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

從二十七年二月到三十六年八月，我在成都住了九年半。加上兒童時代住崇慶州的兩年（光緒二十九到三十年）和住巴縣（重慶）的十一年（光緒三十一年到民國四年），我在四川前後總共住了將近二十三年。無怪乎若干朋友說我是四川人了。 二十七年六月中，學校課務結束之後，我從成都起程，經過昆明、海防、香港，到上海去接家眷。因為要假道法國殖民地——安南，我為家人們和我自己辦了「出國」護照和必需的「簽證」。第一段路程，乘飛機從成都到昆明，迅速順利地完成了。我在叔玉的昆明寓所住了幾天，和他暢話別來，並和相熟的清華舊同事把晤。將離昆明的前一天，陳岱孫對我說：「陳寅恪全家住香港，學校尚欠他一個月的薪金，無法匯寄到香港。你可以帶現款去交給他嗎？」我說：「我隨身只攜帶一個小箱，裡面裝著一些夏天換洗的衣褲和毛巾牙刷等物，盡有餘地放幾百元的鈔票。」岱孫說：「安南政府禁止中國貨幣入境。你肯冒險，與人方便，不但寅恪應當感激，我先此向你致謝。」我說：「冒險倒無所謂。萬一不幸被安南人沒收了，我可沒有力量賠償這一筆款。」他說：「你當然不負賠償的責任。」他又說：「我還要謝謝你去年秋天從北平把我的講稿和札記全部帶到漢口，交魯公望送到長沙。沒有這些講稿札記，我簡直要無法教課了。」我說：「到了昆明，聽見一位朋友說，Whatever Tai-sun says, goes; whatever goes, Chih-sheng says.『岱孫說了便行，芝生行了便說。』現在你說要我帶款，那還有不行的道理嗎？」我把鈔票用舊報紙包著，放在箱裡。到了牢該（入安境的第一站），我同著其他旅客魚貫走進車站，把行李放在一條長案上，聽候檢察。我事先把小箱開了，毫不在意地推到檢察員的面前。他看了一眼，便揮手教我過去。到了香港，我當天把鈔票送到寅恪的寓所，請他通知學校，款已照收。 從昆明坐滇越路火車到河內的一段行程也順利完成了。在河內一家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再坐火車到海防去趁到香港的海船。這時安南已經進入炎夏，火車上、旅館裡，電扇不停地轉著，仍然汗流浹背。幸好到海防的第三天有一艘開往香港的客貨船。船艙設備頗為簡陋，一日三餐勉可充飢。最感不便的是，船上餐廳按照法國人的習慣，進午、晚餐時只供給品質低下的葡萄酒，沒有水喝。 海行三四天，到了香港，我在一家中國人經營的「海陸通」旅館住下。四天之後才有一艘客貨船開往上海。所喜旅館房價不貴，我只好且住為佳，耐心等候。那時正逢荔枝上市，我飽嘗了「掛綠」名種荔枝甘芳細潤的美味，才了解東坡居士「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意思。 船到上海，我匆匆上岸，雇了一輛人力車徑去法租界蒲石路怡安坊我們一家寄居上海的寓所。遠別重逢的感想，不言可喻。我本打算在上海休息幾天，便全家啟程到川。不料到法國領事館去辦回程安南過境簽證時，館員無理拖延。隔兩三天便去領事館催問，始終得不著明白的解釋為何，既不拒絕簽證，又不給予簽證。我終於疑心館員看見護照所寫的身份是「商人」，因而斷定我富有資本，在上海成都之間「跑單幫」。遲不簽證的作用是暗示「錢可通神」，只要我「識相」，送館員一份適當的「禮物」，簽證便可照辦。我這假定，未必正確。但我決定對館員說明我的身份。我說：「十幾年來，我都在大學任教，並不是商人。中國政府所發的護照，有『外交』『官員』『學生』『商人』『遊歷』這幾種。我既不是官員學生，到上海來是為了接家眷到成都，也不是遊歷，外交部因此姑且發給我一份『商人』護照。我在上海停留已經快滿了一個月了，如再耽延，回程的旅費要成問題。我懇請您同情我的處境，給我方便，我感謝不盡。」我的自白，果然生效。我得著簽證，在八月中旬的一天上船，開始我們西行的旅程。 船到香港靠岸，船員通知乘客，當地政府對我們所乘的船施行「檢疫扣留」（quarantine），不准開行，但乘客們可以上岸。這一項奇異的措施，據船員推測，是由於當地政府與輪船公司為難，藉口檢疫，使這一趟航行受一些經濟上的損失。真相如何？無從得知。我們全家趁著這難得的機會，上岸到島上各處去遊覽。中餐後上岸，晚飯前回船。晚間在甲板上散步，海風習習，涼爽宜人。島上無數燈光，倒影波面，奇趣橫生。輪船停航了一個星期，我們便享受了一個星期。 船從香港西駛，氣候逐日轉熱。海防上岸之後，我們循著原路，於九月初到達成都，在東御河沿街九號分租了幾間屋子住下。東御河沿街在四川大學校園的後面，我到校上課極為方便。 在各校授課，頗形忙碌，但我還有餘暇去欣賞「錦官城」的景物，領略成都人的風趣。成都有許多特點頗像北平。最顯著的一點是有「書卷氣」，舊書店、書攤、古玩鋪、表背鋪之多幾乎趕上北平。一般店員對顧客頗有禮貌，和北平店員有些相似，不像上海店員多帶著市儈氣。成都餐館和小吃店的多而且好也令人想到北平。榮樂園、姑姑筵、不醉無歸等的烹調，大可與豐澤園、正陽樓、東興樓、玉華台等並駕齊驅，雖然成都的烤鴨比北平確有遜色。小吃如賴湯圓的「元宵」，酥軟香滑，吳抄手的餛飩，細潤清鮮，不但北平沒有，在全國也當推獨步。更妙是這些食品物美又加價廉，腰纏不豐的教書先生隨時可以入座飽餐。 城外有幾處名勝古蹟值得遊覽憑弔。南門外的武侯祠、萬里橋，北門外的柏林寺，東門外的望江樓、薛濤井，西門外的草堂寺、青羊宮、百花潭等，是人所共知的。此外離草堂寺不遠有一處四川軍人所建的王家花園，農曆新年開放十幾天，讓人進去遊覽。雖不是名勝古蹟，其中花木池亭的布置，頗有可觀。這些地方，我都曾去遊覽，並且不只一次。 我很羨慕李白能夠實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志願。我雖也嚮往名山，但生逢亂世，又要教學餬口，國內的名山都無緣登覽。嵩、華、衡、泰，固不曾到過，甚至我祖籍江西省的廬山也未涉足。更荒謬的是，在成都住了九年多，青城、峨眉也「失之交臂」。其實，我剛到成都便立志去游。但今年說「明年去吧」，年復一年，延宕下去，終久不能成行，至今悔恨無已。稍可引以自慰的是在北平清華大學任教時，每年春秋佳日到西山各處去登臨；在上海青年會中學肄業時，曾趁著春假到杭州西湖暢遊三天，總算不曾完全辜負大好湖山。 成都人的風趣是值得欣賞的。二十七年我初到成都，正是梅花開放的時節。一天我走過城內最繁盛的市街春熙路，看見一家小花店陳列著各色折枝梅花出售。其中一大枝綠萼梅，真色生香，極其可愛，但索價奇昂。我對賣花的老人說：「太貴了。」他應聲說：「先生，花有幾品，人有幾等。」言外之意顯然是，高貴的人才能賞識高貴的花。四川省主席劉湘逝世，成都著名的「幽默大師」劉師亮作了一副奇特的輓聯：「劉主席千古，中華民國萬歲。」有人問他，「千古」對「萬歲」，雖然平仄失調，字義和字數總算相稱，「劉主席」三個字怎好對「中華民國」四個字呢？他說，「是呀，劉主席對不住中華民國。」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和齊魯大學撤退到成都，借華西大學的校舍上課。金陵男女大學的學生多半來自江浙沿海各省，是成都人所謂「下江人」。齊魯大學的學生多半是北方人，相形之下，不免有些「土包子」的氣味。同時成都市立第一小學疏散到北門外鄉間上課，市立第二小學疏散到南門外鄉間。於是這位劉先生撰了一副對聯： 金男大，金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齊大非偶。 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北，二小在南，兩小無猜。 這些誠然是弄小聰明的玩意兒，不登大雅，但也妙語解頤，未可厚非。 照存稿計算，我在成都九年余，作了五百多首詩。（在此以前和以後所作，不過兩百多首。）如果《中國政治思想史》可以說是「漂泊西南」的第一個收穫，這些詩可以說是我的第二個收穫。幾位文學修養深厚的朋友鼓勵我，與我唱和。我自知望塵莫及，但又欲罷不能。最令我感謝難忘的是朱佩弦（自清）教授。二十九年夏天，他於辭去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主任之後，同著夫人到成都來休假一年。於維傑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書和人》第五十二期里《朱自清和學術研究》一文中說他「暇居一年，與蕭公權等多唱酬，作舊詩。格律出入昌黎、聖俞、山谷間，而內容卻是新的」。這是知言，也是實錄。佩弦住在東門外環境清幽的報恩寺，我住在西門外的光華村。兩處相隔約二十華里，因此我們面談的時候不多。彼此「覓句」有得便交郵寄出，每星期至少一次。三十年春夏我所作的兩首七律，雖不足觀，尚能道出當日的實情。 （一） 戲簡佩弦 居隔城郊互懶過，各消楮墨飫詩魔。 墨殘共我磨研苦，詩進緣君唱和多。 漸恐晨炊真數米，責償吟債似催科。 加餐近已成難事，戴笠相看奈瘦何。 （二） 佩弦過訪，傾談移晷，且為論定詩稿。越日寄懷一首，用舊作戲簡韻 僑廬昨喜故人過，入耳雄談破睡魔。 野菜登盤成不腆，浮辭開卷恨猶多。 心期清淨都如水，詩律森嚴敢犯科。 屈指秋來君遠去，神遊相約到無何。 佩弦於秋初去昆明，回任聯大講席。我知道他授課、研究、著述的工作很忙，不敢寄詩去請教，而偶與潘伯鷹（式）、盧天白（美意）和其他幾位朋友唱酬。佩弦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因腸胃病在北平逝世，得年僅五十一。我曾作輓詩一首以寄哀思： 千古文章業，君堪一手當。 千種文人苦，君願一身嘗。 接物見肝膽，落筆搖精芒。 襲以溫潤德，澄淵涵素光。 豈知造化兒，生才復相妨。 深憂激高懷，並作形骸殃。 兵亂與貧病，紛沓相賊戕。 傷哉拂雲干，摧折隨風霜。 昔日觴詠樂，回思斷我腸。 零落檢遺篇，展讀淚浪浪。 八月十日晚飯後，日本準備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光華大學。城裡城外人聲沸騰，爆竹喧闐。盧天白教授相信還都在即，當下作了一首七言律詩，表達歡欣之意： 寂寥天末報收京，自喜昇平見此生。 遙念故園誰與守，所嬌稚子尚長征。 月明烏鵲繞三匝，酒貴芳樽且一傾。 還訂歸田來歲計，待聽布穀餉春耕。 我也謅了一首七古詩： 疏星燦爛暮天霽。爆竹拼訇人語沸。 眾口爭傳倭寇降。繁燈赫赫鼓逢逢。 八年血戰今奏功。百年奇辱一朝空。 擒賊擒王事非虐。降酋乞命須面縛。 奪其威福政歸民。銷兵放馬人其人。 湔滌舊惡命維新。大道平和基善鄰。 從此東海不波千世長熙春。 （高興之餘，我忽然想到，對外戰爭固已結束，內戰威脅仍然存在。）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疏散到四川、雲南等省的大學先後遷回原來的校址，外省來川的教員紛紛北上或東下。清華校長梅月涵先生來信約我回校任教。我很想回到「水木清華」的母校，與許多老友重行聚首。各地的交通尚未恢復常態，不但旅途艱險，而且旅費浩大。這也使我感到困難。我寫信給清華總務長沈茀齋先生，表示希望回校後能夠依舊住新南院（戰後改名新林院）六號住宅。他回信說，學校當局決定，隨校南遷的教職員，回平後有選擇住宅的優先權。新南院六號已經有人選定了，不能讓我們居住。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意暫時留在成都。 六月（或七月）中，蔣廷黻兄來電說他推薦我任上海《申報》主筆，程滄波先生表示同意，囑我從速到上海就聘。針對抗戰方終、行憲在即、是非混淆的局勢，在著名的報紙上根據嚴正的觀點，發表社論，是極有意義而重要的任務，也是文人報國的一個大好機會。我接著電報，十分興奮。但我檢討自己，覺得我的訓練、修養、識見、文才都不夠擔負這項工作。姑就文才一點來說：我構思下筆，都很遲鈍。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期中，朋友敦促之下，我勉力寫了篇數無多的時論。這些文字是我就略知一二的題目，埋頭伏案，一再修改而成的。這樣學做「票友」，偶然「客串」（free-lance）一下子，已經感到吃力。我沒有「下筆千言」「文不加點」的捷才去當報館主筆。我電復廷黻，辭謝不就。 我們一家留在成都，許多朋友和同事陸續他去，使我們離群之感，與日俱增。三十五年秋季開學不久，光華大學一部分的學生藉口學校經費支絀，內容空虛，發動驅逐校長請改國立的風潮。謝霖甫先生雇了幾名校警來監視罷課的學生，防止他們越軌行動。某晚若干學生聚眾喧鬧，不服制止。警察向天鳴槍，以圖彈壓。這不幸的舉動，使事態愈行擴大。謝先生引咎辭職，校董會派董事長向育仁（傳義）代理校務。向先生是聲望很高的成都「鄉紳」，現任省參議會議長。到校後虛心下問，與教授們商討解決學潮的辦法。我建議兩點：（一）校董會從速議定鞏固學校經濟基礎，充實學校師資設備的方案；（二）代校長和教授們召集全體學生剴切勸導，要他們克日複課，學校保證不究既往。向先生都採納照辦。但主持風潮的學生顯然別有企圖。雖然教育部已經聲明，光華不能改為國立大學，他們仍舊堅持要改國立。後來領導風潮的某學生出手毆打主張複課的某學生，經教授們會同校警，當場逮捕，送交法院，依法審理，拖延了幾個月的風潮才告平息。（傳說這無多意義的學潮是某「在野黨」所授意或主使，意在取得光華為他們的教育界「地盤」。如果屬實，我們應當為中國政黨政治的前途發一長嘆。）校董會聘王宏實先生任光華校長。王先生於抗戰前若干年曾任川大校長，以嚴峻著名，對於桀驁不馴的學生毫不假借，光華的教職員對他頗表好感。 向先生卸除代理校長的職務，非常高興，在他的郊外住宅設宴款待協助他平息學潮的教授們。他從前曾任川軍師長，因為看不慣「群魔」橫徵暴斂、魚肉人民、爭城奪地、蹂躪桑梓的行為，自動辭去軍職，從事於地方公益事務。為人清廉忠厚，很得當地人士的敬愛。三十四年冬天，第一屆省參議會開幕，全體議員一致推他為議長。他和四川許多軍人一樣，是哥老會的首領。聽說四川的哥老分兩派，「渾水袍哥」做搶劫偷盜和其他不法的「生意」，「清水袍哥」不做這些事。他們入會主要是為了保障身家，便利事業。（清、渾兩派組織上和人事上的關係如何，局外人無從得知，也不便探問。）向先生當然屬於清水這一派。他的郊外住宅，坐落在田野當中，既無藩籬，更無牆垣。到了夏天，窗戶晚間也不關閉，從來沒有盜賊去「光顧」。儒家理想中大同時代「外戶而不閉」的境界，居然實現了。哥老會的力量於此可見一斑。 在那時候的四川（尤其是川西），有些業務（如開旅館、茶館）和職業（如做軍官或鄉長），非有哥老的後援，難於做好。我認識的一位蘇坡鄉熊鄉長證明這是實情。他是清水袍哥，辦事認真，頗有才幹。他就職以後，西郊一帶幾乎盜賊絕跡。偶然有小偷作案，都是外路來的非哥老分子。經失主報案，三五天內一定被鄉公所破獲。 三十六年夏初，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顧一樵（毓琇）兄從南京來信約我任教。他知道我經濟拮据，表示學校供給旅費。一樵是清華學校癸亥級的同學，抗戰前又是清華大學的同事。我當然樂於應聘。恰好中國航空公司有一架運輸機運鈔票到成都，回程無貨，可以搭載少數乘客。票價與一般客機相同，但可多帶行李。在一個八月上旬的晚上，我們全家攜帶所有的書籍衣服，坐上航空公司派來的運貨汽車入城，在一家旅館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飛，離開了我們居住了將近十年，儼如故鄉的錦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