他們的質問也能夠就我所知，一一作答。談話將近兩小時，教務長宣告散會。那晚的情形有幾分像博士候位人的畢業口試。事後回想，覺得新奇有趣。
我們住在南京的二十二個月當中，國內局勢迅速變化。私人生活既難安定，個人心情更趨沉重。除了偶然作一兩首詩詞，藉以排遣外，我也曾抽暇去憑弔石頭城內外的故跡。中山陵和譚墓當然首去瞻謁。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雨花台等處也有我的遊蹤。但懷念時局，憂悒的情緒畢竟難於避免。例如我到了南京不久所作的一首《鷓鴣天》詞便是這種情緒的表現：
漂泊西南十載經。遊仙枕夢已零星。鬢從三蜀新生白，山在六朝舊處青。桑下宿，水中萍。江潮聲里認居停。枯腸暫飽長安米，兀坐寒氈辦獨醒。
十六年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二十六年十二月，日軍攻占南京。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南京舉行還都典禮。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共軍渡江。二十三日南京「失陷」。昔日號稱「帝王之州」的金陵，而今在短短的二十二年當中竟已兩換滄桑。
政治失調、經濟崩潰顯然是促成戰後局勢迅速惡化的主要因素。這兩個主因交互激盪，極難抗制。這樣一來，「土崩魚爛」的徵兆，隨處可以看見。四川各地「搶米」「吃大戶」的暴動就是一個顯明的實例。我感覺事態嚴重，寫過幾篇時論，籲請國人注意。我在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各報紙刊登以「中國的政治病」為題的一篇「星期論文」曾這樣說：
最觸目易見的一個病態是貧富甘苦的極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連阡陌」，甚至存款充於外國銀行。貧者不只是「地無立錐」，甚至一日三餐難有把握。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失調病，而是一個間雜的政治腐化病。貧富不均本是私產制度下難於避免的自然現象。假使政治大體清明，沒有特殊勢力壟斷社會富源，貲財還大體上是勤勞的報酬，「公道」還可以補償不平的缺陷。（中略）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健康狀態。在這狀態之中才能夠有人權、民主、憲法、法治。現在的中國保持著私產制度，卻不能保持資本社會的健康狀態。特殊勢力侵入政治，利用為眾人辦事的公家機構直接或間接地為私家謀利益。（中略）社會當中產生了一個有質無形的特殊勢力集團。這個集團以外的人有三條路可走。一是鑽營入伙，相助為暴。二是垂頭忍受，靜待危亡。三是大聲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條路的人中不免有一些急進分子。對於現狀的憤怒使他們言行激烈，甚至鋌而走險，想用暴力去打破現狀。這就是一般人所謂左傾。（中略）對這些左傾分子講法治，講憲政，自然是如水投石，聽不入耳。（中略）
中國政治體的百病叢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專制腐敗至極的時代，中國曾得著「東亞病夫」的諢名。幸而在病勢垂危之際，出了一位卓絕的醫學博士，孫中山先生對症下藥，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術割除了專制的污毒，用建國的三民主義去培養國家的元氣。這一套內外兼療，本末並治的醫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外科手術收了效果，內科療養卻不曾發生顯著的作用。民國十四年孫先生逝世的時候，軍閥勢力阻撓了民權民生主義的實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說是割除軍閥污毒的外科手術。不料在內憂外患交攻之下，不但內科療養不能邁進，特權集團的新污毒又發了。這顯然又需要外科手術。（中略）
中國的病症到了今天已接近「膏肓」了，然而尚未達到不可挽救的絕境。現在是治療的最後機會了。我們首先要用迅速的、斷然的外科手術，把盤據在政府中、社會中的毒癌爛瘡一齊剜去。厲民之官，僨軍之將，激成民變，造作「金潮」的負責人都加以國法的公正裁判。筆者相信，早晨動了這個去腐的手術，下午就可看見回生的轉機。社會由此開始樹立公道，全國的人心可以振起，政府的威信可以恢復。這比任何宣言、文告、會議、協商的功效可以高出百倍。其次，我們要施行內科治療，誠懇地、踏實地去推行民權民生主義。惟有接受「民為邦本」的古訓，策動「政以為民」的新猷，才能爭取民眾。
我在同年八月十日發表的《別良莠，明賞罰，立法紀》一篇時論里重申去污除腐的必要：
樹立法紀是第一步工作。否則法紀不張，百弊交集，軍事上的勝利會被政治上的失敗所抵消。推進民主，選舉的結果會替劣紳豪吏造機會。推進生產，資財的收穫會被權門奸商所吞蝕。
經濟崩潰的危機到了三十七年更日趨嚴重。物價飛漲，金融紊亂，在南北都市當中，隨處可以看見。齊如山先生七月十三日在北平寫給陳紀瀅先生的一封信里曾說到平津的情形：法幣五六百萬元才買到美鈔一元。他代陳先生買進美鈔三十三元，共付法幣二億零一百三十萬元。款還不曾付清，美鈔又上漲，一轉手就賺了一千萬元有餘。陳先生在這封信的按語裡說：「這時候全國物價飛漲，一日數變。黃金美鈔成了人人爭購之對象。」他又說：「此時距離政府改法幣為金圓券的日期，八月二十九日，已不到兩個月。」他在齊先生另一封信的按語裡指出：「大家有了法幣不買黃金美鈔，就囤集銀圓。」改革幣制的緊急措施完全沒有用處。「等法幣改了金圓券，及後來又發行銀圓券，情形之糟，更不堪言狀。」（《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一期。）
據我所知，少數有力量買金鈔、囤銀圓的人士已經有來日大難的感想。絕對多數的人（一般小公務員、學校教員、家無長物的小百姓）不但沒有力量買金鈔，銀圓也不易到手。這些人更是走投無路。
我在將要離開上海的一天早晨，出去買一點船上需用的零星物件，發現大小商店的貨物，不分貴賤，完全「失蹤」，不免大吃一驚。我想任何樂觀的人，面對著這番景象，恐怕也要說，「大勢去矣」。（當時上海紛紛傳說，政府嚴查操縱物價、鼓動金漲的奸商，一體懲辦。某「聞人」的兒子囤積居奇也未被豁免。某「貴公子」囤集價值駭人的汽車和其他貨物，雖被查出，但因某種「關係」，並不曾依法處置。第二天早晨，全市的貨物便逃隱一空。這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甚至是顯有作用的惡意宣傳。不過信以為真的大有人在。假使我們的政治體健無病，這種謠言不會發生，縱然發生，也沒人會相信。）
我們一家到了上海寄居內弟鐵安（迪錚）的寓所。在南京的時候，國立台灣大學校長莊長恭先生曾約我去任教。我因為我們到南京不過一年，憚於遷徙，婉言辭謝，說「以後再圖效力」。現在局勢驟變，上海顯然難於久居。我寫信給莊先生，問他是否仍需要我去。他回電錶示歡迎。我們商定讓我先去布置一切，等到就緒之後才接家眷前去。那時由上海去台灣的人突然多了起來，輪船上乘客擁擠，買票甚難。我奔走多天，毫無所得。幸好一位朋友因事臨時變計，把一張房艙票轉賣給我，才能成行。（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家同時去台，不啻「難於上青天」。）
到了台北才知道莊校長已回到大陸，行前囑咐職員，在指定住宅之前，讓我暫住校長公館（名畫家黃君璧先生那時也在那裡下榻）。不久之後，蒙浦逖生兄照拂，內人帶著一兒兩女乘由上海開回台灣的最後一艘輪，渡海前來團聚。住宅既尚無著落，一家五口只好厚著臉皮，賴在校長公館裡。李濟之兄到了台灣，前來看我。他和我小開玩笑說：「儼然校長。」我回答他說：「窘哉難民。」
屢次到總務處去探問住宅都沒有結果。法學院長薩孟武先生對我說，安東街有一所學校分配給法學院教職員的住宅可以撥給我們，他寫了致總務處的書面通知交給我，以便前去接洽。住處有了著落，我們當然歡喜。不料到總務處去探問，才知道這所房屋原為某體育教員（福建人）一家所住。這位先生另有高就，離校他去，但家眷仍舊住在裡面，屢經催促，不肯遷出。同時聽說莊校長已辭職照准，政府另任傅孟真先生長校，不久到台接事。我們的窘狀可以想見。幸而學校想出一個應急的安排，在一所職員宿舍里撥房兩間讓我們暫且棲身。
傅校長到任後，我請求新任總務長設法，讓我們從早遷住安東街的住宅。他叫校警隊長斟酌辦理。隊長對我說：「我每天派警員去催。你們一切準備好，得著我的通知就立刻遷入，以防別人搶住。」我們照計行事，在一個秋天的上午搬進和平東路二段安東街四百十八巷十號居住。這所純日本式的建築物原來是台灣光復以前，台北帝國大學某日籍教授的住宅。結構小巧而精緻可喜，可惜屋內的裝設如窗簾、地毯等都被人卷取一空。地上的「榻榻米」（日本人所謂疊）和浴室內的浴池也糟蹋得污損不堪。小庭中的花木也多被摧殘。這是「二二八事變」的創痕，抑是以前房客的「遺愛」，我無法知道，也未加追問。遷入之後，我請學校派人來幫著清除整理。隨後我又添種一些花木。原狀雖然不能恢復，破壞的痕跡總算大體上遮蓋住了。
三十七年春天，四川大學轉來美國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主任戴德華教授（George Edward Taylor）發來的電報，約我去任客座教授。我於民國十五年回國，到現在已將滿二十二年了。抗戰前我在清華、燕京的時候，可以在圖書館所藏的中西文書刊里窺見國內外學人新近發表的研究結果。抗戰期間，僻居後方，交通梗阻，「精神糧食」的匱乏更甚於物質供應。成都各大學圖書館裡極少近年出版的西文書刊。我不免感到孤陋寡聞，學業落後的苦悶，幾次懇託知友代我留心出國進修的機會都還沒有回音。這通電報突如其來，令我頗為驚喜，回電接受邀請。
離開南京以前，我到外交部領取了出國護照。到上海後我去美國總領事館辦入境簽證手續。那時駐華大使是前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先生。承他給我一封介紹信，普通需要一星期以上的手續，不到一小時就辦完了。不料領館指定的醫師在檢查身體時，發現右肺尖上有一點結核病的陰影。他說：「美國法律不許有任何傳染病的人入境。你的病很輕，大約療養一年可以轉入靜止狀態。那時就可以入境了。」我聽了他的話當然頗為失望。幸而病不嚴重，可以安心調養。能否出國，只好且看將來了。
我去信把這情形告知戴德華教授。他回信說，希望我早日痊癒，前去任教和從事研究。我在台灣儘量療養，到一九四九年夏天辦好了美國入境簽證。向台灣大學請假一年，九月下旬到高雄乘美國太平洋遠東航線（Pacific Far East Line）的貨船「中國熊」（China Bear）離台赴美。行期確定之後，我曾作一首小詞，抄在下面，略見我那時的心境。
唐多令
月瘦不盈窗，花濃密壓廊。坐秋宵雨後新涼。絮絮家人閒話里，聊快意，說還鄉。久矣慣流亡，漂萍自在忙。乍回頭一片沙場。到得海天空闊處，還更有，路茫茫。
貨船票價較客船低廉，但設備簡樸，航行遲緩。「中國熊」的乘客一共七人，分住三個房艙。我同一位退職的中國空軍地上工作人員朱宗壽君（到舊金山去與他的美籍未婚妻結婚）和台灣學生黃藏修君（去芝加哥附近某神學院肄業）住一間房。康乃爾大學工程學系畢業生裴明龍君（去美國東部某處就業）和一位德國人同住一房。曾在救濟總署任職的美國人賀耳君（Mr. Lovejoy G. Hall）同他的日本太太住一房。起居飲食一切安排頗為妥當。我們都感到滿意。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其他乘客在舊金山登岸。在中國航空公司駐美辦事處服務的陳岳強兄事先得著我從船上發給他的電報，已在碼頭相候。他招待我在他的寓所下榻，第二天晚上送我到飛機場，珍重道別。故人厚意，至可感激。當晚十一點鐘左右，我安抵西雅圖（華僑們稱為舍路）。遠東與俄國研究所副所長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自己駕車從飛機場送我到大學附近的「明霓旅館」暫時安歇。二次留美的生活於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