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四、何莫學乎詩（一）·誼兼師友的吳雨僧

在成都十年，因為幾位朋友的敦促，我學詩更加努力。但我在兒童時代已經開始學詩，在清華任教時更奠定了學詩的基礎。 當我在六七歲的時候，羅師教我讀《聲律啟蒙》和《千家詩》。我雖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義，但朗誦起來，覺得音韻和諧，入耳快意，因此對於「詩」發生了好感。後來何師於課讀《唐詩三百首》以外，又教我選讀「四唐」「兩宋」名家的傑作，以及《文選》中的若干辭賦。這不但加深了我學詩的興致，而且擴展了我對於詩的認識。那時候口誦而心賞的名篇，例如李白的《廬山謠》《夢遊天姥吟》，杜甫的《丹青引》《兵車行》《麗人行》，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乃至李商隱的《錦瑟》《無題》等詩，到現在我還能夠背誦。何師有時出些簡單的題目，要我學作絕句、律詩或古詩。我作成之後，恭楷謄寫在「窗課」的稿本上，呈請他評騭修改。他時常鼓勵我，說我「頗有詩才」。（民國四年我去上海進學堂，這些有何師圈點和評語的稿本都留在重慶家裡。二十六年回到重慶，想尋找這些稿本，不料早已連同著我童年攻讀的舊書，全數拋棄無存。）何師誇獎，原是想使我努力求進。我不知自量，竟爾自命不凡。記得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作過兩首狂妄無比的七言絕句，何師看了未加呵責，我更自鳴得意： （一） 筆生風雨硯翻濤，醉拂吟箋意氣豪。 待到腸枯才盡後，細研殘墨注離騷。 （二） 李杜蘇黃妙手夸，文章異代發英華。 從今再歷千年後，我亦前賢預作家。 讀書不多，了解不透，而輕率下筆，當然會犯錯誤，鬧笑話。宣統二年中秋節晚上，伯父邀請何師和幾位「父執」到家裡來宴飲賞月。酒酣之後，伯父命我應景作詩。我湊了四句，勉強交卷： 銀界空明玉兔嬌，芳筵美酒最良宵。 十年看遍巴山月，何似揚州廿四橋。 前不久我讀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的一首七言絕句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覺得跌宕風流，十分欣賞，卻不曾弄清楚「玉人」的身份。現在胡亂用了「廿四橋」的典故，假使何師和座客疑心我想學杜牧，做「十年一覺」的「揚州夢」，那才是沉冤莫白，無辭以解。 從民國四年起，我忙於學校功課，十年當中很少時間去繼續學詩，但並未和詩學完全絕緣，偶然間還塗抹幾句。在上海青年會中學肄業的頭一年，承葉師介紹，我的幾首詩詞居然在「南社」詩集裡刊出。蕭篤平（民國五年夏天才改名公權）也居然成了南社的社員。林斌先生在《記詩人黃節與南社》一文中（《暢流》雜誌三十七卷第六期，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出版）開列了一個社員的名單，一百多人當中有黃節、胡先驌、胡樸安、陳柱尊等知名之士，又加上按語說，「東南各省的俊彥都集合在南社這個團體裡面」。林先生不會注意到其中有一個是絕對沒有俊彥資格的中學生。 留美回國後，在南開、東北和燕京大學教課。五六年中，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搜集教材上，也沒有許多餘暇去學詩。但因事興感，仍偶有所作。讀書和閱歷都比學生時代略多一些，從前所犯膚泛幼稚的病似乎也較少一些。 到清華任教兩年之後，我認識了吳雨僧兄。經他的啟發和感召，我分出時間再度努力於學詩。他隻身住在清華園的「西客廳」，這就是《吳宓詩集》里所提到的「藤影荷聲之館」。（雨僧失戀之後改稱「空軒」。）我攜眷住在學校大門外的「新南院」。兩處距離頗遠，要十幾二十分鐘才能走到。因此我們來往不甚頻繁，但每一次見面，至少要暢談一兩小時，使我獲益不少。 雨僧論詩有獨到的見解。一部分可從他所著的《餘生隨筆》（原刊於民國四年九月到五年四月《清華周刊》第四十八到七十二期），《空軒詩話》（民國二十三年匯集歷年未刊之作，共五十條），《學衡》雜誌（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中論詩的文字，和《大公報》文學副刊（民國十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里許多論詩的文字中窺見。這些都收入《吳宓詩集》卷末，作為附錄。 他在《學衡》雜誌刊載的《詩學總論》里，根據自己的心得，參酌各家的理論，作了一條「力求平正渾括」的「詩之定義」。他說：「詩者以切摯高妙之筆，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情感者也。」（Poetry is the intense and elev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n metrical language.）照他的解釋，「切摯」之筆即是「加倍寫法，或過甚其詞」。切摯有兩種方法，「或加增其數量，或改易其事理」。改易的結果，雖然「與真理實象不合，與世中常情相悖，而寫來又但覺其逼真」。例如柳宗元的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便是加增數量以極寫「放逐孤臣感憤之意」和「長途險阻艱難之苦」。又如杜甫的詩「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便是改易事理，以極寫憂思的深切。 他進而說明詩的「內質」（思想感情）和「外形」（韻律格調）的關係： 詩所表示之思想感情，其內質之美也；韻律格調，則外形之美也。如有高妙之思想感情，尚是渾沌未成形之質，苟得以精美之韻律格調錶而出之，則為極佳之詩，否則不能（為佳詩），故韻律格調，正所以輔成思想感情之美，並非滅絕之摧抑之也。思想感情不佳，徒工於韻律格調，必不能為上等之詩，此固顯而易見。然若剷除一切韻律格調，使不留存，則所余者已不能為詩矣，尚何有於美乎？故善為詩者，既博學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諳練以求得韻律格調之美，夫然後其所作乃璀璨深厚，光焰萬丈，中國之屈原、杜甫，西方之但丁、彌爾頓，皆是也。 我們不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但不能不重視他這由研討中西詩學，體驗作詩甘苦而得來的見解。 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評蕭公權反五苦詩》一篇文字里，就「新」「舊」問題討論詩的材料（內質）和格律（外形）說： 吾人論詩，主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夫格律變化無端，縱作者才性之所如，孰能制限？今曰舊者，謂必合乎中國文字之特性，不強以英法德日文之末節辦法施於漢文而已。至於新材料，則謂前此未曾見於中國詩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即今時之種種事境情態，及西洋古今之學術道藝思想文物，皆是也。夫西洋文明之精神，在其積極的理想主義。蓋以明確之理智，高之想像，熱烈之情感，堅苦之事功，合而為一。（中略）竊謂此種精神，正吾虛偽怯懦之中國人所應了解、所應效法，而在今創作詩文所應儘量寫入者也。（中略）創作詩文能涵育發揮此「積極的理想主義」之精神者，即不愧為嶄新之創作，格律雖舊，無傷也。 這顯然是針對模仿西洋「自由詩」者主張廢棄舊詩格律，甚至廢棄一切格律而發的。但雨僧於反對自由詩外，強調新詩必須托根於一種剛健的新人生觀。照他說來，詩的新舊不繫於格律的有無或新舊，而在乎作者人生觀的新舊。根據頹廢悲觀而作有病或無病呻吟的詩，無論形式如何，夠不上「新」的標準。 他在《詩韻問題之我見》一文里申論格律的必要。他說，「凡藝術必有規律」。規律不是任何人所武斷訂立，而自有其實用上的價值。他說： 凡人生社會各種規矩（Convention），似若束縛，實皆為全體或大多數人之利便。（中略）上者如道德事功，下之如衣服裝飾，於規矩定律之外，隨時因人施以變化，乃見巧思與聰明，乃成新奇與美麗。（中略）文學藝術，理正同此。各種規律之存在，不特不至阻抑天才，且能贊助天才之發榮滋長。 民國九年出版的《留美學生季報》第七卷第三號刊載雨僧的《英文詩話》一篇（收入《詩集》卷末，附錄四），有一處講「韻律格調」，更為透闢： 詩之所述，無非喜怒哀樂之情而已，此情為人所同具。而詩之妙處，正在其形式，即韻律格調之工。若去韻律格調而不講，則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有之，何必於詩中求之。 換句話說，詩是一種藝術的感情表示，因此不能不受藝術規律的約束。如果我們要表示喜怒哀樂的感情而不願受規律的約束，我們不妨徑自張開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文嚼字去作詩。 雨僧自己專作「舊詩」，但不反對別人作「新詩」。他只反對放棄一切規律而作詩。他說：「在今新詩可作，舊詩亦可作。」作舊詩的人應當遵循舊詩的規律，作新詩的人應當自由試驗去建立新詩的規律。 雨僧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他最注重詩的內容，詩所蘊含和表示的真摯感情。他在《詩集》卷首「編輯例言」里說得很明白： 作詩本無定法，隨人而異。區區之意，以為作詩固不可不講格律，然感情首貴真摯。世中萬事皆可作偽，惟詩不能作偽。人生處處須行節制，惟詩中之感情，則當令其自然發泄。強之不可出，抑之亦難止也。（中略）舊詩之堆積詞藻，搬弄典故，陳陳相因，千篇一律；新詩之渺茫晦昧，破碎支離，矯揉作態，矜張弄姿；皆由缺乏真摯之感情，又不肯為明顯之表示之故。予所為詩，力求真摯明顯。此旨始終不變。 就《吳宓詩集》所載將近一千首的詩看來，雨僧確能貫徹他的宗旨。但他力求明顯的結果，引起讀者的讚許，也招致讀者的批評。他民國二十四年所作的《懺情詩》三十八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陳寅恪先生說：「直抒胸臆，自成一家。」張爾田先生卻說：「君之詩，思密意周，是其所長。但少有餘不盡之味。新詩不忌說盡，舊詩則最忌說盡。說盡，便同小說，即失詩味。此篇實嫌太多。應將直率者若干首刪汰，較佳。」 平心而論，「含蓄」誠然是作舊詩的一個重要法門，但「說盡」的詩也可能是佳作。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杜甫的《兵車行》《石壕吏》《新婚別》等詩，何嘗不直攄胸臆，一發無餘。張先生專主「含蓄」，似嫌稍偏。我同意雨僧的主張，作詩「本無定法」，但要根據「真摯感情」。有了真感，含蓄也好，說盡也好，一切要憑作者興會所到和題旨所需為斷，不必拘於一格。因此我覺得雨僧作詩，一貫力求「明顯」，專主「說盡」，也不免有一偏之嫌。陳先生「直抒胸臆，自成一家」的八個字，是《懺情詩》的確評，也是全部《吳宓詩集》的確評。 雨僧作詩內質與外形並重。但他似乎不大看重鍛鍊字句的功夫。大體說來，他的詩放情率意，一氣呵成，沛然莫之能御。辭藻為他所使用，而他不為辭藻所拘牽。這是他的長處。但這也不無代價。繆彥威（鉞）先生評他的詩，大加讚揚，但又說「若求白璧微瑕，惟在未臻精練」。這是公允的批評。 雨僧論西詩中譯也有值得注意的見解。他在《餘生隨筆》里說： 翻譯書籍，自其極淺顯處言之，決不可以甲國之字，湊作乙國之文理，而以為適合。實則窒此而又不通於彼也。凡欲從事此道，宜先將甲乙兩國文中通用之成語，考記精博，隨時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則處處圓轉確當。（中略）譯詩與譯文同理，惟譯詩者不特須精通兩國文字，多識成語，且須具詩人之才與性，則為之方有可觀耳。 他本著這見解從事於西詩中譯。民國十三年他選譯波斯詩人鄂馬開亞謨（Omar Khayyam）《四句詩集》（Rubaiyat）。下面的兩首是很好的例子： （其七） 春到何須戀敝裘，勸君斟酒且消愁。 由來時逝如飛鳥，振翼凌空不可留。 英人斐慈解羅（Edward Fitzgerald）的譯文（即雨僧所用者）是：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The Winter Garment of Repente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y—and Lo! the Bird is on the Wing. （其六十九） 解道生涯似弈棋，朝來夕去任推移。 局終惟剩枯枰在，成敗興亡空爾為。 But helpless Pieces of the Game He plays Upon this Chequer-board of Nights and Days; Hither and thither moves, and checks, and slays, And one by one back in the Closet lays. 我從《吳宓詩集》里徵引了他一些論詩的文字，我想藉此表示我對於故人的懷念和感謝。他的議論，當我們在清華園裡做長談的時候，我早已耳熟能詳，由此得著不少可珍貴的啟示。這裡所徵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雨僧詩集編成後交給我看。我題了兩首七言律詩。這雖不能充分說明他詩學的精神和造詣，但他既錄入卷首，作為「題辭」之一，想必他認為所說的尚非完全荒謬： 希臘先哲柏拉圖有心靈不朽之論，略依其旨，率成二章奉題雨僧兄詩集。民國二十三年七月。 （一） 青宮簿錄未曾忘，認得前生號玉郎。 綺語廿年修慧業，塵心萬劫戀仙鄉。 荷聲孤館秋宵雨，梅影空軒夢境香。 滿眼靈山飛不去，人間無計免清狂。 （二） 不到蓬萊不買山，依然擾擾駐塵寰。 吟余花月心如水，歷盡風霜鬢始斑。 欲遣情彌天地外，何妨品列聖凡間。 詩囊自有千秋意，未要丹台候九還。 〔注〕前章首聯本於柏拉圖之「回憶說」（Doctrine of Reminiscence）。次聯及末聯分別用「理智之激勵「（The Philosophic Urge）和「神狂」（Divine Madness）之意。次章第六句用《談會》（Syrmposeum），202所說：「他是一個卓越的精靈，而且和其他精靈一樣，他是介乎神與人之間的。」（He is a great spirit and, like all spirits, he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mortal.） 中日戰起，清華南遷，我和雨僧便分手了。直到民國三十三年夏天，他來成都任教燕京大學，我才與他見面，暢話別來。八月二十日是他五十歲的生朝（他生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七月二十日，恰當西曆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日），我獻詩兩首，借表祝壽之意： （一） 鬢霜劍外乍添絲，守道身嚴似舊時。 移座傾談心曲語，啟囊親檢別來詩。 塵勞愧我真無狀，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陸遐蹤今有繼，風流儒雅亦吾師。（杜公句） （二） 孤懷卓犖任斯文，筆振寒輝破俗氛。 詩健別從新境辟，道高猶許後生聞。 人居檻外清於水，女出門東亂似雲。 莫恨空軒歸不去，夢中梅影自繽紛。 學校寒假期間，雨僧到西安去省親。行前他抄示《賦答公權》的兩首五言律詩。這是我手邊保存著唯一的雨僧墨跡，彌可珍惜。他的詩文信札都正楷抄寫，一筆不苟，並且不寫簡筆字或俗體字。這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原跡請見附圖） 賦答公權二首 吳宓　甲申仲冬　成都 清華園裡客，萬里橋西家。 教授勞仍健，奔波意自遐。 思精明治道，詩美醉流霞。 一貫天人理，頻煩賦落花。 惟狂思作聖，向道貴能仁。 一往殉情意，感君知我真。 悲歡心上影，離合鏡中塵。 大地今千劫，飄流但佛親。 戰後清華遷回北平，雨僧也到北平，回校任教。此後再沒有相見的機會。民國二十三年，他作了一首五言古詩，以首句「詩人何所歸」為題。他自己答覆這問題說，「終極歸天命」。這是他見道之言。但我懷念故人，不能自已，仍繼續想著「空軒」，繼續要問，詩人何所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