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六、是亦為政（一）·談教育
二十幾歲的時候，我立志不做「官」，專求「學」。這個志願我始終不曾放棄。抗戰期間，「從政」的機會一度來臨。但從長考慮之後，我決定保持我二十年來的志願。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全體大會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便應付非常時期的許多重大問題。（這個機構到三十五年才決議撤銷。）張岳軍先生決定延攬若干學者以充實委員會的人事。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浦逖生和王化成兩兄應邀就任參事。我也在被邀之列，由吳國楨寫信給我，轉達張先生的盛意。我回信請他代我婉謝之後，國楨又來信說，張先生想和我見面談談，縱然我決意不就。我應約到重慶之後，蔣廷黻兄留我在他的官邸下榻。（他那時已與原配夫人唐玉瑞女士失和，單身住在官邸。）除了暢話教育學術工作現狀以外，他把行都許多「政情」講給我聽。他對我謹守「教育崗位」的志願表示同情了解。張先生約我在他的官邸中餐，長談了兩小時。他虛懷下問，態度懇切而殷勤，令我十分欽佩感激。回到成都之後我寫了一封長信，托國楨再度替我陳情。生平唯一從政的機會於是放過了。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冬天，我應邀到重慶出席憲政實施協進會，得與陳布雷先生見面。他問我是否願意加入國民黨，如果有意，他極願請適當的人介紹。我回答說，北伐完成以來，許多教育界同人和我自己認定國民黨是中國前途的唯一希望。因此我們於撰寫時論，以非黨員的身份，向政府做建設性的提議或善意的批評。這些間接擁護政府的文字雖然未必發生任何實際影響，似乎尚為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黨員」的身份來發表同樣的議論，讀者未必會加以同等的重視。布雷先生聽了我這番話，點頭說，「很有道理」。於是我放過了「入黨」的一個好機會。
我雖不從政，不「入黨」，但對於國家的前途並非漠不關心。從二十一年任教清華大學起，教課的經驗和教材的收集都頗有增進，不必像從前一樣，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教學上面，而可以有時間去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加以考慮。同時胡適之、蔣廷黻和幾位平津各大學的教授組織「獨立評論社」發行《獨立評論》周刊（第一期於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抗戰爆發後，胡先生等又組織「獨立時論社」，把特約的文稿發交後方各地報紙定期刊登。我也應邀撰寫，追隨他們之後，小盡「書生報國」的責任。除了偶用筆名「君衡」或別號「跡園」外，這些時論都用我的本名發表。
我「立言」的宗旨是很簡單的：把平日學思所得有關國家社會進步的意見提出供政府和國人的參考。所見未必有是，但所知無不盡言。現在我把民國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和一九四九年之間所發表的意見，就手邊殘存的一點資料，略加追述。明知事過境遷，當時所說的話到了今天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但這是我「問學」生活中的一方面，不妨在這裡報告一下。
我既在大學服務了六七年，對於高等教育當然有我的主張。二十二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獨立評論》第五十九號所載《如何整頓大學教育》是我所作「時論」當中最早的一篇。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教育當局致力於高等教育的整頓。更改學制、取締不合格的「大學」、注重理工學科、限制文法學生名額等項，是當時較重要的措施。我覺得偏重「實科」的政策未必是促進教育發展最有效的辦法。我相信「粗淺的實用主義」是中國教育停滯的一個主因。教育家和學生往往不能認清大學教育的真正功用在培養青年人的求知慾，在堅定他們為學問而問學的志趣，換言之，在使他們對致知窮理的工作抱著古人所謂「敬業」的誠摯態度，不把畢業文憑看成敲門磚或踏腳石。急功好利的心理流行於「最高學府」之中，許多青年人企求速成，不肯埋頭讀書。他們既沒有實在的學識，便不易成為真正的有用人才。憑著「科學救國」的口號，限制文法名額的政策，而不積極地鼓勵篤實的好學風氣，我們的高等教育不但難於產生優秀的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其他現代國家應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夠產生卓越的科學家。
我對於一個似是而非的時髦口號，「讀書不忘救國」，加以檢討。我說：「假如一個學生在讀書的時候，一字一句之間，念念不忘救國，我相信他雖然手不釋卷，卻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這樣一來，書既讀不好，國更救不成。
我們無論做任何工作，應當對這工作的本身有真實的興趣，把全副精神放在這工作的上面。這可以說是「敬事」「敬業」，也可以說是「為工作而工作」。我們不應當把工作當作本身並無價值，而只是達到工作以外某項目標（無論這目標是如何重大）的手段。
注意外在目標、缺乏工作誠意的「實用主義」容易發生一個不良的影響：
淺見的人因為想急於達到目的，於是取巧僥倖，甚至企圖不耕而獲。我們如果把中國人與西洋人加以比較便可看出這種淺薄實用主義的弱點。我們不妨以商人為例。中國商人以賺錢為目的，以經商為手段。二者是截然兩事，所以他們對於商業本身並不真感興趣。（中略）他們的理想是發一筆財，退休養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國的商人往往發了百萬千萬的財，到了六七十歲應當退休的時候，仍然繼續不斷地工作。他們誠然是想致富而經商，但他們對於商業的本身也有興趣。換句話說，經商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到了發財以後，他們繼續工作，顯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工作而工作。中國商務落後，原因不一。商人的從業態度，可能是其中之一。我以為缺乏為工作而工作的「敬業」精神，是中國「國力」不充實的一個主因。有了這種精神，國力才會增長。如果國人能夠忠實地為做官而做官，為當兵而當兵，為讀書而讀書，為遊戲而遊戲（可憐的中國人，往往連遊戲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數人有這樣的工作態度，全國的事務必然好辦多了。我們想培養這種態度，最好從所謂知識階級做起。號稱最高學府里的師生應該有為讀書而讀書的態度。有了這種態度，學術才能邁進。
學術上日新月異的貢獻，不但個人受用，同時國家社會也有收穫。反過來看，工作興趣的缺乏不但使社會受損失，個人也會感到苦悶。三十二年一月，我在為「光華大學四年級同學會壁報」所寫以「工作的快樂」為題的「社論」里曾這樣說：
從前荀子曾說：「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這兩句話把一般人厭惡工作的心理表示得明白無遺。「工作乏味得很！」「生活枯燥得很！」這是一般青年、中年或者老年人口中常發的感嘆，至少是他們心裡常起的感想。工作既然乏味，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必不能夠鼓舞精神，全力以赴。無形之中，工作便受了不良的影響。在工作可以停止的時候他們自然棄之如敝屣，悠然而逝，別尋快樂。於是電影院、大舞台、跳舞場平添了無數的主顧。（中略）或者叉麻雀、推牌九、打撲克，夜以繼日，精神百倍。縱然磨到頭昏眼花，腰酸背痛的地步也毫無怨言。等到必須工作的時候已是精神頹喪，意興索然。為了「飯碗」關係，只得勉強敷衍過去。呵欠之餘，再來一聲「生活苦悶」！
「苦悶」根源於錯誤的工作態度。只要我們改正我們的態度，我們便能夠從工作中得到快樂。讀書做事，勞心費力。打牌跳舞，又何嘗不勞心費力。我們如果把讀書做事看成有趣而可喜的活動，「工作」便可變成「娛樂」。
從二十二年起，十幾年間，在內憂外患交侵之下，高等教育不但未曾長足邁進，似乎還有後退的趨勢，矛盾的現象不一而足。例如投考大學的學生極為踴躍，但考進大學之後並不一定專心求學。文憑到手而未必應該畢業的青年人隨處可以遇見。國家和社會感到人才缺乏，而許多大學畢業生又往往感到就業不易，「畢業就是失業」的慨嘆，時常可以聽見。教育當局致力於「整飭學風」，但不受教導的學生、不合資格的教員，仍舊混跡於學校裡面。政府「黨化教育」，統一思想，但學生的思想雜亂，甚至沒有思想。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深遠而複雜，不是短期之內可以消除的。要想教育走上正軌，我們必須耐心努力，培養「敬業」「好學」的風氣。我們必須設法讓教育在適宜條件之下，自力生長。這是根本的辦法。外力的遏制，消極的督責是無濟於事的。因此我認為當時政府的許多措施，如督學視察、課本部定、文憑部發、中學畢業會考、教授資格審定等，都偏於治標，畢竟不是促進教育發展的根本措施。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百六十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我遵照憲法的精神，針對教育的需要，在同年三月上海《觀察》雜誌第二卷第二期所載《論教育政策》一文中提出如下的意見：
教育文化是一種前進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發展。在正常情形之下，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可以從文教發展當中獲得方針與進步。為了防止教育誤入歧途，為了協助文化工作的推進起見，政府誠然應當酌量監督，然而不適當的干涉會使文教的生機枯萎。（中略）「講學自由」只能在學校師生自動自擇條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對於文教機關的監督應當避免干涉課程的內容，教員的思想，以及師生的一切學術活動。國家把教育的責任交給學校，交給教師，而向他們責取應有的成績，這才是合理的監督。
換句話說，「發展教育最妥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則應用於教育文化機關」。
這不是說政府要採取放任政策。
學校里的師生都是國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樣受法律的保護與制裁，並不享受法外的特權。他們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們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司法機關應當加以法律的制裁。這是司法機關職權範圍內的事，不是教育範圍內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認清這個界限，有時越出法律範圍之外，直接或間接干涉學校師生的生活。到了學生有違法行為（尤其是群眾違法行為）的時候，卻又不能讓司法機關執法以繩。用這種辦法不但不能發展國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養成一些青年人蔑視法紀的習慣。（社會人士稱強橫的軍人為「丘八」，放恣的學生為「丘九」，不為無因。）
培養優良的品德是教育功用之一。這也不是政府管制所能達成的。
古代哲人和近世教育家多認為培養道德的有效方法不是紙上的命令或口頭的訓戒，而是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如果師長，父兄，乃至政府和社會人士的榜樣太壞了，當局者縱然三令五申，勉勵青年向善，他們還是難於聽從。
我全篇的結束是這樣的：
教育當局必須用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去推行教育政策。部長廳長們應當有教育家的風範（略如黃梨洲所謂詩書寬大之氣）和尊重學術的誠心，以為全國或全省師生的表率。師道果能尊嚴，學術果能見重，多數的師生自然潛心向學。潛心學術的人不會違法背德。少數違法的師生受司法的裁製。少數失德的師生為清議所不齒。他們都不能有敗壞風氣的影響。政府何必干涉講學的內容和學校的生活呢？
我的意見與許多人「學術獨立」的主張相接近。但我比較注重從事學術工作者本人的態度而不注重學術工作的外在條件。我在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成都《華西日報》所載《學術獨立的真諦》和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大學周刊》所載《學術獨立的一個途徑》兩篇文字中對這問題做簡單的討論。在前一篇里我重申「為學問而問學」的主張，建議求學的人「在求學的階段中放棄功利主義的人生觀而採取崇奉真理的人生觀」。因為經驗昭示我們，在求學的時候，一個人能夠立志為真理而生活，學成之後才能夠得著以真理為人生服務的功效。為了使教育發生其應有的功用，我們必須認定學術本身即是目標而不是達成另外任何目標的工具。
學術獨立不是學術與社會隔離，與生活脫節。「獨立」的意思是：治學者或求學者在治學求學的時候，專心致志去治學求學，而不「胸懷異志」，別有企圖。青年學子尤其不要急於求用，去談社會問題或做政治活動，因而耽誤學業。古語說「十年樹木」。採用尚未長成的樹木是犧牲未來的棟樑之材。讓教育未成的青年人去參加政治運動，政治未必受益，學術卻先受損。
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國民的心理發展。因此尚在求學的青年只可做將來問政的準備，而不應該徑行問政。心理未成年者的早「仕」與生理未成年者的早婚都是有害的。
成熟的學者當然可以（或者應該）問政。但學術、政治間的界限必須劃清。他們同時具有兩種身份，他們是國家的公民，也是學校的教師。憑著公民身份，他們可以論政，可以入黨。但這些行動既不是教師分內的職務，他們不應當假借教師的身份去便利這些行動。如果他們覺得公民的職務更為迫切或更有趣味，他們盡可放棄教師的身份，離開學校，獻身政府。從政之後，如果「倦勤」，他們也可以脫離政治，回到學校。學優則仕，仕優則學，都是正當的行徑。然而借教師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學府、政府中做兩棲動物，卻是不妥當的行徑。倘使一個人把學校用為政治活動的地盤，把學生當作政治資本，把學術變成政治企圖的幌子，這樣他就有意或無意地毀壞了學術的獨立。
三十四年五月中旬國民黨六全大會通過促進憲政各種必要措施案。提案第三項中有各級學校之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隸於政府的表示。我認為這是一種政教分途的明智決策。我對其他政黨做如下的勸告：
我們應當奮發淬勵，以求實現學術獨立的民主教育。我們應當要求一切政黨不要在國民黨退出學校以後企圖在學校中推動政爭。
三十七年冬天胡適先生建議當局，在國家財力薄弱的時候，酌量選擇較有成績的少數大學，撥給經費，充實設備，以便改善物質環境，扶助學術獨立的奠基。我贊成胡先生的主張，同時在《學術獨立的一個途徑》里，提出一點補充意見。我指出一項事實：「學術的發展除了有賴於研究設備之外，更有賴於精勤優秀的研究人員。人的條件實在比物的條件更加重要，更為基本。」卓越的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憑著個人好學不倦的精神能夠在困難的環境當中完成劃時代的驚人貢獻。歐洲的經驗可做證明。
歐洲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以近來的進步最為迅速驚人。但近代學術的根基早已奠定於近代初期紛擾動盪的兩百來年當中。開宗風，劃時代的學者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卜汝諾［Bruno（1548—1600）］，貝根［Bacon（1561—1626）］，賈利略［Galileo（1564—1642）］，凱卜勒［Kepler（1571—1630）］，谷樂秀士［Grotius（1583—1645）］，狄卡爾［Descartes（1596—1650）］等都在亂世中完成學術的貢獻。他們不但不曾得到社會和政府的支持或贊助，甚至有時還遭受無情的壓迫或摧殘。卜汝諾就因被判定「邪說」之罪而慘罹火刑。假如這些學者的處境比當日良好一點，他們的造詣也許會更加優越。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曾因為環境不良而停頓了他們工作的推進。
我們看見近代歐美學者享用的研究設備，自然不勝羨慕。
但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事實。近代歐美的研究設備既不是一朝所成，更不是外求而致。這是若干年月，若干學者分程並進，層疊積聚的結果。圖書館裡的書籍，試驗室里的儀器不是僅憑金錢購買，而根本上是研究進行和研究結果的產物。研究工作愈努力，研究設備愈充實。（中略）我們中國人不要徒然歆羨歐美學者的研究設備。「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們要從研究工作當中去改善研究的環境。我們不但要避免漫無計劃的出國留學，我們也應當避免長久依賴西洋人的學術設備。我們要逐漸創立我們的工作設備，研究方法和學術貢獻。我們不要懷疑在設備貧乏條件之下有做研究工作的可能。試問居里夫人發現鐳質所用的試驗室里有多少設備？賴特兄弟們發明飛機所用的儀器有多大規模？
在設備貧乏的大學裡做研究工作，進步必然十分遲緩。工作者未必都能有重大的收穫，未必人人都是賈利略或狄卡爾。但他們至少可以為後來者盡一點培本奠基的義務。
戰後中國面臨著千頭萬緒、難於解決的善後問題。同時武力攫奪政權的威脅一天比一天嚴重。加以大學中學裡面學風頹弊，學潮起伏。我在這樣的局勢之中講學術獨立，談學術研究，當時雖然覺得理直氣壯，振振有詞，事後看來真有痴人說夢之感。
當時的學風我也曾加以檢討。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成都《新新新聞》所刊以「和平豐裕的途徑」為題的一篇「星期論文」里我曾這樣說：
全國的人在八年抗戰，飽經困苦危難貧乏生活之後，切盼從勝利當中得到和平豐裕的幸福。不意日本投降，時逾兩載，人民不但得不著和平豐裕，反而深受戰爭貧困的威脅。（中略）近來起伏各地的學潮雖然口號動機並不一致，促成的主要條件無疑是許多青年人不滿現狀，憂慮前途的心境。（中略）罷課、互毆、搗毀、「吃光」等一類的行動，不僅荒廢學業，破壞秩序，實在有損知識青年的風度。照這種方式去求和平豐裕是難於收效的。
對這些越軌犯法的青年我進一個簡單的忠告：「以和平的精神求和平，以建設的能力致豐裕。」內戰是極不幸的事，我們應該反對內戰。但武力暴行，徒然增加仇恨不祥之氣，內戰不會因而停止。貧困應當從速解除，但破壞的行動只能增加貧困。青年人想致國家於安樂豐裕的境地，應當立定志願，做未來建設工作的主持人。
現代國家的建設需要現代知識，需要具有這種知識的人才。但憑熱忱與理想是不濟事的。中國的建設人才直到現在還十分缺乏。這是我們國家貧困的一個重大原因。（中略）我們以往教育的失敗，不在沒有養成青年人的愛國心理而在沒有儘量養成青年人的建設能力和建設志趣。這是以往的錯誤。許多中年人是這個錯誤的犧牲者，甚至是這個錯誤的負責人。我們必須矯正錯誤，向著培養建設人才的教育邁進。
當時學風頹弊，大可憂慮。我曾屢向青年學子提出口頭或書面勸告。由獨立時論社發交各地報紙於同年九月十四日刊出的《大學生的抱負》一文便是書面勸告的一例。我指出兩種不良的學風：「腐化」與「惡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於「社交」「娛樂」。惡化的青年人投身於妨礙學業、影響治安的活動。我勸這種青年人不可因為不滿意於現狀而讓頹廢生活或破壞行為剝奪他們一縱即逝的求學機會。
有些青年人也許這樣想：現狀已經壞透了。（如果）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打破現狀，我們不如就現狀中求受用。如果我們的力量足以打破現狀，我們先行革命再談其他一切。
我指出這兩種想法的錯誤：
在現狀之下偷生固然自誤誤人，消極破壞而不積極建設也有損無益。青年人要注意，今日你們看著不順眼的「革命」對象，其中有一些在從前也曾從事於「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們青年的時候，對於個人「出路」的打算不見得比你們更欠精，有關愛國憂時的呼聲不見得比你們喊得更欠響。二三十年前大學青年的知識水準或個人能力比較今日的大學生，不見得更低更小。然而因為他們當中的多數，抱負不夠宏遠，意志不夠堅定，學問不夠踏實，所以不能有可觀的建白。今日的青年人如果沒有勝過前人的抱負和學問，縱然把前人驅除了，取其位而代之，恐怕還要蹈他們的覆轍。
我表示一個願望：
中年以上的人算是落伍了。青年人更要力爭上遊，準備用自己學問造詣來領導國家的進步。社會如果失掉了領導青年人的力量，青年人就要準備擔負倒挽狂瀾的大業。
腐化惡化的分子是少數，多數的學生大體上安分守己。可惜「安分」的青年人不一定有遠大的志趣，對於學問也未必都有真摯的愛好。他們縱然心裡不讚許腐惡的行為，卻沒有明白反對的表示。同學開會商討事務，他們多避不出席，即使出席也不能本著自己的信念，提出堅決的主張。因此學生會時常被少數「活動分子」任意操縱。這種「緘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無補於頹弊的學風。
我也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我的勸告不會發生效力。但「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姑且說出，聊盡我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