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二、蒙師與業師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隨大伯父入川。到了崇慶州不久之後他聘了一位本地老秀才羅老師來教大姐（九歲）、二姐（七歲）和我（六歲）三個孩子讀書。大伯父與羅老師商定，不用《三字經》《百家姓》一類初學的課本，而用《史鑑節要》《地球韻言》《聲律啟蒙》和《千家詩》等書。《史鑑節要》是族曾祖蒲邨公所編，由蕭氏宗祠刊印的書。這書的目的是在給小學生一點中國歷史簡單的知識。內容是一首七言「歌訣」，總括幾千年歷史的梗概，和一篇四言韻文，分敘從盤古到明亡歷代的事跡。我現在尚記得開頭的幾句：
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繼之，物有群倫。
有巢構木，宮室是因。教民烹飪，則有燧人。
是為邃古，概出傳聞。（下略）
《地球韻言》的作者和出版處我失記了。這是仿《三字經》體裁一本世界地理常識的書：
今天下，五大洲。東與西，兩半球。
亞細亞，歐羅巴，奧大利，阿非加，
美利駕，分南北，穿地心，對中國。（下略）
《聲律啟蒙》和《千家詩》是兩本在私塾中常用的書。前者（俗名「對子書」）的作用是奠定小學生將來學作詩的基礎。其內容舉例如下：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下面還有七個字和九個字的對語，現在一時想不起了。）
《千家詩》是一個七言絕句詩的選集，其中多半是「理學家」的作品。因此這書除了給小學生些作詩的模範外，還可以無形中啟發他們的「道心」。下面這兩首就是極好的例子：
雲淡風清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
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些書照我現在看來，都各有其價值或意義。但童蒙的我在當時多不能夠領會欣賞。其中《聲律啟蒙》比較淺近易解，雖有若干「典故」，經老師講解或看了書中的注釋也可以大體明白。加以「音韻鏗鏘」，不難「上口」「成誦」。《千家詩》的內容我也不覺得過於困難。七八歲的小孩當然不能體會詩中所含蘊的「性理」精義，但字面的意義卻還懂得。《地球韻言》讀起來有些「莫明其妙」。我去請教老師，他只能就字面「立說」。我們既沒有地球儀，「穿地心，對中國」這兩句在字面上也費解了。《史鑑節要》的內容老師是「耳熟能詳」「如數家珍」，但害苦了我這記悟兩性都不充分的童蒙，對於其中所敘一大串盛衰興亡的史實，既無力「強記」，更不感興味。我每天上午照例站在老師桌旁聽他講解，跟著他朗誦一段之後，便拿著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苦讀」。到了下午我把書放在他的面前，轉身「背誦」。如果有一句到時忘記，背不上來，他迅速地用三尺多長竹製的煙杆給我一個「當頭棒喝」。久而久之，我對於這書不但完全失卻興趣，並且望而生畏。
羅老師教了我們一年便解聘而去，由一位外省人樊老師繼任。（大伯父認為羅老師過於憑仗「夏楚之威」，不合「循循善誘」的原則。）樊老師據說是王湘綺（闓運）的弟子。現在來教蒙學，他覺得是大材小用。他不管我們懂與不懂，喜歡高談文章、義理或經世之學。每逢宴會，必須請他坐首席。有一次他面前的酒杯微有缺損，他認為是有意簡慢他，因而勃然大怒。不用說，在這一年中我們的學業沒有顯著的進步。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到了重慶之後，我們的第一位老師姓湯。他是江西同鄉。因為年紀較高，頗能耐心教導。那時候二伯父已經去世，二伯母帶著十幾歲的兒子來依靠大伯父。炳元哥雖然自幼雙目失明，也每天同我們一齊上學。他的書由老師念給他聽，並一面講解。他的記憶力甚強，聽完以後大體能夠記住，遺忘的地方再由老師念給他聽。有時候他「靜極思動」，想出一些刁鑽古怪的方法教我們去和性情溫和的湯老師開玩笑。老師下午講完了書照例躺在一張長椅上睡一二小時，醒後才讓我們背書，並批閱我們習字的成績。到了黃昏時候便放學，讓我們「回家」。他既不用鐘錶計時，只看「天色」，我們放學的時間當然或早或晚，不盡一致了。有一天（陰曆五月初）炳元哥想出一個提早放學的計策。他叫我們趁著老師熟睡，把他放在桌上的深度近視眼鏡的玻璃用墨塗黑了，然後大家一齊高聲誦書，把他驚醒。他翻身起來，睡眼矇矓，戴上了眼鏡，便說：「呵，今天多睡了一會，天黑了，放學罷。」我們早有準備，他發言甫畢，我們已一鬨而散。第二天上學，他也不責罰我們，只是說，「太淘氣了，以後不准這樣」。這位好好先生心平氣和，與羅、樊兩位老師的性格恰好相反背。他對我們過於寬大，我們無知，並不努力用功去讀書。
湯老師教了我們兩年，因年老病多而辭館。繼任的廖老師也是江西人（大伯母的異母弟）。他開始教我們讀《論語》《孟子》《國語》等古書。《國語》只由他講解，我們閱看，但不背誦。《論》《孟》於講解外，我們逐章熟讀背誦。我至今還能隨口引用這兩部要籍中的一些文字，這是廖老師所賜。
同時［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大伯父為我們聘請了一位教日文的和一位教英文的老師。英文老師是重慶人王骨臣先生（名鯁）。王先生的英文造詣似乎不能算是很深。他教我們的時間也很少，僅僅是每天一小時。我們那時對於中國書比較更感興趣，不大願意學這「蟹行文字」。因此四年之中我所得甚少。宣統二年（一九一○）冬天王先生辭聘，我們停止學習英文。民國三年因為我想去上海投考學校，請得了大伯父的允許，每晚去一位在重慶海關任職的福州人林先生所設的英文夜校補習兩小時。雖然一年之中，略有進步，然我的英文程度，依然低下，無怪到了上海去投考聖約翰中學未被錄取。（四年的春天，重慶法政學堂招生。大伯父想測驗我的程度，命我去報名投考。所考的科目除了國文、歷史等外有一門英文。英文題目頗為容易，只要考生用中文翻譯幾個簡單的句子。我勉強完卷，居然在錄取之列。事後傳說有若干投考的學生因英文交了白卷而「名落孫山」。那時候內地學生英文程度欠佳，由此可見。）
教我們日文的先後有兩位嫁給中國留日歸國學生的日本太太。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是太田喜智（黃潤生太太）。她每天早晨八點鐘來，先率領我們到三樓旁邊平坦的屋頂上，在新鮮的空氣中，教我們做日本式的柔軟體操和唱一些日本兒歌（《桃太郎》是其中之一）。她一面領著我們唱，一面用風琴伴奏。（下雨天免去體操，在室內學唱歌。）大約十分鐘到十五分鐘之後，才教我們簡單的日文日語。（炳元哥已於前一年跟著他的母親到家鄉去了，學日文的只是兩位姐姐和我三個人。因為我的小名是「冬元」，黃太太便叫我「フュモト」。）我們都喜歡體操和唱歌，但對於日文，和英文一樣，不願意用功。教到九點鐘，她終止授課。我們便接著上廖老師的課。黃太太因事辭聘，推薦剛本健（王致堂太太）來繼任。一年之後她離開重慶。我們於是終止日文的學習。我現在深悔當時不曾用心去學，失去了通曉日文的機會。
我們遷居馬家巷的那一年，廖老師辭館回籍。王骨臣先生介紹何篤貞先生（名世忠，廩生，四川銅梁縣人）來教我們。這是我幼年讀書的重要關鍵。從宣統二年正月起到民國三年十二月止，在這五年當中，在何師教導之下，我才粗淺地認識了中國經史文學的輪廓，經驗到學而時習的快感。嚴格地說，他不是所謂「經師」「史家」或「學者」。他卻是一位優越的教師，雖然他不曾進過教育學院或研究過教育原理。他針對學生的需要，選用適當的教材，引起學生的「求知慾」，領著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步步前進。
他認為《十三經》必須涉獵，但不必全部精讀熟誦。那時我已讀過《四書》了。他教我（一）加緊熟讀《詩經》《春秋左傳》《禮記》《尚書》和《爾雅》；（二）隨後涉獵《周禮》《儀禮》《易經》和《孝經》；（三）此外《公羊傳》和《穀梁傳》在有餘力時「過目」一下。上列第一類的五種並不背誦全書。其中他認為比較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也由我翻閱一下，不去「精讀」。採用這樣「速成」的方式我居然在五年之中「讀」完了《十三經》。他不要我們讀《史記》《漢書》等史學要籍，而讓我們去細看吳乘權根據朱熹《通鑑綱目》所編的《綱鑑易知錄》。他教我們不必去管書中對於前代事跡的褒貶而專注意於事跡的本身。他這樣選擇教材，「經學家」「史學家」或者會認為「不足為訓」。但照我推測，他自有他的理由。當他應聘的那年我已經十四歲了，而且「中學」以外我還要注意「西學」。如果教我去按部就班，窮經通史，不免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減料地讀經史，給予我不少「國學」常識，後來受用不盡。這不能不歸功於何師。此外他時時鼓勵我自動選看「合胃口」的各種書，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因此培養我博覽的志願。這也是值得感謝的。
在文學方面，除了教我們選讀唐宋大家的「古文」以外，他也要我們選讀歷代的韻文。最初每天下午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幾首唐人五言或七言的律詩或絕句。他講解了詩中的意旨、典故的出處，以及作法上的技巧等等以後，便讓我們用墨筆抄錄下來各自誦讀。這樣我們「手到」「口到」，很容易地都能記住了。絕句和律詩之後，再選讀長短篇的古詩，從漢魏直到唐宋。（先用《唐詩三百首》，隨後徑用各家的專集。）他又教我們就個人所好擇看《文選》中各體的辭賦。五年當中我們所讀所看的為數有限。但是何師的指導和鼓勵不僅啟發了我們對於文學的愛好，同時也培養了我們一點文學欣賞和鑑別的能力。
何師教了我們不到半年，便決定要我們「發筆」（開始學寫文章）。每五天他出一道簡單的題目讓我們作一兩百字的「論」「說」或「經義」。過了幾個月他所出的題目逐漸加難，我們「窗課」的篇幅也逐漸加長。經過兩年上下的練習，我們居然勉強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進步迅速的原因大半在何師因勢利導和盡心批改我們的習作。當他在晚間燈下評閱我們的窗課的時候，他讓我站在他的身邊，看他批改。他一面用筆批改，一面說明，何以某一字錯用，某一句欠妥，某一點發揮未能透闢，或某一處題旨未能明了。有作得較好的地方，他手不停揮，濃圈密點，表示獎許。（看何師批閱我們的習作是我獨享的權利，兩位姐姐不能參加。）題目的出處不限於經史，他偶爾也教我們學作「時論」。例如辛亥秋間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重慶的第二天，他所出的題目是「革命非叛逆說」。
何師不「保皇」而尊孔。除了初一和十五日我們放假不上學外，每天早晨姐弟三人一同走進書房，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長揖致敬之後再向老師一揖，然後分別就座，開始做當天的功課。宣統二年正月下旬何師初到就館的那一天，由大伯父率領我們去拜見（他們「東家」「西席」相對一揖，我們向老師跪下一叩首）。每年三節（新年、端午、中秋）東家照例致送節禮。端午、中秋兩節是每節銀圓十枚，盛在封面楷書「節敬」兩字的紅紙封套里，隨著大伯父去向老師拜節的時候致送。「年敬」也同樣辦理，但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後（也是老師啟程回家的前一日），大伯父帶領我去送下年「關書」（聘書）和「夫馬費」的時候，一併致送。夫馬費是制錢兩串（二千枚，約合銀兩元），作為何師由重慶到銅梁來回的路費。次年正月十八日（「燈節」）以後他回到重慶，我們一個月的假期於是終止。何師全年的「束脩」是紋銀一百兩（約一百四十元）。照近年的物價計算，這待遇像很菲薄。但在五十年前的四川這是十分豐厚的薪水。
民國三年的冬天，何師向大伯父說我們三個人的進步都極可觀，他也極其滿意。但他自問以後對我們的學業不能再有多少幫助，不如送我們去進學堂或另聘「名師宿儒」，繼續指導，以免貽誤我們的「前程」。因此他請大伯父不要送來年的關書。大伯父極力挽留，但何師去意堅決。到了年終放學，他啟程回籍。彼此相對黯然，不忍分別。民國四年我去上海進學堂，民國九年我到美國留學，不時致書問候他。他回信屢次以「通今古，貫中西」勖勉我。教導獎掖之恩，令我沒齒難忘。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的春天，他病逝家鄉，享年七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