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十八講　劉勰的文學論

劉勰的《文心雕龍》具有嚴密的體系，主要分為「文之樞紐」，即總綱；「論文敘筆」，即文體論；「剖情析采」，即創作論。這三部分是密切配合的。它的創作論，即從文體論「敷理以舉統」來的。可是我們討論文心的，往往忽略它的文體論中的論筆的部分，認為其中多屬於古代的應用文，因此略而不論，這就對劉勰的文體論進行了割裂。這是用現在的文學概念來看劉勰的文論。現在的文學概念，主要是從西洋來的，與劉勰的文論不同。這裡只談劉勰的文論。 按照現在講的文學，是反映生活，通過形象來反映，要描寫環境和人物，要塑造典型。這樣，文心的總綱中的徵聖、宗經就不符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經書中的《春秋》沒有形象描寫，其他各經也有不少部分缺乏形象的。這樣，除《詩經》外的經書，絕大部分不屬於文學，徵聖、宗經又受到割裂了。劉勰的文體論，在敘筆部分講各種應用文，也不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不成為文學作品，又被割裂了。這樣，就看不到劉勰論文的完整體系了。這裡試按照劉勰論文的體系來說明劉勰的文論，是講古代的詩文的，但他講的文和筆，也各具風格，也可稱為文學，只是不同於現在講的文學。 劉勰的文學論，他的總綱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序志》）。《原道》里首先提出「與天地並生」的文德，即指形文的煥綺，聲文的激韻，情文的出於「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講形文和聲文，即文要求有文采聲韻，講情文即文要發於性情，「雕琢性情，組織辭令」，發於性情的文，要陶冶性情，使歸於正則，這就要師聖。「聖因文而明道」，師聖要學習因文明道。明道的文要有文采和聲韻，這就是文。《徵聖》指出「陶鑄性情，功在上哲」，「聖人之情，見乎文辭」。即師聖為了陶冶性情，性情經過陶冶，才能發出本於性情的正確的文辭。「情慾信，辭欲巧」，達到情信辭巧，學習聖人的情見乎辭。因此要學《春秋》的「微辭婉晦」，《易經》的「精義曲隱」，《詩經》的「博文該情」，《書經》的「辭尚體要」，這就轉到《宗經》。經是「恆久之至道」，「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文要明道，要由性情發為辭章，都要宗經。經書「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即宗經可以陶冶性情，認識正道，使所作文辭光明而能長久傳下去，歸結到：「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六義中的情深、義貞，即《熔裁》中的「情理設位，文採行乎其中」的情理，亦即《附會》的「以情志為神明」的情志。在本書中，有時稱情義，稱情理，稱情志，或單稱情，都是一致的，是以發自性情的抒情言志為主。至於「酌乎緯」，是酌取緯書的「事豐奇偉，辭富膏腴」（《正緯》），有助於文麗。「變乎騷」，是有取於「奇文郁起，其《離騷》哉！」有取於它的「驚采絕艷」；要求「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也即《通變》的「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變則堪久，通則不乏」，是講文的流變的。 這樣，劉勰的文學論的總綱，以文以明道為主。要明道，先要陶冶性情，使歸於正則，所以要徵聖、宗經，歸結到六義。六義中以發自性情中的言志抒情為主。言志抒情的文要情信辭巧有文采，注意通變。這個總綱貫穿全書。這個總綱講文以明道，不講反映生活；講通過言志抒情來明道，不講形象；講文采音律，不寫環境和人物；它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這樣情深、風清、文麗的文，也可說成文學吧。 這個總綱貫穿到文體論。在《總術》里反對顏延年的「經典則『言』而非『筆』」，即認為經書不是文；也不同於稍後的梁蕭統把經、史、子排斥在文外。顏延之認為經書文采不足，是言不是文；蕭統認為只有辭采文華、沉思翰藻的才是文，經、子、史在這方面不足，都不是文。劉勰認為明道而言志抒情、情信辭巧的是文，所以他的文體論以經、子、史都是文。他的文體論兼包經、史、子，正是他的總綱貫穿這個文體論，可以和後來唐劉知幾《史通》的論史文結合，而以史為文；也可以和唐宋古文運動的論古文結合，即以筆為文。可見他的所見者大。倘照顏延之和蕭統那樣論文，那他們的文論，就同劉知幾的論史文，唐宋古文家的論古文，都割斷了。古文運動，也講明道，也講徵聖宗經，便可見劉勰的文論可以跟唐宋以來的文論貫通了，也可以跟先秦兩漢的文論以詩文為主的相結合了。 劉勰的文體論，分論文敘筆，先看論文。《明詩》里先引「詩言志」；次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說明詩是言志抒情，又是持人情性，歸於正則的。又說「隨性適分」，指出詩是發自性情。又說：「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正說明詩的因情而變。這樣強調情志，用來解釋《詩經》中的抒情詩都合，用來說明《詩經》中的敘事詩也無不合，因敘事詩也歸結到言志抒情。倘用形象來講，那麼有的抒情詩不寫形象，直接抒情，反而不好講了。再像《樂府》：「情感七始，化動八風。」也以情為主。《詮賦》「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也以情義為主，要求雅正。又稱「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雖寫物也是以情觀物，不專講形象。《頌讚》是「美盛德而述形容」，讚美也是抒情。「三閭《橘頌》，情采芬芳」，以抒情為主。《祝盟》「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還是情信辭巧。《銘箴》「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是言志。《誄碑》「巧於序悲，易入新切」，主要在抒情。《哀弔》「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以抒情為主。《雜文》，有「發憤表志」的，有「甘意艷詞」的，有「義明詞淨」的，以言志抒情為主。 再看敘筆，講《史傳》稱「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褒貶正是言志的表現，使人動心，又跟抒情結合。劉勰以言志抒情為文，所以對傳記的寫人物形象缺乏認識，這是他的不足處。《諸子》稱為「入道見志之書」，稱孟荀「理懿辭雅」，《列子》「氣偉采奇」，即從言志述理氣偉等方面肯定它們是文。《論說》稱有的「敷述昭情」，有的「師心獨見」，有的「順情入機」，還以情志為主。《詔策》稱有的「氣含風雨之潤」，有的「筆吐星漢之華」，有的「聲有洊雷之威」，有的「文有春露之滋」，有的「辭有秋霜之烈」，使人感恩畏威，具有動人情志的力量。《檄移》稱「使百尺之沖，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這是聲威。又「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這是教化。這也有動人情志的作用。《封禪》稱「義吐光芒，辭成廉鍔」。《章表》稱「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奏啟》稱「言敷於下，情進於上」。《議對》稱「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書記》稱「言以散鬱陶，托風采」。認為以上各體文，都跟言志述理抒情有關。劉勰是否認為明道的、言志抒情的就都屬於文呢？從他的論文敘筆來看，言志抒情還要結合宗經的六義。像《檄移》的「務在剛健」，或「文曉喻博」；《封禪》的「骨制靡密」，或「雅有懿采」；《章表》的「氣揚采飛」，或「志盡文暢」等，即在言志抒情外，還要有風格，或剛健的，或繁縟的，或靡麗的，或典雅的，或曉暢的。有的有風骨，像「氣揚采飛」，「骨制靡密」。因此，他的論文敘筆跟「剖情析采」的創作論密切結合，他是結合《神思》、《體性》、《風骨》等來評定文筆的，認為古代應用文的筆，既是言志抒情的，也有風格，有文采，也是文。 劉勰「剖情析采」的創作論，也是結合他的文論來作剖析的。《神思》里講「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即強調志氣。又說：「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強調思和意，又提到「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著重在文思。這種文思的培養，有待於積學、酌理、研閱，重在學和理上，閱歷只放在學和理之後，這樣講思理同言志是一貫的。講到文思的醞釀，認為「意翻空而易奇」，「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也講意和理，跟言志結合。談到修改，提出「情數詭雜」，提到情。全篇還是以情志為主。 這篇里也提到形象，如「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又稱「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這裡講的物貌和象，不正是形象嗎？那麼劉勰不正是說通過形象來表達情理，跟現在講的形象一致嗎？又《物色》里談到「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不也是通過物貌來表達心意嗎？又《比興》：「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擬容正指形象，不也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嗎？《誄碑》：「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淒焉如可傷。」其人可見，不正是寫形象，通過形象來表達哀思嗎？怎麼說劉勰的論文，是以言志抒情為主呢？劉勰在《物色》里確實談到「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這樣講形似，跟窺情志深結合，還是以情志為主，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含蘊在形象里，不一定點明。這樣以情志為主來寫形象，跟以形象為主來反映生活不同。所以《物色》里又說：「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這樣寫物色，還是以情味為主。物色有盡而作者的情思無窮，所以對同一景物，不同作者寫得各不相同，是情有餘，還是以情為主。因此「析辭尚簡」。他講「寫氣圖貌」尚簡，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用「灼灼」的紅艷來寫桃花，「灼灼」還含有表達新嫁娘的熱烈感情的意思。《詩·小雅·採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用「依依」來寫楊柳的柔軟，「依依」還含有徵人與親人依依不捨的感情。這就是「與心徘徊」，也就是「物無隱貌」。這樣來寫物貌，主要是抒情，寫灼灼的熱情，依依的難捨。這樣寫物貌，不是跟現在講的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不同嗎？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要描繪形象。這裡的「灼灼」、「依依」，通過它們來寫熱情和難捨之情，對形象缺少具體描繪。再看《比興》的「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這裡前兩句指比，後兩句指興。興怎麼「擬容取心」呢？「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詩·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鳥摯而有別，后妃若關雎之有別焉。」擬容即以關雎比淑女，取心即取關雎的摯而有別，以表淑女的摯而有別。這樣是不是寫形象呢？寫形象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即含蓄在形象之中。如詩人寫一對雎鳩，其中一頭死了，另一頭徘徊哀鳴，永遠不再和別的雎鳩結合，這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摯而有別的含意。在《關雎》這首詩里只寫「關關」，「關關」是和鳴的形象，這裡根本沒有「摯而有別」的含意，所以說「發注而後見也」。這個含意只有看了注才知道，詩里根本沒有。所以「擬容取心」，也不同於寫形象。再看《誄碑》的「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即仿佛像看見。如潘岳的《皇女誄》：「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主要是寫悲，不是對皇女形象的描繪，也跟用形象來表情思的不同。所以劉勰的講文，還是以言志抒情為主。就是《神思》里講的「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還是以情理為主。所以《情采》稱：「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本源在情理。 劉勰的文論，以言志抒情為主，所以《體性》開頭提「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強調情理。但情志要本於性情，所以在《體性》里講作家的風格，就從作品本於性情來立論，稱：「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聊傲誕，故理侈而辭溢。」賈誼的性情俊發，所以作品文潔體清，司馬相如的性情傲誕，所以作品浮侈溢美。他還舉了不少人來說明。他又提出作品的風格，稱「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認為作家和作品風格的形成，跟「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有關，都是「情性所鑠，陶染所凝」。對於八種風格，他在《總術》里指出要分別玉石。「精者要約，匱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復隱，詭者亦曲。」這樣，在評價作品時，要分清玉和石的不同，對於匱者、蕪者、淺者、詭者，不能認為它們具有精、博、繁、奧的風格，要從作品中排除出去。可見用言志抒情來論文，還要看它們是不是本於性情，是不是具有風格。對於造成風格的才、氣、學、習，他是讚美才俊、氣剛、學深、習雅的。這就接觸到《風骨》。 《風骨》開頭講風，「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這裡就提到情志。又說：「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強調情和氣。這裡提到「駿爽」，又說「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可見他是讚美氣剛、才俊的。他又講「潘勖錫魏，思摹經典」，指他的習雅。「相如賦仙，氣號凌雲」，指他的才俊。他又要求「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這是學深。才俊、氣剛、學深、習雅才能構成風骨。這是對言志抒情的作品提出的更高要求。他這樣講文的理論，是從文體論中歸納出來的。所以《通變》里說：「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所說的「詩賦書記」，即從詩賦到書記，包括論文敘筆的全部，包括論古代應用文在內。因此，講劉勰的文論，忽略他的論筆部分，是不符合他的用意的。他在《體性》里舉例，提到「子政簡易」，「孟堅懿雅」，就包括劉向、班固的筆在內。他在《風骨》里舉「潘勖錫魏」，「相如賦仙」，一指筆，一指文，所以講他的創作論是不能排除他的論筆的。他在《通變》里講的「文辭氣力，通變則久」，跟「變乎騷」結合。又稱「矯訛翻淺，還宗經誥」，跟「體乎經」結合。他的創作論，就這樣結合總綱和宗經的六義與文體論來立論的。他在《定勢》里指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又提出情來。他在「隨勢各配」里，提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這裡指出作品的循體成勢，包括各種文體在內，即包括筆在內。因此拋開筆而講劉勰的創作論，是不符合劉勰的用意的。 從《神思》到《通變》是劉勰創作論的主要部分，就這主要部分來看，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劉勰的創作論是講文學的，這點很少有人懷疑。那它跟文體論的密切結合，跟論筆的密切結合，應該不發生疑問了。把筆認為是文學作品，用形象來作說明有困難，這也說明劉勰講的文，主要是就言志抒情說的。此外的創作論，像《情采》的講情，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認為言志抒情本於情性。又稱「詩人為情而造文」，「繁彩寡情，味之必厭」。《熔裁》稱「 括情理，矯揉文采」，「情周而不煩」，都著重情。《聲律》稱「標情務遠，比音則近」。《章句》稱「設情有宅，宅情曰章」。又稱「控引情理，送迎際會」，「環情草調，宛轉相騰」。章句的安排，脈絡的貫通，都有待於情理。《事類》稱「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以情為內，以學為外。《隱秀》稱隱為「文外之重旨」，旨即指情理。《養氣》稱「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為情理而養氣。《附會》稱「以情志為神明」，是創作的首要。《時序》稱「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黍離》哀」。這裡講的「不怨」、「樂」、「怒」、「哀」，都指抒情。稱建安文學，則「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講志深，歸結到「文變染乎世情」，用世情的變化來說明歷代文學的變化。《知音》稱「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統觀全書，他的文論，以情志為主，或稱情理，或稱情義，或稱情，都是一致的。他所講的文，主張文以明道，通過言志抒情，要求情信而辭巧。這種言志抒情本於性情，構成作品和作家的風格，進一步要求風骨，注意通變。這一切都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這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這個文論就其原道宗經到言志抒情來說，跟唐宋的古文運動的文論是一致的，只是古文運動不談對偶聲律。到桐城派姚鼐講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把聲律藻彩都包括進去，跟劉勰的文論更為接近，可見劉勰文論影響的深遠。 總之，今人所講的文學，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生活，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劉勰所講的文論，指用語言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以情為主，在表達感情中反映作者的風采，具有感人的力量，構成作者或作品的風格。就《物色》講，劉勰認為文的特點，在情景交融，構成一種意境，不強調形象；就《史傳》講，他認為在於褒貶的正確，即表達正確的情志，使「萬古魂動」，震動後世讀者的靈魂，重在感人的力量，不重在塑造人物形象。從這裡，看到劉勰講的論文，是古代論詩文的文，有他的局限性；但強調抒情、感人、意境、風格，有他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