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譯註 · 一、產生《文心雕龍》的歷史條件
《文心雕龍》在南朝齊梁之際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歷史因素。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在這個期間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生沒有直接聯繫，但《文心雕龍》的出現於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
文學理論是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上可資總結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這就和漢末以來動亂分裂的局面，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本期文學歷史的第一頁，建安文學的出現，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劉勰的崇儒思想是濃厚的，但他不僅看到漢末以來「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論說》）的現象，還總結了文學發展史上一大教訓：
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時序》）
這是說：自光武中興以後，東漢時期的作家們所走的道路和過去不同了，無論文辭和內容，都要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使此期創作靡於儒風。雖然講的很委婉，但東漢濃厚的經學風氣對一切文章寫作的嚴重影響是明顯的。因此，劉勰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東漢時期其所以沒有留下什麼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主要就由於死守章句，作者提筆為文，就要「斟酌經辭」。經過漢末大亂，文人們開始有所覺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樣身為王侯的作者，也大膽地寫道：「滔盪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4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為有這個思想大解放，才出現了「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建安文學。這時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還湧現出「蓋將百計」5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時期的文學創作，「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6，才出現了歷史上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7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於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作的發展，到了南朝，更由於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8，於是出現了鍾嶸所說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9初識文學的童少，就拚命做起詩來，因而這時世族文人中出現「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是不足為奇的。
文學創作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產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當時的人對這種必要性已經看到一些了。如蕭繹所說：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砧，覽無遺功，可謂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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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品評作品，指導閱讀的要求提出的。在詩文創作大量問世之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來越多，一個人從小到老，一輩子也讀不完；而這些作品又良莠不齊，蕪穢叢生，所以需要評論家加以銓衡，而去蕪存精。不過，對文學作品的評論，當時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作一樣：過甚過濫。有作品出現，必然就會有人予以品評，隨著「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現，「家有詆河，人相掎摭」11的情形也應運而生了。鍾嶸曾講到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情況：
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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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評論在當時是不乏其人的，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餘」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當然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而文學理論更重要的任務，還在於總結經驗以指導創作。如劉勰在《情采》篇所講「立文之本源」，《體性》篇所講「文之司南」，以及《總術》篇所講「執術馭篇」等，《文心雕龍》中論述這種寫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這部著作所企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正在於此。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著更為複雜的時代關係了。建安以後，文學創作的盛熾，與文學擺脫儒學的束縛而獨立發展有很大關係。但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公元241—249年）年間開始，就「聃周（老莊）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論說》）。東晉以後，佛學漸盛，除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佛教謂過去、現在、未來為「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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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騷之體盡矣」，和鍾嶸所說「建安風力盡矣」所指略同。老莊佛道思想瀰漫魏晉詩壇，前後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詩》），其實山水詩的產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山水詩，實際上是玄言詩的繼續和發展。這是建安以後文學創作情況的一個方面。
從西晉太康（公元281—289年）時期開始，文學創作出現了的另一情況，是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展，即劉勰在《明詩》篇所說：「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特別是齊梁以後，更由唯美主義發展而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
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文學藝術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籠而獨立，剛剛進入它自己的發展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為什麼很快就走上了歧途呢？老莊玄學，固然給此期文學發展帶來極壞的影響，但玄學也好，佛學也好，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也好，都來自一個總的根源，就是魏晉以來世族制度造成的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儒學的衰微，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和漢末以來的社會現實有關的。魏晉以後的思想領域，儒學失去控制力量，固然給玄風獨扇和佛教大行以乘虛而入的機會，但主要還是腐朽的世族制度造成極為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大量文人慘遭殺害，從而為老莊佛道思想的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統治階級既企圖藉以麻醉人民群眾，一般士大夫文人也從中尋求精神寄託而遠世避害。另一方面，壟斷一切的世族地主又為自己的享樂所需，把持文壇，附庸風雅。但他們除了追逐文辭采飾，就只好無病呻吟，為文造情。劉宋以降，所謂「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主要就是這樣一些東西。太康以後文學創作的必然走向形式主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以上就是產生《文心雕龍》的歷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龍》之所以出現於齊梁時期的種種原因。從建安開始，文學藝術進入獨立發展的新時期以後，文學理論上要探討、要解決的新問題本來是很多的，加上魏晉以來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文學藝術的發展，不能不經歷一段曲折而複雜的道路。這樣，文學理論上迫切地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就更多了。從曹丕的《典論·論文》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文論的著作特多，正是這個原因；而《文心雕龍》的產生，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集大成者。
總上所述可見，《文心雕龍》是既總結前人創作經驗，更針對當時創作傾向，也匯總了歷代文學理論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首先了解這些情況，對於理解劉勰在這部書中提出些什麼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以及他主張什麼和反對什麼，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