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七、歸國途中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旬，我參加康乃爾大學的畢業典禮，正式結束了我二十四年（十三年在家塾從師，十一年在學校肄業）的學生生活。在這求學的過程中，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成了逼近三十歲的壯年人。據說英國文捷學院（Winchester College）的校訓是「不學不去，不免夏楚」（aut disce, aut discede; manet sors tertia, caedi）。我既不繼續求學，當然應該離去。縱然沒人會施夏楚，我並無逗留的理由。我從容地辦理手續，收拾行裝，辭別師友，在一個七月中的陰天，首途歸國。在漫長的旅途中我曾檢討留美求學的結果。我自問，在這六年當中，我得著了什麼？ 最顯而易見的是：我走完了大學教育的歷程，獵取了學士、碩士、博士三個學位。其實學位只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學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務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我是一個平庸的人，既做不到無學位而有學問的境界，也沒有騙取假學位的技巧，只能走上學問未真而學位非假的這一條路。 由於自己的興趣所驅使，在師友策勵之下，我在六年當中獲得一些有關西洋哲學、歷史、社會、政治的片段知識。哲學是我的主修學門，但所知不能深廣。稍可引以自慰的是我對於西洋文化尚能略知其梗概，對於西洋學術尚能略窺其門徑，對於研究學問的方法也略有所領會。換句話說，六年的留美讓我建立了今後學術工作的初基。還有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認識西洋文化的優點，卻不鄙視中國的固有文化，以為毫無價值，必須悉與拋棄。「全盤西化」的主張者對於中西文化未能充分了解，他們的主張是錯誤的。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用虛心的批評態度同時去檢討中西文化。囫圇吞棗式的中國文化論——數千年的文化積累必須一筆勾銷或不合時宜的「國粹」應予全部保留的主張——我們不能接受。我出國以前讀過的一些中國書，也得到一點實際生活的親身體會。由此我得到一個認識：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例如「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乃至「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等，在今日任何「文明的社會」里都可以適用。根據這認識，我立了一個志願：我今後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所得的一點知識，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我在美國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國後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 就我在密蘇里大學和康乃爾大學觀察所得說，那時候美國大學的學風是比較健全的。（密蘇里是中部的州立大學，康乃爾是東部私立大學。其他各地大學的情形雖然不一定與這兩校相同，但也不至於相差甚遠。）教授們多能專心治學授課，本科和研究院的學生多能用心讀書。在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環境之中，青年知識分子很少做「政治活動」。我在密蘇里大學第二年（一九二一年秋天）一個美國學生約我去參加馬克思主義討論會。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同著他去參加。到會的不過十幾個人，討論也不精彩，不久這會就無形地瓦解了。各大學中有不少學生因為家裡的經濟不寬裕，一面做工，一面求學。他們斷然不肯虛擲光陰，荒廢學業。這不是說美國大學生都「少年老成」。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多半還保持著中學生的幼稚心理和淘氣的習慣。每年秋季一年級新生入校之後，在一定期間，照例要受二年級學生的種種侮弄。等到次年他們升入二年級，就可以把自己受過的待遇，「如法炮製」或「花樣翻新」轉以加之於新來的一年級學生。（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這種風氣無形中歸於消滅。近幾年來，美國若干大學中有少數「活動分子」批評學校的措施，提出當局礙難允許的要求，繼之以罷課示威，聚眾叫囂，破壞秩序，侮慢師長，甚至盤據或搗毀辦公室。三四十年前的淘氣學生比他們馴良多了。）各大學中有少數男女學生加入「兄弟會」（fraternities）和「姊妹會」（sororities），目的是便利社交，尋求娛樂。據說有些兄弟會要「兄弟」們匯存大小考的試題，積之既久，每一教授歷年所出的題目都「有案可稽」，便於揣摩。甚至設法取得試題的正確答案，以供成績較差的參考，以免應試時不能及格。這種近乎作偽取巧的辦法，如果有之，確是求學的魔障。 美國的人情我也曾加以膚泛的觀察。我所得的印象是中部的人比較上樸質而忠厚，雖然和南部各州的人一樣，他們一致歧視黑人，在黑白之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例如黑人不許住白人的旅館，進白人的餐廳，坐白人的公共電車。可倫比亞的電影院賣票給黑人，但只許他們經由一道狹而且陡的樓梯到為他們特設的簡陋座位上去看。［有人開玩笑地叫這坐場為「黑天堂」（Black Heaven）。］黃種人偶然會被輕視，但尚不受歧視。極少數未受教育的美國人會稱日本人為「假仆」（jap），中國人為「侵客」（chink）。絕對多數的中部人士不但不歧視亞洲各國的學生，而且往往善意地結交或照拂他們。有些居民時時約我們中國學生到他們家裡去進晚餐，吃茶點。餐廳、旅館當然任我們隨意照顧。這種一視同仁的態度，並不限於可倫比亞的人士。例如我在愛文斯敦，到餐館去接洽「跑堂」的工作時，老闆說：「你的待遇，完全和他們一樣。」（「他們」是其他幾個在餐館工作的白人。）也許是由於工商業高度發展的影響，美國東部和各地大都會的人，一般說來，對人接物不及中部人的友善和懇摯。他們對東方人的態度大概傾向於冷淡而不顯示輕蔑。六年留美的期間，我不曾在西岸、西北和西南各地住過。但聽說西部各州開闢最晚，人情比中部更為敦樸。我在康乃爾大學肄業第三年的房東懷欣滕教授夫婦的原籍是阿里岡州（Oregon）。他們倆十足地代表西部人士的風格。十九世紀末年西岸排斥華工，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一個污點。但推原其本，起於經濟利害的衝突，不是純粹的種族偏見作祟。 美國人最顯著的長處是抱樂觀，有朝氣。他們奉行「天助自助者」的信條，不肯無報酬而工作，也不願無功而食祿。到可倫比亞不久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同著一兩位中國同學在住宅區街上散步的時候，遇著一個大約四五歲活潑清秀的男孩。我們招呼他，他很有禮貌地與我們談話。我送他一個小銀幣去買糖吃。他說：「謝謝你，先生。但我不曾為你做任何事，我不能接受你的銀錢。」這位小朋友的話可以算作「美國精神」的一種說明。［羅素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這本書里曾說「美國精神」（Americanism）不過是「清潔的生活、清潔的思想和奔騰的活力」（clean living, clean thinking, and pep）。作者所說雖意存譏刺，卻是言之有物。］這種努力邁進，自求多福，一介不輕取與的心理，可能一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紀殖民者的遺風。他們遠離祖國，到新大陸去尋求宗教自由。登岸定居不久，又自東徂西，跋山涉水，去開荒立業，並且隨時隨地，與印第安人做生死的鬥爭。這比中國傳記所載記楚人立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經歷，其艱險大有過之。後來國基穩固了，生活也安定而漸富裕了，殖民時代的奮鬥精神隨著環境的變遷而轉為重實用、樂進取的心理。（杜威哲學可以說是這種民族心理的升華結晶。）這種心理也有些短處。不慎選目標而追求進步，有時會轉為喜新好異，把新異的當作優越的。美國一般人喜新厭故，有點像小孩子。此外他們求效過切，有時養成一種少耐心、期速成的幼稚心理。美國從開始殖民到世界大戰，歷時只有三百多年，是一個比較後進的國家，也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民族。其次，美國多數的人過重實用，有時傾向於一種重物質而輕「精神」的人生態度。技術和經濟的進展，逐漸於無形中沖淡了殖民時代的宗教情緒，增加了新世紀物質享受的要求。致富是個人「成功」的主要標的。「白手興家」，由赤貧而成巨富的人是社會裡讚揚和歆慕的對象。在許多歐洲人的眼中，新大陸是機會無窮的福地。橫渡大西洋的移民愈來愈多。這些移民，尤其是來自中南歐各國的移民，在種族上和文化背景上與從前來自英國的殖民者有若干差異。種族與文化交雜融會的一個結果是殖民時代留下來的遺風繼續沖淡。任何民族經過長久的時間，在生活方式、心理狀態上必然有所改變。一個民族也許會像個人一樣，在生存的過程中有童年、少年、壯年和老年的階段。二十世紀初葉的美國似乎正當少年與壯年間過渡的時代。今後是否會像歷史上的重要民族一樣，由少壯而歸於衰老？這是我在旅途中所提出而未能索解的一個疑問。 我對美國的政治也曾做管窺蠡測式的觀察。「合眾國」是近代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最成功的一例。十三殖民地的人攜帶英國的政治傳統來到新大陸。地方自治，他們早有經驗。憲法保證的公民權利，他們早已享受。美國革命爆發，正因為他們相信祖國政府違背憲法，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一八四二年一位美國法官曾問一個九十多歲，躬與一七七五年康可（Concord）戰役的上尉，為了什麼農人們要打英國人。他答覆說：「我們一向自己管治我們自己，我們並且要一直這樣做。他們卻想不讓我們這樣做。」（We had governed ourselves, and We always meant to. They did not mean we should.）這樣寧可革命流血，不肯放棄自治權利的「農人」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基層柱石。一七七五年獨立戰爭發端，一七八七年聯邦憲法制定，一七八八年第一任總統就職，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戰爭加強了永合無分的國體。此後民生豐裕，疆宇開拓，國力充沛。建國百餘年來，從不曾發生過武力奪取政權的現象。四年一次大選，獲勝者當國，成為政權和平轉移的定製。美國的經歷說明了一個事實：富強康樂的政治生活可以徑由民主憲政之途而達到。這誠然不能不歸功於許多公忠明哲的政治領袖，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民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我們也可以說，有了這樣的人民才會有那樣的政治領袖。 美國的政治大體健全，但仍有一些顯而易見的疵病。姑舉一點來說。美國人有時譏評東方國家裡官吏的貪污。其實在民主法治的美國也不免有少數貪官污吏，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去行事，而且一旦被人舉發便難免受法律的制裁。一九二三年的「茶壺頂」（Teapot Dome）貪污案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內政部長傅耳（Albert F. Fall）假公濟私、貪贓舞弊，經參議院調查屬實，引咎辭職，旋經法院審明有罪，判了監禁一年、罰鍰十萬元的處分。同時各方面盛傳其他各級聯邦官吏也有貪贓枉法的嫌疑。有人認為第二十八任總統哈定（Warren G. Harding）的政府是美國有史以來最貪污的一個。（他在當年八月突然死去，總算脫了干係。）他在一九二○年以壓倒的多數擊敗政敵而當選。這一次美國民意的表現，可以說是「謬以千里」。 「唐虞之治」，照中國古書說，是至美盡善的政治。東漢思想家王充「拆穿西洋鏡」說堯舜的「太平」是「儒增」的產品。儒者稱述二帝的治績，言過其實，意圖引起後人的景慕。王充的意見是否正確，我們不必在此討論。我認為就人類的經驗來看，我們只有彼善於此的政治制度而不曾有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政府是人的組織。組織政府的人（治者和被治者）不是至聖極哲的完人。他們所組織、所運用的政府也必然有缺點。（政府品質的優劣與他們政治智能成正比例。）美國也有貪官，這不是值得驚異的事。美國的民主憲政不是完美無疵的政制，而只是一種比較良好的政制。人民大體上有健全的品性便可以運用這種政制而收到大致滿意的效果。健全的人民——這是美國的政治資本。他們有時會誤選德能不高的總統、議員、官吏，但這些都不是不可挽救的錯誤，下一次的選舉就是他們改正缺失的好機會。 上面拉雜寫出我乘火車由綺色佳到芝加哥途中的一些感想。在芝加哥我改乘大北鐵路（Great Northern Railroad）火車去西雅圖，然後搭輪船回國。上車不久，發現清華辛酉級同學吳國楨也在車上。他新從卜林斯吞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得了博士，離美回國，與我不期而同乘這一班西行的列車，並且也將要同乘「麥金利總統」輪船（S. S. President McKinley）去上海。我們的座位不在同一節車上。當火車開行了一二小時之後，我離開座位去散步，走進另外一節車裡，遠遠看見許多美國婦女圍著一個東方人在談話。走近一看，才知道吳兄正在用外國紙牌為她們卜問未來的吉凶休咎。他口若懸河，說來頭頭是道。她們爭先恐後，懇求這位「先知」指示前途。 一位與我同乘一節火車的美籍傳教士過來與我攀談。他說他回國休假期滿，現在又要到山西太谷去繼續傳播「福音」。他聽見我曾在美國大學得有博士學位，對我十分友善，並希望我們回到中國後彼此保持接觸（keep in touch）。第二天這位恩非德先生（Enfield）又來與我閒談。他很高興我們將同乘「麥金利總統」號渡海，問我所訂船艙的號碼。我說：「我沒有船艙號碼。輪船公司把統艙（steerage）的一小部分隔開，闢為學生艙（students cabin）。我在這艙里預訂了一個床位。票價跟統艙一樣，真是便宜。」他似乎略有驚訝之色，稍坐一下，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了。火車不停地西馳，沿途經過不少風景壯麗的地方。尤其是遠望冰川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里的高山，層峰積雪，皎潔空明，頗有玉宇高寒之致，令我胸懷為之一曠。 在西雅圖基督教青年會宿舍里住了兩晚，船期到了，我僱車帶著行李上船。「學生艙」設備極其簡單，但尚屬清潔。同艙連吳國楨和我共有九個中國留美畢業生。我們互相自我介紹之後成為「同舟共濟」的朋友。一日三餐由船員按時送來，雖說不上豐盛，倒也足以可口充飢。除了頭等艙客人的領域外，我們可以自由走動。風平浪靜的時候，我們都到甲板上去散步，觀看海景。（某天上午，我散步時無意中抬頭仰望，恰巧同火車的傳教士站在頭等艙甲板的欄杆里俯首下瞰。四目相對，似曾相識。但他立刻掉頭他顧，未招呼我。我當然也不曾招呼他。我那時心想，到中國後「保持接觸」的諾言無從實踐了。）我們九個人暈船的程度不齊，有的在略有風浪時便不能起身，有的在船身顛簸頗甚時仍舊到甲板上去散步。我們按暈船的程度，把九個人編了號數，從一號到九號。只要看哪一號的人躺著不起，就知道這一次風浪大小的度數。我被排在最後。在西渡太平洋的全程當中，不曾遇著大到九度的風浪。 我們曾到統艙去參觀。其中的乘客似乎全是原籍廣東省開平、台山、三水等縣的華僑。他們或為探望親屬，或為處理事務，由西雅圖和雲高華(1)等地回國。艙內人聲嘈雜，跟我六年前在舊金山「唐人街」所見的情形相仿佛。有一些人在圍著番攤賭錢，另外有一些人在吞雲吐霧，吸鴉片煙。我們走出統艙之後，碰著一個身穿制服的船員陪同若干頭等艙的男女乘客進去看「支那人」的怪現象。 在民國十五年八月中一個半晴半陰的日子，「麥金利總統」號在上海停輪靠岸。我同著其餘八個「學生艙」的乘客下了船，說聲再見，便分手而去。公遠弟在碼頭迎候。他知道我在上海無家可歸，約我在他的寓所暫住。從民國九年八月乘「南京」號輪船離開上海到現在，整整六年的時光過去了。 * * * (1)　現通譯為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