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一、家鄉與家世

我們蕭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於贛江西岸的泰和縣，但我卻出生於江西南部離梅嶺不遠的南安縣（今名大余縣）。那時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縣教諭。先父丕侯公、先母湯夫人和兩位未出嫁的姑姑隨侍在任所。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當公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末我在南京辦理出國手續，外交部的職員在我的護照上把十一月誤寫作十二月。我只好將錯就錯，把生日改晚一個月。〕先母生了我約一個月，不幸便病故了。這沒有母親的嬰兒由兩位姑姑帶養。不久以後先祖辭官回籍，兩位姑姑先後出嫁。到我六歲的時候先祖棄養，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從四川省奔喪回籍，會同先父辦理喪葬大事。大伯父見我乏人領帶（先父尚未續娶），他那時還沒有兒子，商得先父同意，於喪葬完畢後帶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慶州（兩年後搬到川東的重慶「巴縣」）。於是我便永遠離別了故鄉。因為我久居重慶，至今說話還帶著一點川東的口音。泰和的「方言」雖能聽懂，卻不會說。無怪有些人誤認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縣北門外和西門外的鄉間有兩個同姓不同宗的蕭族。我們這一族世居縣西的千秋鄉上田村。照族譜的記載，我們的遠祖是西漢第一任的宰相蕭何。（其實年湮代遠，這是否事實，無法確定。）居住在河南省的後裔，於北宋末年南遷，在泰和縣落籍。上田村地勢不高，贛江每三五年泛漲一次。村裡的住戶（全是蕭姓族人）照例避居樓上，水退之後才能下樓。好在準備有素，因漲水而受到的損失並不嚴重。這種樓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約略能夠想起。 上田蕭族人口眾多。村中的建築除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還有幾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邨公創議興建的藏書樓一所。據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說，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之後，浙江大學避寇內遷，曾在泰和縣停留了一些時候。隨校遷徙的教職員、學生借用上田村蕭族的「公」「私」房屋作為臨時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時在浙大任教，後來到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我們的族人多數守著傳統習慣，或耕或讀。「治舉業」的雖大有人在，但中鄉舉或進士的卻為數無多。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經史百家的書籍，多能隨口背誦。但十幾歲「入學」以後便「困於場屋」，毫無進展。先祖父「入泮」以後，屢試不第，因此絕意仕進，並鼓勵子侄輩棄儒就商。 蕭族在「功名」上雖少成就，在商業上卻有不尋常的發展。嘉慶、道光年間有幾位祖先開始沿長江西上，遠入川西，往來販運各地物產。長期努力經營，業務逐漸擴大。到了光緒中葉，「怡豐號」成了一個著名的商號。華西、華中各地（包括重慶、漢口、長沙、揚州）都有分號。怡豐號除大規模運銷長江上下游各省出產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營淮岸官鹽的運銷。我的兒童時代正值業務盛極將衰的時期。這坐落在重慶城內陝西街的商號只經營大宗批發，並不做「門市生意」，因此怡豐號的建築格式與一般商店不同。這是一幢廣庭深院、高樓大廈的建築。前門開向陝西街，後門開向曹家巷。重慶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後門是在最後一進房屋二層樓的背面。前幾進的房屋是重慶分號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廳」，和「店員」「學徒」、各項僕人等的「宿舍」。後幾進的房屋是分號老闆（經理）和家屬的住宅。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大伯父由崇慶州分號經理升任重慶分號經理。我隨著他全家遷居陝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統元年（一九○九）怡豐號決定歇業，才搬出去，在城內玉帶街馬家巷一處較小的宅子居住。陝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戀的地方是最後一進三樓左側一個面積十餘方丈寬大平坦的「屋頂花園」。天氣晴朗時大姐、二姐（大伯家的兩個女兒）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重慶南岸的山嶺、江上往來的船舶都清晰可見。陝西街房屋各處門上、廳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對聯。我現在尚能憶及的只有兩副：其一是「譜傳酇國，派衍蘭陵」；另一副是「文習六經，武習七經，歷代勛猷有師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肅得光昭」。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經濟南、漢口到重慶，在馬家巷的舊宅暫住了一月余。那時大伯父、大伯母早已棄養，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九年十月中旬開幕的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經病歿。大姐帶著一兒一女寄居於此。暢話家常，不勝感嘆。陝西街怡豐號的舊址租給了憲兵第三團。我曾在陝西街上走過一次，只好「過門不入」了。 怡豐號歇業，據我推測，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亂」以來全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形都在轉變。舊式的商業，無論其規模怎樣宏大，逐漸不能應付新局勢。其二是怡豐號是一個純粹「家庭」企業的組織。蕭氏族人志願經商經過「學徒」式的訓練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參加業務，升任各分號的「老闆」。他們與雇用的店員並肩工作，但他們不是雇員而是「所有人」。他們既然有決定業務方針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便直接影響業務的盛衰。在開創和發展的時期，一些兼具「股東」和「經理」身份的族人大都小心謹慎，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但是後繼的人豐衣足食，甚至「養尊處優」，忘記了前人創業的辛苦艱難，不僅不能盡心於業務，甚至沾染浮華，從事揮霍。於是營業漸趨不振。主持總號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機立斷，在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決定停業。正式停業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聲中把高懸在陝西街前門上寫著「怡豐」兩個金字的橫額取了下來，結束了一百多年締造成功的商號。 蕭氏族大人多，但與我接觸較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幾位尊長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經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頗為憐愛。兩位姑姑出嫁以後，他對我更加著意照料。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時常領我到村中各處散步，一面走一面講些往古名人的事跡。走到村裡的「市街」照例買一點糖果給我吃。他逝世時得年不過六十一二歲。某一天下午客人來訪，他送客出門以後，端坐在中堂的椅上「無疾而終」。童蒙無知的我還要拉他起來，帶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習商，四十多歲的時候升任怡豐號重慶分號的經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職位。他辦事精明，交遊廣泛，商界人很少不認識或不知道「三老闆」。（他有兩個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雖是先祖父的長子，卻排行第三了。）在怡豐號停業若干年前，他捐了一個「候補道」，並曾晉京「引見」。當地的長官，川東兵備道、重慶知府、巴縣知縣，到任以後照例到怡豐號來拜訪，此外也偶爾互相往來。這種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聲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尚不多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卻逐漸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時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揭發當地官吏的「黑暗」，觸怒了他們，被加上了「亂黨」的「罪名」，逮捕入獄。他的太太與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識，到怡豐號來求救。先伯父探明他並非亂黨，便去拜訪知府，代他疏解。不料這一來反斷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監牢的獄吏把他害死，卻報稱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為謹嚴。記得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像一般淘氣的兒童一樣，時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見了便叫我站住，嚴詞譴責說：「這樣沒規矩，不像一個斯文人，將來只好去抬轎。」後來見我讀書尚知用心，有時候背著我稱許我。他曾說：「可惜科舉廢了，否則舉人進士這孩子應當有份的。」（他捐了道員之後，替我捐了一個「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歲送我進京去「就職」。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無官一身輕」了。）他不惜重金，延師教讀。雖然兩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學，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培植我。從我到崇慶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們都在家裡讀書。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的夏天我壯著膽向他表示，想去進新式的學堂肄業。他當時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便親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學堂。 我的父親與我接觸的時間較短。他似乎不曾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他的生活事跡我所知道的實在極少。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他也住在崇慶州怡豐號的住宅內。那時他已續娶。我跟著我的生父和繼母在那裡同住了兩年。當大伯父帶著我去重慶時，先父、繼母仍留在崇慶，兩年之後才搬到重慶。當他三十二歲的時候，便因肺癆病歿於陝西街怡豐號住宅內。臨終的前兩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聲地囑咐我，大意說，「大伯父要你過房承繼，我當然很放心，但也很捨不得。我平日時常出門在外，不能多照顧你，我現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讀書。你如願意經商也好。無論讀書經商，總要腳踏實地，專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將來成家立業，要看重家庭，看重事業，不要學我的榜樣。我多年來東走西奔，沒有成就，於人於己都無益處」。十二歲的我在當時不能完全體會這些話的意義，雖然也感到傷心落淚。我雖不能做到他所期望於我的一切，但此後幾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遺囑的影響。 喪葬完畢之後，繼母命我幫助清理先父的書札和其他遺物。怡豐號某職員說「五老闆」在堆棧中存有一個大木箱，並伴同我去開看，結果發現其中儘是在日本出版的《民報》。這許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從何而來？我無法知道。先父是否與同盟會通消息？或者他與同盟會並無關係，這些刊物是由別人交給他代為存放？平日和他來往的幾個日本人是否與這一箱書有關？這些疑問都無解答。我當時童蒙無知，並不曉得《民報》是革命黨的刊物。我拿去給我們的廖老師（大伯母的異母弟）看，他說：「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燒掉。」我因愛這些刊物的內容奇異，印刷精美，偷著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著人翻閱。其中不少「非常異義」看了不懂，不敢去問老師，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繼大伯父任崇慶州分號老闆。我在崇慶州的時候時常和他見面。他自己有四個兒子，但看待我同他們完全一樣，買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樣給我一份。他雖然自幼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但對於傳入中國不久的「西學」，尤其是「格致」發生了濃厚興趣。江南製造局和歐美駐華教士等所譯著的格致書籍（特別是關於化學的刊物）他盡力收集，細心研讀。不久之後他竟能「無師自通」，做小規模比較簡單的化學試驗。在崇慶州住宅中辟了一間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鑑定，據說其品質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著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四川省內也發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盪，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長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後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後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裡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後退居上海，其餘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開飯時一老十少滿滿地坐了一大圓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苟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裡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中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後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桌，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捲殘雲，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北京（後來改名北平）的路費還沒著落（大伯父遠在重慶），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買好火車票，並給我一些零用錢。民國九年（一九二○）夏天我在清華畢業，回到上海，準備赴美。他明知學校發給每名畢業生五百銀元的治裝費，卻另外給我百元，表示他對我的獎許。我上船的那天，他又親到碼頭來送我。不幸他在我回國的前兩年病故。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見」他了。 在嫡堂和從堂兄弟當中叔玉八哥（名蘧，二伯父的第三個兒子）給予我在學業上最大的指導和鼓勵。民國四年五月間到上海就學的時候與他初次見面。他正在梵王渡聖約翰大學肄業，想叫我去投考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他發現了我的英文程度太低，甚至英文字母都弄不清楚，便介紹我到在滬寧鐵路局任職的一位寧波人黃先生家裡補習。每天（星期日除外）清晨七點鐘去受課一小時。這樣補習了兩個月，雖然「大有進步」，去投考時依舊「名落孫山」。他於是勸我去投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因為這學校錄取新生的水準較低，我居然考取了。民國七年夏天經他極力鼓勵，我壯著膽去投考清華學校的三年級［他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先已考入清華］，也居然被錄取了。民國九年（一九二○）我在清華畢業。因為他在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進了那裡的研究院同時任經濟系的助教，我也決定去進密大，於是成了他的「同學」。一年之後，他轉學哈佛，在那裡也很得教授們的器重。因為要援救一位陷身美國牢獄的好友，他毅然犧牲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計劃，用全力去籌措一切。（這位學法律的朋友出獄以後即行歸國，頗能潔身自好，曾在江蘇省某地方法院任職，總算沒有辜負援救者的苦心。）叔玉回國後，先在天津南開大學任經濟學教授。我十五年回國以後，承他向學校當局推薦，我也到了南開，與他「同事」了兩年多。隨後他應聘清華，成了系中的一位「名教授」。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又經他的推薦，我從燕京大學轉到清華，與他再度「同事」。抗戰期間他受任為江西中正大學校長，不避艱辛，任勞任怨，極力整頓校務，提高教學水準。因此引起一部分教職員的反對，釀成「學潮」。他失望之餘，辭職而去。就任之前他曾堅邀我去長法學院。我自知沒有行政的才幹，一貫抱只教書、不預政的主張，未曾應允。現在回想，不免感到慚愧。離開南昌（中正大學所在地）之後不久，他被派到美國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經濟專家。當我於一九四九年再度到美時，他已經在兩年前因心臟病突發，在紐約逝世，「人天」隔絕，永無見面之日了。這一位熱腸俠骨的學人，無論治學治事，都維持著精謹嚴慎的態度，不肯絲毫游移含混。記得我初到密蘇里大學的那年，每日課餘，時常見面談論。有一次我不留心，用了「大概」「差不多」這一類的字樣，他立刻正容規勸，要我從速拋棄這「中國人不長進的習氣」。我雖然不曾完全掃除思想上或言辭上模稜的毛病，他的規勸，卻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嫡堂兄弟八人當中我和七叔的長子公遠、次子公遜相處最熟。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夏末，公遠從四川崇慶到上海考進青年會中學，與我同學兩年。十五年八月我由美回國的時候，他已結婚，在上海教書。那時二伯父已經去世，他的四個兒子也「各奔前程」，不在上海。公遠見我沒有住處便留我在他的寓所暫住，並且介紹我在江亢虎所辦的南方大學和一個殷姓所辦的國民大學兩處擔任幾門課程，藉以維持生活。次年二月經叔玉八哥介紹到天津南開大學去任教，才與公遠分手，離開了上海。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避日寇入川，在重慶再與公遠見面。隨後我們兩家先後都到了成都，見面的機會更多。他天分甚高，但沒有恆心，不肯切實用工夫。在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他自費「留學」美國。其結果等於在新大陸「觀光」了一次。他妙想天開，在美國芝加哥某「函授大學」註冊，繳了幾百美金的「學費」，不久之後居然「畢業」，得著了「法學博士」的憑照。這種取巧的作風，後來變本加厲。抗戰期間他在離成都西郊有名的青羊宮不遠的鄉間蓋了幾間茅屋，自稱精通「華陽派」的道教，有廣大的神通。若干川軍中下級將領信以為真，爭先恐後，請他「講道」或卜問吉凶。據他自己告訴我，有一天某某幾位退職將領約他同去游山，並請求他表演「水遁」「土遁」。他讓他們先走。等這幾位先生走到約定的地點時，他已經含著微笑坐在一個亭子裡了。他們「五體投地」，心悅誠服。殊不知「蕭神仙」先期安排好了一乘滑竿，雇妥了幾名捷足的伕子，隱藏在出發點附近的樹林當中。等到這幾位將領走後，他坐上滑竿，經捷路迅速前去。無知的軍人竟被他愚弄了。那時在國立四川大學任心理學教授兼教務長的葉石蓀（麟）震於「神仙」之名，拉我陪他前去，卜問時局的大勢。公遠說：「就卦象來看共產黨必然失敗，國民政府安如磐石。」葉公為之默然許久。我後來才知道，此君已做了「同路人」，因此聽了公遠的話為之不快，或竟吃驚。至於公遠所說，是就卦論卦，或想迎合國立大學教務長的心理，我不便追問，也無從推斷。如果是前者，「神仙」的卦何其不靈；如果是後者，「神仙」何其缺乏「知人之明」。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在成都，渺無音問。我追記這些事，不是譴責公遠，而是惋惜他「聰明反被聰明誤」，辜負了他所稟賦的天資。在我們中學同學期間我曾屢次勸他，希望他能善繼七叔精誠篤實的作風。他承認他的錯誤，但究竟不能改變。 公遜是我第二次入川到重慶時才見面的。他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在某私立中學教課。「七七事變」之後回到四川，蟄居重慶郊外山中。他的天資也高，不亞於乃兄。但稟性孤介，落落寡合，更不贊成乃兄的「妖言惑眾」。二十六年秋天他接受我的建議同我去到成都，在由滬遷川的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任教員兼齋務主任。他對文學頗有修養，口才也好，因此頗得學生的歡心。他管理「齋務」也很盡心。學生有違犯校章的他必反覆開導，並不是「照章處罰」便算了事。他在十五歲的那年，由七娘做主為他完婚，娶了一位比他大幾歲的崇慶州某家小姐，不幸兩人性情不合，終歸決裂，公遜因此鬱鬱寡歡。他得暇時必來看我，談詩論文。我也乘機為他排解。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夏末我應聘國立政治大學，離開成都去到南京。他來送別，相對黯然。彼此都意識到此後再沒有見面的機會。（聽說他在一九五一年以後不久「因病」去世了。） 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長和弟兄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間接地，有意地或無意地，給予我幾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問學及為人的基礎。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餘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裡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我卻得著「擇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丑極惡的。「新家庭」不儘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