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教學相長（二）·清華五年
從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起，到二十六年七月止，我在清華大學任教五年。我感謝浦逖生兄給我機會在學術空氣濃厚、圖書設備豐富的環境中，加緊努力於教學相長的工作，加速推行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計劃。
那時候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陣容」頗為整齊。在我到校以前，系裡有四位教授：浦逖生（政治學、政治思想），張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錢端升（各國政府），王化成（國際公法、國際政治）。我到校之後，逖生讓我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當代西洋政治思想。陳之邁兄不久來校講授中國政府，並於端升移講中央大學之後，接著講授各國政府。
我每星期授課六小時，有充分的時間去從事研究。我授當代西洋政治思想的辦法是這樣的：每一學生除了到堂聽講、期終應考外，必須閱看我所指定和他們自己搜尋到的參考書，並須在學年終了以前，就研讀所得，作一篇專題報告。（我極力鼓勵他們在教室里提出問題，以便大家討論。但他們多「三緘其口」，很少發言。）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大致與此相同。為便利學生做進一步的研討起見，我從許多書籍里摘選有關的資料，交人抄出，印成「講義」，隨堂發給他們。（同時我選擇若干重要的原書，列為指定參考書。）可惜抄錄和排印的進度都頗遲緩。清代的資料，抄寫未竟，「七七」變起，無法繼續完成。所幸已經印成從先秦到明末總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資料，我存留了一份，給我後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撰寫不少方便。
清華學生閱讀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他們肯用功，不只是因為想得「積分」，而是對學術發生了興趣。這可以從他們年終交來的研讀報告看出。他們多能把握各自選定題目的重心，根據閱讀參考書的心得，寫成論證中肯、條理分明的文字。這些報告，我評閱之後，全數發還他們，以備他們自己日後參考。我事先對學生說：作研讀報告的意義，不在「應付功令」，而在培養研討的能力和取得寫作的經驗。選擇專題應當以本人的興趣為標準，撰寫報告應當以寫成的文字有日後參考的價值為目的。換句話說，現在寫一篇報告，實際上是在自己治學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塊磚石，這樣才不至於虛費時間，徒耗心力。因此你們的報告，我仔細看過之後都交還你們。作得好，你們自己受用。作得不好，你們自己吃虧。「分數」的多少，「等級」的高下，不過是一時得失，沒有長遠的意義。學生們顯然贊成我這主張，他們交來的報告都不是敷衍塞責的作品。例如中國政治思想史班上歷史系學生陳鍬（字壬孫）作了一篇《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經《燕京學報》的編者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出版的第二十五期中發表，於是成為一種有用的參考資料。
在政治系的同人當中，逖生兄待我最好。他凡事為我設想，研究上需要的資料和教學上所需要的便利，他都有求必應。例如圖書館未曾購藏的書籍，他派人通知書肆，送來讓我選購。又如收集參考資料時，他為我僱人抄寫。端升和化成起初對我較為冷淡。我想或者他們覺得一個學哲學的人「半路出家」，混進政治系教課，不能和「科班出身」的政治學者一樣看待。後來發現我對政治思想尚略知一二，也就把我算作「自家人」了。奚若對我最初似乎有點疑忌。他在教室里對學生講，中國沒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當然是任何人講授中國政治思想，無異於捕風捉影，大言欺人。我聽他的「高論」，只好付之一笑。廷黻為我抱不平，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裡譏笑留學生回國大談洛克、盧梭，對於中國文化和歷史卻不能置一詞。不久以後，逖生兄無意中給我一個化「敵」為友的機會。奚若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或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現在不能確記了］休假出國，赴歐遊歷。北京大學法學院長周枚孫（炳琳）先生懇請逖生去北大代奚若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逖生因為自己很忙，並且認為系主任不便在外兼課，薦我去代授。我雖也極不願意去，但因逖生力勸，只好應承。這班上一共有三十來名學生。授課一星期之後，校內校外陸續到來旁聽的學生，擠滿了一間容積並不太小的教室。我的表演似乎還算不壞。學年快要終了之前，周枚孫到清華來看我，要我下年繼續講授這門課程。我說：「奚若不久就要回國了。他似乎不曾表示不再繼續在北大授課，我不便接受你的邀請。這是要請你原諒的。」奚若回國不久便來看我，把他多年珍藏，十九世紀法國學者雅勒（Paul Janet）的名著《政治學史》（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送給我。我相信這是他對我的友誼表示。
民國二十三年廷黻休假，到歐洲各國去研究考察。他把編輯《中國社會及政治學評論》（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任務交給我代理。這是當時頗有聲望的純學術性英文季刊。我謹慎從事，把全年四期，按時印行了，雖然約稿、閱稿、校對等事占了我不少的時間。其中最難的工作是閱稿。有人誤認編者（editor）的責任只限於徵求稿件、甄定去取、編排次序、交工印刷等事。其實照各國的習慣，編輯工作（editing）的重要項目之一是為作者改正稿中的「筆誤」。這是勞心費時而不一定討好的工作。編者當然無權任意修改來稿，比較重要的錯誤或疑點，必須與作者商定後才可著手訂正。但編者也不可藉口「文責由作者自負」，把稿中錯誤的字句，照樣刊出。二十四年八月廷黻回校，我把已經編好下年首期的稿件交給他，才卸下我的責任。
清華同人當中，見面較多，交誼較深的，除了叔玉、廷黻、逖生諸兄外，還有李繼侗（南開舊友）、吳雨僧（名宓，西洋文學系）、孫小孟（名國華，心理學系）、趙守愚（名人儁，經濟系）和陳岱孫（名總，經濟系主任兼法學院長）。這些朋友當中與我晤談最密的是吳雨僧。他是我到清華以後才相識的，雖然我早已知道他是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教授（Professor Irving Babbitt）的高足。雨僧的文學主張，大體上宗奉師說而不墨守其枝節。他治學為人都帶著嚴肅的態度。雖然我的性格與他顯然有異，雖然我沒有實在的文學修養，卻蒙他不見棄，過分獎許。他在《空軒詩話》里說我與他「論道論文論事，皆極深契合，蓋皆有取於西洋之積極的理想主義」。他鼓勵我學作詩，甚至把我不成熟的作品錄入《吳宓詩集》或「印授清華學生」。
雨僧早年由「父母之命」跟他的表妹陳女士結婚。她是賢妻良母型的舊式婦女，而且知書識字，無愧大家閨秀。但雨僧傾心於一位留學美國的「海倫」女士，斷然與髮妻決裂，獨居清華園「工字廳」後進的教員宿舍。（這便是《吳宓詩集》中所提到的「空軒」。）他不滿意於陳女士的理由是「彼此不相了解，便不能有真純的愛情。繼續同居，等於繼續侮慢雙方的人格」。我曾婉言勸解，他始終堅持他的「立場」。民國二十三年他作了《落花詩》八首。我和作的第三、第四兩首便是針對他的立場而加以諷勸的：
學煉還丹擬出家，翻歌金縷惜年華。
欲填恨海三生石，拼折神山一現花。
碧落渺茫思鳳翼，紅塵迢遞阻鸞車。
劉郎且飽胡麻飯，再訪天台路已賒。
（自註：相由心造，方寸如來。捨己從人，寶山空手。）
聞道蓬萊日月長，碧天雲海遠難航。
瑤池樹是千年種，珠闕星添七寶妝。
修到女牛還恨別，藐如姑射本無郎。
仙源水送桃花去，豈獨人間解斷腸。
（自註：理想果能實現，未必遂無欠缺。）
那一年的春末夏初，他收到海倫女士由上海發出的電報，要他快去上海，有事商談。他對我說：「我正忙於完成詩集的編訂。中華書局屢次來信催稿，上海只好緩去。」我說：「雨僧，照我猜想，這電報的關係重要。你何妨快去快回，編稿的工作不至延誤太多。」他堅決地說：「我回電給她，稍緩去滬。」大約一個月之後，報紙上登出了海倫將與某巨公次年新歲結婚的消息。雨僧悔憤之餘，作了三十八首《懺情詩》以示意。此後他既不與原配陳夫人和好，也不再圖婚娶。抗戰期中，隻身入川，在暫遷成都的燕京大學任教。我時常去與他傾談，希望能夠略解他的苦悶。戰後他仍回清華。一九四九年後，音塵隔絕，傳聞他已於一九五八年前後病歿。往日「空軒」論文之樂，竟成隔世。追思故人，為之傷感無已。
清華五年的生活，就治學的便利和環境的安適說，幾乎接近理想。我們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華時住在「老南院」二號教職員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號，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後，「新南院」教職員住宅落成，我們遷住六號。這是一所西式的磚房，裡面有一間寬大的書房，一間會客室，一間餐室，三間臥房，一間浴室。此外還有儲藏室、廚房和廚役臥房各一間。電燈、冷熱自來水、電話等設備，一概齊全。陳岱孫是我們的緊鄰。俞平伯、聞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遠。我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種樹栽花，五年「灌園」的工夫，把原來不毛之地變成了一個花木扶疏的小園。這是我課餘消遣的主要活動。清華園離西山不遠，周末或假日我們有時結伴去游臥佛、秀峰、碧雲等寺。頤和園也是我們遊蹤所到之地。學校離城雖不算近，城內的名勝，如雍和宮、故宮、三海、陶然亭等處，我們也時去遊覽。正陽樓、東興樓、便宜坊、餡餅周等著名餐館和小吃店我們也偶然去照顧。至於到琉璃廠書鋪里去「訪書」或到東安市場去買食物和用品，那更是進城時的重要節目。
清華的師生們享受多年的「清福」，不能在全國動盪的局勢中長久維持。懷著獨霸東亞野心的日本軍閥，眼見北伐完成，中國快要踏上統一的道路，於是先發制人，加緊對華武力侵略。清華園裡的安靜生活，不久便消失了。
從民國二十年起，日本屢次挑釁。二十年日軍攻瀋陽（「九一八」事變），二十一年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攻熱河、侵通州、迫北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攻豐臺駐軍，二十六年攻盧溝橋駐軍（「七七」事變）。步步進逼，事態嚴重。中國政府因軍備未充，不肯輕舉妄動。
民國二十六年春間，學校當局已準備於必要時遷徙到安全地方，繼續開學。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先生表示，如清華遷到長沙，他願盡力協助一切。學校於是決定遷湘，與北京、南開兩大學合辦臨時大學。法學院長陳岱孫告知我這個消息。我說，長沙自古是兵戰必爭之地。日本侵華，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據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內地的企圖。萬一不幸，長沙撤守，學校不免再度播遷，損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慮遷往成都。遠在西邊，敵人不易攻達。四川人士向來看重文人，當地的軍閥也非例外。不妨與省政府一洽，我想他們也會表示歡迎。岱孫說，遷湘已成定議，恐怕難於改變。況且遷徙計劃，牽涉北大和南開，清華也不便另出主意。（事後才知道我不幸而言中。臨時聯合大學的師生到長沙不過四五個月便又遠道跋涉，遷往昆明。中央大學遷到重慶附近的沙坪壩。燕京、金陵、齊魯、光華等大學遷到成都。這些學校都不曾再度遷徙。）
趙守愚兄問我有何打算。我說，我本有下年度申請休假，出國觀光的打算。現在局勢如此，只好作為罷論。中英庚款董事會有一個充實內地高等教育的計劃，杭立武先生曾約我去成都，在國立四川大學擔任「中英庚款講座教授」。我本來有點躊躇，現在我決意應聘。不敢說對川大有何貢獻，但藉此避寇，並得一個舊地重遊的機會，於我個人卻有許多方便。守愚說：「杭立武也約過我。我對於長沙之行也不感興趣，我們一同去成都罷。」我說：「好極了。我們結伴前去，彼此都有照應。」
我們正待收拾行李，做離開北平的準備，日軍於七月七日突然在盧溝橋攻擊中國的駐軍，當天清晨又派飛機轟炸南苑駐軍的營房。清華園裡可以聽見炮聲槍聲。為策安全起見，學校通知教職員攜帶他們的家屬，分別到指定的大廈底層去暫避，晚間才各回住宅。（我們一家被派在圖書館底層。某天下午，圖書館門外落下一枚直徑約四寸的炮彈，幸未爆炸。）這個緊張局勢，延續了二十幾天。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率部悄然離平，第二天趙登禹、佟麟閣陣亡南苑，戰事方才停止。那時敵人已經占據了北平和附近的地方。清華園前後門都有持槍的「皇軍」把守，但並不禁止校內的人出入。七月三十日上午，我們一家雇了車輛，攜帶隨身行李，出校進城，在預先訂妥的一處民房住下。當天下午我獨自僱車到新南院住宅里搬出了一些書籍和用具。五年的清華生活，於是告終。此後更沒有再到母校的機會了。「教學等於再學」（To teach is to learn twice.），蘇伯（Joseph Soubert）的這句話和中國的古語「教學相長」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我從民國十五年在上海任教起，到二十六年離開北平止，「教」了十一年也「學」了十一年。我曾經任教的每一個大學都多少給我以新見解、新知識、新經驗。給我最多的是清華大學。不只是因為我在清華的時間最久，更因為清華的學風和設備都最好。我「再學」的成績，當然不壞。從前我在清華學校肄業兩年，後來又在清華大學任教五年，這「再造」的大恩是無法忘卻的。
在政治系與我共事的幾位朋友也脫離了清華。逖生、化成、之邁先後從政，用其所學，在內政外交上各有貢獻。端升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之後，去中央大學任教。奚若一直留在清華。兩位先生都抱著「學優則仕」的志願。在清華、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書，政府還不曾借重他們，平日言語之間不免流露出「懷才不遇」的苦悶。端升棄清華而就中大，可能是認為身在首都，較便活動。奚若曾一度到南京去營謀教育部的某職位。兩人都未能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