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五、問學新大陸（一）·密蘇里大學的三年
「南京號」是一艘較小的郵船，船上的乘客幾乎全是清華派送和少數自費留美的學生。我們清華同學在船上白天三三五五或聊天，或做各種遊戲，毫無去國離鄉的悲哀。船到日本，停泊了一天。我們全數上岸去橫濱和東京「觀光」。雖然「走馬觀花」，時間短促，兩市街道的整潔固不必說，人民普遍的有禮貌和守秩序，尤其給我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坐公用電車的人都自然地、自動地，按到來的先後在車站上排成一列，電車來了，讓車上乘客一一下車之後，才魚貫上車，絕不擁擠爭先。這雖然「無關宏旨」，但確是國民教育程度的一種表現。）我前此和許多中國人一樣，不大看得起「東洋人」，現在我開始修改我的態度。
離開日本不久，「南京號」遇著太平洋的風浪。同學當中暈船的都「病莫能興」。我僥倖是少數不暈船同學當中的一個。無論輪船怎樣顛簸，我們仍舊能夠在艙面散步，或餐廳進食。我當時曾胡謅了一首五言「古詩」，雖屬「打油」，尚能約略描寫那天風浪的聲勢和暈船同學的苦況：
海若驅長鯨，狂瀾縱起伏。
人共天低昂，樓船輕一粟。
偃臥苦翻騰，跬步亦躑躅。
豈惟耳目眩，時覺喘息促。
同舟病莫興，出哇肝膽綠。
黑雲迎舟來，百尺蒼龍矗。
舟穿黑雲去，豪雨喧奔瀑。
驕陽忽耀空，篷窗尚淋漉。
晴光斜照海，回波走金鏃。
橫風向晚定，倚舷恣瞻矚。
西天燦朱霞，東天張翠谷。
海水寫天容，文綺萬千幅。
襟懷頓如洗，俗塵何待撲。
誰謂風濤險，壯遊得清福。
「南京號」到達舊金山已是九月中旬。經過例行各種檢查以後，王文顯先生率領我們上岸，在旅館裡住一兩天，然後分途坐火車去各人所選定學校的所在地。去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肄業的有李、李懋（芑均兄的令弟，自費生）和我，一共三人。這學校在密蘇里州的可倫比亞市（Columbia, Missouri）。由舊金山去密蘇里要經過尼瓦達（Nevada）、猶塔（Utah）、可洛拉多（Colorado）和堪薩士（Kansas）四州的境地。我在火車上觀看沿途風景，與二李談天，頗覺有趣。洛磯山（Rocky Mountains）與鹽湖（Salt Lake）的山水尤為奇觀。我當時曾把我初到美國所得的感想和所見的風物，做如下的記載：
樓船駕飈輪，破浪越萬里。
橫渡太平洋，小住舊金山。
山城控海隅，形勢壯可喜。
崇構摹雲霄，門窗望迤邐。
物阜人自康，民和政斯美。
步入唐人街，仙凡殊彼此。
喧囂萌故態，塵濁不知洗。
吁嗟炎黃胤，而供異類訾。
電車走鐵道，遊客行未已。
無垠北美洲，禹域差足擬。
鹽湖水浩瀚，洛磯山岌嶬。
山水縱奇觀，人物思舊史。
自由開國風，新民立政軌。
一百五十年，雄聲播遐邇。
方策徒仿摹，每成逾淮枳。
在德不在鼎，疇能悟茲理。
我們三個人到達可倫比亞時，大學已經上課。所幸入學手續早已辦妥，只須向學校報到選課。芑均兄學新聞。密蘇里大學的新聞學院在那時是首屈一指。他的弟弟學工程。這個大學的工學院雖沒有赫赫之名，卻也夠得上水準。我去密蘇里有兩重目的。一是我也有志於新聞事業；二是叔玉兄在那裡經濟系肄業，我想和他做海外的同學。他知道我要到密蘇里，十分高興，要我先期通知他我們到達可倫比亞的時間。我們的火車到站時他早已在站上等候。他照料我們，送我們到他預先代為訂好的住處，第二天上午陪同我們到學校去辦報到和選課等手續。
芑均和我同去見新聞學院院長韋廉士先生（Walter Williams）。他指示我們除了必修的新聞學課程以外，應該儘早選修近代史、政治學概論、經濟學原理、社會學、哲學概論等課程，以求開展視界，擴大知識範圍。新聞學是職業性的（professional）的學科，但必須輔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課程，才能避免眼光狹隘的缺點。我們當然遵照他的指導。「新聞學原理」和「初級新聞採訪」是必修的課程，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芑均兄和我一同選了「歐洲近代史」。他選了「經濟學」和其他一門課程。我選「哲學概論」和「社會學」。（此後在密蘇里大學的三年中還選了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教育學、植物學、法文、德文、藝術等課程。）
我們的第一堂課碰巧是克爾勒教授（Robert Kerner）所授的「歐洲近代史」。我們人地生疏，費了一些時間才找著了教室。上課鈴早已響過，教室門也已經關上了。我們遲疑了一下，鼓著勇氣，開門進去，發現這一個大教室幾乎被至少六七十名學生坐滿。克爾勒先生講授史實，繪影繪聲，令人忘倦，因此很受學生的歡迎，選修的人每年都不在少數。韋廉士先生是當代美國新聞學的「大師」。他講「新聞學原理」這一門課，勝義絡繹。郝真教授（Jay William Hudson）講授「哲學概論」，深入淺出。艾爾吾教授（Charles Ellwood）主講「社會學」「人類學」等課。他是知名的社會學家，對栽培後進十分注意。我們對所修的課程多感到滿意。令我「傷腦筋」的課程是「初級新聞採訪」這一門。除了在教室里聽取教授講明採訪技術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火車站上訪問下車的乘客。這些男女老少的人們，行色匆匆，極少願意答覆我們「記者」的訪問。即使偶有幾位願意答覆我的問題，他們所說到可倫比亞的原因卻極其平常（例如來看朋友或探親戚），沒有「新聞價值」，沒有在《密蘇里人》Missourian（新聞學院為學生實習所辦的日報）上刊登的資格。學期終了，我雖然勉強「及格」，但做「無冕王」的野心打消了。知難而退，我放棄了新聞學。同時我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到了第二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居然是哲學系的學生了。
哲學系那時只有郝真和佘賓（George H. Sabine）兩位教授。主修哲學的學生，連我在內，一共不過四五名。這是一個冷系。兩位教授尚沒有赫赫之名，但確都飽學深思，盡心啟發學生。系主任的名義和職務由兩人輪流擔負，系裡的課程由他們分別講授。兩位先生認為我孺子可教，時時加以啟迪鼓勵。
一年半的時間又過去了。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我在大學本科畢業。因我成績尚佳被選入全國性的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這學會於一七七六年在韋廉瑪利學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成立，後來國內各大學多有分會。每年由校中教授之為該會會員者，選畢業班和三年級學生成績最佳者若干人入會）。清華官費留美，限期五年。我還有三年的官費，於是決定進研究院，在哲學系兩位教授指導之下，繼續求學，同時選定心理學為副修的學門。
美國各大學的研究院大都規定攻讀碩士、博士的研究生，除必須修滿若干學分的指定課程外尚須寫論文一篇。哲學系的兩位教授問我是否想寫一篇有關中國哲學的碩士論文，我表示希望他們給我一個有關西洋哲學的題目。我的理由是：（一）我們中國學生到西洋求學應當儘量求得對西洋文化的知識，回國以後再去著手研究中國文化並不為遲。（二）在美國寫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或有溝通中西文化的一點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學的學生，對於中國哲學沒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沒有介紹中國哲學給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時美國一般大學圖書館裡收藏有關中國的書籍為數不多，密蘇里大學圖書館尤其如此。我如作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必會感覺到參考資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國大學教授對中國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夠真正指導學生草寫論文。（我當然不會向他們提出上面的第四個理由。我後來聽說中國留美學生寫有關中國的論文者頗有其人。有學術價值的作品固然有之，自欺欺人的也不乏其例。後者之中最可笑者是學土木工程的某君寫了一篇《揚子江鐵橋的構造》而「學成」歸國。這樣隔海修橋，比古人「閉門造車」的神通更加偉大了。）兩位教授同意我的看法。佘賓教授說：「近來英國學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論，頗有研討的價值。你願意用這個題目作一篇論文嗎？」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議，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寫成長約二萬字的《多元國家的理論》（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獲得碩士學位。兩位教授知道我想繼續進修，勸我到東部的大學去，不可久戀密蘇里。郝真教授主張我去哈佛大學（他是這大學的哲學博士），並且表示願意向哈佛哲學系推薦我，准我入研究院並給我獎學金。佘賓教授勸我去康乃爾大學（他是這大學的哲學博士）。我考慮之後決定去康乃爾。理由是：
（一）康乃爾的哲學系是當時美國唯心論的重鎮。無論個人是否接受唯心論，研究這一派的哲學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訓練。
（二）康乃爾的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精研社會及政治哲學。我對於政治思想，經佘賓教授的啟迪和鼓勵，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今後想在狄理教授指導之下，做更進一步的研討。承佘賓和郝真兩教授推薦，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批准我入學的申請並給我以獎學金。
密蘇里的教授們，除了哲學系的兩位可以說是我的「業師」外，還有心理學教授邁爾先生Max Meyer和德文教授阿門特先生Hermann Almstedt最令我感謝難忘。邁爾教授的原籍是德國，他說話尚帶著德國的語音。因為心理學是我的副修學門，我曾上過他所講授的兩門課程，並且在他指導之下做了一點研究工作。他不贊成舊派的「內省」心理學，而主張從生理上去分析心理。照他看來，一切心理現象都是刺激和反應的結果，而一切反應都基於生理的構造。他把這種機械觀推到邏輯的終點，使他的理論有時與常識相反背。他有一句名言：「感情是白費了的反應。」「Emotion is wasted reaction.」他解釋說：「一個人看見牆快要倒了，便不動聲色，拔腿飛跑，因而未被壓傷。這是有用的反應。如果他恐懼發抖，心慌腿軟，不能走動，這便是白費了的反應。」他這一派心理學在美國那時頗受一部分學者的重視。已故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小孟兄（名國華）便曾受他的影響。我對於邁爾教授的學說，沒有心得，他卻賞識我，讓我協助他做一些心理學的測驗或實驗。後來孫小孟兄對我說，邁爾先生在他所著的一部書里聲明某些實驗曾由我協助。他這朴摯的學者態度，不肯埋沒學生一點細微的工作，值得感謝，也值得效法。
我從阿門特教授學了一年德文。（教第二年德文的是另一位教授。）阿門特教授採用「直接法」direct method教初級德文。從頭一堂起，他便避免講英語。（雖然他說英語時發音正確，不像邁爾教授說英語時帶著沉重的德國語音。）他一面說德語，一面做各樣動作表達其意義。過了些時，學生都能大致聽懂。他採用的課本也全是德文。方法既好，他又熱心教授，學生的進步自然迅速。叔玉早已是他得意的學生，因此他對我也另眼看待。他不時約我們兩兄弟到他家裡吃茶點或晚餐。他和我們可以說是誼兼師友。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的秋天我們在密蘇里肄業的十多個中國學生舉行擴大「雙十」（也是「叄十」）國慶紀念，約請與我們接近的美國教授和同學來參加。節目中當然有唱「國歌」的一項。我們都不曾受過唱歌的訓練，如果到那天胡亂一唱，難免讓祖國丟臉。所幸阿門特教授允許我們的請求，到他家裡去練習唱「國歌」。他彈一手好鋼琴，委曲地伴奏我們荒腔走板的合唱。那時北京政府採用的「國歌」不是後來國民政府採用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而是「中華雄立宇宙間，萬萬年……」。歌詞的好壞，姑且不論，曲譜的作者似乎不怕拗折唱歌者的嗓子，所作的旋律忽高忽低，唱來實不容易。然而經過阿門特教授的耐心訓練，到了十月十日，我們的表演總算勉強過得去。民國十二年秋天我去到康乃爾大學之後，時常和他通信。十五年回國之後，因為種種昏忙，我不曾去信問候他。一九四九年秋天我重遊美國，他已年屆八十，早經退休，得著我的信十分高興，歡迎我去看望他。我也滿想再到三年肄業的密蘇里大學。不幸次年春間他突然去世，我永遠失去了和他再見的機會。
我學拉丁文、法文和德文都淺嘗而止（每門不過兩年），雖然所得到法文、德文的一知半解給予我一些檢查參考書的便利。我既缺乏「語言天才」，又不能在學生時代多抽時間，多下功夫去學習這兩種重要的近代語文，現在回想，這和我兒童時代學日文有始無終是同樣的可惜。差可引以自慰的是我尚有運用英文的一點能力。密蘇里大學規定，大學本科學生，不分本國和外國人，必須在三年級以內參加測驗英文程度的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能畢業。李芑均兄和我居然都及了格。（有少數美國學生竟不及格，必須重行考試。）語文是治文學社會等學科不可少的工具，猶如數學是學物理、天文、工程等學科不可少的工具。我在美國教學十九年，發現在本科或研究生所交的報告或論文中，間有文字不大清通的例子，因而感覺四十多年前密蘇里大學採用的英文考試制度是有道理的。同時我也發現有少數中國學生，因為他們的英文程度太低，到美國求學，往往有費力不討好之苦，甚至虛耗時間與金錢，因而相信國內按年舉行的留學考試是有意義的。
一九二○秋、一九二三夏在密蘇里大學肄業的中國同學當中，與我相處最熟的是蕭蘧（叔玉，經濟，清華戊午級）、杜欽（少門，歷史、教育，清華己未級）、李（芑均，新聞，清華庚申級）和陳欽仁（青筠，新聞，清華辛酉級）四位。叔玉兄於一九二○年畢業後入研究院，次年獲得碩士學位，轉學到哈佛大學。因為他的成績優異，得著學士學位之後，被任為經濟系的授課助教teaching assistant。中國學生任助教，在密蘇里大學尚是創舉。芑均兄於一九二二年得著新聞學學士學位之後，改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經濟學。一九二五年得了博士學位，回國先後在中央銀行、稅則委員會和其他經濟業務機關任職。青筠兄一九二三年學成歸國，在瀋陽東北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平北京大學等校任教之後，即用其所學，在漢口、重慶等地主辦英文日報多年，卓有聲譽。少門兄於一九二一年同時得著文學士（歷史學）和理學士（教育學），即徑入研究院進修史學。次年獲碩士學位，赴哈佛大學繼續研究工作。不幸到劍橋不久，發現他染著嚴重的肺結核症，被迫輟學休養，旋即回國，任教南京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前身）。雖然病體未全康復，他力疾講學，絲毫不苟，竟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歿於校舍。少門原籍江西九江，幼年孤苦。所幸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在清華肄業時成績斐然，在美國求學時更為教授們所器重。最可貴的是，他不但通達古今，還能夠應微如響，辯才無礙。因此他時常被當地各種團體邀請去公開講演。在不妨礙學校功課的範圍以內，他也樂於應邀。有一次某教會邀請我們中國學生去聽新從中國回來的一位傳教士報告中國的近況。少門和我，還有其他幾位同學都去聽講。誰知這位傳教士把中國的社會描寫得黑暗無比，幾乎與野蠻社會毫無分別，並且大肆譏評。聽眾當中有略知中國情形者，大為不平，於此君講完之後立即建議主席，請在場的中國學生髮言。我們當然公推少門做我們的「發言人」。他站了起來，雍容不迫地，做了十幾分鐘，亦莊亦諧的談話。他不直接駁斥傳教士的錯誤，也不直接為中國辯護，但請大家注意，任何學識不夠豐富、觀察不夠敏銳、胸襟不夠開闊的人到了一個文化傳統與自己社會習慣迥然不同的國家裡，很容易發生誤解，把「歧異的」看成「低劣的」。中國學生初到美國，有時也犯這種錯誤，他本人就曾如此。他於是列舉若干美國社會裡，眾所周知、可恨、可恥或可笑的事態。每舉出一樁之後，他便發問：「那就是真正的美國嗎？」「Is this the true America?」他略一停頓，又自己答覆，說：「我現在知道不是呀！」少門說完之後會堂里掌聲雷動。這位傳教士滿面通紅，無話可說。散會後許多美國人擁上來與少門握手，讚許他的談話。我事後曾想：如果少門就傳教士所說一一加以駁斥，或極力宣揚中國文化，誇張「孔孟之道」如何完善，「四千年的歷史」如何光榮，聽眾可能會覺得索然寡味。他的捷才妙語，令我欽佩無已。
同時在密蘇里大學肄業的遠東學生，除了我們十多個中國人外，還有為數更少的日本、印度和菲律賓人。那兩三名菲律賓學生都愛結交美國姑娘，在學業上似乎不甚出色。唯一的印度學生打算學醫。他喜歡放言高論，但所說往往不著邊際。日本學生和我時常見面的是青木岩。他和我同在哲學系肄業，又在一個宿舍里同住了一年。他同其他兩個日本學生（似乎是一學農，一學工）都潛心向學，毫不外騖，他們樸實的態度給我以很好的印象。民國九年我經過日本時已感覺到我們看輕「東洋小鬼」是一個錯誤，現在我更覺得日本學生的不可輕視。我曾想，如果日本的青年人大部分都像這幾個日本留美學生，這個島國的前途未可限量。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去看，確是可怕。中國同學笑我時時與日本學生來往，送給我一個「親日派」的徽號。其實我並不親日而有點畏日。就後來的史實看，我那時的感覺並沒有錯。看輕日本人而不自策自勵才是錯誤。
我在可倫比亞的三年，第一年與叔玉同住在一家私人住宅里。美國各大學所在的城市裡照例有許多大學附近的人家把一間或更多的房間租給學生住，按星期或按月收租金。一方面房主得著一些收入，一方面學生們也得著便利。（學校的宿舍往往不能容納全數的學生。）中國學生到了美國，住在私人家裡可以對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得著親切的認識，雖然學校宿舍的租金比較上更為低些。第二年夏天叔玉去到哈佛大學，我搬進樂理堂Lowry Hall宿舍去住。這宿舍在密蘇里聖經學院Bible College的二層樓上（樓下是教室）。住在宿舍里的學生不限於基督徒，也不限於聖經學校的學生。中國同學除我以外，杜少門、饒引之、陳青筠等幾位也曾住過這靠近密蘇里大學校址的宿舍。住在這小型的宿舍里可以多與美國學生接觸，藉此了解他們的生活，同時又可以避免密蘇里大學所辦大規模宿舍的喧鬧。第三年我搬出樂理堂，又住進一家私人住宅，以便「閉戶讀書」（看參考書，寫報告，撰論文）。住在樂理堂宿舍的一年我認識了十多個美國學生，彼此之間都發生了友誼。主管聖經學院的院長是艾德華先生Dean Edwards。我遷入宿舍的時候，他對我說，「歡迎！如果有任何問題，請你隨時讓我知道」。大約兩個月之後，房門上的鎖忽然失靈，我到樓下他的辦公室去報告他，滿以為他要雇一名匠人來修理。不到半個鐘頭，他自己拿著工具上樓來蹲在門邊迅速地便修好了。（我們中國的院長先生們肯「屈尊」去修鎖的，大概很少。他們也未必有這樣的技能。）
可倫比亞是一個「大學城」college town。居民一萬多人當中，有許多以供應密蘇里大學幾千教員學生生活和工作的需要為業。我們這十多個中國學生平日的言行都頗謹慎，因此當地居民對我們不但沒有「種族歧視」，而且頗有好感。民國十一年直奉戰起，國內政治波動，政府無暇顧及撥款匯美，交駐在美京華盛頓的留美學生監督處，按月發給清華學生。（那時候我們每人的月費是美金七十元，以為購買書籍文具、交納房租、支付餐費、略添衣物，以及一切零星開支之用。學費由監督處直接寄交學校。那時美國物價比近年遠為低廉，每月七十元足可敷用。如果加意節省，還可稍有剩餘。）監督處發信通知我們，叫我們自行暫時設法應付。最初我們幾個官費生向相熟的自費生借得一二十元暫充膳費。不料一等，兩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黃條」「yellow slip」（監督處每月寄來淺黃色的銀行支票）仍舊渺如黃鶴，我們不便老去向自費生借貸，商量之下，決定向我們平日來往的銀行去探問是否可以貸給我們一點「信用」借款。我們滿以為可能會被拒絕。不意我們把來意說明之後，一位職員便問明所需數目，讓我們各寫借據，如數照借。所幸不久之後積欠的月費由華盛頓寄到了。我們立刻去到銀行歸還既無抵押，又不付息的借款，從這一經過可以看出當地人士對中國學生的態度。我在可倫比亞住了三年，初到時確是人地生疏。但不到一年，在市街或住宅區走過，隨處都有人招呼我。一九二三年夏初我離開這一個人情溫厚的「大學城」時不免有惜別之感。
我辭別了密蘇里的師友，並未直接去康乃爾大學所在的綺色佳Ithaca，而轉道去伊利諾意州的愛文斯敦Evanston，Illinois，以便進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夏季學校。我的動機是：（一）愛文斯敦是米西根湖Lake Michigan西岸上的一個「大學城」，風景頗好，氣候宜人，不像可倫比亞夏季的炎熱，可以在此避暑。（二）愛文斯敦南距芝加哥Chicago不過十數英里，乘高線火車很快可達，「觀光」美國中部的最大都會極為方便。（三）我在可倫比亞時曾不知自量在史蒂芬學院Stephens College學過兩年小提琴，想在西北大學暑期學校中學一點音樂理論。
以我這毫無音樂天才並且年紀不小的人去學小提琴和樂理，誠然是膽大妄為。但我也有一番道理。中國古代的教育除了修己經世之學以外，還包括陶冶性情的「樂教」。在「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中，「樂」也有其地位。孔子能琴能歌。他的門人當中能鼓瑟的至少有曾點和仲由，雖然後者有一次所奏的曲調不合老師的胃口而受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的「喝倒彩」。孔子到了言偃治理的武城，聽見弦歌之聲，心喜得「莞爾而笑」。南宋以後的理學家才教人「正襟危坐」，把一種養性怡情的正當「遊藝」打消了。記得我十來歲的時候聽見人吹橫笛、彈月琴，心裡愛好，表示想學。一位長輩教訓我說，「這是下賤的玩意，不可去學」。後來進了學堂，才胡亂學著吹奏笙、簫和笛三種樂器。我的「技巧」當然極其幼稚，不登大雅之堂，但偶然弄弄卻可以排悶消閒。到了美國聽過當代小提琴四大名手之一，艾爾曼Mischa Elman演奏，為之心怡神往，動意想學。明知有心無手，加以年過二十，絕無學成的希望，但終於從師去學。清華同學饒引之也有同好，於是我們結伴到史蒂芬學院開始受教。年余以後我居然在學生管弦樂隊中小提琴第二組，學「南郭先生」「濫竽」充數。學小提琴的成績雖然毫無足觀，我對音樂的興趣卻愈趨濃厚。在西北大學得著一點初步的樂理和作曲知識。到了綺色佳又進綺色佳音樂學校Ithaca Conservatory of Music繼續學樂理、小提琴，並且開始學一點鋼琴。學鋼琴比學小提琴更令我迷惘。顧到右手，顧不了左手，注意到手，忘懷了腳，真是左右為難，手忙腳亂。但也不是絕無所得。淺嘗之後，略知其中甘苦，因而增進了欣賞提琴、鋼琴音樂的能力。學作曲的唯一「成績」是戰後我應國立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先生之命所撰擬的校歌歌詞和樂譜。（譜中和聲部分有欠妥之處，曾經專家改正。）一九五七年我回台灣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承季陸先生在他的府上設宴款待，並放聽「國立四川大學校歌」的錄音，令我回憶起當年在成都川大禮堂聽全體師生合唱，「洋洋盈耳」的盛況。
我在密蘇里大學曾學過兩年水彩畫和油畫。我們中國人用慣了毛筆，畫水彩畫不難揮灑自如。美國人不知底蘊，見我上第一課已經用筆純熟，頗為驚訝，誤認我是天才的畫家。白爾奇教授Professor Perky甚至勸我專學繪畫，要推薦我去紐約的藝術家聯會Artists' League進修。我雖感激他的鼓勵和提拔，但自知絕非天才，不敢從命。我學畫並不是妄想成為一個畫家，而只是想增進一點鑑賞藝術的能力。
在愛文斯敦時，我曾在一家小型而「高級」的餐館每晚去「跑堂」，一則可以藉此做一點用手腳而不用心思的工作來調劑終年伏案的生活，暫時免受「四體不勤」之誚；再則可以獲得一些收入來補充遊歷觀光的費用。每天下午五點鐘去報到，做種種的預備工作，並在顧客未來之前，自己先吃晚餐。九點多鐘下工，回到寓所。在開始工作的頭幾天，一切生疏，不免有些慌亂。有時我竟會把一位顧客所要的菜放在另一位顧客的面前。最令人煩惱的是一群老太太同來聚餐，拿不定主意，才要了這樣，馬上又改要那樣，使我應接不暇，捉摸不定。給小費又少，甚至不給。最好的顧客是一對未婚的青年男女，既容易侍候，給小費又慷慨。跑堂的人不但要小心侍候顧客，並且要博取廚師的好感。我「努力」的結果，居然得著他們的「青眼」。我代客人要的菜，他們儘先辦好，並且選用最好的原料。顧客滿意，自然多給小費。這是我在兩個多月當中，由實踐體會出來的「跑堂哲學」。
西北大學暑期學校在八月下旬結束了。我坐火車東去，在巴法洛小住幾天，與青年會中學老同學張久香歡聚之後，便到綺色佳去進康乃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