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二、漂泊西南（二）·餬口於四校
我到了成都，在國立四川大學重理「粉筆生涯」。因為我在學年的中途到校，我所授的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兩門課程，無法排在白天，只好在星期一、三、五晚上七點和八點鐘上課。這於我尚沒有太大的不方便，我卻擔心沒有學生來選我的課。不料每一班上竟有五十多人。他們也許震於「中英庚款講座教授」的頭銜，為好奇心所驅使而來。但不久我看出他們都用心聽講，並且手不停揮做筆記。他們的中文程度頗好，但閱讀西文書的能力甚為薄弱。他們保持著尊敬老師的古風，例如我走進教室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全體起立，向我致敬，下課也是這樣。我請他們不要「拘禮」，他們仍舊自行其是，我只有更加用心講授，略報他們對我的特殊看待。
一個學期匆匆過去了。我在川大的第二學年仍舊授中、西政治思想兩門課程，鐘點改到星期一、三、五日上午十時和十一時，班上的學生增加到七十多人。上課不久之後，發生了一次風潮。抗戰前一年校長任鴻雋先生辭職他去，遺職由張真如（頤）先生暫行代理。任、張兩位都是川籍的學者。多數川籍教員認為「川人長川大」是「順理成章」的辦法，因此他們相信張真如必然會由代理而真除。教育部另派程天放先生長校的消息傳到學校之後，他們大為失望。理學院院長魏嗣鑾先生和若干位川籍教授，發起「拒程」運動，邀請守愚和我參加。守愚和我商量，他認為我們是「客卿」身份，不便過問校務，但也「不好意思」置身事外，似乎不妨去開會，看情形後決定行止。我贊同他的意見，同著他到魏院長的家裡去開會。教育部對這一群教員的抗議並未採納，程校長如期到校視事，拒程風潮於是無形中平息了。（後來我到重慶，蔣廷黻兄對我說，發動風潮的人多系中青黨的黨員。如系事實，拒程風潮可能有政治背景。）
程校長到校之後，來信給守愚和我，約我們同時去談話。他請守愚擔任經濟系主任，要我主持政治系。我們不約而同請求稍事考慮，第二天作答。我們出了校長辦公室之後，守愚問我是否接受。我說有兩個理由使我不能接受，一是我回國以來，立志專心教學，不擔任任何學校行政工作。民國二十二年（我到清華的第二年），上海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先生想約我去任文學院長，托內弟薛少岷來信致意。我婉辭謝絕了。我現在並沒有改變這志願的理由。二是昨天政治系教授張宗元先生對我說，學校通知他，下年不再續聘。他是南開大學畢業生，曾留學美國，在川大任教將滿三年。我聽見現任系主任徐敦璋先生說：「他教學的成績不錯，頗受學生的尊敬。只是他心直口快，愛談時事，毫無顧忌。」校長想整頓政治系，因而要我做主任，依理我應該協助他。然而在約我之先，他解聘了系裡並未瀆職的教授，系主任的職務我確實不便承擔。守愚同情我的看法。他自己是否接受校長的邀請，尚難決定。我說：「守愚兄，你沒有推辭不就的理由。」結果是他就而我辭。［後來叔玉任二十九年（一九四○）十月三十一日成立的江西中正大學校長，堅邀我去任法學院長，我也未就。］
前線戰事吃緊，重慶已遭敵機轟炸，成都也放過空襲警報，雖然尚未被炸。為策師生安全起見，川大於學年終了後，遷到峨眉山上，到秋季開學時照舊上課。山上沒有中小學，我們如果隨校西遷，兒女等的學業要受影響。我那時已在新從北平遷到成都的燕京大學兼課，生活勉強可以維持。因此我向川大辭職，留在成都。（二十七年夏天，我經過昆明、海防、香港，到上海把家眷接到成都。經過情形留待下面略述。）
抗戰結束，川大從峨眉遷回成都，在東門外望江樓附近永久校址開課。校長黃季陸先生親到我的寓所來約我回校任教。季陸先生十分優待我，令我感謝難忘。我再度任教川大，為時頗短［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秋季起，三十六年夏止］，但十分愉快。
在國內局勢轉變之中，不快意的事態時有聞見。川大教務長葉石蓀（麟）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是四川人。少年時曾有志于海軍，但終於到法國專研心理學。他為人倜儻風流，頗有文才，留學時娶了一位法國女子，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心理學系任教。他偏向於「內觀派」的心理學（introspective psychology），系主任孫小孟卻接近「行為派（behaviorist school）。兩人論學意見相左，時起衝突。法國太太又和他離婚回國。在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他辭職回川，就聘川大。我到成都之後，時常與他談論詩詞，頗相契合。不過石蓀與我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他胸藏著政治野心，我只是沒出息的自了漢。他從峨眉回到成都之後，態度顯然有了轉變。他與我不常見面，更絕口不談文藝。原來他暗中加入了民主同盟。我疑心他對校長是貌恭順而心叵測，利用教務長的職權，為「左」傾分子造機會。他的手法並不高明，所收的效果也很微小。例如教務處把擁護或同情政府教授的課程儘量排在最不方便的時間或最遼遠偏僻的教室里去講授。其用意顯然是想學生「知難而退」，避免選修這些課程。但學生並不曾因此而裹足不前。
二十七年秋天燕京大學一部分的師生從北平撤退到成都，在城內陝西街臨時校舍開學。梅貽寶先生（清華大學校長的介弟）任校長，吳其玉先生任政治系主任兼法學院長。我應邀在政治系授中、西政治思想兩門課程。校址離川大很近，兼課甚為方便。川大遷峨眉，燕大也疏散到南門外的華西壩，借華西大學校舍授課。我繼續兼課，直到戰爭結束，燕大遷回北平為止。我第二次在燕大任教，為時七年，遠較第一次長久。
上海光華大學（這是抗戰前聖約翰大學一部分愛國師生，因校方禁止在校園內懸掛國旗，集體離校後所設立的一所私立大學）未雨綢繆，七七事變以前，在成都新西門外，離城七八華里的鄉間，修建校舍，設立分校，由謝霖甫（中國會計師公會發起人）任校長，內弟薛觀澄（迪靖）任教務長，觀澄幾次要我去光華兼課。那時我尚住在城裡，在川大和燕大兩校授課，每星期共十二小時，已經夠忙了。（從城裡坐人力車去光華，來回一趟至少需兩小時。）因此我不曾應允。川大決定遷峨眉，我們一家也決定疏散下鄉。觀澄代我們在西郊鐵門坎，離光華不遠的一個農家租賃幾間房屋。我等到功課結束，便全家搬去居住。觀澄重申舊議，我當然樂於接受。從二十八年九月起到三十六年六月止，我在光華任教整整八年。我繼續在遷往華西壩的燕大兼課。好在從西門外到南門外，距離尚不過遠，費時尚不太多。
我們在鐵門坎農家居住兩年，充分領略了田園生活的妙趣。「五穀不分」的譏誚，可以豁免，雖然我仍舊保留著「四體不勤」的弱點。兒女們生活在「大自然」的環境中，身心兼泰，無災少病，在光華附設的中學就近肄業，成績也都不差。相隨多年的張媽，因為年事已高，不願隨行入川。我們就近雇了譚嫂（「嫂」是四川女傭的通行稱呼），每晨到東去約五里的青羊宮或西去約五里的蘇坡橋鄉集，購買新鮮無比的魚肉蔬菜，供應我們一日三餐。有時敵機西飛，警報大作，我們知道四面都是田野，毫無目標，行所無事，不必另找安全地方躲避。我們的生活頗為安定而愉快。
我在農家寄居兩年，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撰寫。我在清華任教時所編的參考資料和我歷年授課所用的教材，全部帶到了成都。我在城內川大任教時又從圖書館所藏的中國舊籍中搜集了一點補充資料。現在利用鄉間的安靜環境，著手寫一部適合大學生和一般讀者參考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坊間雖然已經出版了兩三部《中國政治思想史》，我相信還有餘地寫一部根據政治學觀點，參酌歷史學方法，充分運用原始資料，儘量避免臆說曲解的書。每天晚飯已畢，稍事休息之後，我便獨坐書齋，在燈下構思走筆，日復一日，很少間斷。到了二十九年夏天，全書脫稿，償了懷抱十幾年的夙願。這書承教育部審定為「部定大學用書」，交由重慶商務印書館於三十四年出版。
在付印以前，教育部史地委員會曾把書稿交請史學家繆鳳林先生審查，並把審查意見寄交作者，要作者斟酌答覆。繆先生在審查書中稱許備至，同時也提出幾點，要作者加以考慮。（一）書中敘述中國政治思想，只上溯到晚周。唐虞以迄西周，概從刪削。（二）論先秦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說儒、墨、道三家都有殷遺民的淵源，沒有顯明的證據。（繆先生聲明上面兩點是黎東方先生提出的，他「完全同意」。）（三）討論諸子學說地理分布一節裡面，「北派」「南派」的說法，繆先生也不滿意。他說：「此說創於倭人，梁啓超氏言之最詳。然近年已為研史者所唾棄。」繆先生最後建議說，上面所舉有關歷史淵源和地理分布的幾點，「立論既皆未妥，如能商諸原著者加以省略，自屬最佳」。
我復函教育部史地委員會說：
頃奉貴會史字第七二八號大函，承示繆鳳林先生審查拙稿《中國政治思想史》之意見書，諸多獎飾，曷勝感愧。繆先生暨黎東方先生指正第一章中各端，愛人以德，尤所欽佩。惟是鄙見所及，尚有須請進教者，謹條舉如次，敬希亮察：
一、書名「中國政治思想史」，自應敘述吾國古今之全部政治思想。拙稿所以始自晚周者，實緣西周以上，文獻鮮征，難作條貫之論述。今存之要籍為《書》《易》《詩》等經。其中所含之政治思想均屬一鱗一爪，首尾不完。《書》《易》之中，尚有先儒認為可疑之部分。《周禮》一書專陳政制，然亦未可肯定為西周之古籍。公權爰奉孔子闕疑之教，不立專篇述論，但於孔孟諸章中隨時附見，以小逭數典忘祖之責。
二、儒、墨、道有殷人背景之說，誠不能作為定案。然拙稿云云，亦非純出臆造。孔子為殷人，見《禮記·檀弓》，夫子自道。漢人亦有此說。（如《漢書》梅福傳，三統議。）近人胡適、傅斯年兩先生加以推衍。（胡先生所說頗有過當，不敢盡從。）墨子為殷人說，本諸俞正燮癸巳類稿，謂墨為宋人，宋為殷後。其說殆非鑿空。老子為殷人，舊無此說。姚鼐謂老子姓子，近人馬敘倫先生亦言之。宋為子姓。則老子亦殷後。（中略）
三、南北之分，洵乏科學之準確性。然其說發自亞聖孟氏，非倭人所首創。孟子稱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北方學者未能先之。又謂許行為南蠻舌之人。《中庸》載孔子答子路問強，有南方北方之別，則先於孟子。《莊子·天下》篇有南方之墨者一語。蓋晚周人言南北，殆就方向比較言之，不必拘定河淮之界，如繆先生所示，指齊魯為北則宋楚為南矣。公權未遑深考，乃用南北之詞，殊嫌含混。然拙稿中言諸子之出生地，均就其可考見者標出國名，當可稍減誤會。
至於拙稿第一章之處置，愚意以為不必如繆先生之議，徑與刪削，似可於章目之下註明「本章所述，多非定論。聊備一說，以供讀者參考」。公權所以未敢遽遵繆先生之議者，實以此章所論，頗有治政治思想史者所極應注意而亟待索解之問題，不可因作者學植淺薄，不能為允當之答案而遂置之不論也。（下略）
史地委員會把原稿交商務印書館照印，未加任何刪改。我復函史地委員會之後，曾致書繆先生，表示謝意。他回信說：
（上略）喪亂以還，著述界寂寥甚矣。大著林雖僅拜讀一過，然勝義絡繹，至今歷歷如在心目。如謂法家思想與近世法治如兩極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驚之感。然其說實至當而不可易。又如丁在君與某君合纂梁任公年譜油印本三厚冊，林曩嘗細閱一過，所述任公一生思想之變遷，實遠不足與大著比。章太炎氏門生甚眾，其民族思想之精義亦無人能如大著言之既詳且盡也。私衷惟祝早日行世，其造福於學人者當無量也。（下略）
三十年（一九四一）春天，觀澄來勸我們搬到光華大學新近建造的教職員住宅里去住。這不但上課和出入遠較住在鐵門坎農家為方便，而且較有照應。我們接受他的邀請，租了光華村六三別墅第十和第十一號兩所小型住宅，於七月初遷進新居。我開始實行我本年元日發筆詩句「買山無計且栽花」的志願。到三十六年夏天離開光華去南京政治大學任教時，我們屋前的「小園」又頗具規模了。
三十四年秋天，燕京大學遷回北平。我應華西大學的聘，繼續講授中、西政治思想。來選修這兩門課程的學生約有五六十人。四川大學從峨眉山遷回望江樓的校址，黃校長要我回校授課。我誼不容辭，也樂於從命。加上光華大學，我同時在三校兼課，每星期上課十八小時，奔走於光華村（西）、華西壩（南）、望江樓（東）之間，造成了「惡性兼課」的局面。幸好為時只有兩年（三十四年九月到三十六年六月），我尚能支持過去。抗戰期間，教員的薪給不豐，物價不斷高漲。單靠一個學校的薪金，不能夠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我們的兒女都是十幾歲正在求學，需要充分營養的青年人。讓他們的學業不致中斷，身體保持健康，是我無可推卸的責任。
我沒有時間去搜尋新教材。同時各校藏書無多，國外近年刊行的書籍尤其難得，因此新教材的來源也幾乎枯竭。我在各校講授，只好用過去十幾年來陸續所得的舊材料。偶然間「溫故而知新」，我在舊材料中得著一些新見解，便高興地提供學生參考。國立、私立、教會大學學生的背景和程度，不盡相同。我力求所講的教材適合每校學生的需要。例如川大學生比較富於「國故」的修養，但比較短少西洋歷史知識。燕京和華西的學生與此幾乎相反。因此我講授的內容也隨之而有異。
在這十來年當中，除了在川大、燕京、華西、光華四校先後或同時授課以外，我還曾三度應邀到成都以外的地方去短期工作。二十八年，周枚蓀先生約我到中央政治學校，就「國權與國力」的題目，從三月十六日起，到三十一日止，做了六次演講。周先生這時在中政校掌教務，先後約了幾位比較知名的大學教授到校做學術演講。他曾說：「我們努力推進黨化教育的工作。這是當今的要務。但要實現優良的黨化教育，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教育化黨。」我不敢自信，對他的主張有任何貢獻。但我不願辜負他的盛意，只好勉為其難。抗戰期間，中政校在重慶郊外山中所建的臨時校舍授課。我趁演講之便，曾到附近的花溪、溫泉、仙女洞等處去欣賞，遊覽。
二十九年夏天，我在國立編譯館擔任編纂的職務，館長是陳可忠先生。同事中有孫小孟、鄭鶴聲、臺靜農諸先生。館址在白沙鎮旁山頂上的膏渥居。群峰環列，風景壯美。詩人吳白屋（芳吉）先生墓在黑石山聚奎中學附近，我曾抽暇去展謁憑弔。
卅三年（一九四四）冬天，我應聘到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第三期）任教官，講「各國政治思想」，為時約一個月。同期任教官的有錢賓四（穆）、馮芝生（友蘭）、錢端升、陶孟和諸先生。團址在重慶郊外復興關（原名浮圖關）附近山中。學員一體穿灰布棉軍服，受軍事訓練。團中秩序井然，氣象嚴肅。講堂的大門上高懸著長約盈丈的橫額，上面寫著「尊師重道」四個大字。教官的宿舍在一座精緻的西式磚房裡。每天拂曉聞號聲起床，晚間九時聞號聲熄燈就寢。宿舍的大門由管理員晚間鎖閉，禁止出入，次晨才開鎖啟門。上課前團中派肩輿到宿舍，請教官乘坐到講堂去授課。
訓練團指定我講「各國政治思想」，目的是在讓學員們得著一點當代各派理論的認識。他們多是中級的文武官員。其中有東西各國留學生，也有不曾進過大學文法科的軍人。為幾百名背景互異的學員講政治思想而能讓他們聽來入耳，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謹慎將事，總算不曾出醜。聽說錢賓四先生最受學員們的尊崇。端升講「各國政治制度」卻出了問題。教務主任托我轉告他，說學員不滿意他的講授，醞釀罷課，請他提前結束他的課程。我立即告知端升。他說，「我今天就可結束」。我想他講各國政制，不免要涉及多黨、兩黨、一黨等制度的運用和效果，可能他無意之中，引起了反感。（這一個不愉快的經過，或者對他後來不無一點影響。）
高級班結業以後，我離渝回蓉。來回程的飛機票都由訓練團供給。回成都時適逢飛機因故，暫時停航。我急於回家，決定改乘郵政局的長途汽車。這比公路局的汽車舒適迅速多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甲申年十二月十二日）啟程，二十七日到達成都。我曾作七言詩一首紀行：
千里飈車蜀道長，歸來故我異尋常。
袖中錦水春風暖，襟上巴山夜雨香。
詩句為人書草草，遊蹤與客話堂堂。
荊妻絮絮挑燈話，細看新添鬢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