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諫往錄 · 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

民四的夏天，我考進了坐落在上海四川路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的三年級。照舊算法，我那時已經十九歲了，比同班學生的年紀平均大三四歲。我雖然並未「自傷老大」，但深知「日月逝矣」，所以「寸陰是惜」，埋頭苦讀。我最大的困難、最基本的問題，仍舊是英文程度不足。（校中各門功課除了國文外，都用英文課本，在教室里教員也多用英文講授。）為求解決這個基本問題，我把最多的時間、最大的努力，放在英文一門課程裡面。例如每日黎明，住堂的同學都尚未起床，我已悄然走上六樓宿舍上面的屋頂（這頗像重慶陝西街三樓旁屋頂的平坦寬大）朗誦英文課本，約三十分鐘才回到宿舍去梳洗。所幸國文一門我不須多下功夫，把練習英文和應付國文剩下來的時間去做其他的功課（算學、歷史、衛生等）。到了學期終了的時候，各門功課的成績都不低劣。我應當附帶說明：我「應付國文」不是看輕這門課程，而是因為我的國文程度高出全班同學，因此每次作文都名列前茅。這是業師何篤貞先生的恩賜。 一年的時間迅速地過去，我竟是二十歲的人了。如果我按部就班地讀下去，由三年級經四年級、五年級，然後升入六年級，假定中途沒有波折，我要到二十三歲才能在中學畢業，要到二十七歲才能大學畢業。我想出了一個「爭取時間」的辦法：在學校招考插班新生時去報名投考五年級。萬一被取，便可越過四年級，「節省」一年的時間。主意立定以後，便在暑假當中加緊做應考的預備。我報考三年級時用的是我的「學名」（也是我的「排名」）篤平，但現在報考五年級不便仍用原名。在重慶讀書時，何師指導我習楷書，要我臨柳公權所寫的《玄秘塔》。我習字的成績雖然不佳，但我卻很欣賞「柳字」。因此我便改名公權去投考。（吳雨僧先生在《吳宓詩集》卷九、卷十三和卷末等處，說我「名篤平，以字行」。其實我的「字」是「恭甫」。民國廿一年起自號「跡園」。有時候偶然先後用過「石漚」「巴人」「君衡」等筆名。） 僥倖得很，我居然被錄取了。更幸運的是，教我們五年級和後來六年級的有幾位飽學而兼善教的先生。教五年級最特出的教員是程萬里先生（英文、歷史）、何挺然先生（數學）和馬瑞琪先生（自然科學）。程先生是浙江人，曾留學英國。他自己對於學問有真摯濃厚的興趣，同時他盡心教導學生引起他們求學的興趣。他用流利的英語講歷史，既清楚，又生動。聽他講過之後再去看書便有左右逢源之樂。他的英文修養既好，教學生又能引人入勝，批改我們的習作絲毫不苟。文法上的錯誤、修辭上的疏忽，他一一改正之後，把習作發還我們，要我們仔細去復看。過一兩天他在教室里抽問我們，要我們指出何以這些是錯誤，何以要如此修改。一年之內我們的英文都大有進步。我居然也能下筆成篇，不至於多犯重大的錯誤。 何先生和馬先生都是廣東人，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理科學士。何先生教我們初級代數、平面幾何（五年級），中級代數、立體幾何（六年級）。他也用英文講解，不但明白曉暢而且時時妙趣橫生，使我樂聽忘倦，願意專心去學。每次上課時，他要全班學生在教室的黑板上每人解證一道他上次發給我們的習題。我們事先不知道他叫某人做某題，因此每人必須在上課以前把全數習題都加以解證。代數和幾何雖然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學術生活中，很少有直接的用處，但極有助於思考的訓練。 馬先生教五年級的物理和六年級的化學。他除了講明原理以外，極注重試驗。他自己做稍難一點的物理試驗，要我們細心觀察，但讓我們各人做簡單的試驗。化學的年終考試可謂別開生面。他不出試題要我們作「紙上談兵」的「化學文章」，卻在試驗室的桌上，每一學生面前，事先放置編了號碼的十瓶無色液體物質，要我們各人用簡單的「定性分析」方法，依次驗定這些物質，然後在卷上一一註明，便算「完卷」。他注重試驗的用意是要我們對心手並用的科學方法得一點初步的認識。第一到第九瓶我僥倖都順利地「分析」了。到了第十瓶時，我用盡了各種指定的定性藥品（reagents）都不曾引發預期的化學反應。我納悶了幾分鐘，正在束手無策，忽然想到：「莫非馬先生給了我們一瓶蒸餾水？」我拿起這瓶中剩餘的流質，面對著他，裝做要喝的模樣，同時觀察他臉上的「心理反應」。他視若無睹，我心裡有數，在考卷上寫了「No.10——H2O」。（我相信馬先生讓我們化驗蒸餾水不是要尋開心，而是要啟示我們探求科學知識固然不能完全依賴書本，也不可盲目地循著指定的途徑去進行。） 葉楚傖先生是我們五年級的國文教員。葉先生除了在上海辦報，撰社論，用「小鳳」筆名發表一些小品文字外，還在學堂兼課。所得薪金略可添補生活費用。他「南人北相」，身體魁梧，與「小鳳」筆名似不相稱。我們覺得他文學修養既高，態度溫文懇摯，又悉心教導學生。因此我們敬重他，也樂於上他的課，用心聽他的講。同班的北方人王文蔚聰明而帶點頑皮。他發現葉先生曾參加革命，便有意試一試他的涵養功夫，自稱是漢軍旗人，並且在國文習作裡面，一再讚頌「我朝」的「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或寫上其他類似的「反革命」字樣。葉先生看了並不生氣，把王君所寫細加刪改，並懇切地教導他，勸他好好求學，不可賣弄聰明，虛耗時力。有一次葉先生取《莊子》書中一句話作為國文習作題目，要我們作一篇「神人無功說」，我在篇末寫了下面幾句：「夫既無功，呼之曰人，斯為得矣。乃命曰神，不幾失之辭費，沉濁而不可莊語乎。」他看了十分賞識，對我獎許勉勵有加，令我十分感激。 在民國初年上海的教會學堂教國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會學堂的宗旨是傳教，自然不看重國文。進教會學堂的學生多半意在學好了英文以後，在「十里洋場」裡面謀生活。他們對於國文也自然不感興趣。在這種形勢之下，教中學國文本已不易見長。如果教員本身不甚健全或教授不盡得當，極容易被學生輕視，甚至受他們揶揄。教四年級的許嘯天先生可做一例。許先生曾寫過幾部「鴛鴦蝴蝶派」無多文學價值的言情小說，在上海頗為流行。他上課時講書不甚明晰，批改習作也近乎草草了事。不看重國文的學生，自然會看輕國文教員。許先生個人既不能引起他們敬重之心，很快地便成為他們侮慢的對象。「許先生，你跟誰學會了寫淫書？你可以教我們怎樣去寫，讓我們也好賺點稿費嗎？」他聽了之後，啼笑皆非，滿臉通紅，連聲：「胡說，胡說！」國文課程多數排在下午，成為全天課程最後的一堂（這是教會學堂輕視國文的一個無意的表示），四年級國文亦不例外。有一天許先生說起各地小販叫賣食品似歌非歌的聲調，認為頗有風趣。於是頑皮的學生離開座位，繞著教室，南腔北調地高叫「五香豆腐乾」「抄手面」「蘿蔔賽梨兒」……許先生又急又氣，無可奈何，連說「下課罷，下課罷，不成體統」。據一個去年與我同在三年級現在四年級的學生告訴我，後來班裡學生不耐煩聽許先生講書的時候，便演習叫賣，逼他提早下課。 青年會中學，和其他教會學校一樣，想利用教育青年的機會去傳播「福音」，招收信徒。學生雖然多不熱心研讀《聖經》，但也不反對有關宗教的必修課程。無如過於努力傳教而學識不高深的教員，有時講授非宗教的課程也節外生枝把「上帝」「耶穌」強拉進來。教三年級「衛生」的一位美國籍女教員便是這樣。有一天我聽膩了，趁她問我們有無疑問的機會，請問她：「耶穌是否上帝？」她答說：「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我又問她：「馬的兒子是駒colt，駒長大了是馬horse。人的兒子是男孩boy，男孩長大了是人man。耶穌降生到現在已經一千九百多年了，如果他還不是上帝，他要到多少年紀才長大呢？」她聽了這「瀆侮神聖」的話，極其生氣，卻無詞以答。（其實我的問題並不是無法解答的。）此後上課只就本課程範圍以內講書，不再涉及宗教了。（我應當在這裡附帶聲明，她不會因為我在教室里當眾窘她便把我的成績打折扣。「不念舊惡」，這是宗教信徒應有的美德。）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美國人）克先生（Mr. Clark）有一天約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他問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如何。我說基督教是一個教人敬天愛人的優良宗教，幾百年間新舊教徒，不避艱難，不遠萬里，到中國來傳教，他們的信心和熱忱令人佩服。他說：「你願意入教嗎？」我答覆他說：「我對於基督教現在只是一點理智上的認識，並不會發生精神上的信仰，形式上的受洗是無多意義的。」他點頭承認我的看法不錯。 在克先生辦公室談話約兩個月之後，我和五、六年級的兩個同學因反對學校強迫我們去做禮拜而掀起一個小風波。照學校的規章，走讀的學生不必做禮拜，住堂的學生除了星期六請假回家度周末者也毋庸做禮拜外，其餘的學生，無論是否基督徒，一體要在星期天上午八時起，齊集學校的大會堂聽講教義，參加禱告，合唱聖詩。規避者要受「記過」的處分。（集三「小過」為一「大過」，記滿三大過的學生喪失住堂的資格。）住堂學生的絕對多數學生（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非基督徒。我們雖然不甚願意去做禮拜，但一直都勉守校章，屆時應卯。民六秋季開學，齋務處貼出布告要學生到學校指定的教堂（就記憶所及，似是在三馬路上的「慕爾堂」）去禮拜。同級學生唐昌年（江蘇省盛澤鎮人）、吳頌皋（江蘇省吳縣人）同我去見主管齋務的謝武衡先生，請問他何以不能在學校會堂而必須到校外的教堂去禮拜，往來周折，多費時間。他說：「這是學堂的決定，你們不能過問。」我們當然不滿意他的解釋，並認為學校的措施有點不近情理。於是我們分別請「家長」致函學校，讓我們此後每星期六告假「回家」。其實我們白天大部分的時間在校內各做功課，到了晚上仍舊住在宿舍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這取巧規避的辦法很快地被謝先生髮覺了。他立刻出一布告說：「住堂學生無論曾否請假，凡星期六晚間回校住宿者，次日必須一律到教堂禮拜。無故不到者照章記過。」同時謝先生「大興土木」，在通到宿舍的樓梯扼要處做一道木欄，一到晚上便親督校工閉欄上鎖，到次日早晨方准開鎖，這樣一來我們便無法在晚間溜回宿舍了。我們商量一番之後，決定寫一封信給朱樹翹校長，說明我們的立場。在這一封一千多字的信里我們提出下列幾點：（一）信教自由，憲法有明文規定。學校強迫非基督徒去做禮拜，有違憲的嫌疑。（二）青年會中學雖然是教會所辦，但校章中既未規定入校肄業學生限於基督教信徒，學校似不應強迫非基督徒的學生去做禮拜。（三）宗教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個人的信仰上面。學校縱然有權力強迫非基督徒的學生去做禮拜，他們不免貌從心違，甚至發生反感，於傳教的工作有損無益。（四）強迫非基督徒的學生去拜上帝，其不合理與強迫基督徒去拜孔子或拜釋迦牟尼，並無差異。（五）為學校著想，似乎有關強迫禮拜的規定以從速註銷為宜。（六）為表示我們的抗議起見，我們即日自動遷出宿舍，恢復個人宗教自由。（謝先生聽說我們決定遷出宿舍，他下令宿舍工人，不准幫我們搬運行李。好在我們行李簡單，不少同情我們的學生爭來相助。）朱校長接到我們的信之後兩三天，叫我們去校長室談話。他並不譴責我們，只說：「你們的功課都不錯，平日的品行也很好。你們何苦這樣鬧？如果你們把全部的心思和時間都放在功課上，你們的成績應當更好呀。」我們感謝他的寬大。使我們更高興的是，在我們畢業離校不久，學校果然修改規定，不再強迫學生做禮拜了。但聽說謝先生免去了齋務主任的職位，調到另一部門去服務，我們不免有點抱歉。（吳頌皋是清季曾任湖南巡撫，率師抗日救韓，兵敗貶官的吳大澂之嫡孫。這位「世家子」中學畢業後自費留學法國。抗戰期間他投靠汪兆銘的漢奸政府，任「外交部次長」。日本投降以後他被逮伏法。他賣國求榮的行為，與當學生時爭求信仰自由的氣概，前後如出兩人。吳愙齋地下有知想不免要為之痛哭。） 民國七年六月我在青年會中學畢業。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無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傳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覺不適，星期五勉強上課，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當時認為是平常的「重傷風」。同學好心給我飯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臥床三天之後，勉強能夠起身。雖然全身疼痛，卻喜無礙動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夠去應畢業考試。這個險症我竟糊裡糊塗地熬過去了。這可說是「勿藥有喜」，也許是命不該絕。 我在病中當然不能溫習功課預備大考。好在我的功課平日已經用心做過，因此無論小考或大考來臨，我用不著「臨時抱佛腳」，在考期前幾天「挑燈」苦讀。我不但不埋頭看書或閱教室的筆記，反拋開書本去做不用腦、不煩神的活動。這樣一來，到了考試的時候頭腦更覺清楚，不會把平日所學的遺忘或弄錯。我這考前不看書的辦法此後一直應用，結果確實不壞。如果沒有這個習慣，考前一病，必定不能應考了。 五年級和六年級同學當中最令我憶念難忘的是張增佩（字久香）。他家是南潯首富，他卻沒有絲毫紈絝習氣。他求學精勤，待人誠懇。我承他引為知交，在教室中我們總坐在兩個緊鄰的座位上。我們一面互相切磋，一面爭取第一。這種友朋之樂，在我學校生活當中真是絕無僅有的。民國九年我由清華派送美國留學。不久之後他也自費留美，進巴法洛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去學紡織工程。這是因為他家在上海擁有大規模的紗廠，學成回國以後可以用其所學，發展各廠的業務。民國十二年夏天我在密蘇里大學得了碩士，轉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去進修。這兩校都在紐約州，一在西部，一在中部，相距不遠。我便專誠去探訪這位一別五年的摯友。他「心廣體胖」，豐度猶昔。雖然他和我所學有如「風馬牛不相及」（工程與哲學），笑言之樂不減當年。談起兩人在中學裡苦爭第一的傻勁，尤覺津津有味。我停留了三天，和他同游賴亞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之後，才和他告別。民國十五年我重到上海時，他早已回家主持紗廠的工程事務。承他盛意設宴為我「洗塵」，又暢敘一番。不久之後我去天津、北平任教，兩人迄無見面機會。民國三十七年我們先後都到了台灣，可惜他宿疾牽纏，精神體格已遠不如前。承他告我在遷台之前，他召集廠內職工，把所有紗廠悉數交給他們，讓他們自由處理。他攜帶一些資財，全家遷到台北。一九四九年秋初我離台赴美，不料就此和他永別。一九五七年我回台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時，他已於一年之前與世長辭了。 民國七年夏天我在青年會中學畢業，同時考進了清華學校的高等科三年級。據我所知，那年投考三年級的學生六七十名當中幾乎全是各大學（包括南洋和聖約翰）一、二年級的學生。在三年級錄取的八名新生當中，我居然僥倖在內，真是考運亨通。其實我能被錄取應當感謝我中學的幾位先生，尤其是葉楚傖、程萬里、何挺然和馬瑞琪四位。他們所教課程的內容好像是為我所投考清華的預備。例如何先生所教的中級代數學：他一再叫我們「活用腦筋」，看見習題首先要加以分析，決定了解答的途徑或方法之後，才著手去做。否則埋頭盲目去做，可能白費工夫。碰巧那年清華數學教員海宴士先生（Heinz）所出十道中級代數題目當中，第二和第三兩題都是不可解的（insoluble），題目發出之後，我遵著何先生所教，先把十題一一細看一番，在考卷上寫明這兩題都不可解，用心去解答其餘可解的八題。限定的兩小時尚未完全過去，我已經完了卷。若干考生因為在這兩題上虛耗了許多時間，無法做完十題。又如英文題目當中有一道是要考生把一首英詩，就其原意，但另用字句改寫成為散文。有些應考的學生不了解「改寫」（paraphrase）這詞的意義，於是這一道題便不免得零分。我受了程先生的賜予，在六年級的時候，他已經教我們做「改寫」的習作，拿著這考題便不至於彷徨束手了。國文試題更為湊巧，其中作文的題目恰好是六年級最後作文一課葉先生給我們的題目。我從記憶中把原作默寫出來。原作當中欠妥的地方既經葉先生改正過了，我這一篇應考的作文不但「如出宿構」，而且「文不加點」。事後我曾這樣想，假如那年青年會中學畢業生有兩個人去報考清華，我大約就不在被錄取的八名之內了。 何以我一個剛要從中學畢業的學生竟敢報考清華高等科三年級呢？這完全是由於叔玉八哥的鼓勵。民國五年他同他的二哥仲樂同時考進了清華，他考進高等科四年級，仲樂考進高等科三年級。叔玉知道我快要從中學畢業了，寫信來勸我報名去考高等科三年級。我十分懷疑我有投考的程度。他一再來信鼓勵我說：「你中學六年級所讀的課程與清華二年級極其相似。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無論如何，你必須一試，縱然不取，於你並無損害。錯過機會，實在可惜。」我終於接受了他懇切的勸勉，大著膽去投考。清華錄取的通知書寄到上海時，他已從北京回家準備出國。他看了通知書，高興極了，對我說：「我的話不錯吧！後年秋天，我們在美國見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