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引言

幾年以前劉紹唐先生來信約我為《傳記文學》寫稿，要我敘述個人求學和教學的經歷以為「後進」的參考。慚愧得很，我一再遷延，久久不曾下筆。今年夏天我從華盛頓大學退休，結束了四十二年的教學生涯，於是鼓起勇氣，趁著這新獲得的一些閒暇，著手寫稿。自知一生毫無建白，不但談不到「立德」「立功」，便「立言」也不能做到。數十年來在國內外的教室里東拉西扯，不能算是講學；東塗西抹，耗費了不少的紙墨，也不能成「一家言」。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沒有理由寫自傳的。然而自念七十年來所受於親長師友扶持栽培之恩，至深且大。若能向《傳記文學》的讀者做一簡略的報告來紀念他們，或者可以勉強作為我對他們一點細微的報答。他們對我期望甚殷，我的「成就」遠不符他們的期望。追述我求學教學的經歷實際上就是檢討我種種的不長進。年過七十，往者既不可諫，來者也少可追。我這篇《問學諫往錄》既不成為傳記，也不夠文學的水準，充其量或者可以作為青年學子「前車之鑑」罷了。篇中涉及一些瑣細事情的回憶，在一個平庸人的經歷當中雖不是沒有意義的，但實在都無關宏旨，更不免索然寡味。我謹向讀者告罪，並且懇求他們寬恕、原諒。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