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六、問學新大陸（二）·康乃爾大學的三年

綺色佳是紐約州指湖Finger Lakes之一，伽佑湖Lake Cayuga邊一個「大學城」。康乃爾大學在湖邊的一個山上，正如我重慶家裡書齋門上一副對聯所說，「頗得湖山趣，不知城市喧」，雖然大學附近有少數圖書、文具、衣著、食品等商店和幾百家住戶。我初到的一年在大學街University Avenue一家私人住宅里租了一間寢室。第二年我在校園外山澗旁邊另一私人住宅里租得一房。窗外樹木蔥蘢，泉聲泠泠，真有塵飛不到之感。可惜房主因故離開綺色佳，新房主人口眾多，沒有餘房出賃。第三年我在大學心理繫懷欣滕Professor Hoisington家裡和兩個美國同學分別賃房居住。教授是美國西部阿里岡州Oregon的人。他和他的夫人待我們三個房客甚為厚道，幾乎像自己家裡的人。我們因此都能安居。到我將離開綺色佳時向他們告辭，彼此都有惜別之意。 綺色佳附近地方風景清麗，略有中國江南山水的意味。我和在教授家中同住的哲學系研究生何爾Everet Hall在周末或假日時常去探幽尋勝。我們最欣賞六里溪Six-mile Creek和華金谷Watkins Glen。兩處泉清石秀，美不勝收，各極其妙。我也時常去伽佑湖與二三同學泛舟。下面所抄我一九二五年所作的詩詞各一首，雖不能為好山好水傳神寫照，卻可以略表我的心賞： 六里溪 高樹陰森石徑長，林光澄澈度朝陽。 松涵古澗生虛籟，花隱幽岩吐妙香。 啼鳥迎人如款客，結茅許我便為鄉。 晚鐘山外催歸去，小逭勞人半日忙。 摸魚兒伽佑湖秋夕泛舟 問長湖貯秋多少，晴宵清麗如許。輕舟同泛空明影，約就二三游侶。湖上路，映一帶寒煙，翠擁山無數。蘭橈慢舉。任習習微風，粼粼細浪，相送順流去。逍遙處，一向登仙化羽。衣襟涼浸秋露。鳴弦嬌顫商聲起，誰訴愁懷淒楚。愁莫訴。君不見，山風湖月無今古。人生似旅。向客路非長，征塵易散，休嘆旅行苦。 綺色佳三年在美好的自然環境之中，良師益友啟迪切磋之下，愉快地也迅速地度過。康乃爾大學的哲學系在當時頗有名望。主講的教授都是唯心論派的著名學者。他們遠宗黑格爾，但並不墨守師法。谷徠滕教授Professor Creighton年事最高，聲望最著。每年有一百以上的學生選修他的「哲學史」課程。我在密蘇里大學已經修過這門課程，現在也隨班旁聽。此外我選修了他所指導的「形上學」研討課程Seminar in Metaphysics。可惜不到一年他因病逝世，我竟無緣窺見他學問的堂奧。我受益最多的教授是狄理Frank Thilly、韓莽William Hammond和阿爾比Ernest Albee三位先生。狄理和韓莽教授都曾留學德國。前者專精倫理和政治學，後者專精美學和希臘哲學。阿爾比教授的專長是形上學和英國哲學。他學問淵深，思想縝密。但因他年過六十，患著心臟病，說話聲音很低，聽來頗為吃力。他上課時，拿著他歷用多年的講稿，緩緩誦讀。讀了一段之後，他略停一下，問學生有無意見，藉以引起討論。有一天，他發問兩三次，竟無人應答。他放下講稿，微笑地說：「為什麼猩猩不說話？因為他們無話可說。」（Why don't chimpanzees speak? Because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韓莽教授風度瀟灑，和易近人。我除了希臘哲學和美學外，還選了他為增進哲學系學生閱讀德文書刊能力而設的一門課程。［所用的課本是溫德邦所著的《柏拉圖》（Windelband, Plato）。］上課時學生輪流口譯書中的文字，誤譯的地方一一糾正，並且耐心地解釋原文的意義。（三十多年以後，我在美國任教時，曾授一門為增進美國學生閱讀有關政治思想和制度中文書籍能力的課程。我大體仿照韓莽教授的遺規，幸而不辱使命。） 我到康乃爾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受業於狄理教授，三年當中我和他接觸最多。因為我打算專研政治哲學，他當然被推為我的主任導師。他為我規劃一切，極其周詳妥善。個人求學的志趣和學業的平衡發展都同樣顧到。他指導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樣，注重思考啟發而不偏向灌輸知識。他有他自己的哲學立場，但不強人從己。反之，他鼓勵學生各人自尋途徑，自辟境地。學生所見縱然不合他的主張，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並行不悖。我認為他這種「教授法」不僅適宜於指導哲學系的研究生，也適用於其他任何學生。學生固然受益不少，學術本身或者可能因此而日新月異，繼長增高。我在康乃爾大學肄業時狄理教授已是六十歲以上的學者。他不但誨人不倦，並且學而不厭。晚餐之後，他經常到大學裡他的書齋去閱書或寫稿。一燈熒然，每過乙夜乙夜指二更時候，約為晚上十點。。後來我在國內外大學任教，看見若干同人在晚間（甚至日間）「無所用心」，或「博弈」，或「聊天」，因而對於狄理教授的欽佩，不禁歷久而愈深了。 狄理教授是我在康乃爾大學肄業時的業師。政治系的愷德林教授Professor George E. G. Catlin給予我的啟迪和鼓勵也使我畢生難忘。他是英國人，在牛津大學畢業後到康乃爾大學研究院來進修。因為他博覽敏思，政治系請他講授政治思想的課程。於是他同時具有兩重身份：政治系的助教授，哲學系的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同學。（但我只當他是我的老師。）我在他所指導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討課程不時發言，每每得著他的讚許。我交上去的專題報告都蒙他評為甲等（「A」）。我寫博士論文時，他悉心與我研討。我對若干理論問題的看法與他的主張不甚符合，因而時相辯難。他任我自申所見，並不為忤。一九二六年五月我的論文脫稿，他立即介紹到英國出版。我回國之後他繼續關心我的學業。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他來信勸我向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申請研究補助金，以免浮沉於粉筆生活之中，學無長進。不幸聯合會對我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計劃不感興趣，因此所請不准，辜負了愷德林教授的美意。中日戰爭期中（大約是民國二十七或二十八年）他訪問中國，到了行都重慶曾探問我的下落。可惜他來去匆匆，我在成都任教，不能趕到重慶去看他。（他的探問引起了一個可笑的謠傳，說我在英國留學時曾與英後同學，因此英國代表要探問我。有一個國立四川大學的學生問我是否如此，我才知道有這謠傳而得著闢謠的機會。我說：「我是美國留學生，從未去過英國。」）一九五八年他應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系邀請做一星期的學術講演。他一到學校便問起我。我那時正在這校任教，聽見他來了，便去看他，暢談了幾次。學術、時局，以及康乃爾大學的舊事都在我們談話範圍之內。這是我二次到美一樁最愉快的事。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一九二四年的夏末我的主任導師狄理教授商得有關各教授的同意，讓我應主修系（哲學）和副修系（政治）的各門筆試，以及測驗法文和德文閱讀能力的筆試。我僥倖一一都及格了。這樣我算是取得了「博士學位候選人」的資格，可以著手草寫博士論文。 當我向康乃爾研究院申請入學時，我遵照佘賓教授的指示，把我的碩士論文寄呈哲學系。狄理教授閱後頗為滿意。現在他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有關政治多元論的博士論文，對這題目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我答覆他說，不及兩萬字的碩士論文只做到政治多元論的初步分析。其中第五章闡述多元論的哲學和倫理意義，全文不過三千字，更嫌簡略膚淺。我很願意得一機會試作比較深入的探討。他說：「甚好，你就這樣做罷。」 論文題目決定之後，我從速進行搜集閱讀有關的資料，同時再度細看前次用過的書籍期刊。到了一九二五年初夏這兩項工作大體完成，論文內容的輪廓也粗具於胸中。我計劃（一）寫一篇緒論，說明政治多元論與政治一元論歷史上和理論上的關係。（二）從法律、政治、經濟、倫理、哲學各方面去闡明、分析和檢討多元論，以求對於這新出來的政治學說得到比較完全而真切的了解。（三）作一篇結論去估定多元論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我寫了一個分章分節的論文大綱，經狄理教授和其他導師審閱之後，便著手去寫論文的初稿。 若干年後，我也忝任研究院導師。當學生問我應當怎樣運用資料，撰寫論文的時候，我往往把我自己寫論文的經驗提供他們參考。我要他們注意，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題材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徑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適先生談治學方法，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我想在假設和求證之前還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書」字應從廣義，解作有關研究題目的事實、理論等的記載。）經過這一段工作之後，作者對於研究的對象才有所認識，從而提出合理的假設。有了假設，回過來向「放眼」看過，以至尚未看過的「書」中去「小心求證」。看書而不做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不識月而作的白玉盤「大膽假設」，是無論如何小心去求，絕對不能得證的。這個錯誤的假設，無關宏旨，不至影響小兒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學者」「思想家」的錯誤假設，非同小可，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後果。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的「假設」，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從這樣的假設去求證，愈小心，愈徹底，便愈危險，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教授在一九六○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於想像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天際的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盤，同樣不足為訓。 我所謂放眼看書包括兩層工作：一是儘量閱覽有關的各種資料，二是極力避免主觀偏見的蒙蔽。有關資料可以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大部分。直接資料包括有關研究對象的原始著作。（例如賴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論重要的原始資料。）述論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賓教授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多元論——一個觀點》（Pluralism: A Point of View）］也是直接資料。間接資料的範圍頗廣，一切有助於擴大視界、加深了解而與本題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字都在其內。比較地說，研讀直接資料應力求精悉，參考間接資料宜致其廣博。 為研究專題、搜集資料而看書，當然不是漫無目的、無所取捨的「瀏覽」，但也不可全憑主觀，只摘取與己見相符的思想或事實以為證據，而自圓其說，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實，悉數抹殺，予以視若無睹、存而不論的處置，坦白地說，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書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我們如果把這三句話改成「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為我們寫學術性文字的座右銘。 我幼年時聽見家裡長輩說，族兄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為之羨慕不已。我的記憶力既然不強，只有靠筆記來補助。閱書時看見有重要的文字便隨手記錄在紙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當天所得的紙片，按其內容分類，妥放於木匣之內以備日後隨時查檢引用。到了著手草寫論文時，積存的紙片不下數千。事實上我無須取出這些紙片，一一重看。因為書中的文字經我用心看過，用手錄過（所謂心到手到）之後，在我的腦子內留下了印象。不能過目不忘的我，採用這笨拙的方法，勉強做到了過手不忘。 一九二五年初夏我開始寫論文的初稿。我問狄理教授是否每寫一章，送請他審閱，他說不必如此。從平日我向他報告我的研讀結果時，他已經知道論文的內容，認為沒有問題。他又說：「關於政治多元論的種種，到了現在，你所知道的應當較我為多。我未必對你有多少幫助。何況這是你的論文，你應該根據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寫。導師的職務不是把自己的意見交給研究生去闡發，而是鼓勵他們去自尋途徑（to find their own way），協助他們去養成獨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不過，如你願意，可以寫好兩三章，拿來給我看。」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朱熹《集注》做這樣的解釋：「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則，寫論學的文字時尤其要謹守不渝。我前此寫碩士論文和研究報告時尚知謹慎小心，辭求達意，因而僥倖寡過。現在草寫博士論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辭上刻意求工。於是咬文嚼字，寫了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導論」，興沖沖地送交狄理教授，請他過目。兩三天之後，他給我電話，要我從速去見他。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帶怒容，從書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說了「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 do at all）一句話之後，便坐著默然不語。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來對我期望頗殷，現在我卻使他大失所望，難怪他生氣。我那時心裡的難受，真是無辭可達。回到寓所，「閉門思過」的結論是，導論所以「不行」，完全由於我違背了「辭達而已」的教訓，妄想刻意求工，反致弄巧成拙。補救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另寫。一個多月以後我拿著重寫的導論和第一章「多元論與法律」（後來定稿時分為兩章）的初稿，去請他審核。過了幾天我去見他時，他高興地說：「這就是了。你放手寫下去，不妨等全稿寫完後拿來給我看。」 從一九二五年八月起，我把絕對大部分的時間用在寫論文上。所幸寫碩士論文時我已習慣在打字機上起稿。這比先用筆寫，然後用打字機謄正，既節力而又省時。初稿完成後我仔細一再修改，到了次年五月初，長約八萬字的論文才算脫稿。狄理教授和其他幾位導師閱過後認為滿意。我錄成正本，送呈研究院。論文工作於是終結。愷德林教授把論文介紹到倫敦奇干保祿書局（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Ltd.），請編輯部考慮出版。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時接到書局來信，決定把我的論文付印，並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cientific Method）之一。我當然喜出望外。一篇畢業論文一字不改，由英國一家重要書局出版，這已是難得的機緣，同時收入一套著名的叢書，與八十多種名著，如梁啓超《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英譯本、羅素《物質的分析》（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atter）、柯復嘉《心的生長》（K. Koffka, The Growth of the Mind）等並列，於我更是無比的殊榮。縱然我的幼稚作品羼入其間，無異「狗尾續貂」，我仍禁不住歡欣鼓舞，增加了研究寫作的自信心。狄理教授的策勉、愷德林教授的提攜，使我感謝不盡。 章實齋曾這樣說：「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准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如果大學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師把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前輩指引後輩，使能各就其適可之准，向著學問之途，分程邁進，狄、愷兩位教授可以說對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盡了教育家最高的責任。 我在康大肄業三年，最大部分的時間用在選修課程和草寫論文上面。但我有一些餘暇去聽學術演講，欣賞著名音樂家的演奏，到綺色佳音樂學院去學音樂和與三五同學去觀山玩水。最值得追憶的學術演講是一九二四年秋天（或次年春天，不能確記了）杜威先生應法律系的邀請，來校講「法律與邏輯」（Law and Logic）。除了法律系和哲學系的學生外，別系的學生去聽講的甚為踴躍。一間可容五百多人的講堂完全坐滿，來遲一點的只好站著聽講。名重一時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長演講。他站在講台上，把講稿放在桌上，俯首低聲，一句緊連一句地讀著。我聚精會神，傾耳諦聽，勉強了解他所講的大意。我想聽眾當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樣，聽得十分吃力。第二次演講時，來聽的學生不過第一次的半數。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演講時，講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著的。我聽講所得，除了略知杜威先生對於法律的見解外，發現演講的一個大忌：埋頭念稿，旁若無人。我還有另一收穫。擁有五十多個會員的康乃爾大學中國學生會派我去邀請杜威先生來茶會，藉以向他表示敬意，並向他請教有關治學為人的問題。他慨允到會，與我們隨意談話。誠懇溫厚的風度，使我們十分敬愛。我曾問他中國積弱的主要原因何在。他的答覆是：「中國文化過度了。」「（China is overcivilized.」）言簡意賅，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