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十五講　從《時序》看劉勰的創作論

《文心雕龍》的《時序》篇，是劉勰講歷代文學的演變的，它可跟《明詩》等篇結合起來看，因為兩者都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立論的，前者是總論文學的演變，後者是分體來論詩歌體的演變的。研究劉勰的創作理論，為什麼要從《時序》以及《明詩》等篇來探討呢？因為劉勰講創作理論的文章，從《神思》到《物色》，對於作品是反映時代，反映政治，以及創作同學術風氣的關係等問題，都缺乏明確的論述。如《神思》里提到「神與物游」，這個「物」指什麼，提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物色》里提到「詩人感物」，這個「物」是指「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的自然界的變化。但劉勰講的「神與物游」的「物」，遠遠超過了自然界的景物，在《時序》里表達得很清楚，這是一。劉勰講到「文之樞紐」，提出「原道」、「徵聖」、「宗經」，好像他講創作，是宗法儒家經典的。所謂《宗經》、《徵聖》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呢？從《時序》里可以得到回答。在《原道》里，劉勰提出「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應該是從道家來的。那麼劉勰是不是主張在創作里吸取道家思想呢？這也可以從《時序》里得到回答。這是二。那麼從《時序》里探索劉勰的創作理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劉勰的創作理論看得更全面些、更深入些吧。 《時序》一開頭就提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指出文學的演變同時代有關，這就顯出作品不光是寫山海等自然景物了。《時序》里總結文學的演變，說：「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這裡把「世情」同「時序」並提，說明兩者和「文變」及文學的「興廢」有關。 先看「世情」。劉勰講「文變染乎世情」，是承接「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來的，即承接東晉的清談來的。因此，所謂世情，就是指當世的情狀，主要是當時的學術風氣。當然，劉勰講的世情，不限於東晉玄談。他指出「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屈宋的作品，可以籠罩《詩經》中的雅頌，實際上就是超越《詩經》。為什麼？原來他們文辭的光彩、命意的奇特，是出於縱橫家的詭俗。「縱橫家的詭俗」就是「世情」，屈宋的《楚辭》就是「文變染乎世情」，即認為屈宋在文學創作上的新變，可以蓋罩《詩經》的，是由於受到縱橫家的影響。這是劉勰的創見。這個創見，不僅劉勰以前的作家看不到，就是劉勰以後的作家也很少注意到，直到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里指出《詩經》的「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這就說明《詩經》的比興諷喻，怎麼發展為縱橫家的詭俗。這個說明有助於解釋劉勰的話，弄清楚怎樣造成屈宋的籠罩雅頌。如《物色》里講到《詩經》中的描狀，「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只用一個字或兩個字；「及《離騷》代興」，「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用了類聚群積的很多的形容詞，這是《詩經》的發展。在比興諷喻上，《離騷》運用善鳥香草以及神話故事，比《詩經》更有很大發展，正像縱橫家的遊說之辭，大大推衍了春秋時外交官的誦詩喻義。《招魂》里誇張四方怪異和宮廷生活，不正像縱橫家在遊說時極力誇張四方形勢的險要，物產的豐盛嗎？《詩教上》指出：「戰國者，縱橫之世也。」「出乎縱橫之詭俗」，正說明屈宋文學的新變，是「染乎世情」。當然，他們也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用來抒寫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飛騰的想像，故能有新的發展。 《時序》里又說：「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這又是一種世情，即「漸靡儒風」，受到儒家學派的影響。這是由於後漢「明章迭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皇帝提倡儒學，故有「漸靡儒風」的結果，影響到創作上又怎樣呢？「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所謂「存而不論」，當然不是完全否定後漢的作品。像《明詩》里推重《古詩十九首》「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詮賦》里推重「孟堅《兩都》」，「張衡《兩京》」，「延壽《靈光》」。那麼為什麼說「存而不論」呢？原來「存而不論」的是「漸靡儒風」的作品，至於《古詩十九首》同《兩都賦》、《兩京賦》等是在「漸靡儒風」以外的。「漸靡儒風」可以造成鴻儒，卻不易產生大作品，所以「存而不論」。 劉勰總結創作經驗，不滿意於「漸靡儒風」，認為接受儒家影響不利於寫出大作品，那麼他為什麼又要寫《徵聖》、《宗經》呢？原來「漸靡儒風」是用儒家思想來寫作，與《徵聖》、《宗經》是兩回事，《徵聖》是「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就是反對寫內容空洞的文章，要寫政化、事跡、修身，要寫出有內容的、跟政治教化結合的文章，要學習「繁略殊形，隱顯異術」的修辭手法。《宗經》主要是講「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就是對作品提出寫作上的要求，也包括風格上的要求，並不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所以《諸子》里稱諸子為「入道見志之書」。這同韓愈論文不同，韓愈《原道》要宗法儒家思想，所以要闢佛老，劉勰認為佛老都是「入道見志」，並不排斥佛老，這正說明他並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他的《徵聖》、《宗經》只是反對當時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內容的、具有完美風格的作品，所以他不滿意於「漸靡儒風」。 《時序》里又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這裡講創作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以致「世極迍邅」，而作品寫得「辭意夷泰」，不能反映時代風貌。所以《明詩》里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這裡指出用道家老莊思想來寫作，即柱下旨歸，漆園義疏，或「詩雜仙心」，就寫得「浮淺」，寫得「辭趣一揆」，「溺乎玄風」。但他這樣說，並不完全反對道家。在《原道》里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提倡的「自然之道」，即本於道家，這正同於他提倡《宗經》而不滿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一樣，並且說得更明確。 屈宋（屈原、宋玉）的「出乎縱橫之詭俗」，同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都是「文變染乎世情」，都是作品受到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同樣「染乎世情」，為什麼讚美「出乎縱橫之詭俗」，不滿意「漸靡儒風」和反對「溺乎玄風」呢？這就聯繫到「興廢系乎時序」了。 再看「時序」，時序就是指作品所受時代的影響，因為「蔚映十代，辭采九變」，從十代的次序說，所以稱時序。《時序》里說：「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這裡指出作品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亂世和治世，政治清明或政治濁亂，作品中所反映的情調不同。「德盛」「化淳」，詩就「勤而不怨」、「樂而不淫」；政治濁亂而國勢衰微，詩就怒而哀。時代和政治會影響到作品。在這裡，劉勰明確地提出作品和時代及政治的關係，用風動和波震來作比，有力地說明「神與物游」的「物」是離不開時代和政治的。 從「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看，《明詩》里又指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正由於劉勰主張作品要反映政治，所以他不主張「詩緣情而綺靡」（陸機《文賦》），不僅提出「詩言志」，還提出「詩者，持也」來。「持」就是「義歸無邪」，用無邪作標準，合乎標準的就讚美，不合的就諷刺，這就是「持」。所以「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這樣，作品不僅跟政治教化密切相關，更要發揮歌頌成功、怨刺敗德的作用。從「政化貴文」，到發揮美刺作用，就更進一步了。要發揮美刺作用，更要注意「情信而辭巧」，不光要求文辭巧妙，還要寫出真實感情來。 《時序》里講到建安文學，提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明詩》里又指出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同樣把作品同時代聯繫起來看，同樣講到亂世，但能夠注意各具特色。周末是「幽厲昏」，「平王微」，所以作品是怒而哀；建安雖是亂世，但「區宇方輯」，魏武方平定北方，形勢不同，所以當時的作品「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注意時代的特色表現在作品裡。 從「興廢系乎時序」來看，劉勰還結合時代，提出文學的興廢來。他指出「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在戰國時代，齊楚兩國「頗有文學」，其他各國都不如齊楚。這同君主的提倡有關。但靈帝「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那麼還得看提倡什麼，要是提倡的是浮靡淺陋的文風，那還是不行。還得看招集的是什麼人，齊國在稷下招集的像孟軻、荀卿那樣著名的學者，在散文創作上很有成就。像曹操父子所招集的，「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因此靈帝招集樂松之徒，還是不行。 就「興廢系乎時序」說，又跟「文變染乎世情」結合著。「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這是文學的興盛，它跟「出乎縱橫之詭俗」有關；後漢的「文章之選，存而不論」，跟「漸靡儒風」有關；江左的「因談餘氣，流成文體」，同「溺乎玄風」有關。何以同樣是染乎世情，有的有助於文學的興盛，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呢？在《諸子》里透露了這個消息。「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又《論說》里說：「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 劉勰在這裡明確地指出創作要求「師心獨見」，有創造性，要求「自開戶牖」，自己開出路來。要是「多抽前緒」，按照老莊的思想來創作，「類多依采」，依傍儒家思想來寫作；雖則「明乎坦途」，不像「自開戶牖」那樣艱苦，走的是平坦的路，但免不了「體勢浸弱」；雖則也有新見，但還是「溺乎玄風」，先秦諸子所以高於兩漢以後的作者，由於前者是「自開戶牖」，後者是有所依傍；嵇康等人的所以勝於江左群談，由於前者是「師心獨見」，後者是「多抽前緒」。這就說明，同樣是「文變染乎世情」，何以有的有助於文學的發展，有的造成文學的衰落。屈宋的創作，「出乎縱橫之詭俗」，受到縱橫家的影響，不是按照縱橫家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縱橫家的誇張聲貌來寫作，把縱橫家遊說的手法運用到文學創作上去，另開出一條創作的路，這是創造，所以能夠「籠罩雅頌」，不跟著《詩經》走，使文學創作得到了發展。至於後漢的「漸靡儒風」，江左的「溺乎玄風」，是依傍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來寫作，對創作不利，甚至於使創作脫離了時代，這正是違反劉勰認為作品要配合時代，要「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要「順美匡惡」的。在這裡，我們看到劉勰對文學創作的認識確實是深刻的。 劉勰一方面讚美「師心獨見」，不滿意「漸靡儒風」和「溺乎玄風」，一方面又提出《徵聖》、《宗經》和「自然之道」；一方面不要依傍儒家和道家，一方面又要宗法儒家和道家，這裡顯出他有辯證觀點。前者是創作的需要，後者是挽救浮靡文風的需要。創作要配合時代和政治，做到「順美匡惡」，不要有所依傍；挽救浮靡的文風，要求寫出有內容和風格健康的作品，反對做作，要求自然。這兩者相輔相成，是並不矛盾的。 總之，劉勰在《時序》里指出：在「染乎世情」方面，創作要像屈宋吸取縱橫的詭俗那樣，吸取當世的學術風氣，來擴大創作範圍，豐富創作手法，有助於文學的新變；不要「漸靡儒風」，「溺乎玄風」，有所依傍，要「師心獨見」，但同時又要吸取儒道兩家的所長，反對浮靡的、矯揉造作的文風，來建立正確的文風。在「系乎時序」方面，創作要求聯繫政治教化，像「風動於上波震於下」，而且要「順美匡惡」，發揮積極作用，那就得「情信而辭巧」，要寫出真實的感情；作品的風貌也要求和時代相應，像建安文學那樣，要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就要「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了。