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九、教學相長（一）·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

我同織英在上海過了舊曆丁卯歲的新年，帶著女僕張媽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二月上旬乘滬寧路和津浦路的火車啟程北上。到了天津車站時叔玉已在那裡等候。在他照料之下，我們雇了幾輛人力車一直去到八里台南開大學的百樹村三號教員住宅，很快就安頓妥當。他們夫婦帶著女兒住在六號里，與我們的寓所相隔兩家。文學院長黃子堅（鈺生）先生住四號，是我們的緊鄰。（半年之後我們搬住九號，與叔玉仍隔兩家，與黃宅卻隔了四家。） 第二天上午黃子堅陪我去見校長張伯苓先生，並介紹我給註冊課主任伉乃如先生。伉先生名義上是註冊課主任，實際上所負的職務超出「註冊」的範圍。他與我商定我所授的課程：「政治學概論」「比較政府」「法理學」。前兩門是全年的課程。徐謨先生教了上學期，我接著教下學期。「法理學」是半年的課程，本定徐先生講授，現在由我來承乏。我第二年所授的課程是「中國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和「社會演化論」，三門全年的課程。［沈仲端（乃正）兄受聘到校，「政治學概論」和「比較政府」改歸他講授。］我每星期共授九小時的課，教學工作不算繁重。但「比較政府」「法理學」和「社會演化論」都是我不曾教過的課程，必須從頭做收集教材和組織講稿的工作。所幸我在密蘇里大學肄業時曾選修「社會學」「人類學」和「生物學」等課程，對於演化論的學說略知其梗概。後來準備寫碩士和博士論文時，對於政治理論和制度，以及法律理論和制度，曾廣泛地涉獵過。因此準備教材雖然感覺吃力，尚不至茫然無從著手。政治學和政治思想曾在上海教過，但所用教材比較簡單，並且只夠一學期之用。現在所授的「政治學概論」是全年的課程，我用的教材必須與徐先生在秋季學期所用的教材相銜接，因此必須重新準備。「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準備起來比較容易，但仍要用一些時間去整理。「中國政治思想」沒有現成的教材，必須全部搜輯編排。這樣一來，我每星期雖然只授九小時的課，所用於準備教材的時間大約五倍於此，伏案工作時常要到子夜。兩年半勤慎將事，總算平穩度過。我向學生所講不能說含有新知創見或高深學理，但自問還不至於捕風捉影，曲解臆說。 南開在那時是華北一個規模雖小而地位不低的大學。張校長得嚴范孫（修）、范靜生（源廉）諸先生的力助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成立南開大學。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大加充實，改文、理、商三科為文、理、商三學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計、銀行等十一系。同年秋天，盧木齋（靖）先生捐款十萬銀圓建築的木齋圖書館落成。我到校的第二年恰好躬逢其盛。張校長和華午晴、孟琴襄、伉乃如等幾位幹部人員，努力多年，創造了「白手興家」的奇蹟。他們腳踏實地，不騖高遠。招生既從嚴格，開設課程也寧缺毋濫。學生專心向學，教員認真授課。教員的人數不多，但多有實學專長。我廁身其間，不敢不格外勤勉，冀圖追隨。《學記》說得好：「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我在自己做學生時已經有了學知不足的經驗，教然後知困的道理現在才能親切地體會。「自強」照鄭注的解釋是「修業不敢倦」。為求不使好學的青年對我不過於失望，我必須修業不倦，充實自己，彌補自己學問的漏洞。我在教，我也在學。在兩年半當中，我不敢自信學問有多少長進，但確曾獲得師生切磋、教學相長的益處。 我不曾變作毫無生趣的書蟲。這很辛苦的兩年半也是很快樂的兩年半。除了讀書之樂外，我還有友朋之樂。同事當中不但有誼比同胞的堂兄叔玉，還有在美國已先熟識的舊友何淬廉兄和到南開方才熟識的新知蔣廷黻、李繼侗、沈仲端、姜立夫、饒樹人諸兄。其餘的同人也相處甚得，融洽無間。學校把百樹村十號房屋的一部分作為教員俱樂部。晚飯之後，我們隨意去那裡喝咖啡、談天、或做各種遊藝，藉以稍紓一天工作的疲勞。（「集體象棋」是我們最歡喜的遊藝。兩人坐下對局，其餘的人一哄而上，分別站在當局者的背後做義務參謀。這種集體下棋的基本教條是「觀棋不語非君子」。當局者集思廣益，從諫如流，盡可無為而治，維持「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風度。）大約一個鐘頭左右，我們盡興而返，回家去繼續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加緊預備教材（如我自己）。 好景可惜不長。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的秋初，叔玉繼廷黻之後，應清華大學之聘，離津赴平。生物學教授李繼侗兄不久也移講清華。恰好瀋陽東北大學工學院院長高惜冰兄受文、法兩學院之託到平津來延聘教授，我也在被邀之列。惜冰是清華學校庚申級的老同學，我當然樂於應命。我本來也想到關外去看一看，東北大學的邀請，給我一個機會去達成這個心愿。（去年南開組織一個以經濟為對象的東北考察團，我未曾參加。）叔玉脫離南開，可以說是不歡而散。學校當局對他的態度，不能令人滿意。這增加我脫離南開的決心。五月中學校發出下年度的聘書。除叔玉外，所有我們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來對我說，「我在這裡五年了，這回仍沒加薪。我想這是他們對我示意，我不能賴在這裡了。」廷黻接到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邀請，來商談去就問題，聽見叔玉被學校冷落，大為不平。他對叔玉說：「我們同去清華好了。」不久之後，清華大學經濟系來信敦請叔玉。叔玉的學問專精而踏實，他在南開教書（和後來在清華一樣）極其盡心，闡述學理，條分縷析，徵引事實，翔實確當，很得學生的信仰。為什麼南開當局不設法使他安心久住？這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張校長認為我們這幾個人他去是因為南開的薪給太低。待遇不豐，誠然是事實。五口之家的同人，有時會入不敷出。然而我們諒解學校經費不寬的苦衷，平日並無怨言。我不能接受張校長的解釋。 民國十六年九月三日清晨，天津婦嬰醫院來電話到南開通知我，織英已經分娩，生了一個兒子，大小平安。同人聽見這消息的向我道賀。我那時是快滿三十歲的人了。我雖然不曾懷著「有子萬事足」的傳統心理，當然也很喜歡。我上完課後便趕到醫院去探望妻兒，並向接生的丁懋英大夫致謝。回校途中謅了三首詩，抄在下面，以見我當時的一些感想： 生子詩 生民萬千世，代謝如草木。 父子命相承，華實種相續。 大哉造物心，天理托人慾。 嗟我四方人，餬口生計蹙。 不辭有家責，苟逃無後辱。 繼往開來事，我未能免俗。 卻笑厲生子，夜起勞爇燭。 我生不逢辰，孩提傷孤苦， 母死父遠遊，煢煢依我祖。 祖死父又亡，行年未十五。 轉瞬忽三十，一索今得汝。 哀哉無父人，如何為人父。 仰事義已闕，俯畜責寧拒。 鞠爾盡微勞，小報親恩巨。 願汝能成人，為祖光門戶。 凝眸兒一笑，儻已解吾語。 吾族昔素封，吾祖安清貧。 吾父繼先志，所事在潤身。 謀生貴食力，讀書希有聞。 前人貽此業，傳世非金銀。 受之勿敢墜，授汝冀能勤。 飽食兒莫啼，賢祖宜佳孫。 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織英在婦嬰醫院產一女。我作了一首七言詩： 生女詩 世俗從來賤女子，推恩不足計利過。 生女弄瓦男弄璋，產女則殺男則賀。 豈知天道兼陰陽，以柔克剛女為大。 男女俱出父母懷，嬌女繞膝尤婀媠。 富家生女掌珠擎，貧家生女天花墮。 縱無百篇中郎書，猶辦三冬窗下課。 辨詩續史俟他年，啼笑先與吟聲和。 告語荊妻宜喜歡，文褓偎依共安臥。 ［「克、紹、敷、敏、篤、慶、錫、光」是我們高祖以下各代人的「排名」。我和各房兄弟們是「篤」字輩，我們的子侄是「慶」字輩。我們的兒子取名「慶熙」，女兒取名「慶華」。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們又得一女，取名「慶燕」。］ 十八年九月初我們離開天津的時候，慶熙剛滿兩歲，慶華還未滿兩月。幸好有忠心而得力的張媽和曾在僑居天津薛家服務多年的男僕老胡，伴著我們大小四口，坐上平奉路的火車出關北去。那是一個頗有秋意的陰天。一個曾在我班上聽講的學生馬奉琛，探知我們啟程的時日，獨自到車站來送別，並幫著照料一切。熱腸古道，十分可感。 東北大學是一個成立未久的學校，建築尚屬壯麗，內容卻有待充實。校園靠近北陵（清太宗昭陵），共設文、法、工三個學院。教員住宅是用水泥和火磚建築的西式平房，頗為舒適。學校對從關內請去的教授頗為優待。名流如章行嚴、傅治薌、梁漱溟等也在校中講學。清華同學陳青筠（欽仁）、孫小孟（國華）、張子纓（忠紱）、梁思成等先後來東北任教。小孟兄嫂是我們的緊鄰，幾乎每天見面，不時互相往來。我授課不多，只教「政治學」和「西洋政治思想」兩門，每星期共六小時，頗有餘暇，約同小孟諸兄到松柏參天、氣象宏偉的昭陵去散步，到「日本地」去觀察強鄰政治經濟侵略的現狀，到瀋陽城內的商店去購買用品食物或飯館去便餐。（城內「杏花村」的糖醋脆皮黃魚，味尤雋絕，堪稱關內外第一。）東北學生的程度與上海「野雞大學」的學生相比，可以說是難分軒輊。他們似乎還能用心聽講，對我也尚有好感。（孫小孟兄和我班上的學生，知道我們於學年結束後即將離校，曾舉行一個餐會，表示惜別之意。） 張學良是東北大學校長，但學校的行政實際上由副校長總攬。工學院長高惜冰是學紡織工程的留美學生，可以說是「內行」。文學院和法學院兩位院長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較濃厚，整個大學好像都帶著一點官府的氣息。如果我們說南開辦事的效率過高，我們只好說東北行政的效率太低。舉一件小事為例：我在天津動身以前曾電知法學院長臧哲軒（啟芳）先生我到校的日期，到校的那天我去到法學院和總務處的辦公室去接洽，都不得要領。最妙的是，當我說明來歷並表示想見院長時，一個職員說：「拿名片來。」我把名片遞給他，一看上面只印有我的姓名，並無顯赫的頭銜，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說「院長不見」。最後我到工學院找著了惜冰兄，經他派員陪著我去見了法學院長，一切問題才迅速而順利地解決了。（照張子纓兄所著自傳《迷惘集》中所記他在東北大學所遭逢的一切看來，我比他幸運多了。） 開學不久，校長設宴款待新到的教授，約請各院長、系主任和一部分舊教授作陪。這是一個場面不小的宴會，張學良和他的夫人于鳳至都在座。從他的言談舉止可以看出「張少帥」不是一個具有特殊才智或崇高理想的人。他與鴉片嗎啡結了不解緣，這是公開的秘密。（後來經上海聞人杜月笙苦勸才戒除了。）他襲「張大帥」的餘蔭，遇著「時勢造英雄」的機會，成了東北的風雲人物。其實他根本上是一個「紈袴子」，也是一個「昏小子」。這從他若干人所周知的行動可以推斷。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也可以作為他品性的寫真。當我在東北任教時，梁思成、林徽音夫婦也在那裡任教授。「少帥」見了這位女教授十分傾倒，囑人向她致意，請她做家庭教師。她婉辭謝絕，等到課務結束，立即同著丈夫離開東北。 民國十九年春天，燕京大學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兄歐遊完畢假道蘇聯，經瀋陽回北平。他聽說我在東北大學，特地來看我，當面約我下學年去燕大任教。我本來打算在東北只教一年，淑希兄的盛意，我當然樂於領受。 燕京是一個教會所辦的大學，與上海的聖約翰、南京的金陵、濟南的齊魯、成都的華西等校性質相同，地位略等。我曾在教會中學肄業，現在到教會大學教書，這或者可以說我雖不信教而與教會有緣。燕京的校長（chancellor）是前清翰林吳雷川先生。（照那時教育部的規定，外人在中國所辦大學的校長必須是中國人。）行政實權操於副校長（president）在中國生長美籍傳教士司徒雷登先生（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雖是教會所辦，招收學生、聘請教員，並不限於基督徒。（神學院當然是例外，全體師生都是基督徒。）學生來自國內各省以及海外各地。教員有不少是外國人。因此校內的「洋味」遠比南開、東北為重。有些學生（尤其是來自海外的學生）家境富裕，男生固少窮酸之態，女生更多裝束入時。家境清寒的學生似乎為數不多，因此校風也不及南開樸素。學生的程度，一般說來，與南開不相上下。他們的英文程度優於南開的學生，中文程度則有遜色。（這當然有例外。中文系的高才生顧隨，頗有才華，尤工填詞。我最欣賞他在《燕京周刊》發表的一闋《採桑子》：「赤欄橋畔攜縴手，頭上春星，腳下春英。隔水樓台上下燈。欄杆倚到無言處，細味人生，事事無憑。月底西山似夢青。」） 淑希兄與我商定，我在到校的第一年授「政治學概論」和「西洋政治思想」，第二年授「概論」和「中國政治思想」。「概論」本來由他自己講授。（照美國大學一般的習慣，各系的「概論」課程，例由系主任擔任，以便奠定學生進修系中其餘課程的基礎。）現在他讓給我教，我極感謝他對我的信任。［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天，我在淑希兄的辦公室商談功課時，一個新招收的一年級女生來表示願進政治系。淑希說：「你去選修蕭教授的『政治學概論』，能夠及格，我便讓你進政治系。」］ 燕京教職員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種。一是在校園以內，「燕東園」和「燕南園」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潤園裡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學校購置或租賃，散在學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種的「洋味」最足。第二種的環境最美。（朗潤園是前清某貝子的別墅，其中有池台花木之勝。）第三種最方便。朗潤園裡適宜住家眷的房屋不多，都已住滿，僅燕東園和成府村里各有空房一處。我們選了後者，於是便在成府書鋪胡同三號住著。這是一所建築堅固而格局開敞的兩進住宅。史密教授（Professor Smith）一家住前進，我們一家住後進。我們這一進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當中有一個約四丈見方的院子。此外還有浴室、廚房，男女僕臥室各一間。我們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僕各一人，住在裡面，綽有餘地。我把西邊的廂房用作書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兩株，把這三間小屋點綴成讀書的勝地。學校早已裝設了電話、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等設備。這樣一來，我們的寓所便有「中體西用」的妙處。我去上課，由校園的側門進去，走過顧隨詞中所說的「赤欄橋」，沿著「未名湖」岸，面對西山的遠影緩步前進，大約二十多分鐘可以走到教室。有時因事，晚間赴校，走過未名湖便可以看見「隔水樓台上下燈」的景色。 燕京的教職員幾乎每星期都有「聯歡」性質的各種聚會。內子素不喜交際，我想儘量利用時間去看書，也怕應酬。我們萬不得已才去參加這些活動。但我們並不閉門索居，也有一些互相來往的朋友。其中見面最多的是任宗濟兄。（他是清華學校辛酉級的同學，我們在清華肄業時已經相識。他現在燕京經濟系任教［注］。）我們從瀋陽到了北平，一時尚不能遷入燕京大學的教員住宅，只好在城內暫時住下。碰巧他受了清華同學會的委託，經管城內騎河樓的會所。承他照拂，讓我們在會所的宿舍里租房棲身。環境既佳，租價又廉，我們一家受惠不小。到我移住書鋪胡同之後，他時來看望我們，我也抽空到他的朗潤園寓所去看他。每到周末，如果他沒有應酬，我便約他過來便飯長談。法律系教授郭雲觀先生也是和我時常見面的朋友。他曾歷任法院推事、庭長，退而講學，不但法學深湛，而且見解明通。讀好書是開卷有益，與他接談可以說是聞聲有益。偶然興到，他也走筆作詩，時有清逸雋妙之句。「一事年來差可思，借人庭院看西山」便是一例。淑希兄與我見面的時候很多。但他是一個忙人，除了授課以外，他還要從事著作，指導學生，主持系務，出席校院各項會議。因此我們閒談的機會較少。我們在燕京的交遊不廣，但並未閉門謝客。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們的次女慶燕在成府書鋪胡同寓宅出世。我們到北平的時候，織英早已有妊。經燕京校醫李大夫（Dr. Learmouth）檢查，判斷分娩當在十月底乃至十一月初，並囑於十月二十五日再去診察，準備送進醫院。二十二晚就寢後突然發動，承李大夫冒夜趕來，斷定來不及送醫院，只好在寢室里生產。到了次日黎明的時候，我們的二女兒便平安地降生了。李大夫是校醫，例不收費。我們隨後送他一件比較精緻的小花瓶，略表我們謝意。 我在燕京本有久留的意思。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中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浦逖生（薛鳳）兄約我去任教。逖生是老友，清華是母校，圖書設備遠勝燕京，學術水準也較燕京為高。叔玉、廷黻、繼侗、劉崇樂（清華庚申級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同學，一九二六年與我同時得博士學位）諸兄都在清華。我當然不願放過這個任教母校的機會。但燕京下學年的聘書已經送到，淑希兄正休假在國外考察，我無法跟他商量，任宗濟兄勸我就聘清華。代理政治系主任客座教授柯先生（Professor Corwin）坦白而誠懇地對我說，「為系裡著想，我不願讓你離去；為你本身著想，清華的邀請確是值得考慮的」。當我尚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法學院長陳先生派人到教員休息室來請我到他辦公室去談話。我下課之後，準時前去，鵠候了半個多鐘點，才見著他。他說：「我們的聘書已經發出，你不能他就。」我問他：「教員接著學校的聘書，是否可以考慮受聘與否？」他答覆我說：「可以的。他們不願受聘，學校並不勉強他們。」我說：「既然如此，我只有退還燕京的聘書了。」事後我把這一次對話報告給宗濟兄，他說：「這毫不足怪。政治（徐）和經濟（陳）兩系之間歷來很有誤會。」（秋初淑希兄回校，我去看他，說明脫離燕京的原因，並請他原諒。中日戰起，他放棄教學生活，服務於外交界，歷任駐外使節，把他的專門學識貢獻給政府。燕京遷往成都，政治系主任兼法學院長改由吳其玉先生擔任。他約我回校任教，直到戰事結束，學校遷回北平為止。） ［注］　任宗濟兄在抗戰結束之後曾一度在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任職。此後曾任駐長崎「領事」及「中央信託局東京辦事處」主任。一九六八年病逝，得年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